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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退出郑州后，张作霖任命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长，节制由榆关至石家庄一带的吉、黑两省军队，并拟从吉、黑两省继续调兵防守京汉线黄河北岸。此时奉系旧派吴俊升、张作相仍然主张退回关外，新派杨宇霆则建议与蒋介石停战议和，问题的关键要看阎锡山的态度如何才能决定。于是张作霖放出“和国反共”“联阎讨冯”的空气，并且恬不知耻地说他是孙中山的老友，一向是赞成三民主义的。 阎锡山早已与冯玉祥结盟为兄弟，此时看见奉军退出郑州，便于六月三日改悬国民党旗帜，五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一职。他的态度是明朗化了，可是仍旧不够明朗，他对南方宣称出兵张家口、石家庄截击奉军的后路，对张作霖又称彼此是多年的老朋友，愿意担负斡旋南北的责任。由于阎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山西代表李庆芳、南桂馨在北京大受优礼。张作霖愿意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企图与南方保持对等议和的地位，阎则以奉方易帜为先决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颇有距离。此外，张作霖愿意与蒋、阎合作，而认冯、唐为“赤化分子”，这也是一时谈不拢来的原因。  六月十一日，孙传芳、张宗昌同到北京参加顺承王府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张作相、吴俊升反对投降易帜，主张退守关外，孙传芳则愿战至最后之一人，张宗昌也不甘心放弃山东。十六日继续开会时，杨宇霆强调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南方，各省军队必须统一名称改用安国军旗帜，一致服从安国军总司令的命令。孙传芳无耻地说：“不仅军事上要服从，政治上也要服从”。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讨论所谓“最高问题”，有的主张推戴张作霖为临时总统，有的主张仍用临时执政名义，最后决定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大元帅”，用北方军事将领公推的形式产生。本来应由年龄最长的吴俊升领衔发表推戴通电，张宗昌插嘴说，“馨远老弟领衔最为相宜”，而孙传芳也并不推辞。张作霖望了孙一眼说：“馨帅还有多少兵”？孙自称还有十三万人，只要接济军饷子弹，继续作战毫无问题。张作霖立刻承认拨发孙军军饷五十万元，子弹则可就近向山东领取。接着，他又回过脸来向张宗昌、褚玉璞问道：“你们两位守得住山东、直隶否？”两人齐声回答：“进取不足，退守有余。”于是张作霖高兴地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从你们就是”。 当天决定，北方镇威、直鲁、五省联军各项名义一律取消，以后统称安国军，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为安国军第一至第七军团长。安国军政府成立后，内阁总理由大元帅任免之。即日由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联名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在同一天发出所谓“讨赤”通电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前提，不特前此之敌此时成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这个电报暗示愿与蒋、阎二人进行反革命的大联合。在张作霖的提议下，当天孙传芳等（张学良除外）重行互换兰谱结为七兄弟，以加强北方的团结。  十八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大元帅，礼炮放了一百零八响。张宗昌邀请孙传芳共同出面推荐潘复为内阁总理，张作霖即日予以发表。阁员名单如下：外交王荫泰、军事何丰林、内政沈瑞麟、财政阎泽溥、司法姚震、实业张景惠、农工刘尚清、教育刘哲、交通潘复（兼）。 这是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的班底。这个政府的统治区小得非常可怜，不但山东、河南两省岌岌难保，就是北京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张作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建立起这样一个小朝廷呢？据说非如此不能提高北方的士气，而且与南方议和也可以取得对等的资格。其实，张作霖还想以“讨赤”为幌子，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退一步保持以黄河为界的南北朝。