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奉天省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市）人，是土生土长的奉天人，是地地道道的土匪，曾经担任过奉天省督军职务，东三省巡阅使职务等，被人称为“东北王”，在奉天省、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一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奉系集团。当然，张作霖也借助外部的力量——依附日本，让苦心经营的奉系集团更加强大。但是张作霖在对日本的依附中，不只有妥协、利用，更有反抗甚至抵制，这恰恰是张作霖对日交往中的一种常态化的表现。纵观张作霖的政治生涯，与日本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既相互利用，又存在矛盾，值得加以辨析。  一、力量版图的确定 在张作霖所生活的动乱时代，匪患是遍及全国的常见现象，东北地区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那些在新地区擅自占有土地又与当地官员或民众不和的人，常常成为逃犯。满蒙地区自发的拓荒史是与土匪活动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张作霖在土匪中被誉为“一个带枪的好人，具有非凡的领导才能，既有大胆的创见又富有外交手腕。他懂得何时该去战斗，何时该去谈判”。1902年11月，张作霖的军队被张锡銮（袁世凯盟兄弟，北洋元老，在东北地区影响力很大）收编；1912年，张作霖的军队被扩编成第二十七师，留驻在奉天省，在奉天省将军张锡銮的支持下，继续悄悄加强在奉天的势力。当1915年张锡銮退职的时候，袁世凯（北洋军阀首脑）没有理会张作霖接任张锡銮的要求，任命了亲信段芝贵（袁世凯亲信，以溜须拍马著称）。这个任命是为了确保东北三省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支持。段芝贵不仅是奉天省将军，还间接控制着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虽然他是一省之长，职位较高，但是并没有独立自主做决定的基础。与此相反的是，张作霖是土生土长的奉天人，他在奉天省的势力十分稳固。同时张作霖也被认为是袁世凯的支持者，但是他为了防止自己卷进复辟帝制运动的浑水中，提出“奉人治奉”的主张，在关键时刻威吓段芝贵，打击袁世凯。结果，段芝贵被迫于1916年4月16日逃回北京，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得任命张作霖为奉天首领。此番运作下来，张作霖成为奉天省军事和行政首领，成为真正的“一把手”。但是，好景不长，1916年末，张作霖受到结义兄弟冯德麟（张作霖盟兄弟，奉军头目）和汤玉麟（张作霖盟兄弟，奉军旧派骨干）的攻击。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冯、汤就是张作霖的土匪伙伴。攻击张作霖的活动由冯组织，指张不定期召开省议会。张作霖随即做了形式上的让步，召开省议会。冯德麟和汤玉麟的计划失败。1917年6月，冯、汤因参加张勋复辟，政治信誉全无，复辟失败时，汤逃跑，冯被捕。最终冯的兵力被张作霖收编，张军事实力得以增强。张作霖成为奉天省真正的首脑。在张作霖身边还有王永江（奉系文治派首脑，深得张作霖赏识相器重）、于冲汉（奉系文治派双璧之一）和袁金铠（奉系文治派双璧之一）这样有才干的官僚，王永江负责财政，于冲汉负责外事，袁金铠负责内务。这些人的效力对张作霖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黑龙江省是中国地理版图中一片广袤的地域，是中国版图中最迟开拓的地域，气候严寒恶劣，位置偏僻，远离北京，不易定居，故人口较少，发展较慢。张作霖成为辽宁省军事和行政首脑后，立即着手建立在黑龙江省的统领权。当时，许兰洲（奉军头目，黑龙江陆军出身）控制着黑龙江省，但此人政治上反复无常。张勋（定武军首领）复辟之时，许兰洲立即宣布予以支持。然而当张勋复辟失败，许兰洲又立即宣布仍然效忠于北京政府。许兰洲的政治对手利用此次事件打击许兰洲，要求许兰洲辞职。初期，张作霖表面上对此事默不作声，但暗地里对许兰洲施以重压，后利用在北京的势力，在1917年7月26日最终让他所提名的鲍贵卿（奉军头目）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鲍和张既是同乡，又有儿女联姻的亲家，关系密切。再加上鲍贵卿是段祺瑞（北洋三杰之一，皖系军阀首领）北洋军的门徒，而且他是北京陆军讲武堂堂长，所以他的任命十拿九稳。鲍贵卿的任命生效，取代了许兰洲的地位，许兰洲下台，因此黑龙江省首次出现在了张作霖的力量范围的版图之中。  吉林省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易于发展农业。