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第二十一章 隋唐五代政治制度 (上)

第一节 政 体

时代愈后，则君位愈尊，积重之势然也。晋、南北朝之世，习以皇帝之称为最尊，天王次之，王又次之，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十七史商榷》云：“李克用似未便与曹孟德一例，故薛《史》虽作本纪，称为武皇，削一帝字，稍示别异。陶岳、王禹偁，皆有此称。《宋史·郭从义传》，犹仍此名。大约当时人语如此。”可见此义在唐、五代之世，犹为人所共知。然君主之肆然自大者，已不能守。欧《史·马缟传》：缟以后唐庄宗时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继唐太祖。庄宗而不立亲庙。缟言：“汉诸侯王入继统者，必别立亲庙。光武皇帝立四亲庙于南阳。请如汉故事，立庙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议。礼部尚书萧顷等请如缟议。宰相郑珏等议引汉桓、灵为比，以谓桓帝尊其祖解渎亭侯淑为孝元皇，父苌为孝仁皇，请下有司，定谥四代祖考为皇，置园陵，如汉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议：汉桓帝尊祖为孝穆皇帝，父为孝崇皇帝。缟以为孝穆、孝崇，有皇而无帝。惟吴孙皓尊其父和为文皇帝，不可以为法。右仆射李琪等议与缟同。明宗诏曰：“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惟皇与帝，异世殊称，爰自嬴秦，已兼厥号。朕居九五之位，为亿兆之尊。奈何总二名于眇躬，惜一字于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于中书，各陈所见。李琪等请尊祖祢为皇帝，曾高为皇。宰相郑珏合群议奏曰：“礼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损有益。今议者引古，以汉为据，汉之所制，夫复何依？开元时尊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皆立庙京师，此唐家故事也。臣请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诏旨，而立庙京师。”诏可其加帝，而立庙应州。邈佶烈之意，盖以是为能尽孝矣。客星据位，原为沐猴而冠，缟以申孝享立议，又引汉家故事诤之，亦可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矣。卢文纪以缟为迂儒而鄙之，诚有由也。

不徒追尊祖考也，抑且 及于子弟。事始魏孝庄之于孝宣，亦已见《两晋南北朝史》。唐高宗子弘之死，时人以为武后所鸩。《通鉴》语。《考异》曰：“《新书·本纪》云：己亥，天后杀皇太子。《新传》云：后将逞志，弘奏请数怫旨。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唐历》云：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实录》《旧传》，皆不言弘遇鸩。按李泌对肃宗云：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弟。天后方图听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新书》盖据此及《唐历》也。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疑以传疑。”乃追谥为孝敬皇帝，盖以息物议也。玄宗既纂储位，兄宪死，追谥为让皇帝。肃宗立，亦追谥其兄琮曰奉天皇帝。代宗则追谥建宁曰承天。盖其得位皆有惭德，其为是，正所以掩其争夺之迹也，失礼之本意矣。合于经义、故事与否，又何足论？

