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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如此重大的边兵失控，导致其发生的因素定然是多方面的，甚至包括某些偶然因素的作用。在众多原因之中，最具决定性的是唐代中前期军事、政治局势的一系列变动，唐玄宗对安禄山异乎寻常的信任，亦能从当时的军政情势变动中寻出缘由。 唐代中前期军政局势的变动，与周边外患之迭兴有密切关系。若论边疆外患之盛，周边族群迭相兴衰之剧，外族与中原王朝关系之错综复杂，无出唐代之右者，东突厥、薛延陀、吐蕃、南诏、后突厥、回纥、契丹、奚等边疆少数族群政权迭相兴起。《资治通鉴》将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追溯到唐玄宗的四夷政策，“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但是细究起来，玄宗时期的四夷方针与太宗、高宗比起来，表现出的却是收拢，甚至是保守的趋向，很难说得上是“有吞四夷之志”。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战胜颉利可汗，接着平吐谷浑、讨薛延陀、定高昌、征高丽，四夷皆附，天下安定，太宗获得“天可汗”之号，自赋诗曰：“已知隆至道，共欢区宇一。”诚如陈寅恪所论，这些胜利的取得固然由于唐朝君臣之奋发，但并不意味着承隋末丧乱残破之中国的唐廷本身军事实力有多强大，而是突厥本身遭遇严重的内外部困境，“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高宗时期吐蕃崛兴，对陇右、河西、西域甚至关中构成威胁，高宗仪凤年间唐蕃之间爆发一场大仗，18万唐军惨败。吐蕃的崛起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降附的东突厥部民此时开始反叛，在默啜可汗的领导下后突厥复兴，契丹、奚等部族在突厥势力的影响下更加叛服无常。概而言之，在高宗武后时期，随着吐蕃的兴起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原本四夷宾服的局面猝然崩解，从东北到西北，唐代漫长的边境线面临的压力骤然增大。为了应对新的边疆形势，唐廷逐渐对相应的军事体制做了变革：首先是兵，从兵农合一走向职业兵；其次是大军区的确立，以及兵将之间的关系逐渐固定密切。军事体制这两方面的变化，是安禄山能够发动叛乱的制度背景。  唐初基本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和兵募制，由国家掌控户籍的编户民承担军役，轮番服役，平时由折冲府负责训练和管理，战时命将率领出征，战后兵归府而将回朝。府兵最重要的职能是宿卫和近戍，数量有定额，当国家发动大规模征讨时，需要另行兵募，兵募是府兵的重要补充。战争结束后，兵募解散归家，如果需要在征讨地镇守，亦有番代之制。不论是府兵还是兵募，都是兵农合一，征召自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其兵农合一和兵将分离的特征对农耕国家而言是非常理想的。但随着高宗武后时期社会形势的变化，兵农合一及兵将分离都不得不发生改变以应对。 府兵制实行的基础是国家直接掌握大量土地和人口，通过均田制和户籍制控制大量的自耕编户民，只有如此兵农合一的兵制才能有效运作。高宗武后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权贵豪强对土地的非经济强制占有，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不断侵蚀着国家的基层社会基础。张国刚指出，土地兼并发展导致唐朝基层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掌握土地的土豪富户需要劳动人手，失去土地的农民需要劳动机会维持生存，土地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唐朝坚持征兵制，势必与土豪富户发生人力争夺的冲突。土地关系的变化和赋役征收向“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人丁为本”的方向改革，兵役制度也势必要采取新的模式与之适应。因此，招募的长征健儿等职业兵开始兴起，兵的身份开始发生变动，从兵农合一转向雇佣职业兵。 任何中原王朝都不是独自生存在亚洲东部的大陆上，始终是与周边众多的少数族群共生同存，立国中原的王朝都无法回避来自周边族群的冲击和压力。唐太宗乘东突厥内外交困的时机战胜之，在周边族群相对衰弱之时建立了唐朝在东亚世界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府兵制的缺陷并未暴露。