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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48年除夕，一场宫廷政变，改变了时任台州刺史钱弘俶的命运。 政变中，吴越国第四代国王钱弘倧，被大将军胡进思赶下王位。作为王弟，钱弘俶从台州一地的行政长官，一跃成为吴越的新国主。 30年后，也就是978年，钱弘俶奉旨入汴梁。在宋太宗赵光义面前，他做了一次伟大的放弃，将吴越十三州，悉数献给宋朝。由此，两浙一带纳入宋朝版图。这次“纳土归宋”的和平统一，让江南百姓免受战争之苦。 又过了149年，金国完颜氏的铁蹄，踏破了宋室的中原山河。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俘。1127年，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 高宗软弱，一路仓皇北顾，从淮河撤到长江，史称“建炎南渡”。为躲避来势汹汹的金兵，他甚至于乘船入海，在台州、温州沿海漂泊四个月之久。 1130年正月初三，高宗与丞相吕颐浩、参政范觉民等十六人，乘大木船入台州湾，在椒江北岸章安的金鳌山脚停下。 君臣一行，踩过泥泞的滩涂，登上金鳌山，在山中寺庙里歇息了十余天。期间，高宗还闲情偶寄，作诗一首：“古寺春山青更妍，长松修竹翠含烟。汲泉拟欲增茶兴，暂就僧房借榻眠。”诗意轻松、恬淡，丝毫没有逃难中人的样子。 随着战事吃紧，章安非久留之地，高宗遂发舟南行，去温州江心屿。他本打算继续逃往福建，得知金人退兵，才慢悠悠地动身北返。驻跸金鳌山，便成了这位“逃难天子”的重要一幕。 台州地处浙东边陲，未发生过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却在北宋、南宋的开端，政权变换之际，留下了史书里的吉光片羽。 对于宋朝，历史学家陈寅恪这样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实，把主体范围缩小至“台州”，这句话亦成立——吾台州之文化，于两宋时登峰造极。 是的。在传统社会的台州，没有哪个时代能像宋朝这样，重视文教，名士辈出，商业与海外贸易发达，市民生活风雅、富庶。 我们今天提宋韵，不妨翻开台州的历史大书，阅读其间的人事物。800多年前，那个时代的光亮，至今熠熠生辉。 文 教 宋淳熙九年（1182），大儒朱熹出任浙东常平使。在巡视台州途中，他专程跑到白岩山麓（今临海市沿江镇下百岩村），拜谒二徐先生墓。 墓前，他作诗以祭奠：“道学传千古，东瓯说二徐。门清一壶水，家富五车书。但喜青毡在，何忧白屋居。我怀人已远，挥泪表丘墟。”诗文简洁直白，意在向墓主人致敬。 二徐，即徐中行、徐庭筠父子，《宋史》有传。台州文教与学术的兴盛，就缘于这两位先生。 徐中行，临海人，生活在北宋晚期。他年轻时，因仰慕胡瑗的学术，到京城游学。胡瑗是誉满天下的理学家，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即推行基层普及教育，一生从教三十余年，门下弟子数千。 在京城，徐中行拜会了“布衣宰相”范纯仁和司马光，颇得赏识。后来，他在胡瑗学生刘彝那里获得了经义，日夜苦读，学识愈发深厚。 史书把徐中行归于“隐逸”一类，原因是他多次拒绝举荐，不入仕途，而把精力花在教育州邑子弟上。他将毕生所知，小到洒水扫地、应酬对答，大到治国平天下，都倾囊相授，毫无掩藏。人们称他为“八行先生”，意思是他有“孝、悌、睦、姻、任、恤、中、和”等八种美好的品行。 徐中行之子徐庭筠，是根硬骨头。南宋绍兴年间，他参加科举考试，正值权相秦桧当朝，科场里有一股阿谀的风气。果然，这年的试题是，如何歌颂中兴。徐庭筠叹道：“现在是歌颂的时候吗？”遂在试卷上陈述了不足以中兴的五条理由。 这样的考生，判落榜不说，还要被拉入“黑名单”。徐庭筠干脆回老家，学父亲当起了教书先生。他一生清贫，晚年只能租房子住，却怡然自得。他曾作《咏竹》诗一首，当中写到“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可见在他内心，气节比什么都重要。 两宋之交，二徐先生无疑是台州学子心目中的标杆。一时间，学风蔚起。 朱熹把二徐视作道学前辈，推崇他们的文教事业。