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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读|秦二世陵遗址公园(二)

 年之计在于春天 2022-08-22 发布于陕西

秦二世陵遗址公园(二)

遗址公园的东面正南是一座朱门红柱大殿。门额正中高悬一块“秦二世皇帝陵园”的黑色金字大匾,左右有一副对联:空贵为帝室豪君问天下数千年可曾有几人凭吊;未守好先皇伟业遗池边一坯土徒留存万古伤悲。穿过山门即是秦二世陵。

陵墓是一座硕大的圆形封土堆,四周砌有矮砖墙。土堆直径25米,高5米。上面稀疏地长有几棵杂树,前面砖砌碑亭中镶嵌有墓碑,上书“秦二世皇帝陵”六个隶书大字。墓前右边立有“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座碑。

秦二世死后,据《史记·始皇本纪》载:“赵高以黔首二世南宜春苑中”。“黔首”也即苍生,俗话说就是黑头土脸的普通百姓,“以黔首葬”即以老百姓的礼节埋葬。说明史上确有秦二世墓。

但是墓究竟在何处?《汉书·元帝》注:“师古曰: 宜春下苑即今京城东南隅曲江池是”。“宜春苑”是古代苑囿名。秦时在宜春宫之东,汉称宜春下苑 ,即后所称的曲江池。但之后正如《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言:“墓芜秽而不修”。该墓长期处于田野之中,历代几乎无人问津。清《陕甘资政录》载;“在今咸宁县南二十二里曲江池乾隆乙未年立石表墓前”。 咸宁县即今西安市,乾隆乙未年即公元1755年。后据考证,该墓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曲江池村南缘台地上,当地人称“红孩儿墓”,实际是方言“胡亥墓”的转音。而陵前“秦二世皇帝陵”碑是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陕西巡抚沅所立。碑后阴刻《夜役说》,为生员周新命于嘉庆十年所书。也就是说现在的胡亥墓是清朝乾隆年间认定并重修的。 195686日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列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1986年西曲村村民自发组织并修建了秦二世陵山门、正殿及相关附属建筑,并于同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

199242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保护 范围。其重点保护区墓冢。一般保护区:墓冢围墙内。建设控制地以墓冢为中心的周围外延50米。1997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李镇东先生个人出资,带领并发动周围群众修铺道路、种植花木、制作展板,正式从西曲村接手管理秦二世陵园,并坚守陵园十三年如一日。现园内有展板对此作了简单记载。

2010年有网友发文说:前些日子电视里播了,有两位年近古稀的老汉坚守秦二世陵墓已经十多年了!10年前以每年两万元的价格,把秦二世陵的经营和管理“承包”了下来,从此两人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保护文物之路。为了守护这座陵墓,俩老汉已是倾家荡产,因为秦二世陵始终门庭冷落,一年的门票收入才1万多元,而承包费就得花2万,再加上各种开销,每年费用至少需要8万元,所以年年贴钱,家人不理解都已经远离他们,还得经常面对盗贼的骚扰。现在有一位老人已经中风偏瘫了,俩老汉相互搀扶着苦守13年,在秦二世陵没有彻底“国有化”管理之前,他们还会依然坚守下去。

    (曾经的墓园)

直至2010年,曲江新区以保护历史遗迹为宗旨,整饬陵地,修园植绿,后来才建成了现今的占地20余亩,颇为壮观正规的秦二世陵遗址公园。

墓园围墙外早已经建起了高层住宅小区,许多住户推窗即能看到楼下的胡亥墓。有人笑称:人们都喜欢住海景房,在这里住的是墓景房。

但是对于这里的秦二世陵究竟是否真正是胡亥墓尚有争议。因为历史上胡亥墓长期荒芜无人维护,至清乾隆年间才由巡抚毕沅认定后立碑,但并无更多的佐证。因此,2004年当不远处神禾塬上发现了不封不树的亚字形大墓时,陕西省考古所原所长、著名考古学家韩伟曾认为应该是秦二世墓。

  至于秦三世子婴,情况更为扑朔迷离。首先是子婴的身份在历史上并无定论,有三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是“始皇弟”说;二是“二世之兄子”说,即扶苏的儿子;三是二世兄说;还有一种是始皇之侄说。这几种说法中,“二世之兄子”一说较为流行。其次是子婴墓究竟在何处,更是无从考查。2003年在秦始皇陵园旁边,考古发现了一座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被誉为“秦兵马俑之父”的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认为极有可能是秦朝第三代皇帝子婴的陵墓。但有学者质疑,子婴这个仅仅做了46天王的亡国之君,后被项羽为报秦灭楚之世仇而仓促杀死,是不可能被以礼安葬的。天地悠悠,白云苍狗,这些都成了千古之谜。

秦始皇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先后灭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并自名始皇建立起了史上第一个帝制秦王朝。但秦二世即位仅三年就被赵高逼迫自尽,秦三世更是只当了46天王,便投降刘邦,旋即又被项羽杀死。历史上一度辉煌强大的秦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以后的各朝各代虽曾吸取教训,采用些薄赋轻徭与民休息的政策,搞变法,求革新,但并不解决根本问题,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终究都没能逃脱次第覆灭的命运。

出园门时看到在一处高台上有一个雕塑,架子上悬挂着一口硕大的铜钟,钟上刻着“钟警百代,史鉴千秋”八个字,名为警世钟。我以为这是雕塑群中的点睛之作,也是遗址公园游览的结束语。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有一段对话。当时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窑洞之问”,或称“窑洞对”。毛泽东的回答真是铿锵有力,振聋发聩,如言在耳,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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