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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李约瑟问题”。对此问题国人大都习言：中国古代的学问不过是为了“学干禄”，而中国古代科举选拔人才也只局限于“四书五经”和“道德文章”，没有对科学知识（技术器用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加以提倡探索和引导弘扬，加之以文化上“君子不器”的传统，对纯物质层面的科学探究的漠视以及技术领域发明创造的鄙视（古人视科技发明创造和精巧工艺为“奇技淫巧”）最终导致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此种论调流传甚广，看似有几分道理，实则昧于“现代性”的短视与狭隘，完全不能通达中国古代深层次的生存智慧与人生艺术。 吾人以为现代科技不过是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而已，科技的发达是人类向外攫取以图满足欲望的手段之效用体现，而“人欲”之无限，其面对外部探究之陌生宇宙亦是无限。科技的发展本为满足人类的欲望，但实则相反却不断强化、促进、刺激了人欲的膨胀。而面对巨大膨胀的欲望，科技的现状往往又无法迅速跟进以满足之，于是更乞灵于科技之更高发展以图解决之，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尽。人类终将堕于欲望的陷阱而无法自拔，而科技亦面对因自身造成的困境和问题和永远无法穿透的巨大不可知域而陷于终极无能。随之而来的不是痛苦就是毁灭，此后果确定无疑。 中国古人以为，欲求真正的知识，不是向外去“探索”，而是回归于内心，向内归复。复其“本心”达于“大道”，复其“良知”、“良能”而渐至“全知”“全能”。而这“全知”“全能”是与“道德”合一的。也就是说“道德”的最高境界也就是“知识”的最高境界。因此欲求“知识”，必先求“道德”，“道德”悉备然后万理通达。此处须注意者二：一者，此“全知”非向外索，而是内求，故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二者，此“知识”非现代所谓“科学知识”，不是人类利用之“工具理性”（如逻辑推理、归纳等是）的产物，而恰恰是放弃一般所谓聪明智慧、摒弃“工具理性”的结果（《老子》说因为“智慧出有大伪”，所以要“绝圣弃智”。这种最高的“知识”或曰“全知”、“大知”不同于我们现代所谓的“知识”，应该称为“知道”）。《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是说要使百姓内心淡泊虚静不逐于物欲，但绝不是让老百姓饿着肚子讲清高，而是在有基本生存保障的基础上，即温饱基础上的“淡泊明志”的要求。并且也应仅止于此，如果在温饱之上再有更高的欲望要求则就容易出问题了（因为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在达到温饱的基础上过一种淡泊恬静的精神生活，这是“道家”理想的世俗社会，也是其基本政治理念。故而《老子》又曰：“圣人为腹不为目”（“目”就是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人一旦追求超越温饱的纯享受生活，其堕落之路也就开始了。故而无论中国的“儒家”（所谓要“尊德性而道问学”）还是“道家”（“道法自然”），都不是不要“知识”，而是不要“小知识”，不要那种自以为是的“知识”（聪明诈巧和“科学主义”），要的是“大智慧”。而要达到“澄明”、“练达”、“洞悉”的“大知识”、“大智慧”之路就只能由乎“道”——“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即通过向内的道德修养之路而达至“至德”或“明德”的境界（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至德”就是“至知”或“至智”，也就是“大智若愚”。讲究返璞归真的“道家”是效法“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而具有世俗化倾向的儒家其实也是将其“超越性”寓于平凡日常生活当中，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人虽讲理想，但更注重现实，于是将理想寓于现实当中。故而中国人理想的世俗社会或政治效果是：百姓满足温饱下的质朴恬静生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者死不相往来”）；知识分子或士大夫满足温饱下的超迈玄远而又恬淡自得的高尚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以“老子”提倡的“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是“虽有什佰之器而不用”，就是担心这些“高技术”器械应用于生产生活后，其产生的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的神奇效果会使人对自然、外物的权力意志迅速膨胀（也即随着以生产工具的改进为代表的生产力的提高所伴随着的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导致欲望的增长。），演变为堕落的开始。而“老子”希望“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不是说不要人们之间互相交往，而是说人们之间无须利益往来，这个“往来”指的是“商业往来”和“往来交易”，希望人们往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商业利益。