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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本是非常私人化的感情，不应该被过多地拿出来讨论，也不应该频繁地要求人们以某种形式来证明它。私人的感情只能用私德来衡量，私人感情一旦被拿出来公开讨论，道德就会越过应有的界限。人们就会在公德的驱使下，变得充满羞耻感，而陷入自我否定，进而可以被任何人指责和质疑。毕竟，爱国只有最低底线，没有最高标准，你永远可以指责一个人为了集体利益奉献得还不够多。同治帝的父亲咸丰英年早逝，他的生母西太后慈禧和东太后慈安又曾斗得不可开交，加上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纷争，可以说，清朝皇帝里面，同治帝的童年是最自由的，既没有像其他帝王那样接受过于严苛的教育，又没有权臣的压力，甚至由于咸丰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他连争夺皇位的竞争对手都没有。同治朝遇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当时的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上又正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这就如同处在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而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及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完全没有压力的成长环境，加上生母西太后的万般溺爱，同治帝的童少年时期可以说是充分享受了最大化的自由。他是清朝惟一一个出宫去酒肆喝酒，去青楼狎妓的帝王，而且这些事即使被慈禧知道了，慈禧也是把皇帝身边的小太监痛斥一顿，而不舍得斥责心爱的儿子。可这种自由，却间接地毁了他。在无拘束的自由中，他的生活愈加放荡，越来越沉溺于低级和短期的快乐，身体也是每况愈下。1875年，生活一直不检点的同治帝，在亲政刚一年多后，就因病（有说是天花，也有说是梅毒）早逝，去世时还不到20岁。自由是一种责任，不是每个人都能担得起这种责任，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去享受自由。同样，我们不要轻易讨论爱，因为传统儒家文化非常缺乏对爱的理解和重视。在古代，倘若一个人很爱自己的妻子，则往往会遭到耻笑。爱这个东西，和德先生赛先生一样，都是新文化运动时才传过来的价值观念。古代中国强调忠和孝，而不怎么关注爱。西方文化里的爱，源自于上帝对人类的一种感情，这个love其实不能简单翻译为爱。上帝完全可以毁灭人类却没有毁灭，这就是love。它带有一点斯德哥尔摩情结。这是西方基于基督教文化存在的基础。后来，萨特面对二战后的价值虚无时说：他人即地狱。这也是西方文化外生性人伦关系的体现，上帝是最大的人伦，全知全能全善。在上帝作为完美存在的斯德哥尔摩情结下，love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选择。西方人有自由却缺乏真情，有契约却缺乏和合。中国人自有我们的一套价值观，它不是超验的，却是超越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缺乏西方那样的契约精神，但数千年来不分彼此、乐于互帮互助的文化，让我们中国文化永远能闪烁出独特光芒。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和姥姥去市镇赶集，那是商品经济欠发达年代的小商品跳蚤市场。东西都很便宜，生活用品几乎应有尽有。姥姥带我买两双凉鞋，周围的人也都衣着朴素，买三五块钱的东西，简单讨价还价一番，然后抱着步行或骑三轮车回家。这时，倘若谁的东西从怀里或兜里掉了，大家都会积极帮他捡起来，跑过去递给他，哪怕他自己都没发现。那种穷人和穷人之间目光相视，双方都露出淳朴甚至有点土的笑容的场景，让我记忆犹新。有的还能看到那脏兮兮的牙齿，说着似乎同样很土的俗话——中国的底层民众就是这么淳朴，帮助别人也不求回报，被人帮助了也不知怎么感谢。就那么推着永久牌自行车，相互看着对方，傻笑着。大家的衣服和写字也都很破旧，毕竟那个年代生活条件都很有限。相比而言，西方人虽然动不动把sorry挂嘴边，但他们并没有中国人这种淳朴的真情。因为西方文化太强调自由和契约了，人和人之间有距离感。中国人穷是穷了点，但那种骨子里的淳朴和善良，更让我感到莫名的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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