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的复线性与现代国家的复合路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P94—P95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摘自《东南学术》2022年2期，薛刚摘

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由于受到线性思维观的影响，学者们曾把西式自由民主政体设置为单一发展目标，并视“民主化”为政治发展的唯一主题，以至于把相当数量的国家列在“转型为民主国家”的清单上。而在对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构建的议题上，也有不少学者以线性发展的思维模式来套用和理解。本文将在对线性发展史观的反思基础上，探讨研究者应如何具备“复线”的思维，并探讨政治发展的复线性特征，同时结合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验证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复合路径。

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经验来看，政治发展的“转型范式”其实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得到实证支撑。与其说政治发展是一种线性的过程，不如说它是一幅具有多重主题的图景。长期以来，在分析非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发展时，人们往往戴上有色眼镜去审视，结果常常赋予其太多的负面含义。然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很多非西方国家中的非自由民主政体也是相当制度化、运转良好的，也能产出绩效与合法性。之所以如此，其问题的根源主要是由线性思维造成的。事实上，各国的政治发展在具体的场域中既呈现不同的治理逻辑，相互之间又存在交叉、重合，并在时空中叠加展开。非西方民主国家由于后发因素，其政治发展往往可能经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等不同发展“时间段”的考验，在时间坐标上出现阶段形态的叠加。因此，选择不同的时间尺度评价一国政治发展的成就，其标准是不一样的。

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研究者不断扩充自己的心量，体察蕴含在政治发展中的不同时间尺度，更重要的是“思维”的转向，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学养。迄今为止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7世纪以来形成的近代经典物理学的哲学思维为前提的，这一前提的核心是事物应具有确定性、实在性和定域性。与经典物理学不同的是，20世纪量子力学的诞生和概率论已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科学研究更加注重事物发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在微观世界里，非确定性、主观性和瞬时超距作用是其主要特征。从根本上讲，只有以概率的规律而非“普遍规律”才能理解事物发展过程中多目标性而不是确定性的意义，如波特指出的人类社会现象的波动性、周期性、跃迁性、叠加性等特性。在政治发展实践上，西式国家的政治发展曾起到榜样作用，结果却在一些国家推广后制度出现逆转，从而迫使这些国家寻求新的替代性方案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自从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各国的政治发展就不断地在一个充满矛盾的、非逻辑的、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中展开，它不是由单维度因果关系所决定，故不能用线性发展思维模式来套用，而应当由多维度的因果关系共同构成各国政治发展的图景。

因此，从这一新的政治发展观出发，同样需要我们以新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和把握中国现代国家的复合性特征。

第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存在多条复合线索，包括国家与政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军队、政党与军队、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等多重关系。在这些交织的线索中，国家与社会、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等重要关系都还处于重构过程之中，有的尚未稳定，因此隐含着潜在的制度风险。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制度构建与制度消解往往同时进行。一些方面的制度得到优先设计而得以有效处理和强化，如政党与军队、国家与市场；而有些制度则在重构之中，如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些关系体现了多种政治与社会力量的角力和相互作用，而某些偶然因素或关键时间节点的转折则可能导致走向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正是这种复合式发展的特征，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充满曲折、呈波浪状和复线式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可知论或历史虚无主义，而是说要以开放的视野面向未来。中国拥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东、中、西三个地区在地理气候条件、交通位置、经济基础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差异悬殊，由此决定了中国在统领、管理、整合其管辖领土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民众的空间巨大。现代的、传统的、本土的、西方的都集于同一国家，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存在“共时性”，即共同存在于同一国家辖域之中，而共时性导致国家构建的高度复合性。

第二，现代国家构建中的结构性因素与偶发性因素。以往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叙事突出表现为线性发展，即连续、一维、单向地进化发展。这样的研究路数虽有利于寻求更一般化、更具有推广性的解释，但从国家构建的历史事件本身来说，越是深入细节，就越会发现其中的偶发性事件。以中国早期现代国家构建为例，众所周知，现代财政国家往往是那些能够更好地实现对间接税开展征收以及发行国家信用工具（一般是纸币）的政府，且前者构成后者的资金担保。在中国现代国家转型中，晚清政府本来很有希望走向一个现代财政国家。因为晚清具有间接税征收历史（盐铁），还有高流通的国内市场、复本位货币体系与地方化的财政体系，加上中国历史上还曾有过纸币发行的经历（明朝），所以当年晚清政府决定进行改革，制定可兑换的纸币流通方式，并发行以白银为基准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基准的大清宝钞（白银储备和税源担保），结果太平天国运动打乱了晚清政府原本计划推行的纸币计划。因此，政治发展并不是说只要具备某些条件，最终事情就一定会发生。改变这种结构—功能式路数来分析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路径，则会获得很多启示。再如，1946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后，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会走向西式议会制政治发展道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来说并不是“必然”。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表明，一些历史事件偶然性的成分相当多，关键在于还原特定历史时空的国内外背景，将原先主流力量构成的线性历史叙事切换到被压抑的小写历史，调整由意识形态所加上的“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就可以让被湮没的其他多重线索重新呈现，并重启我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理性关怀。

第三，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必须放置在世界、中国、地方和个体的不同时间背景下进行考察。西方的国家构建基本是在无外力干扰下有序进行的，带有突出的线性特征。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则充斥着断裂、错序、叠加、反转、分层，它是在世界时间序列中展开的。从1840年以来，中国就开启了“赶超”式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只争朝夕”的赶超观更为强烈，不过，由于社会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判断不同，以各自的理想来憧憬政治发展，反而拉大了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差距，造成了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张力。对于一些社会群体来说，他们觉得政治发展似乎总是“滞后”于预期，自然会对中国取得的政治发展与制度成就存在心理落差。而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90后”“00后”群体来说，物质充裕，互联网普及、中国崛起是这些群体成长的基本背景，他们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感的认识与“50后”和“60后”群体相比也有很不同的观感。因此，正确了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所处的历史方位，需要我们结合适当的世界、中国、地方和个体的时间背景进行考察。

第四，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制度遗产的叠加性。现代国家的目标之一是建构稳定的法律制度。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仍有大量的规矩惯例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这些规矩惯例，有的来自中国传统社会，有的传承于革命年代，还有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叠加在一起，往往会与40多年来所形成的现代制度互相冲突，从而影响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并使其产生多样性和复合性。

第五，我们在反思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经验局限性的同时，并不等于放弃把欧洲作为参照系之一而否定欧洲经验中的某些普遍性特征，而是要把它作为认知的比较坐标加以审视，通过相互比对来理解现代国家构建的本土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