我们知道，人类跋山涉水、不远万里登高至远的最大动因就是一个“利”字，尤其是对于以农立国、守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无利不起早”，情况更是如此。司马迁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的“来往”即“老子”所谓的“往来”。 互通有无、涉远逐利是商业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其骨子里其实都有一种理论上的重要预设，那就是中国的文化基因从根儿上就认为随着科学（即老子所谓“智伪”）与技术（奇技淫巧）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的对利益无限的追求，这种欲望的膨胀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对立，是为堕落之源，犹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便不可挽回。因此，就这一问题的安排上，中国古人的“生存智慧”和相应的理论建构实在要比今人高明、深刻得多。人类如何和谐生存、文明如何长久维系，这是从古至今人们不断寻求解决的基本问题，为此古今中外不论智识阶层还是统治者都提出了许多政治上、文化上的理论建构。比如儒家经典《大学》中早已在这关乎国家乃至人类未来的大事上，从根本政治制度层面作出过明确而恰当的安排：“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中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由乎道德基础上的渐次扩充推广的过程，“修身”与“治国”、“平天下”所适用的道理和其间贯穿的基本原则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从乎仁”、“由乎义”的“修道明教”的过程。国家和个人一样，都不能将“逐利”做为唯一进取目标和存在目的，否则最终的结果会很危险。这是放之于四海、置之于万世而皆准的。反观当代则以“发展”、“进步”、“创造”口号最为深入人心，但实际就这一口号下所预设的理论来看却是了无新意、似是而非。首先其高标“发展”、“进步”二词儿就仍然未脱人类文明是由低级到高级之“线性发展”思维的错误窠臼，这仍是西方“优越文明”理论视角和偏见的现代变种。虽然西方商业文明、科技文明的一元发展到今天所带来的缺陷和危害世人已有所警醒，而西方有远见的思想家们也都试图对西方文化从理论上加以突破、改造和提升，但对于人类究竟应该怎样生存，怎样对待他人和“自然”迄今未有超出古老东方文明的重大理论建树，更别说彻底解决。这是由西方思想家之巨大深厚之“二元体系”所支撑的“工具理性”理论背景所产生的思维惯性所决定的，以此希图有颠覆性的突破和革命性的建构，在短期内是很难的（尽管西方思想一贯长于“革命”和“颠覆”）。而东方中国的古代思想，尤其是“儒”、“道”两家的人文思想精髓实际上早已经被中国的先圣、先贤们以预见性、前瞻性的思想言说阐述周备，并就上述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即：人类的最好生存状态或最佳生存目标是“适”（适宜、适意），而不是“富”。“富”了的人们并不一定“快乐”，这是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如果财富的积累是以牺牲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为代价，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中国先哲们的“适”就是“中庸之道”，就是“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祥适舒泰境界，这是极高明的生存智慧，看似平淡却高妙不凡，是于人伦日用的平凡中显示出的高级。 在今天，什么是生存智慧上的“中庸之道”？说白了就是不要再陷溺于那个容易被人们误解的“发展”与“进步”二词儿了（不论是“加速发展”还是“弯道超车”，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发展”、“进步”仍主要指“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哪怕其它方面全都发展了，但若“经济”没有发展就不能叫“发展”。），要将人类整体的生存重心从“经济（事功）”转到“生活”（不是放弃“经济”，而是“经济”为“适意生活”服务，不能因为“经济”而破坏、损害“适意生活”本身；“经济”在人类生存中的地位和价值不能高于“适意生活”本身的地位和价值，人类的行为和思考重心也要从“经济”转移到“适意生活”（而笔者在此所谓的“适意生活”包含人的和谐、适度、内省、道德自足等核心主题）。从“逐利”转到“审美”，从“发展”转到“自然渐进”（不刻意制定发展目标），从追求“事业成功”转到追求“生活中简单的幸福和冲淡的快乐”。提倡生活的从容和艺术化，不以“贫穷”为耻，而以（生活）“无趣”为耻；不以“富贵”为荣，以自得其乐为荣；哪怕最贫穷的充满“逸气”的特立独行之士都要比狭隘无趣的“富贵者”和庸俗钻营的“事业成功”之辈令人敬仰，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努力做一个平凡却绝不庸俗的“艺术家”（就是说：要力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但绝不走极端和流于怪诞，因为这样就走向了“反生活”，而“生活”本身却是平淡而永恒的、是亲近而超越的，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玩味）。 