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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门口 “到城门口去喔！”在我们那个缺油少盐绝情寡欲的年代，这一声吆喝意味着吃喝玩乐，情绪的释放，欲望的张扬。我在小说《涨水那一年》里让男主角吆喝“到河边看大水去啵！”其实是把“河边”与“城门口”作了词语替换。 城门口古时候是长沙的北城门。从辛亥革命时都督府定在它旁边来看，它肯定还是长沙诸城门中最重要的一个。都督府的遗迹，因第一任都督陈作新的铜像犹在可证，城门的遗迹则只能从此地嘈杂不堪的环境去捉摸了。 我十岁来长沙到三十五岁离开长沙，一直住在城门口附近。之间除了生病卧床不起，几乎天天都去城门口。城门口那些被路人脚步磨得溜光的麻石路面，定然有我的一份贡献。 我如今年事己高，经常忘东忘西，可城门口的大小店铺却一直都在心里，历历在目：东边角上是肉铺，西边角上是南货铺，北边角上是酱园，南边角的铺子却可圈可点，随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其他店都是国营店，唯有这处房子是私人民居，让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有机可乘。政策紧的时候就关起门“潜伏爪牙等候”，政策松时就把门一开“投机倒把”，那铺子有时卖杂货有时卖食品。而各种小摊小贩也依傍着这块“资本主义温床”蔓延开来：炸䓤油巴巴的，炸糖油巴巴的，卖剁饼的、卖烤红薯的……这边风车溜溜地转，那边叫珠子呜呜地吹。到了城门口我们才知道，就连吹肥皂泡泡，专业水平跟我们业余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 城门口也是巷子里娭毑大妈们的最爱，她们去了一趟城门口回来，总有几条新闻可以报告： “今天一两肉票可以买二两网油咧！” “粮店里明天冒得油打了。粮折子上还有油没打的快些去。” “又有乡里人担菜在那里卖了。几多新鲜的小白菜哦！” 我妈对这些新闻非常重视，往往听了风就是雨，立即落实于行动。我们还小的时候，她会亲自出马，抄起菜篮子就往城门口跑。渐渐就派我们去作先锋，她跟着再来。再后来干脆权力下放，派我作特命全权大使，因为我在精打细算方面继承了她的衣钵，而且跑得快。 我家往城门口去的路程不出五百米，我总是风驰电掣飞快跑到。必须分秒必争呀！好东西很快就会抢光，再说城管随时有可能出现。没错，那时候就有这号人了，而且比现在更恶，一来就安卖菜人一顶“投机倒把分子”的大帽子，谁还敢跟他们争吶，买的卖的都赶紧四散奔逃。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速度和毅力就显出了优势。我会锲而不舍地跟着菜担子跑，往往真的在哪条旁门左道上与那“投机倒把分子”会合，双双喘息着完成交易。 我妈对我的办事能力总是予以肯定，夸我效率高，责任心强。可是也有她对我强烈不满的时候。至今我仍梗梗于怀的是那次换肉事件。她叫我买半精肥的肉，我却买回了一块全精肉。“这肉煎不出一点油呀，”她打量着那块肉气恼地道，“而且颜色不对，气味也不对，唉呀简直吃不得。” 平时她念叨一下也就算了，那日大概心情特别不好，竟拉着我跑去肉铺要求换一块：“师傅哦，都晓得你人最好最易得讲话的，”她恭维地对那猪肉佬道，“帮我们换块肥点的肉好不好？” 那猪肉佬是个肥头大耳粗声粗气的中年汉子，是我们巷子里大妈们的偶像，到他面前刁妇恶婆都秒变温柔小女子，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恭维他为人豪爽，吹捧他讲话有味，当然都是希望他刀下有情。不用说，她们大多达不到目的，达不到目的转背就对他咬牙切齿，极至咒咀漫骂之能事。