事实上，朱夫子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台州播撒学术的种子。 乾道九年（1173）和淳熙十年（1183），朱熹两度主管台州崇道观，住在天台山。这是一种祠禄官，不管事，只领俸禄。有了闲散时间，朱熹游历台州各县山水，每到一地，开学授徒，阐讲理学。 据历代台州府志、各县志记载，师从朱熹的人，有临海县石子重，黄岩县赵师渊、林鼐、杜烨、杜知仁，天台县潘时举，仙居县吴梅卿等。这些学子，又各自成为当地的师范。 学风的代际传承，令南宋时的台州有“小邹鲁”之称。能为之佐证的，是考取进士的人数。 北宋时，台州进士数量为33人，居浙江11州最末位。据《嘉定赤城志》记载，宋代台州第一个进士，是黄岩人杜垂象。 到了南宋，台州进士数量激增到569人。什么概念？台州历史上，进士总数为986人，南宋占了大半。横向对比，台州超越了临安、绍兴等“进士大户”，居浙江第4位。 究其原因，一方面，南宋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台州变为辅郡；中原士族衣冠南渡，让台州在内的浙东一带，成了人才聚集地。另一方面，二徐、朱熹等夫子的言传身教，官学和书院的兴起，让读书和科举，成为当时一股热流。 通过科举考试，一批学子迈入了士大夫阶层。他们当中，有人登上历史舞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士大夫 历史学家钱穆这样评价宋代的科举制度：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皇权政治下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 相较于前朝，宋代的社会更加平民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在台州时不时上演。北宋的罗适，就是一位寒门贵子。 罗适，宁海县人，自幼家境贫寒，父母节衣缩食供其读书。治平二年（1065），36岁的罗适考中进士，历任桐城县尉，泗水、江都等五地县令，以及两浙、京西路的提刑官。 苦出身，让罗适始终心系民生，他严禁巫术，为民平反冤狱，奖励农耕，做了许多实事。他从政“不唯上”。在江都任职时，朝廷颁布“盐法”，各县都在实行，而罗适以“此法不合江都”为由，拒绝实施。旁人为他担忧，他却说：“为国家担忧民众，是我的职责，纵然有罪，又有什么遗憾呢？” 罗适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治水上的贡献。任两浙提刑官时，他在黄岩考察地理水况，设计出一套水利系统——没错，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水利专家。随后，他动员百姓疏导8乡官河90里，沟通大小支流936条，并在内河分段筑堤，建造了6闸，以控制水量，当地70多万亩田地得到灌溉。 官河与四通八达的“水网”，保障了温（岭）黄（岩）平原的农业生产。“温黄熟，台州足”的民谚，从此流传开来。 宋代的士大夫，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想。有的人像罗适一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有的人步入权力中心，治国理政，施展抱负。 南宋一朝，台州共出过6位宰相，分别是：谢深甫、钱象祖、杜范、贾似道、叶梦鼎、吴坚。其中以杜范贤名最著。 杜范，黄岩人，他祖父的兄弟杜烨、杜知仁，就是上文所述朱熹的学生。杜范从小跟着两位祖辈名师游历，学问见识不凡。嘉定元年（1208），他考中进士，从九品金坛县尉做起，于淳祐五年（1245）官至右丞相。 南宋后期，史料多散失，《宋史》为人物立传时，往往文字简略。而《杜范传》竟洋洋洒洒五千字，是《宋史》中篇幅最长的宋末人物之一——这至少证明，杜范的道德与事迹打动了史官。 杜范头脑清醒，敢直言进谏，《宋史》不吝笔墨地记录他向皇帝谏言的内容。比如，他担任监察御史时，就向理宗皇帝上奏，直指台谏制度的弊病：台谏官一旦弹劾到皇帝宠幸的人，皇帝就想方设法加以保护，那些有罪的官员，刚刚被罢免，马上又获得更好的职位，这样下去，国家的法度就被日益破坏。理宗十分肯定这些话。 在宁国府（今安徽宣城）知府任上，杜范表现出柔与刚的两面。嘉熙三年（1239），宁国府大旱，杜范打开了储备粮仓，又劝城里的官员和富人拿出了余粮，老百姓这才渡过难关。