尊号二字，昉自秦世。《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等与博士议帝号曰“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是也。陆贽言尊号之始，乃在圣刘、天元。圣刘别有取义，天元与皇帝之称，则皆意在自尊大耳。然皆非自美也。李斯等之言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泰与天地，义不相配，疑本作人。篆书大，象人形，字讹为大，又音假作泰耳。议言“五帝地方千里，其外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盖以古三皇为不然？故以其称相尊。始皇则习见时人以宰制天下者为帝，欲留其号，而又取斯等之议，加一皇字，以明其非仅制千里之帝耳。此自尊，非自美也。汉哀帝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者？陈田同音，土田同义，言帝虽姓刘，所行者实土德之政，说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三节。此则别有取义，并非自尊。周宣帝自号天元，乃出童 之性，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五章第一节。此亦妄自尊大耳。陆贽告德宗之辞曰：“古之人君，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是知人之轻重，不在自称。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祗天戒。”陈戒之意，昭然可见，非欲考尊号之所自来也。《通鉴》天授二年（691年）胡《注》，以汉哀帝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为尊号之始，似非。降逮唐世，乃有称美之辞，生前及死后皆用之。生前所加者，即后世所谓徽号，死后所用，则与谥相淆，而当时皆谓之尊号，实非古尊号二字之义也。《十七史商榷》云：“唐诸帝有生前所上之尊号，如旧《玄宗纪》：开元二十七年二月，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又肃宗奉上皇尊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帝是也。有崩后所上之尊号，如上元二年四月，上皇崩，群臣上谥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是也。此称为谥。而其余如高祖，则云：贞观九年五月，高祖崩，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神尧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上尊号曰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则云：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上崩，百僚上谥曰文皇帝。上元元年（760年），改上尊号曰文武圣皇帝。天宝十三载（754年），改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凡此之类，皆或称谥，或称尊号者，盖生上尊号，固起于唐，前世未有，即殁而上谥，前世亦用一字而已，无连累数字者。若至道、大圣，皆不得为谥，故云尊号也。”案前世庙号、谥法，皆止一字，东晋、萧梁、北魏、北齐，间有两字，唐世始累数字为谥，诘屈不可诵，史家于诸帝乃多称其庙号，已见第十章第四节。唐世亦间有称谥者：一如玄宗谥七字，末三字曰大明孝，肃宗谥九字，末三字曰大宣孝，大孝之谥，诸帝所同，乃称玄宗为明皇，肃宗为宣皇是也。又

其一，则如敬宗，《旧书》列传中屡称为昭愍，亦间有一篇之中，忽称敬宗，忽称昭愍者。盖石晋之世，群臣避讳为之，后人校改未尽。至如《萧俛》《白居易传》，前称宪宗，后称章武，《李德裕传》前称武宗，后云昭肃，则仅偶一见之，盖史臣杂采他书，未及整理者耳。说见《廿二史考异》。《通鉴》：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壶，始增祖宗之谥。玄宗末，奸臣窃命，累圣之谥，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称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岂盛德所不优乎？盖群臣称其至者故也？故谥多不为褒，少不为贬。今累圣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睿宗曰圣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肃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议。儒学之士，皆从真卿议。独兵部侍郎袁，官以兵进，奏言“陵庙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轻改”，事遂寝。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谥也。胡《注》曰：“唐陵中玉册，自睿宗圣真皇帝以上，所刻皆初谥。然玄宗谥册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肃宗谥册曰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袁 所谓木主、玉册，皆已刊勒，有见乎此耳。”案玉册虽刊，不害称名之从简，袁 终未为知礼也。胡氏又云：“天宝十三载（754年），加祖宗谥号，并庙号皆为九字，而群臣上玄宗尊号，凡十四字。未知颜真卿所谓加至十一字何帝也。”案《旧书·懿宗纪》：咸通十三年（872年），制追谥宣宗为玄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廿二史考异》云：“诸帝之谥，皆具载本纪，纪首又冠以最后增加之谥。独宣宗纪只载初上之谥，纪首亦但书圣文献武孝皇帝，于史例未合。但高祖、太宗，受命之君，谥止七字，肃、顺、宪三宗，亦止九字，宣宗德薄于前朝，而骤加至十八字，九庙有灵，何以自安？史臣略而不书，非无见也。”愚谓此直是遗漏，不必求之深而反失之。史文既有阙遗，则真卿以前，诸帝谥号，未必无加至十一字者也。又案称美之辞，当与张大之辞有别。故唐世生前所加，亦称徽号。见下引《旧书》本纪之文。后世遂专称徽号矣。然虽太后、皇后亦有之。武后之加尊号，始于垂拱四年（688年）。是岁，武承嗣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献之，称获之洛水。后加尊号曰圣母神皇。时尚为唐太后也。载初元年（689年），既革唐命，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二年（691年），正月朔，受尊号于万象神宫。长寿二年九月，又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明年，为延载元年（694年），又加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年（685年），又加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旋以明堂灾，去慈氏越古之号。九月，亲祀南郊，复加尊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至圣历三年五月，以疾疹改元久视，乃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此皆在其为帝时。中宗以景龙元年（707年）称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帝。韦后亦加尊号曰顺天翊圣皇后。以上皆兼据《旧书·本纪》及《通鉴》。《旧书·本纪》：肃宗乾元二年二月，壬子望，月食既。百官请加皇后张氏尊号曰翊圣。上以月食阴德不修而止。《李揆传》：其为舍人也，宗室请加张皇后翊圣之号。肃宗召揆问之。对曰：“臣观往古，后妃终则有谥。生加尊号，未之前闻。景龙失政，韦氏专恣，加号翊圣。今若加皇后之号，与韦氏同。陛下明圣，动遵典礼，岂可踪景龙故事哉？”肃宗惊曰：“凡才几误我家事。”遂止。《通鉴》云：百官请加皇后尊号曰顺圣。《考异》曰：“旧纪作翊圣，今从实录。”玄宗尝六受尊号。一在开元元年（713年），曰开元神武皇帝。二在其二十七年（739年），曰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三在天宝元年（742年），得灵符，加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四在其七载（748年），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五在其八载（749年），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六在其十三载（754年），追谥诸帝皆为孝，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以上亦兼据《旧纪》及《通鉴》。及为上皇，肃宗又奉上尊号。自此遂沿为故事。惟肃宗尝一去之，兼及年号。未几大渐，代宗监国，旋复。肃宗去尊号及年号，事在上元二年九月。是月，并以建子月为岁首。明年建巳月，上皇崩，上亦大渐，命太子监国，复建寅，以是月为四月，而改元曰宝应。德宗在奉天时，亦尝去尊号。兴元元年正月朔诏。贞