可是一顿咒骂之后，却说只盼自己的崽将来可以作个猪肉佬，那就可以像那猪肉佬一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想吃哪块肉就吃哪块肉。 我妈平时是鄙薄这种大妈见识的，还叮嘱我不要跟那猪肉佬多话，因为他“横眉咧眼流里流气”，但那天换肉心切，竟也以这种阿谀口气央求他。 猪肉佬不说肯换也不说不肯换，反问道：“我何解要换把你？” 口气中那种寻开心的味道连我都听出来了，可我还没来得及把我妈拉走，她却已低声下气地接应对方了：“细伢子噻，不懂事……” 她一句话未了，那猪肉佬早已头一歪嘴一撇，猪蒙眼朝我一乜斜，好像听见一个天大的笑话似地反问道： “细伢子？” “是的呀，才十四岁。” 猪肉佬顿时得了宝似地张开血盆大口，哈哈笑道：“十四岁还小！刘大姐十四岁都晓得找刘海哥了。” 我头脑轰地一声炸了，转身就跑。 痞子！流氓！我在心里一迭声地骂道。我恨死猪肉佬了，这就是那种能把任何阳春白雪都唱成下里巴人的坏家伙；我也恨死我妈了。煎不出油来会死吗！少吃一块肉又如何！竟然放下自己的尊严去跟这号人啰嗦。 我忘了这事最后是怎么收场的。我妈换到了肉没有？没换到肉回家来继续跟我发脾气？还是相反，我跟她发了一顿脾气说她不该去自取其辱？我都记不清了。清楚记得的是我从此不去城门口买肉了，宁肯舍近求远去二马路，去通泰街。我甚至再没见到过那名猪肉佬，因为我走过那间肉铺就会赶紧加快脚步，转过头。 可世事就有这般奇怪，有些人，你明明把他们看得连脚下的尘埃都不如，对他们的行为言语不屑一哂，却没法把他们从心里抺去。奔走于城门口的二十五年之中，我从一个孩子长成为少年、青年、乃至于中年人，结了婚，生了子。之间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可现在当我回忆起城门口，第一时间涌上心头的竟然是那名猪肉佬，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发见我妈的无奈与屈辱吗？在那之前，她在我心里一直那么沉着坚忍无所不能。大事小事有她为我们应付，狂雨暴雨都有她在前面抵挡，可那天竟然会为了一块肉让我被一个长沙流子羞辱。“细伢子噻！”那个“噻”字里套近乎的口气，刺痛了我的心。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遭遇“长沙流子”的正面攻击吗？之前我的北正街小学同学虽不乏小痞子，但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甚至网开一面，称呼我时不在名字后面加个脏字X，像他们自己之间互称时那样。可现在那猪肉佬直截了当，一句话就把我踢入成年人的鄙俗世界。 城门口，我一度把它当成幸福乐园，那里有世上最好吃的刮凉粉、最香脆的䓤油粑粑，在那里，就连肥皂泡泡也比家里的大些漂亮些，五彩缤纷，一直飘上天际。城门口能满足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需要，说声没酱油了，一分钟就可以跑去打回来。说声菜担子被扫荡掉了，还可以钻进旁边的国营菜场捡些叶菜边皮，回家来择好洗干净，作成酸菜炒出来，不失为饭桌上一道美味。可是猪肉佬的话嗞啦一下直插我心，让我瞠目结舌，在围观者们肆无忌惮的笑声中，跟那张油腻肥脸短兵相接，烂菜叶和臭猪肉的气味扑面而来，乐园顿时崩塌，灰飞烟灭之间，我看见了里面的污泥浊水。 前两年，听说城门口将在城市改造中成为历史，我又回了一次长沙。在改造规划中，北正街和湘春街从南到北一段接一段地消失，城门口是最后消失的一段。我去的时候那里已然一片废墟，机器轰呜，灰尘滚滚，我远远地站在一处高地，举起手机要拍下眼前的影像。可是转念一想，还是放弃了。拍下来之后我把照片发给谁呢？我甚至不会把它收藏到相簿里？这张建筑工地图跟中国任何地方的建筑工地图没什么两样，从中既看不出城门口的蛛丝马迹，也唤不起有关城门口的任何想象了。 