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国宝大观》在上海初版。当时将文物珍宝区分为15类，邀请15位专家审目，从国内博物馆一级藏品大约10万件中首选可资鉴赏者560件，由121位专业工作者执笔，撰写解说辞100万字，配以彩色及黑白插图共755幅面世。责任编辑蔡耕先生6年后专函告知说，承读者不弃，已出版了12版。岁月不居，流光易逝，至今整整20年了，当年参与其事的审目专家绝大多数已驾鹤仙去，部分撰文同僚也与我们永别，令人怀念，希虚不已。今山东画报出版社相关领导莅临，有意续出此书，并盼附再写前言我虽谫陋，还是接受了这个托付。 
什么是“国宝”？《国语·楚语》中记录了一个故事：楚大夫王孙圉聘于晋，晋定公设宴飨，赵简子鸣佩礼迎，问楚之“白珩”犹在否，其宝也价值几何。王孙圉答：“白珩”虽然在，但不为“宝”。楚国所宝者有六：一是相辅国家的贤者；二是能庇护财宝的玉器；三是占卜吉凶的龟甲；四是控制火灾的珠类；五是保卫国土的兵革；六是备足财用的山林川泽。其他“哗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王孙圉所说的二、三、四、五几项，与我们今天择宝的范围相当。 何为“大观”？我们所说的和范仲淹所说在岳阳楼上观物“气象万千”相当，也与宋代曾宏父赞《大观太清楼帖》所说“此正国朝盛时，典章文物灿然备具，百工技艺咸精”相当。 上述晋定公、赵简子两位历史人物，均与赵孟壶有关。赵孟壶过去名叫赵孟介壶，上世纪初在河南辉县出土后被英国人收去，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壶上有铭文19字：“遇邗王于黄池，为赵孟介，邗王之锡金，以为祠器。”《春秋左传》衰公十三年（晋定公三十年，吴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这是《春秋》最后一次盟会夫差与晋争长。陪同定公的赵孟即赵简子，名赵鞍，史称赵简王。黄池地在今河南封丘，距西北方的辉县很近。赵孟壶是一对，应属国宝。 
初版《前言》中我曾经说过：地上地下的文物，其数量是固定的，对“国宝”的认定，随着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不断被发现，其范围和数量则是“应当考虑适当扩大”的。这个想法今天看来，更觉必要。 如何扩大？个人认为，可以从中原到边疆，从汉族到兄弟民族，从农耕文明到草原、高原文明，从陆地到海洋，从宫廷到民间，从古代到近现代，从教育到娱乐，从国内收藏到域外流失，从文物考古到科技等多学科，从物质遗存到“非遗”等多个方面加以考虑。寻寻觅觅，慧眼识珠，一定会有新的创获。罗丹（A.Rodin，1840—1917）有言：“世间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仅举例如下： 1956年，在展开对少数民族大规模的历史、语言、生产、家庭和文化现状的调查时，毛泽东提醒人们要“抢救资料”、“抢救落后”。1952年，李济先生在一部专著的重印《后记》中说：“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一民族的文化的一除了中国本王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王烈烈，海外有截（笔者按：引自《诗经·商颂·长发》）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再早的1928年，李济先生在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中运用人类学方法，通过4478座城址移动的路线和从4657个姓氏中名人数目最多的张、陈、朱、胡、郭、李、刘、王、吴、杨10个姓氏的迁徒，论证了中华民族的形成。1962年，他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总结道：“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 1985年，胡焕庸先生在人口学上提出“爱辉—腾冲线”的概念，认为：“全国人口分布的格局，明确地显示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巨大差别。东北从黑龙江的爱辉，向西南到云南的腾冲划一条直线，根据1933年统计，在这条线的西北约有全国总面积的64%，但人口只有全国总人口的4%：在这条线的东南，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却居住着全国总人的96%。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位于这条线东南的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94.4%，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42.9%；位于这条线西北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6%面积为57.1%。经过50年，东西人口的差别没有大的改变。”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多，与地理、气候、交通、经济发展程度等等有关。（见1985年3月22日《文汇报》） 197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的学术观点：“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藏彝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他又说：“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观的调查。”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出“文化自觉”和对多元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新见解。根据“藏彝走廊”的概念，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六江（川、藏、滇边境横断山脉地带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和岷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正式成立，从1982年到1984年进行几次调查，出版三部考察报告。 云南有26个民族，是我国民族最多的省区，其中有一半即有13个民族与缅甸、越南、老挝等国跨境而居。他们之中，羌、差南下，彝族东迁，濮、越北上，藏族向滇西北扩展。凌纯声、张光直、沙加尔（Laurent Sagart）、李葆嘉、焦天龙等学者，都曾先后从语言学方面研究过民族分布与迁移的历史。从语言谱系看，汉藏语系、藏缅语系、南亚语支、太平洋南岛语系同源。 李葆嘉先生的专论《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的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背景》，提到凌纯声1951年、1969年根据悬棺葬、“龟祭”推定“东夷”人是今天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1959年，张光直认为黄河流域前石器文化中有一个“尚未显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undifferentiated Sino-Tibetan-Austronesian Complex），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向中国南部移民的活动，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从南中国海通过一系列海上迁移活动更近一步分化。