元时，群臣请复，不许。《旧纪》：贞元五年十月，百寮请复徽号，不允。六年十月，文武百寮、京城道俗抗表请复徽号。上曰：“朕以春夏亢旱，粟麦不登，精诚祈祷，获降甘雨，既致丰穰，告谢郊庙。朕傥因湮祀而受徽号，是有为为之，勿烦固请也。”开成中，群臣请上尊号，文宗亦尝拒之。《旧纪》：开成二年（837年），以彗星见下赦诏曰：“近者内外臣寮，继贡章表，欲加徽号。夫道大为帝，朕膺此称，祗愧已多，矧钟星变之时，敢议名扬之美？非惩既往，且儆将来。中外臣寮，更不得上表奏请。表已在路，并宜追还。”二君皆贤君，其所为固终异于庸主邪？南唐始终不用尊号，实较唐代为优。《通鉴》：晋高祖天福四年正月，唐群臣、江王知证等累表请唐主复姓李，立唐宗庙。唐主许之。群臣又请上尊号。唐主曰：“尊号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后子孙皆踵其法，不受尊号；又不以外戚辅政；宦者不得与事； 皆他国所不及也。汉隐帝加钱俶母以顺德之号，则踵唐之失而又甚焉者矣。薛《史·本纪》：乾祐二年十一月，以吴越国王钱弘俶母吴氏为顺德太夫人。时议者曰：“封赠之制，妇人有国邑之号，死乃有谥。后妃、公主亦然。唐则天女主，自我作古，乃生有则天之号。韦庶人有顺圣之号。知礼者非之。近代梁氏赐张宗奭妻号曰贤懿，又改为庄惠。今以吴氏为顺德，皆非古之道也。”

又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其庙乃世祀不祧，至唐则无帝不称宗，而臣议君之意益微矣。

皇王之称，非他族所知，彼而欲尊中国之天子，则亦习以其称尊者之辞为称号耳。晋世夷狄，以大单于之号统北蛮，由此也。唐世北夷尊中国皇帝为天可汗，事亦如此。事在贞观二十年（646年）。《旧书·本纪》云：“咸请至尊为可汗。”《新书·本纪》亦云：“请上号为可汗。”《通鉴》云：“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天可汗。”《新书·回纥传》云：“请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或云至尊，或云天至尊；或云可汗，或云天可汗；疑天字皆唐人所加。在彼则但云可汗耳。北族同时本可有数可汗，如突利在颉利时亦为东方可汗是也。一族如此，合诸部族自更然。成吉思、达延，皆尝再正汗位，其初所为者，蒙古本部族之汗，后所为者，则诸部族之汗也。当此之时，诸部族之长，亦未必自去汗号，特诸汗相遇时，共仞成吉思、达延为最尊耳。此即所谓至尊。事出临时，一时自不能有二，安用于其上再加天字乎？诸汗之同时并立，正犹周时吴、楚在南方各自称王。但在会盟时不欲抑周而上之，即不为叛周矣。《新旧·回纥传》云：“私自号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似以其称汗为不然，亦未免蓬之心也。又外人不知君臣之分，则以称父子、叔侄为尊卑，说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十三节。然则中国之见屈于北夷，正不待赵宋之世矣。