当时，两淮地区有饥民，常渡江掠夺财物。他们的首领张世显尤其凶悍，带着三千人，来到宁国府城外。杜范起先犒劳他们，说不要骚扰，等待安排。但张世显起了夺城的想法，杜范得知，用计抓住并杀了他，对其部下则是安抚、放回。 当上宰相后，杜范上疏了12条可以推行的政事，包括了人事任免、人才选用、惩治贪污、储备军事物资、管理财政等。每一条，都切实可行。 可惜的是，这位忧国忧民的宰相，执政不足3个月，就病逝了。他的谥号“清献”，洁己自爱曰“清”，聪明睿智曰“献”，聪明的智者，是朝廷对他的盖棺定论。 2006年，黄岩宁溪牌门村一位村民在耕种番薯时，意外发现了杜范墓。当地根据“椅子坟”的样式，对墓进行重修。墓周围，环境清幽，一片好山水。 三教合流 有宋一代，儒家占统治地位。人们尊儒的同时，也崇尚道教与佛教。宋孝宗写《原道论》，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推动“三教合流”的思想潮流。 宋朝的台州，出现了两位著名的方外人士——张伯端和济公。两人一道一僧，身份泾渭分明，但他们身上都有着儒释道三教圆融的特点。 张伯端生活在北宋时期，自幼好读书，涉猎三教经典，尤其喜欢道家学说。他曾以儒生的身份参加科举，屡试不第，就到台州官府里做个基层小吏。 传说，在府衙里，他做了一件放浪形骸的事，将公文案卷一把火全烧了，因此获罪，被发配充军，流放岭南（南方五岭以南地区）。 宋治平年间（1064-1067），张伯端遇到了桂州知州、余杭人陆诜。两人都好道学，都是浙江人，有共同话题，陆诜就把张伯端招为幕僚。陆诜在哪里做官，张伯端就跟到哪里，途中还不忘寻师问道。 在成都，张伯端遇到真人刘海蟾，学到了“金丹药物火候之诀”。隔年，陆诜去世，张伯端回到台州，将修炼内丹的心得，以诗歌的形式，著成《悟真篇》。 《悟真篇》中，张伯端明确提出了以心性为旨趣的“三教合一”思想。他认为，儒释道三教，都是围绕人的终极关怀展开的，它们在解决生死问题上，可以说殊途同归。“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只要真正掌握好，无论从哪一家入手，都可以趋达于“道”。 张伯端的学说，对宋元道教乃至后世都影响深远，他本人被奉为道教南宗的始祖，称“紫阳真人”。他曾修道的天台山桐柏宫，成为道教南宗的“祖庭”。 生于南宋的济公和尚，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身穿破鞋、破帽、破袈裟，喝酒吃肉，疯疯癫癫，却身怀绝技，好打抱不平。 历史上真实的济公，原名李修元，天台人。他出身名门，家族与宋室皇族有姻亲关系，且世代信佛。他的父亲李茂春，因“建炎南渡”而定居天台。修元之名，是国清寺长老为他取的。 李修元后在杭州灵隐寺出家，师从佛海禅师，法名道济。他个性疏狂狷介，喜爱云游四方，有魏晋名士之风，在天台山、雁荡山、庐山等，都留下了隽永的题墨。他爱喝酒，喝醉了疯疯癫癫，把寺里的和尚都吓跑了。他更是一个有道的高僧，常以诙谐的话语，来引导弟子。嘉定二年（1209），济公在杭州慈净寺圆寂。 南宋的释居简、破庵和尚，与济公同时代，他们笔下记录的济公，是一个有文采、幽默、特立独行的“非主流”高僧。 而我们熟悉的济公，其实是个文学形象。明清时期，《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济公全传》等话本小说，为他添上了狂放与神通。这与他本人的世俗化形象有关，也与晚明流行的狂禅之风有关。 老百姓喜爱济公，给他加上尊号，“大慈大悲大仁大慧紫金罗汉阿那尊者、神功广济先师、三元赞化天尊”，集儒释道于一身。 市 井 名士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八百年光阴易逝，他们的音容笑貌，变成了史书上的白纸黑字。 城市之变迁，亦沧海桑田。站在如今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宋代的城市是怎样的。 有一个地方却是例外——台州府城临海。因为这里的千年古城墙，还保存完好。 由南宋陈耆卿编纂的《嘉定赤城志》里，有一幅台州府城的罗城（大型城郭的外城）地图。拿着这张宋代地图，对比今天的府城墙，景观大致无差。 宋代时的台州府城，大体是个长方形，被城墙包围。