张作霖将黑龙江省纳入奉系军阀势力范围后，就开始谋划兼并吉林省。此时，控制吉林省的是“拾簪将军”孟恩远（北洋将领），此人根基深厚，资历丰富，从容面对张作霖一系列挑衅活动。但是，孟恩远同样支持张勋复辟运动，与冯德麟和许兰洲一样，立即就后悔，不再支持。张作霖暗地里要求北京政府罢免孟恩远，在1917年10月18日，段祺瑞对张作霖的要求做出了反应，下令让孟恩远回京，给亲信田中玉让位。孟恩远予以拒绝，还以地方各界的名义通电，吁请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同时调集兵力进行部署以示威胁，在1917年10月22日，孟恩远宣告称吉林省独立。此时，张作霖迅速组织了一支军队准备讨伐孟，与其进行武力对抗，双方对峙，如箭在弦，一触即发。但是这种对抗最终没有出现，原因是田中玉不愿到吉林省就职，这样孟恩远继续留任吉林省。1919年，张作霖已经控制了奉天省和黑龙江省，基础稳固，实力强大。所以张作霖于1919年6月11日以吉林省财政紊乱为理由要求北京政府罢免孟恩远，让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张作霖盟兄弟，心腹将领）取而代之。北京当局担心这样会引起吉林省激烈反抗奉天省，所以与张作霖达成了折中协议：让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调到吉林省，任命孙烈臣为黑龙江省督军，孟恩远调回北京。 在1919年7月19日，中日爆发了重大军事冲突——宽城子事件。孟恩远的军队与来自南满铁路的日军在宽城子一带发生了激烈军事冲突，其中日军死亡者18人，受伤者17人。随后，日军调兵五营兵力到吉林，吉林省面临大军压境之势，但此时身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不准奉系军队介入此次事件。“事实上，张作霖在宽城子事件当天就得到消息，采取袖手旁观的策略，令奉军戒备而不介入。之后他又与鲍贵卿上书中央，报告了长春的冲突，对吉军大加指责。当时的《东三省公报》认为，此次事件是日本故意挑起的，吉军是正当防卫。但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却将责任推给了吉林军队”。其实张作霖是清楚此次事件的缘由的，是日军闯入吉军防线，责任在日方，不在中方。那他为什么不出手相助呢？原因很简单，他就是想借日军之手驱逐孟恩远，夺取吉林。故张作霖一方面向吉林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向日本政府示好。此事爆发后，北京政府立即向孟恩远和高士傧（孟恩远外甥，时任吉林督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下发一系列命令紧急处理。“中日谈判很快在长春进行。结果孟、高辞职成为解决这一事件的先决条件”。于是，孟恩远退休，鲍贵卿成为吉林省行政和军事首脑，张作霖兵不血刃，不战而得吉林之地，势力扩展到了吉林省。从此孟恩远寓居天津，直至1933年因病去世。高士傧在1919年8月12日离开长春前往大连，后在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时，高士傧在吉林、黑龙江绥芬河一带招众万余人，组成讨逆军，任总司令，6月3日被张宗昌（奉军五虎将之一）部击败，6月14日被逮捕，6月25日被处决。  二、对日本的依附 1919年，在南北和谈失败之后，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矛盾纷争接连不断，最终爆发了直皖战争。皖系军阀进攻外蒙时，张作霖就觉察到自己对外蒙的野心受到了威胁。所以，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形成反皖同盟就是必然，直奉两系联合组成了八省联盟来对抗皖系军阀的五省联盟。1920年6月，张作霖到北京，并在北京周围活动，表面上是在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际上是和曹锟（新直系军阀首领、保派）、吴佩孚（新直系军阀副首领，洛派）等人共同讨论联合对抗皖系军阀的条件。1920年7月13日，奉系军队开始向南进攻。7月14日晚，直皖战争开始，皖系军队以西线（北京至保定的京汉铁路沿途）为主要进攻线路；直系的军队是以吴佩孚为总司令和总指挥的。在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混战之际，奉军的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于7月17日、18日到达天津战场，而且火速加入了增援直系军阀的战争之中。皖军纷纷溃退。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直奉两系的军队，于23日进京，分别接收了南、北苑营房，并相约不入城。24日，直皖战争结束，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掌控了北京政府。 