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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姐望着儿子拿回来的考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数学100，语文95。 想起自己几天前给儿子的承诺：“只要你这次考得好，妈妈就给你买礼物。” 红姐尽量让自己听起来慈爱一点儿：“儿子，你好好跟妈妈说，是不是抄的？” “没有！”儿子否认。 “你跟妈妈说实话，妈妈还是会给你买礼物的。” “没有，我说没有就没有。”二年级的小男生眼里透着真诚。 “妈妈不会打你的，你跟妈妈说实话。” “四个老师监考呢！怎么可能抄？” 这位妈妈笑着跟我讲她和儿子之间的这段对话时，我听得想哭。我不愿看见“威逼利诱”这种戏码在家庭中上演。有多少孩子，正在被他们最亲近的家人消无声息地“诱杀”。可能这个词让你不舒服了，它当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而是一个人在精神上被碾压，被灭掉。 红姐没什么文化，自我认知中压根就和成绩好没有任何关系，再加上潜意识里和孩子不分彼此，孩子被当成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她对孩子取得好成绩的怀疑，源于对自己深入骨髓的怀疑，是她内心不自信的投射。 熟悉心理学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这一点，武志红用“共生绞杀”形容亲子间奇特的亲密关系。父母在潜意识中不愿和孩子分离，我们讨厌孩子不听话，是不愿孩子在观念上和自己分离，我们没把孩子当成是独立于自己的个体，所以会将自己的很多情结和感受，等同于孩子的。最常见的比如“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孩子对温度的体验，都被抹杀了。 这就是不分彼此的黏在一起。一个人活着的感觉，有赖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自己的意志，为自己做主。父母为孩子的一切做主，应该学什么，和什么人交朋友，找什么人结婚。孩子的自我完全没有生长的空间，就如行尸走肉一般，或者干脆真的将自己了结了。 和父母的关系，是一个人需要面对的终生课题。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这个议题其实一点儿都不抽象，不唯心。有扎实的脑科学基础。7岁前是人的大脑发育最迅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环境影响到孩子大脑的哪些神经突触被剪掉了，哪些被保留了。
这个时期孩子受到的外部评价极大地塑造了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感受。如果身边的人反反复复地说TA笨，说TA烦，TA内心就会常常回荡着这些声音：“你好笨，你真烦。”这些自我感受很难改变，纵使一个人努力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TA依然会感觉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个遭人烦的人。 父母的评价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孩子的宿命，你说孩子抄，刚开始TA会委屈，会抗争，时间久了TA会真的相信自己就是不配这样的好成绩，TA会真的抄给你看。 小时候，邻居家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男孩儿，他爸爸经常打他，用拖拉机上的皮带，抽破了再泼一碗盐水。他爸爸常说：“你就是进局子的料。”后来，他真的如父所愿，反反复复三进宫，放出来之后又会故意犯事儿再进去。孩子对父母的忠诚，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不愿继续想象，这个原本聪明活泼的小男孩，能不能扛得住家人的这番轰炸，能抗多久。“我没抄”的坚定，能经得住妈妈一次次的怀疑和“拷问”吗？ 红姐平时不在孩子身边，孩子在农村老家留守，红姐和老公在外挣钱。这次疫情，让她和孩子有了一段超乎寻常的长时间相处，她爱孩子，可一辅导起孩子作业，音量和血压就高。用她自己的原话说：“真恨不得掐死他。” 红姐也跟长辈诉苦：“你说这孩子这么笨咋办？”孩子爷爷说：“你还指望他考大学？！” 听到这话，红姐说不清是生气还是失落。自己高中都没读过，真的能指望孩子考大学吗？但另一个声音又会说：“凭什么农村的孩子就不能上大学？” 孩子爱玩，前几天教他认识钟表，一个下午了，都没教会。红姐骂也骂了，吼也吼了，看着目光呆滞的儿子，红姐又有点儿慌，心说：别骂了吧，别再把孩子给骂傻了。 “好了，今天不学了，你去玩吧。” 儿子撒丫子就跑了，比老鹰见了兔子还撒得快。 “看来没傻。”红姐笑了。 前几年有一次在曾奇峰的工作坊里，一个平平常常的中年女人，波澜不惊地讲着家里的琐事，那种没什么了不得，却让人喘不过气的情绪，现场渴望听别人狗血剧的人受不了了，喊了一句：“这些事儿有什么好讲的。”曾奇峰说，这些每个人都可能正在经历的琐碎，仿佛慢刀子杀人般，让他不寒而栗。 红姐一家文化水平都不高，可每每看见红姐教孩子，家里老人还是会忍不住鄙夷：“笨死了。” 红姐不愿意听到老一辈对儿子说这种话，但这些话又常常不自觉地从她的嘴里冒出来。 有一天，二年级的儿子给一年级的亲戚孩子讲题，就听他对那个孩子说：“你看你，这个都不会，笨死了”…… 这些成长的故事并不惊悚，是细思极恐。 这就是循环，是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代际间的循环，当这种传递不被看见，不被打破的时候，家庭就成了一个人的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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