那么，不如在这里记下这些记忆的碎片吧，也许，多年之后，还会有人偶尔看到这篇文字，也许他会点点头，心里想：噢，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地方、那么一种生活、那么一个女孩，和卖猪肉的人。 五．苏家巷 我至今也没到过苏家巷，但它却是我最早的长沙印象，至今盘旋在我的记忆深处。 儿时住在北京遂安伯胡同，夏天炎热的晚上，母亲会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讲述她的童年往事： “细时候我住在长沙的苏家巷，那个院子多大！三进三出，光只最里边的院子就比我们这个遂安伯三号大一倍，里面有花有树，还有一棵银杏树，好大好大的，两个细伢子都围不住。夏天里树荫把太阳都挡住了，最热的时候屋里都荫浸荫浸的。还有一口古井，井水冰凉冰凉，打一桶井水上来把西瓜浸到里面，吃起来凉得——那真是凉到心里去了。” 她说的是一口长沙话，那个“得”字拖得长长的，尾音往高处拉，把我的心也拉得高高的。 所以没来长沙之前，我一直以为长沙那个地方特别宽敞特别清净，气候宜人，环境优美。 十岁那年，母亲领着我们来到长沙，投奔的是住在城北的三舅。三舅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里面大都是些泥木结构的板壁房。十多户人家紧巴巴地挤在里面，每家最多住两间房。三舅家在楼上，一前一后两间板壁房，加起来怕也只有十七八平米。前面那间对着一个长满青苔的小天井，一棵半枯的老树偏偏倒倒地从那儿朝天空伸出头去，那副颤颤斤斤探头探脑的样子，老是让我担心：它会不会给哪阵风雨一巴掌打掉脑袋呢？ 不过这时我已上小学四年级，“受党教育”多年了，依稀感觉母亲口述的长沙印象很成问题。她家是长沙大资本家，长沙第一间银行就是她家开的。她回忆中那个三进大院想必就是“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了，不能信不可信，最主要的是，不应该信。 母亲这时也不再提苏家巷大院了，大概她的“思想觉悟”也有所提高。即便跟三舅一起也不提，反而表现出对眼下的居住环境心满意足的样子，尤其是到二舅家和二姨家去过了之后。 二舅从前是家族掌门人，外公三十年代初去世后便由他接手家族银行，才二十出头的他，却也将生意作得蒸蒸日上，分行开到了上海和香港。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他将全部身家上交国家，显然也包括苏家巷大院。因为他现在住在一个比三舅家更小更暗的阁楼上，连竹靠背椅子也只放得下两张。我们去了都只好坐在床上。至于树，唉，别说树了，连院子也没有。 二姨家更别提了，我们第一次去她家是给表姐们背去的，正当涨水时节，她家那间位于北善台低地的房子遭水淹了，表姐们把裤脚挽到大腿上，还直叫我们“勾起脚勾起脚”。二姨穿双套鞋站在晒台上迎接我们，这是她家唯一露出地面的地方。 二姨虽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也知书识礼，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那时给街道食堂延搅去当会计。这让母亲很是羡慕，她因丈夫是右派连食堂洗菜工也作不成，便口气有点酸溜溜地道： “当初还真被姆妈讲中了，女子无才便是德，我跑出去读了大学又如何？流离了大半世，结果还是当家庭妇女。不如跟你一样老老实实留在苏家巷，反而参加了工作。” 到长沙后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苏家巷，连忙尖起耳朵听，莫非世界上真有这个天堂宝地。谁知二姨却道：“苏家巷，快莫讲苏家巷了，提起来我就有气。” 她姊妹二人相对而视，然后不约而同朝我们孩子瞟了一眼，欲说还休地摇头。