战后，张作霖在北京是作为一支新的、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代表活跃在北京政坛，他立即与曹锟商讨处理全国事务，但是他们战胜共同的敌人——皖系军阀后，他们的共同点就不复存在，政治原则上的不一致，导致他们不同意彼此的观点，同时由于竞争和妒忌让直奉联盟的关系十分紧张。曹锟对陕甘两省的控制得到了认可，他提名的两人成为这两个省的督军。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而且同时控制热河，察哈尔和绥远地区，双方势均力敌。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腹背受敌，败退出关。两年之后，1924年1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张作霖长子）和郭松龄（奉军五虎将之一，陆大派首领）带领奉军精锐部队猛烈进攻直系部队，加上冯玉祥（直系军阀将领）等人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惨败，退出北京政治舞台，奉系入主北洋政府。 就在直皖战争结束之后，张作霖极力向日本表示，自己的能力值得日本把他作为统一中国的候选人，值得获得日本的支持与帮助。1921年夏季，他在天津和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日本记者说明，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日本的利益问题，投其所好，竭尽巴结之事，同时他希望不久之后能够访问日本。而且他对美国新闻界代表的会见予以拒绝，采取敌意态度。1921年在日本举行的东方会议上，日本原敬内阁对张作霖看法表达得全面明了，做出了两项与张作霖有关的重要决定。“第一个决定是必须在确认日本在这个地区享有特殊权益的基础上，才可以和有此地区有关的其他列强交往。第二个决定就是关于维护日本特殊权益的途径，换句话说就是利用张作霖来维护日本特殊权益”。这次会议附有的五条细则中的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了如何对张作霖进行军事和民政援助。“五条细则的第三条细则值得注意。这条规定，要援助张建立一个兵工厂，以便使张能在武器生产方面自给自足”。第四条细则是对张作霖的财政援助用经济贷款方办法，特别是用在合办公司中进行投资的办法，这样做能够以免其他列强的猜忌和北京当局的嫉妒。张作霖通过依附日本，让东北三省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情况迅速发展，实力更强了。  三、张作霖的性格特点 诺曼·文森特·皮尔曾说过“性格决定命运”。张作霖经历了复杂环境的历练后，善于审时度势、明察利弊，而且天性狡黠，圆滑处世。张作霖的性格特点在处理宽城子事件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宽城子事件爆发后，张作霖——纵横沙场的老手，嗅觉敏锐，觉察到宽城子事件是把孟恩远踢出吉林省的绝佳机会，自然绝不会放过此次机会，在张孟剑拔弩张之时，如何处理宽城子事件将会决定张作霖政治生涯的走向。正因为如此，他积极主动地向日本示好，极尽谄媚之功，借日本政府之力打孟恩远之力，事实上，张作霖得利了。从日本人提出的多项要求中可以看到，日本要求孟恩远辞职下台，正与张作霖目的一致。同时张作霖命令奉系军队进入戒备状态但是不得介入此事，而且背地里给吉林省施加压力，更别说给予其军事援助了。在宽城子事件的处理上，张作霖通过三方面的谋划运作，最终达到了政治目的，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东北王”。所以，有学者说宽城子事件是张作霖称霸东北的最关键一步。 张作霖的奉系集团如是建立，从控制几个土匪兄弟为核心的军队，发展成一个实力雄厚的奉系集团。到1920年，这个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一方面有难以驾驭的边疆人，另一方面有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优秀近代军官，还有善于调控经济的王永江等人。在他的对手中，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能调动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为他服务，能吸引如此多的人才为他出谋划策。关键是，他已经得到了日本的支持，通过依附日本，奉系集团的军事力量得以加强，财政情况得以改观，让其对手难以匹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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