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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封建文化改造得很不彻底，以及大国夹缝中的定位迷失，韩国社会阶级固化特别严重，整个社会基本经历了从军阀到财阀的力量垄断。年轻人在这种不对等的社会状态下养成了“鸵鸟心态”，为了填补生活遗憾，韩国年轻人普遍沉浸在声色犬马和短期快乐行为中。在MV里穿着裸露的衣服狂扭身体，或者用夸张的腔调和肢体动作来展现所谓的“现代精神”，是韩国文化界的普遍做法。韩国人似乎把“现代精神”简单理解为个性释放和心灵挑逗。韩国的那些女星，漂亮是漂亮，但一个个看上去灵魂都非常空洞，就像一台性感的机器人。在压抑和释放之间，韩国人的行为变得非常扭曲，就像这个国家的文化，精致是精致，漂亮是漂亮，但缺乏深度和哲思。迄今为止，韩国也没有诞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艺术家或思想家。在和中国这个文化母国的纠纷中，韩国人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只有无休止的抱怨。在中国文化复兴的过程中，这种心态只会让韩国失去更多，就像它的邻居日本曾经失去的那样。的确，和日韩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缺乏一种精致感，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但中国人的韧性和民族精神则远不是这两个国家所能比的。经过了80年代的激荡回旋，进入90年代，国内市场亟需一部全民性的文化产品。而王朔、郑晓龙、李晓明、郑万龙早在前一年，就将《渴望》的剧情几乎都构思好了。当《渴望》于1990年11月在全国播出时，取得了“万人空巷”的效应。由于《渴望》的播出，连犯罪率都有明显的下降，为此公安部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庆功会，把《渴望》剧组的人员请过去进行了表彰。那个年代还没有专门的收视率统计，但不需要统计，毫无疑问，《渴望》就是那个年代收视率最高的影视剧。由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曲，成为那个年代几乎人人会哼唱的旋律。几乎同一时期，日本导演永山耕三也开始构思一部反映都市年轻工薪族的恋爱题材电视剧，在邀请了铃木保奈美、织田裕二、山口洋介等俊男靓女加盟后，《东京爱情故事》这部现象级的电视剧，以30%多的超高收视率也成为了当年日本的收视冠军，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日韩几乎所有都市恋爱剧的剧情模式。日本实力歌手小田和正演唱的《ラブストーりーは突然に》，也成为90年代初日本几乎人人会哼唱的旋律。两部都是反映年轻人工作和恋爱的电视剧，同样，也反映了两个国家当年的发展水平和生活状态。永山耕三镜头下的东京，经历了80年代狂飙突进后的辉煌，尽管经济泡沫已经显现，但当年东京那种繁华、发达、先进的现代大都市的场景，给中国人带来的精神震撼是难以形容的。整整一代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工农劳动者，对于“现代化”的最初想象，几乎就来自于当年日本大都市的那种繁华和发达。这种想象，演化为另一种渴望，它成为一种源动力，驱使着我们不断去发展经济，去创造财富，去追赶世界潮流。两部剧分别在两个国家热播的1990年代初，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了3.13万亿美元，人均GDP高达2.54万美元。而当时中国人均GDP仅有317美元（比非洲一些国家的人均GDP还低）。90年代初，日本人均GDP是中国的80倍！何况，当年的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也迎来了互联网和IT产业的热潮，经济形势也迅速好转。90年代初的中国，顶着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霸权，开始走发展经济的路子，其面临的压力和焦虑感，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的中国，几乎刚刚解决全民吃饱饭的问题。面对日本这么一个富得流油的邻居，从上到下普遍具有一种自卑感。这种肉眼可见的巨大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学家的数字里，也体现在镜头下，东京大都市的繁华、都市男女的时髦衣着、随处可见的新款汽车、一尘不染的高楼大厦，以及和《渴望》里，宋大成、刘慧芳朴实的发型、简陋的家具和道具，同样简陋的饭菜、几乎人人标配的中山领、工人背心和自行车、手电筒，形成了无比鲜明而震撼的对比。差距，就是这么大，即使不懂经济学的老百姓都能感受到。当年的中国，几乎还是一个大农村，人们对都市、现代化、高楼大厦几乎还没概念，私家汽车、干净漂亮的居室、时髦靓丽的衣服更是想都不敢想。于是，路线定了之后，我们搁置一切争议，先铆足了劲奋起直追。五年之后的1995年以后，日本经济进入震荡时期，我国经济则保持高速发展。八年之后的1998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美元，占亚洲经济总量的13.95%。同期，日本GDP总量为4.03万亿美元，占亚洲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到54.8%。二十年之后的2010年，我国GDP总量突破6万亿美元，同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为5.7万亿美元，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年，我国GDP占亚洲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30.2%。三十多年过去后，今天的中国在城市硬件设施、国家经济总量、技术创新能力、总体生活水平等方面几乎全部超过了当年的日本。中国人曾经的渴望，完全成为了现实。而日本人却在长期滞涨中，丧失了自信，也不再渴望。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资生活，成为绝大部分日本年轻人的普遍心态。日本、韩国的文化缺乏一股韧性，工匠精神、精致的料理、干净的妆容，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文化探寻。在中国文化的坚忍不拔面前，工匠精神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事实上，日本如今的衰落，就和过度拘泥于工匠精神有关。日本韩国这样的民族，他们认真是认真，但他们的认真缺乏高度，容易陷入为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而认真。这使得日韩这样的民族特别容易陷入“集体强迫症”，就像闻名遐迩的日本小野二郎寿司。据说小野先生要学徒们用肉眼分辨出寿司几毫米大小的差距，这与其说是工匠精神，不如说是强迫症。相比于日韩，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大大咧咧，显得不是那么“精致”。中国的历史也不像日本历史那样，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日本的历史文化，决定了其文学艺术的上限，也就是《源氏物语》《枕草子》《人间失格》《细雪》《黎明之前》这个层次，充其量加以井原西鹤那样的市井文学、谷崎润一郎那样的唯美派文字的润色，以及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那样的充满小资感伤和美学情怀的小说的升华。无论是新感觉派的川端康成，还是新思潮派的芥川龙之介，自始至终，日本都跳脱不出情情爱爱的小格局，强调的是一种个体体验，而永远也创造不出《红楼梦》《暴风骤雨》《白鹿原》《日光流年》《生死疲劳》这种有史诗感的作品。日韩骨子里没有那种坚忍不拔的民族气概，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永远都是精致有余，厚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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