我便知道，她们下面的话要转为私密了。谈的话儿童不宜。而它们跟苏家巷多少有点关系。 渐渐地我知道，长沙是真的有一条苏家巷，它位于南门口附近，是一条与坡子街平行、与织机街隔黄兴路相望的名巷。比我们左文襄祠更有名，而且是一条活巷子，四通八达。只是母亲从来不带我们去。她倒是带我们去了一次坡子街，专程去火宫殿吃油炸臭豆腐。结果排了四五个钟头的队，每人只吃到一个糖油粑粑。 至于织机街，那是二舅家的所在地，初来长沙那几年，逢年过节母亲便会带我们去。他家住房条件虽然恶劣，但却是我们特别向往之地，因为每次去二舅都会领我们上馆子，到德园吃包子，到李合盛吃牛肉面，有一次还去街对面的齐长新吃北京烤鸭。那年头吃烤鸭是个什么概念？买一毛钱炒蚕豆吃，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壮举，需要䇿划多日，大家凑份子才得以实施。吃烤鸭，那就跟腾云驾雾成仙一样，以至于到现在我还认为烤鸭是至味，谁要请我吃饭问我想吃什么，我第一时间就嚷着：“烤鸭烤鸭！”就凭这一点，我也认定了二舅是一位忠厚长者，豪爽大方，识见过人。 所以六三年在江西劳改的四舅出狱后来到长沙，以我家为据点跟二舅讨要他的一份股息，我是同情二舅的。尽管四舅也豪爽大方，要到了钱立马给我们买了一斤牛肉干和一斤蜜杏干。还教我们吹口琴。还给我们讲济公故事。可这也顶多让我在他们的兄弟之争中保持中立。那时候我大抵已经明白为何二姨和母亲一提起苏家巷就有气，苏家巷大院也是他们家族财产的一部分，可是五十年代初，当她俩都几遭灭顶之灾时，二舅把包括那院子的全部财产都上交给了国家，却未对她们伸出援手。 半夜，我听见母亲低声劝四舅：“算哒噻，都是剥削来的财产。二哥也不容易，自己四个崽女，还帮你带大了一个，都教得那么好。我都不怪他了。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正在遭难，冒得办法。” 四舅不以为然：“那是你的看法。而且我也不是无理取闹。我遭的难更大，九死一生呀！现在一家人都快饿死了才来讨口饭吃。哼，还骂我是化生子，他才是化生子。蠢得死！人家往外面跑他往里面跑，不说把生意搬到香港去，反而把那里的号子撤回来。全部交得精光。” 母亲虽说最喜欢这个弟弟，同情他的遭遇，冒着得罪哥哥的危险收留他住在家里，听他这么说也不高兴了，因为她自己也属于“蠢得死”的一类，五一年从香港回到大陆。便气恼道： “这倒不能怪二哥。那时候哪个长了后眼睛。再说公司合营又不讲自动自愿，他们要你交你哪里敢不交。” 四舅反驳：“自己住的房子总可以留一点。倪家里不是留了一个院子，饶家里也留了。只有老二胆小怕事，只顾保住自己一屋人。” 四舅这话倒不完全是胡说八道。我有个同学也是资本家出身，她家就保留下一处房产，是个独门独户的小院，清静宽敞，住得下她一家十来口人。 不过我想二舅交出苏家巷院子一定有他的理由，他并非一个胆小鬼，也不是一个盲目随大流的人，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事实上，我那时已经对学校和报刊文件灌输给我的一些东西产生怀疑，对某些宣传口号半信半疑。之所以如此，跟我喜欢读书当然有关，但不完全迷信书里所讲，却与母亲和二舅的言论不无关系。 二舅虽然断送了祖业，在母亲眼里仍然是个成功者。别的不说，他坚持不肯出来参加工作就被证明是有远见的，那么危险的身份，那么落后的思想，还安然逃过了历次运动，让四个孩子都上了大学，都学理工，远离文字。这就比大家有智慧。所以她特别重视二舅的意见，每逢二舅来我家，她总是赶紧叫我们关门关窗，因为她要就时事政策听取二舅的意见。而二舅那些言论往往与报纸广播和宣传文件的口径背道而驰。比如：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信他的！