如今，府城墙保持三面合拢的状态：北边的城墙靠山；西、南边的城墙临江；紧挨东湖的东城墙，因为市区的东扩，于上世纪50年代拆除，留下了“崇和门”这一地名。 府城东南，有座巾山，山上大小两座文峰塔，并立相对，为城内一景。罗城图特地有所标识。 从南边的镇宁门进入，穿过一条长长的街，来到府城西北角的台州医院。在宋代，这里是衙署的所在地，并建有子城，即大城中的小城。 子城里，有州治、衙楼、司法厅、推官厅、司户厅、通判厅、州学等衙门的重要办事机构。 子城外，则由15坊、5巷、11市组成。始建于唐代的台州府城，最初实行坊市制，就是居民区的“坊”与商品交易区的“市”严格分离。所有交易都必须在市场中进行，市场之外严禁交易。 到了宋代，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街区、坊巷连成一片。道路两旁，既是民居，又是店铺，变成了我们熟悉的市井——就跟现在的紫阳街一样。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唯独在宋朝，政府立法保障商人利益、鼓励商业发展。商人有渠道表达利益诉求，他们的子女也能入学、参加科举。 于是乎，商业化的浪潮席卷宋朝国境，当然也包括台州。府城内，不说全民皆商，至少也是各个阶层的人都参与经商。有人卖粮食蔬菜鱼肉，有人开餐饮店、旅店，有人做蜡烛、玉器等手工业，也有人从事放贷、典当等金融行业。甚至于，台州州衙“仪门之两庑”，都出租给商户做生意——这番图景颇具象征性，意味着权力对商业的包容与妥协。 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印刷术的普及，宋代的图书市场十分发达，文人们能够鬻文为生。南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一生没做过官，也不事生产，但漂泊江湖四十年，衣食无忧，其一部分生活经费就来自稿酬。他自嘲：“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册。”不过他诗名大振，是个畅销书作者，诗册刚刚印刷完毕，就在全国流传，还卖到海外去。 繁荣的工商业，让台州府城的人口剧增，文学家楼钥有诗为证：“顷年登临赤城里，江绕城中万家市。” 台州也一时成为皇室族人与士大夫的侨寓之地。如秦鲁国大长公主和她的儿子荣国公钱忱，就把家安在了临海，还携带来丹书铁券——这是唐昭宗赐给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的“免死金牌”，为钱氏一族的传家宝。 宰相吕颐浩、宝文阁直学士綦崇礼等，也侨居台州养老。文人有雅兴，他们常在自家府邸、周边名胜举办诗会，一呼百应。这段时期，是台州历史上罕见的诗词创作爆发期，出现了像陈克、左纬这样名动全国的才子。金石家洪适评价：“一时文采说台州。” 不过，繁华的同时，“城市病”日益突出。因为人口众多，建筑密集，以至街衢河道都被侵占，船很难通行，车马要转弯没有空间。官府屡屡禁止，但收效甚微。水污染情况也很严重，台州州河，原来有三个不同名称：清涟、新泽、清水，都显示着河水的清澈，到南宋，“皆污壤，通涓流而已”。 城市也经历过物价飞涨。台州第一位状元陈公辅，记录了一段他的亲身经历。他少年时，临海物价便宜，“米斗百钱，鱼肉每斤不过三十钱”，商品杂物很容易买到。官府的人下班后，经常去喝酒。老百姓生活富裕，没听到过有谁哭穷。南宋初年，国家多事，官吏、军队的开销大，对百姓的需索多，物价一度翻了几倍。 陈公辅觉得城市里生活成本太高，就迁居到了乡下。然而，乡村生活的寂寞，商品短缺，布衣蔬饭的种种不便利之处，又令他经常抱怨。 由此可见，宋代台州城乡资源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风 雅 文化生活总与经济成正相关。人们有钱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 宋人有四大雅：点茶、焚香、插花、挂画。这不光是文人士大夫的趣味，也融入到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中。 如今，我们在博物馆见到的宋代文物，瓷器、服饰、文玩等，往往淡雅朴素，被后世奉为审美典范。 兴盛于北宋中后期的黄岩沙埠窑，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发掘，有大量瓷器出土，其中就包括点茶用的杯、焚香用的炉、插花用的瓶，以及粉盒、水壶、灯盏等。 