但是帝国主义的眼光是再势利也没有的，它们看见奉系军阀三分天下已去其二，而南方国民党新军阀并不反对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与张作霖之流毫无区别，就有顺水推舟、去旧迎新之意。张作霖就职的一天，曾用私人名义函请各国公使到外交大楼举行茶话，外交团为此举行会议，讨论外交仪式的问题。大家认为：来帖既未提及大元帅就职一事，自无致贺的必要，因此都着常服前往参加。事后外交部补发大元帅就职通知，他们有的回答说，“收到通知一件，当即转达本国政府”；有的说，“本使业已阅悉”。这样冷淡对待也是历届北京政府所没有碰到过的。只有日本资本家大仓和大阪《每日新闻》拍来贺电，“大元帅”立刻吩咐登报，这也可以想见当时场面冷落到何等程度了。  孙传芳、张宗昌参加大元帅的就职典礼后，当天相偕回到济南。孙传芳又一次主战劝进，志在骗饷、骗械。张作霖许给他五十万元，他所领到的却只有二十万元。其实，当时奉军军饷也是就地取给的，饷源日益枯竭，在奉军铁蹄下的各省人民除缴纳一般赋税而外，还有所谓食盐捐、讨赤捐、地方公债及军队强迫使用奉票等等，驻军所需米面柴火尚未计算在内。军官中饱，民怨沸腾，欠饷不发，士气不振，这一现象在直鲁军方面更为严重。当时张宗昌号称为“三不知”将军：第一不知道他手下有多少兵，第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第三不知道他聘用有多少参议、顾问。一九二七年不到一年的工夫，他就用去了军饷五千余万元，还积欠了八、九个月的军饷无法发放。他在直、鲁两省极尽搜刮剥削之能事，其公开者有山东地方公债二千万元，“讨赤”地亩附加捐一千万元；直隶地方公债一千万元，“讨赤”地亩附加捐八百万元；此外还发行了直鲁军用票一千万元。山东农民无力缴纳捐税，纷纷逃出故乡，于是官厅颁布了连环具保定期纳税的法令，农村责成田邻，城市责成街邻，如果有人逃税，具保者以“通赤”论罪。张宗昌就是这样伤天害理地剥削直、鲁两省人民来养活他的军队的。他所搜刮的民脂民膏，并非全部用在军饷和其他事业上，他把直、鲁两省当作私产，公私界限不分，个人尽情挥霍，他为妓女脱籍或者聚众豪赌，往往一掷数万金无吝色，他手下的大小军官也都吃缺吞饷，层层中饱，因此积欠军饷，兵士们仍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直鲁军退出江苏后，孙传芳的军队也退到山东来就食，山东人民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张宗昌采取了摊发军饷的办法，根据当时的核算，每一兵士每月只能摊发军饷二角五分。在这种情况下，直鲁军有的倒戈投附南方，有的在地方上成为披着军衣的强盗。他们已经面临到土崩瓦解的前夕，哪里还有力量对南方作战。 张作霖任用潘复为内阁总理，潘复又吸引他的朋友阎泽溥为财政总长，主要都是为了筹款的问题。其实，他们不会有点石成金的本领，所能为力的只是大举裁员减政，裁来裁去，中央政费每月只留下了八十万元，而主要支出军费却无法加以裁减，当然不能解决问题。潘复收到了许多被裁人员请他吃手枪炸弹的匿名信，吓得每天上下班要派宪兵净街，警察放哨保卫，一时传为笑谈。财政部裁来裁去，只剩下了公务员二十人，于是大家公送总长一个“活阎王”的尊号。张作霖还叫号称“财神”的梁士诒帮助筹款，梁向天津银行界借款五百万元，各银行却以闭门停业来应付。以上说明，奉系军阀在财政上也已捉襟见肘，无力继续作战了。 张作霖僭称大元帅后，六月二十五日下了一道“息争令”，并发出通电说：“本大元帅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十一、十三两年之役，均经约定会师武汉，当时在事同志，类能言之。……邦家多难，中山赍志以终，一切建设大端，皆属后死之责。本大元帅与中山一生宗旨本属相同，不意过激分子假借名义，宣传赤化，用是简率师徒，施行讨伐，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凡属中山同志，一律友视。其有甘心赤化者，本大元帅为老友争荣誉，为国民争人格，为世界争和平，仍当贯彻初旨，问罪兴讨。”他发出这个电报的目的，在于向南方争取对等议和的地位，同时还具有联合蒋阎、对抗冯唐、分化南方的作用。阎锡山也想把蒋介石、张作霖的关系拉拢起来，以造成他个人操纵时局的地位，并使冯玉祥在北方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当时发生了蒋、奉、阎三角联盟对抗冯玉祥和蒋、冯、阎三角联盟对抗奉系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冯在徐州会议上坚决主张继续北伐，彻底消灭奉鲁军阀的残余势力，并且催促阎放弃国、奉调人的地位，迅速出兵讨伐奉系。徐州会议后，冯军渡河北上，阎为大势所迫，不得不向正太路出兵。他也学了张作霖对付吴佩孚的一套办法，不说进攻而说“接防”，请奉军切勿发生误会。张作霖对于南方还坚持对等议和，并且提出了把河南交还吴佩孚，山东让给孙传芳，奉鲁军撤出以上两省，请南方停止进攻等具体条件，阎锡山则提出奉军易帜及取消大元帅名义为先决条件。由于双方距离过远，二十八日张作霖派邢士廉再往太原接洽时，阎就托病不见，至此，蒋、奉、阎三角联盟的计划无法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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