世惟自足于中者，不待炫鬻于外。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来朝，诏公卿议其仪。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国议：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使匈奴后嗣，阙于朝享，不为叛臣。”天子采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诏书所称，义见《书·传》，亦经说也。唐世，此义犹有存焉。《新书·高丽传》：高祖谓左右曰：“名实须相副。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曰：“辽东本箕子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乃止。高祖之言善矣，矩、彦博之意，亦谓故封不可由我而失，非谓凡荒外政教所不及者，皆当责以臣礼也。《大食传》：开元初，遣使献马、钿带。谒见不拜，有司将劾之。中书令张说谓“殊俗慕义，不可置于罪。”玄宗赦之。使者又来，辞曰：“国人止拜天，见王无拜也。”有司切责，乃拜。张说之言，亦与清世龂龂争公使跪拜者，大异其趣矣。薛《史·周恭帝纪》：显德六年七月，尚辇奉御金彦英，本高丽人也。奉使高丽，称臣于其王，故及于罪。何其褊欤？

外族演进迟，其俗乃有足与中国古俗相证者。《新书·吐蕃传》：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此秦穆之所以杀三良也。《旧书·波斯传》：其王初嗣位，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者为主焉。与清世建储之法，若合符节，事相类，所以处置之者自亦相类，固不必其相师也。

第二节 封 建

封建之制，秦、汉而后，久已理不可行，而亦势不能行，而昧者犹时欲复之。其说亦可分二等：晋初之议复封建，犹有为天下之意也，至唐则纯乎视天下为一家之私产而欲保之矣。

封建之所以不可复行也，以其势不能，固也。当列国未一之时，国各有其自立之道，欲替之而不可得，故其势足以相仇，而亦足以相辅。秦、汉而后，则异是矣。秦、汉之所以获统一，本因其力在列国中为独强，统一之后，更欲树国使为己藩辅，则必使其力足与己相抗而后可。何也？树国于外，本所以防窃据于中也。然如是，安能保其不与己相抗？吴、楚不灭，新莽或不易代汉，然吴、楚不灭，能保其当哀、平之世，无裂冠毁冕之志乎？晋初议封建者，莫如刘颂之得其实。颂谓建国欲以为藩辅，则其国必不可替，然其势可替也，安能保执中央之权者不之替乎？抑其势可替者，虽强存之亦奚益？故郡县之世，更言封建，其道终穷也。然晋初之言封建者，实非徒欲为一家保其私产。盖自当时之阅历言之，替旧朝者，其道有二：一为权臣之移国，王莽、曹操是也。一为匹夫之崛起，张楚、黄巾是也。欲绝此二者，时人所见，自谓非封建莫由。司马氏之欲复封建，固不敢谓其无欲私天下之心，然如陆机、刘颂之徒，则必非为一姓计者也。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二章第三节。至唐而其意迥异矣。