这些瓷器纹饰丰富，像植物题材的牡丹纹、莲瓣纹，动物题材的鹦鹉纹、凤凰纹，还有婴戏纹、折扇纹、蓖麻纹等，线条优美流畅。瓷器釉色以青黄为主，也有一些酱釉。其釉质细腻、温润，胎质坚致，击扣起来铮铮作响。 沙埠窑是典型的民窑，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普通老百姓。在沙埠竹家岭，有一条70多米长的龙窑，每次可出窑万件瓷器。想当年，烧窑时节，浓烟升腾，窑工师傅把瓷器从窑炉里端出来，选择良品运往黄岩城里，再通过水路，销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这是史书里未能记载的劳动场景。 与沙埠窑一样，通过考古重见天日的，还有黄岩的赵伯澐墓。打开这座墓葬，犹如打开了一位南宋士大夫的衣柜。 赵伯澐，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曾于庆元二年（1196）主持修黄岩五洞桥，嘉定九年（1216）去世，赠通议大夫，葬于今黄岩屿头乡。 2016年，赵墓出土。随之出土的，还有77件陪葬的丝绸服饰，如衣、裤、袜、鞋、靴、饰品等。它们是墓主人在各种季节、各种场合所穿的衣物。 服饰的面料齐全，有绢、罗、纱、縠、绫、绵绸等。这些面料里，又隐藏着暗花——乍一看，好像没什么花纹，但仔细看，会发现隐隐约约有许多纹样，如双蝶串枝、练鹊穿花、云鹤莲花等。这些暗花，既表达了南宋人“低调奢华”的审美情趣，也体现了当时高超的织造技术。 除了衣物之外，赵伯澐墓里还有两件文玩。一件是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投龙玉璧，另一件是水晶璧。 宋人热衷于收藏，有个专门的名词“博古”，意思是鉴赏古器、古玩。对赵伯澐而言，投龙玉璧是近300年前的古物，不知什么原因，落到他手里。赵伯澐很喜欢这块玉璧，还为此打造了一块等大小的水晶璧。 待赵伯澐去世后，这两件文玩，也变成随葬品，陪伴墓主人去往往生。 汉唐的墓葬，多随葬镇墓兽、陶俑，壁画浮华，有鬼神之风。南宋士大夫墓穴里，就是几身衣服、一些生前喜爱的物品、书籍。这并不意味着，汉唐比南宋要物质丰富，而恰恰证明，南宋人面对死亡，可能更理性，这才是更加文明的社会。 南宋的台州人，还写出许多开创性的著作。如临海人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是海外地理名著；仙居陈仁玉所作的《菌谱》，是中国最古老的食用菌专著；今温岭人陈咏的《全芳备祖》，是第一部植物学的词典…… 士大夫出身的作者们，在地理学、植物学等方面，发挥出了创造力——这也表明，宋人的审美是世俗而多元的。他们展现出各种各样的文化修养，而且不少都达到了极致。风格多样、雅俗互补，在当时人看来并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反而形成了文化上相互滋养、相互补充的氛围。 故国与故乡 宋朝在台州延续了298年。公元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南宋朝廷写了归降表，66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谢道清，临海人，宋理宗赵昀的皇后，前宰相谢深甫的孙女。她为人谦和、仁慈，作为皇后，她很称职。 理宗朝，一颗政治明星快速升起——天台人贾似道。在开庆元年（1259）的鄂州保卫战上，贾似道表现出色，逼退忽必烈，为南宋摆脱了一场近似亡国的危机。 此后，贾似道担任宰相15年，大权独揽。他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公田法、打算法等战时经济政策。然而，这些改革反倒加速了南宋的内部离心。 德祐元年（1275），丁家洲之战，贾似道兵败如山倒，死在了贬官途中。南宋也失去了最后的抵抗能力。 太皇太后谢道清安排陆秀夫带着宋室后嗣，暗中逃出临安城，期望他们能东山再起。她本人，则带着年仅5岁的宋恭帝赵㬎留守临安，并任用文天祥。 可最终，还是回天乏术。 签署投降书时，谢道清说，只要生灵不涂炭，向元称臣也不计较了。 投降后，谢道清和左丞相吴坚被带到元大都，羁押在那里。吴坚当年病故，棺柩由其子护送回乡，葬于仙居县城西郊的西岙。 