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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经济落后。抗战以来，到边区来的非生产人口增多，又要支援抗日战争，其经济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留守兵团部队的生活也一直非常艰苦。 国民党根据红军改编时两党达成的协议，每天只发给每人 5 分钱菜金，有时连饭也吃不饱。每月每个战士的津贴费只有一元钱，连一双布鞋都买不了。 冬天，棉衣穿烂了，补了又补。有的战士把烟斗挂在树上，用树条抽打，干部问为啥打烟斗，战士发牢骚说：“它不听话，明知没有烟叶了，还要抽”。 从 1939 年春起，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配合其反共摩擦，采取种种方式，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扼杀政策，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困难。尤其是从 1939 年 9 月起，国民党完全撕毁了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很有限的一点军晌和军需物资，并破坏了交通，堵绝了商品输入途径，甚至唆使兵匪到边区境内抢劫破坏，给边区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 在面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根据党中央号召和毛主席的指示，在 1938 年 7 月召开的第二次后方各留守兵团首长会议 上，便提出“战斗、学习、生产”三大口号，布置开展生产运动。 会议结束后，大家要会见毛主席，我和肖劲光、曹里怀、王维舟、耿飚、甘渭汉、杜平、白志文、袁渊、张才干、贺晋年、阎红彦等同志都去了。毛主席正在午休，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会，他起来了，让我们进去，就同我们交谈起来。 大家向毛主席汇报部队物质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情况，毛主席听后这样说：“怎么办？困难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给我们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军队解散，各自回家；一个是自己动手搞生产。我看还是自己搞生产好，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嘛！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 拿枪，一手拿锄头，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大家听后赞成搞生产，增强了战胜困难，生产自救的信心和决心。 12 月，我在留守部队第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中，便把开展集体生产运动，作为今后两大任务之一，指出“估计将来 要遇到更困难艰苦的环境，而要支持这长期的持久战争，以至争取最后胜利，须以最大的毅力，以克服物质上的困难，这是抗战建国的物质上的保证。我们有集体的人力，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有资源，有相当实际的经验，因此明 年要开展大的生产运动（种粮食、开菜园、辟农场、喂猪、喂羊、办合作社等），以部分帮助给养，更加改善战士生活，以至准备万一将来经济困难的时候，亦能自给……不因战争而停顿生产，实际回答毛泽东同志的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号召”。 1939 年春，毛主席又对陕甘宁边区提出了“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指示，留守部队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我兼任主任，供给部副部长张永励同志为副主任，具体领导生产工作。 中央领导同志也和大家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每人开荒两分地种菜。毛主席一有空，就到他住的窑洞对面山沟里的菜地浇水、拔草、施肥。朱总司令种的西红柿吃不完，送给大家吃。他还每天清晨带着警卫员到马路上拾马粪。周恩来副主席参加种菜，纺纱，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对边区军民生产热忱以极大鼓舞。 开始，为解决副食品和生活用品困难问题，我们发动各部队种菜，饲养猪、羊、家禽，打柴烧炭，捞盐采药，开磨坊和副食作坊，捻毛线织毛衣毛袜和做棉鞋，以及开办商业合作社、骡马店等，当时叫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目标是减轻粮食困难，解决过冬温饱问题。 至 1939 年，提出开荒种粮，生产自给的口号，以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生产转入以农业为主，继续开展多种经营，反对单纯赢利赚钱的重商轻农思想，规定商业资金不得超过生产资金的 30％。 生产和供应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服从统一的计划安排和边区政府的政策。团、营以下单位经营农业、手工业、畜牧饲养业、小作坊、消费合作社性质的小商业等，较大规模的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由旅和独立团以上单位统一组织经营，对边区以外的贸易活动，还需统一于边区物资局的指导下，反对各自为政，闹独立性和违犯政策法令等现象。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处理好军政、军民及公私关系，不动用民力，不长期借用群众的农具，严防与民争利。 1941 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边区军民掀起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部队实行大规模的屯田生产。遵照中央的命令，八路军 359 旅在王震和王恩茂同志的率领下，从 3 月起，陆续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 朱德同志亲自前往勘察屯田地点，具体组织开荒工作。那里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他们在缺乏生产资金、生产工具和住房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一面动手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的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披荆斩棘，开垦荒地。连续苦干几个月，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建了窑洞，垦出良田，种上了庄稼，把一个荒凉的南泥湾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他们提出的豪迈口号是，“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分钱”。 结果，他们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至 1942 年，全旅粮食自给达到 80％，经费自给达 90％以上，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成为生产战线的一面旗帜。 大生产运动搞得热 火朝天，成绩也很可观。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果实。据统计，从 1939 年至 1943 年，兵团部队共开垦土地 33 万多亩，生产细粮 4 万多石。1941 年、 1942 年两年，边区政府给军队的生产投资约六七百万元，而军队不仅保障了 3 亿元以上的供应，还在经营的农工商业中积蓄了约 8000 万元的资金。 全兵团 1943 年除粮草外，其它军需物资自给率达 79.5％。兵团卫生部医药材料厂能自制药品 87 种，解决了最感缺乏的医药问题，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大改善了部队的生活。 以兵团政治部来说， 1943 年平均每人每月伙食消耗粮食、木炭各 45 斤，肉 3 斤 9 两 5 钱，菜 35 斤 10 两，油 1 斤 5 两 9 钱，盐 1 斤 3 两5钱，调料 8 两（均按旧制 16 两秤计算）。 1943 年全兵团被服供 应达到每人单衣 2 套，单鞋之双，毛巾 2 条，棉衣 1 套，棉鞋 1 双，大衣、 被毯、皮带、绑带、子弹袋、干粮袋等各补充五分之二到四分之一，大大减 轻了人民的负担。 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 1941 年占总收获量的 13.85 ％， 1943 年降至 9％。毛泽东同志曾说：“仅有人口 150 万的陕甘宁边区却养活了 15 万公家人而民不伤”。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大生产运动，培养了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造就一大批不怕艰苦、能劳动、会理财的干部，涌现一批劳动英雄模范。 如我兵团的赵占魁、张治国、李位、武 生华、胡青山、冯国等同志评为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1942 年底至 1943 年 初结束的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因领导经济建设有功得到奖励和得到毛主席题词的 22 位同志中，属于部队领导干部（包括 359 旅和边区保安司令部）就有王震、王维舟、文年生、贺晋年等 9 位同志。 当时美国记者斯诺和爱国华侨陈嘉庚等到延安时，见到边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喜人景象，无不啧啧称赞。大生产运动的胜利，不仅改善了军民的生活，克服了物质的困难，战胜了日寇的破坏和国民党的封锁，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改善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全面锻炼了部队，巩固了 战略后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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