这么好的事怎么都把阶级敌人的崽女推去，他们自己的崽女就进大学，参军，进工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了？唉，挑菜进城卖的乡里人又有难了。我们又莫想吃新鲜菜了。”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哦，难怪白糖都变了古巴糖。好啰，等日本鬼子再打进来，看是古巴来救还是美国佬来救。” “管他文化大革命还是武化大革命，我们这号人千万莫作声，能站好远站好远。” …… 有一次二舅来我正在读《红旗飘飘》。那是一套不定期出版的革命回忆录。我读的那一期有篇文章讲到二七年红军攻下长沙，枪决了土豪劣绅叶德辉。二舅拿过书去瞄了几眼，道： “土豪劣绅？叶德辉是一代大儒！人家放了大官不做回来做学问。几多有格有品的一个读书人。” 读书人在二舅的词典是最高褒义词。好多大学毕业甚至出洋留过学的人，在他眼里都算不得读书人。我忙问： “您晓得这个人？”
“岂止晓得。是认得。跟我们住一条巷子的。那铺人来捉他走的时候我就在隔壁。当时他正在洗脚，见到那铺人吆喝喧天冲进来，他还是继续洗他的脚，只讲了一句话：'等我把脚擦干。’这就叫作君子坦荡荡。其实先就有人来同他通风报信，要他快些走，他不走，舍不得一屋的书。观古堂，湖南最大的藏书楼。结果还是冒保得住。王国维就是听到他被打死了才投了湖。” “王国维是哪个？” “也是一代大儒。你应当去看看他的书，莫尽看些乱七八糟的书。《人间词话》，那才是真学问。” 有一次他来我在看郭沬若的《洪波曲》，正看到郭到长沙碰到了文夕大火那一段，我便问他：“那场大火是不是真的烧得那么骇人？你碰到了吗？” 他道：“当然是真的。全长沙变成了一片火海，天都烧得通红通红的。好骇人。我们苏家巷大屋就是那次烧掉的，整个一条巷子烧得一把焦。都是张治中作的好事。就算你要焦土抗战你也应当先把老百姓疏散掉，那畜生不仅不喊我们疏散，连个信都不把，深更半夜突然放起火来。其实日本鬼子过了一年才来，张治中没烧到他们一根汗毛，烧死的都是老百姓。还好我先就把你外婆她们送去了桂林，不然肯定都跑不脱。我还是搭帮半晚起来上厕所看到起了火，连忙飞快地跑。才有命同你们在这里讲话。”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想起二舅说出这一番话时的姿势、面容、和口气声调。虽然激奋，但依然沉稳，他坐在一张矮脚竹椅上，身着一件对襟衫，脚踏一双和尚鞋，沧桑的神色，扎实的身形，历史仿佛从他那身古朴装束的褶皱中流泄出来。 我便问他：“苏家巷，那院子真的很大吗？” 二舅茫然地看着我，仿佛迷失在历史的褶皱中了，答非所问地道：“倒是我们坡子街的号子没有烧光。石头砌的屋到底扎实些，只是烧掉了门窗，屋基还在那里。唉，我们号子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跟苏家巷老屋一样……” 我想问他：“苏家巷老屋没有修复得了吗？院子里的树也烧光了吗？后来交给政府的的房子是不是真的有三进三出？为什么不留一进自己住呢？是因为压力太大，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一肚子的问题。但看着二舅惘然的神色，都没有问出口。 以后也没有找到机会问。再以后，他就老了，再以后，他就去世了。再以后，母亲也去世了。 后来，有好几次我路过苏家巷，心想是不是进去看看呢？但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进去。进去干什么呢？没有银杏了，也没有古井了。说不定连那个院子也没有了。而或许明年，或许明天，也没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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