3年后的崖山之战，南宋残余势力彻底灭亡。杜范的侄子杜浒，也参与了这次战斗，兵败后，忧愤而死。 又过了4年，谢道清在元大都过世，年73岁。她最后的心愿，是能像吴坚一样，葬回自己的家乡。 从北京到江南，关山万重，回家谈何容易？有一种传说，谢道清真的归葬故乡，葬在她父亲谢伯渠的墓旁。但更大的可能是，她留葬在了北方。 抛开政治身份，谢道清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在历史汹涌的浪潮中，身不由己的老人。 尾 声 宋朝不是一个完美的时代。 它的疆域，不像汉唐那样辽阔，南宋只是个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它也有冗官、冗兵、冗费这样的弊病。 但宋朝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有着突出成就。可以说，它是一个站在近代门槛上的王朝。 政治制度上，宋代主张“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权、相权、台谏之权，构成中央政府中的三角，三者互相倚恃，又互相限制。 杜范有过一番论述：“凡废置予夺，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这句话包含了他对“共治”的思考，即诏令不能出自君主之独裁，而是由宰相和执政官商议后再施行，如果有不当处，门下、中书省官员和台谏官可以反驳，形成一种君主、宰执、台谏“三权共治”的结构。 既然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共治”的天下，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士大夫，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宋朝对工商业充满热情。曾任天台知县的北宋官员郑至道就说，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让百姓衣食便利，也给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尤其是海外贸易，《宋会要》记载，温州、台州、明州、越州是“大商海舶，辐辏之地”，每月的南货关税，动以万记。在日本和高丽的史料中，出现了像周文德、陈维绩这样的台州海商。 宋朝亦是近代文化之滥觞。它所展现出的简约、内敛、雅俗兼备的文化观念，一直影响着今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用的“宋体字”，就是宋代的印刷字体。 毋庸置疑，两宋三百年，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之一。 对待历史，我们应当怀揣一分温情与敬意。回望宋朝，在台州这片土地上，曾有那么多有名无名的先人。他们中，有人留下了诗文、著作、话语，也有人创造出像宋服、青瓷那样的美物。 所谓宋韵，大抵便是这些人事物的集合。那些家国情怀、文教思想、市井人情、美学艺术，直到今天，依然回响。 参考文献： 《宋史》/脱脱 《嘉定赤城志》/陈耆卿 《台州府志》/喻长霖 《浙江省教育志》 《宋代城市研究》/包伟民 《宋朝的再认识》/邓小南 《默墨斋续集》/徐三见 《考古四记》/郑嘉励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吴钩 《二十五史里的台州人》/赵宗彪 《正史台州籍人物传》/严振非 《天台山与中外文化交流史》/周琦 《宋代浙江进士研究》/邓涛 《张伯端“三教合一”思想探微》/李玉用 陆杨 《济公人物形象流变研究》/赖丽婉 《沙埠青瓷窑探微》/赵安如 《八百年前的南宋“衣橱”》/周旸 《贾似道的对蒙防卫构想》/寺地遵 （图片由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临海市博物馆、黄岩区博物馆、椒江发布、陶子骞、李亚军等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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