高宗时吐蕃、后突厥、契丹、奚同时崛兴，唐朝的军事压力骤然猛增，府兵、兵募都是征自农民，平时的简单训练无法满足与善战游牧族群作战之要求，将领与士兵之间素不相习、恩情不接，整个军队的战斗力较低。同时，唐朝需要防御的边境线异常辽远，征召自内陆的府兵和兵募，仅赴战场就需要奔波数千公里，耗费大量时月、军资，战士亦疲惫不堪。在边境的镇守时间也越来越长，兵士逃亡现象越来越严重。此外，朝廷在作战于西北时，就无法兼顾东北，反之亦然，往往顾此失彼，左右牵制。  唐廷的军事体制改革，一方面是招募自愿当兵长镇边境的健儿，健儿是以当兵为谋生的职业兵，不再是兵农合一下的征兵。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的正月迎气诏曰：“朕每念黎氓，弊于征戍，亲戚多别离之怨，关山有往复之勤，何尝不恻隐于怀，寤寐增叹，所以别遣召募，以实边军，锡（赐）其厚赏，便令长住。今诸军所召人数向足，在于中夏，自可罢兵。既无金革之事，足保农桑之业。自今已后诸军兵健，并宜停遣，其见镇兵并一切放还。”招募自愿镇守的职业兵，并给予厚赏报酬，内陆百姓就可以不预兵革之事。另一方面是在边疆地区设置能统一军令、协调作战的大军区。唐初在边疆设置的镇戍分散、军力弱小，战争爆发例由朝廷命临时性的行军大总管出征。外患压力并起之后，这种制度已经不再适用，唐长孺论曰：“为了避免远道调发，为了明确防御责任，为了在较大地区内有统一的指挥，高宗以后，临时性统率的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节度使作为大军区的最高长官在开元时期确定下来，沿帝国边疆形成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九个节度使及岭南经略史共十个大军区。新的外患形势及国内社会经济条件变化，逼迫出了以职业兵和大军区为特征的新军事体制。 唐初分散弱小的镇戍集结成大的边防军区，府兵制下的兵将分离彻底逆转，边防健儿与各级军将、各级军将与节度使形成了牢固的隶属关系，节度使的权力不断膨胀。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兵力总计57万，其中边兵49万，中央宿卫的彍骑数目为8万，且战斗力远逊于久经战阵的边兵。从唐初府兵时期的内重外轻之局，到玄宗时彻底衍为外重内轻。设置强大的边兵既然不能避免，玄宗亦应该有意识地使各军镇之间保持互相的制衡，但玄宗非但没有如此，反而使某节度使常兼任二区甚至三区，王忠嗣曾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节度使，哥舒翰后来兼任河西、陇右二节度使，所以安禄山兼范阳、河东、平卢三节度使，并没有显得有多突兀而引起注意。更有甚者，玄宗还使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河北支度营田使、河北海运使，成为控制河北道军事、政治和财政大权的最高长官，完全掌控一方。诚如岑仲勉先生所言，“其弊不在乎有边兵，而在节度使之权过重”。强大的边兵是必要的，但如唐玄宗这般赋重权予节度使，却是自掘坟墓。  玄宗对边兵防范意识的淡漠，可能与唐初以来的政治危机例由皇室内部接连不断的宫廷政变而起有关，玄宗本人就是经由这种政变而取得统治地位的，这使他将防范的重心全部放在皇室及京师内部。天宝之后，盛世的表象使玄宗执政的骄傲和怠惰之情同时滋起，得到杨玉环之后更是沉浸到老年享乐的富贵温柔之中。玄宗此时心态的微妙状况已经无法探知，但李林甫至少在表面上将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新的军事体制也转型完成，效果显著，安禄山等边将亦保证了边疆的稳定。一种体制刚转型建立并运转正常，玄宗实在没有理由对之再做大的变动，于是一半出于事实、一半出于昏聩，玄宗认定天下运转进入了太平轨道。玄宗对安禄山异乎寻常的宠信，或许其中有一丝说不清的隐隐担忧，希图用对安禄山更大的优宠来化解这种担忧。章群指出西北系的军镇节度使与太子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或是玄宗在昏聩晚年最后一步统筹大局的安排，后来拥立太子、对抗安史的军事力量，都是西北系的。其代价毕竟是中央权威已衰、中国已残破，并遗留下藩镇之患。 安史之乱的爆发还有其他缘由，比如李林甫建议节度使专用番将、安禄山与太子关系的紧张、杨国忠的逼反等，但最主要的还是安禄山能够在新的军事体制下聚集和控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下，朝廷对他的叛乱缺乏有效的压制能力。玄宗确实有好几个可以化解叛乱的机会，但都接连错失。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合聚在一起，造成了这出边兵失控的大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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