1980年，他又指出商王朝继承方式和一些南岛语社团现代继承制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点（笔者按：指商、周昭穆制度与波利尼西亚西部霭理斯岛上富纳富提人轮替继承王位的共同点，见张光直《殷礼中的二分现象》一文）。R.海因・格尔顿在1937年描述了商代艺术与南太平洋马贵斯群岛艺术，以及新几内亚艺术之间的相同点，认为商周时期中国向新几内亚输送移民，使两者在时间计算上具有共同点。后者的语系与前者有发生学、同源的关系，原始南岛语可以在古代汉语中找到大量的对应词。  以上诸说，从考古学方面可以找到例证：1989年，在珠海宝镜湾发现了距今3400―4000年的连环式岩画并发掘了岩壁下面的遗址，岩画表现了在酋主持带领之下举行向故王告别的宗教仪式，组成的船队向南洋踏浪进发（见李世源《珠海宝镜湾岩画判读》）。大汶口文化幕葬中存有凿齿（拔牙）的习俗，我国东南沿海的有肩石器和印纹陶文化等，在南太平洋群岛上都有程度不等的发现 代表性的文物有铜鼓。荷兰人罗姆菲尔士在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左右，从印度尼西亚带回欧洲一面铜鼓。此后法国、瑞典、奥地利的学者曾出版过铜鼓专著。1902年，奥地利人黑格尔的《东南亚古代金属鼓》集西方学者研究之大成。云南是铜鼓的故乡，从2700年前至今，各时代的铜鼓都有遗存，中国各博物馆的藏品总数达到1400多面（王大道《云南铜鼓》）。域外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传承了铜鼓技艺，今天的学者，可以划出云南铜鼓向外传播的路线。铜鼓纹饰中，头戴羽毛的人物与附有龟、鳖、鱼类的船纹很值得注意。广州西汉前期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曾出土一件青铜提筒，上刻4条战船纹，船1橹3帆，船体外刻海鱼、海岛和海龟，都趴在大橹的叶片上。
 谭其骧先生十分重视移民史，把地域视为空间“旅馆”，史学工作者当然要研究旅馆史，不仅要研究旅馆的每一个房间，还要研究“旅客”史，研究今天什么人住进去了，明天又走了，什么人明天又住进来了。葛剑雄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移民史》中认为，“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文化传播一般都是借助于人的迁移和流动来实现的”，“在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移民具有明显的优势”。客家人最能适应迁徒，在浙江遂昌县的客家人钟氏家族中，流传一首《流迁诗》道：“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随处立常纲。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他乡即故乡。” 2003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启动，提出在10年时间内要拉网式地普查56个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当时冯骥才先生认为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半”，在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风摩全球的商业性能造就了强势的大众流行文化，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原有农耕文明架构下的一切文化形态和方式都在迅速瓦解和消亡。他忧心地预言：“再过20年，至少有一半的民间文化会化为乌有。”（见2003年2月19日《文汇报》 教育是严肃的，娱乐则是愉快的。《管子·小匡》：“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王通《文中子·问易》：“广仁益智，莫善于问。”《韩非子·解老》：“敌欲利甚于忧，忧则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则失度量，失度量则要举动，要举动则祸害至。古代提倡寓教于乐，重视通过益智教育、游戏可得智慧。《庄子·天下》：“连环可解也。””《战国策·齐策》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秦始皇尝使使者遗（齐）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奉使曰：“谨以解矣。’”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21年即齐王建四十四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唐代杜光庭《墉城集仙录》记女仙故事说：“（西）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环，又授益智图。”宋代张先有《玉连环》词，张炎有《解连环》词。金代元好问有诗：“玉环何意两相连？”《红楼梦》第七回写周瑞家的去黛玉房中寻黛玉，“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作戏”。后人将玉连环改为金属制，苏州有传人阮刘琪与其子阮根全制作九连环驰名，其九连环解套需341步。俞崇恩曾与阮刘琪过从甚密，1958年著《巧环》一书问世。张卫与俞崇恩合作，据阮根全口述著《千变万化的九连环》，于1999年在北京出版。张卫、雷彼得（Peter Rasmussen）夫妇重点采访、收藏九连环，研究出解套的规律，立为算数公式Rn=3（2^n-1）（n代表环数，Rn代表当环数为n时所需的解脱步数）。解九连环，需要1553步。同时，两人还收藏七巧板、益智图、华容道、古锁、智力戒指、透光镜和鱼洗盆等。七巧板源于唐代的“燕儿”，宋代黄伯思著《燕几图》说：“燕几图者，图几之制也。几之制，纵横离合，变态无穷。”原为六张形状不同的桌子，名“散子桌”，后增为七张，拆开后可以住意拼合，再后变为平板开的七巧板，能拼成静态、动态的人物、花卉、走兽等等。（蔡丰明《游戏史》）九连环传到西方被叫做“Chinese puzzle”，意为中国的智力游戏。七巧板传到西方被叫做“Tangram”，意为“唐”图、“中国的图板、魔板”。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高度评价七巧板，说它“与几何分、静态对策、变化镶嵌等有关，也与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师用在窗格子上的丰富几何图案有关。”这种遗存，和南京云锦、苏州昆曲类似，属于“非遗”的范围。我用如此篇幅诉说此点，实在是因为先人的创造，与儿童启智有关，已被绝大多数国人忘记了。 以上杂乱的陈述，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文物”“遗产”“国宝”等等概念的理解，作适当的扩大。这是“软实力”的一个部分哦！ 
虽然，新版《国宝》更名为《中华国宝图典》，仍是一卷本，但在继承六七成的基础上，已经大为扩充。继承、创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效果如何，还请广大读者、专家予以鉴赏和点评。把新版的工作做好，仍然有待于出版家、编撰者和广大读者的共同努力。 祝大家健康愉快！ 2010年5月14日于南京咏梅山庄倚竹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