近有西哲提出——“人，诗意的栖居”。又有所谓“艺术化生存”一说，其实质就是“面向生活本身”，欲从平凡的生活中得到“美”感。那么我们就要做一大的转向，“生活”不能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工具和过程，“生活”本身就是目的，在生活之外没有什么更高尚、崇高和值得追求的目的。生活的乐趣应当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和价值支柱之一。《庄子》“郢人运斧”“庖丁解牛”的典故为人所熟知，能做到“垩尽而鼻不伤”确实是神乎其技，但能做到“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将解牛的枯燥工作升华到音乐舞蹈的高度不是艺术又是什么。但这却近乎是无用之“技”，对他的职业或工作本身不会带来任何实际更大的效率和效益，但他却给人显示出一种艺术上的惊奇和享受，这就是由“技”而进乎“艺”了，庖丁自己表明心迹，承认这是“道也，进乎技矣。”。“技”是生存的必要手段，而“艺”是超出了（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层面，具有了“审美”的超越性，但它却绝不是自视清高地游离于生活之外，它仍然是生活本身，只不过它让生活更美好。生活中原本就不乏神奇和趣味，是我们长久以来总是将目光放到“目的”、“愿景”而忽略了我们真正的当下“存在”，使我们将原本应当无限可能的“适意生活”工具化、平面化、边缘化了，这样做并没有使我们活得更快乐而是更复杂和艰难了。那么相反，我们一旦将生活拉回到“中心”，从各种手段、工具的态度中解放出来，那么将会发现，生活并没有要求我们讲求“效率”、讲求“进步”、讲求“发展”，生活本身已经满足了我们一切正当的要求而且还要给予的更多。从日常生活中体味生活的“意味”，找到悠然的快乐，这就是孔夫子“游于艺”的真谛。 现代社会发展到“往而不返”的地步，若论吾国民之数典忘祖、淆乱是非、污鄙自得、委顿苟且者，未有甚于今日也！而欲挽救我国民之精神，再造我国民之气质，非“儒”、“道”文化而其谁?世人皆知古希腊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皆因其自身特质而各自造就其民族之精神性格，且至今绵绵不绝甚有复兴之势。而反观当今我国民之文化性格为何？谁能道得？而吾民所谓“中华文化”，多泛泛而谈或不着边际，举凡穿衣吃饭、烟酒糖茶皆可有文化、皆可谓文化，此乃真文化乎？抑或“商道”乎？若言当代中国所保留之“传统文化”，如刘再复先生所言，那也只有“水浒文化”与“三国文化”了，“水浒文化”者，造反文化、流氓文化也；“三国文化”者，权谋诡诈文化也。其荼毒吾国人之精神，戕害吾民族之品格，唯此《双典》为甚（参见刘再复《双典批判》）。 吾国“中华传统文化”，应以何为代表，以何为主体，其实是不言而自明的，当然是“儒道文化”。虽然我中华文化历史上自来“三教”鼎立，然始终以“儒教”为主体（教者，文教、教化也。），然后融摄平衡释、道二教，且以博大胸襟吸收其他优秀外来文化，然后以我为主，自尊自强，以刚毅之志行忠恕之道，是谓“君子以自强不息”。可说从古至今只有以我“化人”，从未闻我“化于人”，若言民族文化认祖归宗，则首要变革吾国民之“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意识形态”上的“归根复命”是自新我民族之精神面貌，提振我国民之风格气度，恢复我中华之文化命脉的必由之路。在如今信仰缺失的时代，必以人伦感情为维系，以人性光辉为感召，光复我儒教，重续我道统，是凡为炎黄子孙之中华儿女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道不远人，唯在拣择”，我们说当今的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应当是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关乎人类未来的命运，是走向毁灭还是步入康庄大道就在从现在开始不超出两三代人的百年之间。没有时间让我们再徘徊歧路了，同样也没有机会再让我们重蹈覆辙了！我们在此提出的前进道路如果仍用一个口号式的宣言提出的话，那就是：适度放缓发展速度，最终逐渐调适过渡到“稳定地自然渐进”。就我国而言，即当生产力发展到能保证国防实力，并且经济状况达到一个能使绝大多数人维持常态生存或稳定生活时，文化的发展、道德的教化和艺术的普及与提升应当是执政者着力、首要、优先发展的领域和工作重心。对“人”的化导和改造应当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并全面向社会各领域各层次深入推进。其中教育应当有一个“哥白尼式”的转向，教育革新成功与否是关乎吾国文化命脉存亡续绝的关键，将教育从知识、技能、应用型转变为美德、艺术、审美型，以“树人”为教育首要甚或唯一目的，以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弘扬和培育为宗旨，从娃娃抓起，实实在在地以文化化人。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若有必要不惜“矫枉过正”。其目标是全面回归我中华优秀文化之传统，同时以海纳百川之胸襟吸取西方文化之长，融会贯通，再造中华礼仪之邦。因为“郁郁乎文哉”之民族乃是我真民族 ；“止于至善”之华夏乃为我真华夏。时不我待，天佑中华！ （本文由卜殿东原创，欢迎关注“虚室生白吉祥”并沟通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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