封建之制，本有两元素：君国子民，子孙世袭，一也，此自其为部落酋长之旧。锡以荣名，畀之租入，二也，此则凡人臣之所同矣。前者势不能行，而后者不容遽废，而财力又有给有不给，则锡以荣名，而于租入则或与之，或靳之，又其势也。故自魏、晋以来，大率存五等之名，而封户则或有或无，隋、唐虽异其名，不能异其实也。《隋书·百官志》：隋初封爵，本有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凡九等。炀帝惟留王、公、侯三等，余并废之。《新书·百官志》：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万户。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户。三曰国公，食邑三千户。四曰开国郡公，食邑二千户。五曰开国县公，食邑千五百户。六曰开国县侯，食邑千户。七曰开国县伯，食邑七百户。八曰开国县子，食邑五百户。九曰开国县男，食邑三百户。《旧书·职官志》：武德令惟有公、侯、伯、子、男，贞观十一年（637年），加开国之称也。皇兄弟、皇子皆封国为亲王。皇太子之子为郡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诸子为郡公，以恩进者封郡王。袭嗣郡王、嗣王者封国公。皇姑为大长公主，姊为长公主，旧书作姊妹。女为公主。皇太子女为郡主。亲王女为县主。凡封户，三丁以上为率。岁租三之一入于朝廷。《六典》云：旧制户皆三丁已上，一分入国。开元中，定以三丁为限，租赋全入封家。食实封者得真户，分食诸州。皇后、诸王、公主食邑，皆有课户。名山、大川、畿内之地，皆不以封。此自七国乱后历代通行之制也，而唐高祖、太宗，曾不以是为已足。

《旧书·宗室传》曰：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皇从弟及侄，《通鉴》云：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见武德九年（626年）。年始孩童者数十人，皆封为郡王。太宗即位，因举宗正属籍，问侍臣曰：“遍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对曰：“历观往古，封王者今最为多。两汉已降，惟封帝子及亲兄弟，若宗室疏远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汉之贾、泽，并不得滥封，所以别亲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给力役。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至公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于是宗室率以属疏降爵为郡公，惟有功者数十人封王。《通鉴》云：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似高祖纯乎自私，而太宗颇能干蛊者。其实太宗之私心，乃更甚于其父。《旧书·萧瑀传》，太宗尝谓瑀曰：“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瑀对曰：“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太宗然之，始议封建。此事《通鉴》系贞观元年七月，实在太宗即位之初。《新书·宗室传赞》曰：始唐兴，疏属毕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时天下已定，帝与名臣萧瑀等喟然讲封建事，欲与三代比隆。而魏征、李百药皆谓不然。征意以唐承大乱，民人凋丧，始复生聚，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说。《通鉴》曰：征以为“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赋税不多，所资畿外，若尽以封国、邑，经费顿阙。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陆，难以奔赴”。百药称帝王自有命历，祚之短长，不缘封建。又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祸，亟于哀平、桓灵，而诋曹元首、陆士衡之言，以为缪悠。而颜师古独议建诸侯当少其力，与州县杂治，以相维持。然天子由是罢不复议。此事《旧书·李百药传》系贞观二年（628年），《通鉴》于贞观五年（631年）追叙。下云：十一月，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为条制，定等级以闻。则虽云罢议，其心初未尝回也。《旧书·百药传》云：太宗竟从其议，谓其后封建终废

耳，非谓当时即听其说。十年三月，出诸王为都督。《新纪》。十一年（637年），定制诸王、勋臣为世封刺史。新、旧《纪》同。以诸王为世封刺史诏，见《旧书·高祖二十二子传》。以功臣为世封刺史诏，见《旧书·长孙无忌传》。《旧书·长孙无忌传》：无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内宁一，不愿远离。而乃世牧外州，与迁徙何异？”乃与房玄龄上表。太宗览表，谓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翼朕子孙，长为藩翰，传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发言怨望，朕亦安可强公以土宇邪？”于是遂止。下乃叙十二年太宗幸其第事。《新书》略同。一似其事实未尝行者。然停世袭刺史事，新、旧《纪》皆在十三年二月。《通鉴》亦同。《鉴》云：上既诏宗室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上疏争之，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表与《旧书·无忌传》所载，辞异意同。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子孙，共传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乃诏停世封刺史。新、旧《书·于志宁》《马周传》，亦皆载其诤封建事。《新书·周疏》有“伏见诏宗室功臣悉就藩国”之语。则世封之制，虽定于十一年，实至十三年就国诏下而其事始亟，而诸臣乃力辞，而太宗乃从而允之，在当时则初未尝止也。然世封之诏虽停，而以皇子为都督、刺史之事仍未废。十七年（643年），褚遂良又上疏诤之，《旧传》虽云帝深纳之，《新传》亦云帝嘉纳。终未闻其发明诏遂罢其事也。自汉已后，藩王已习不与政，势已不足为祸，而兼方面者则不然，晋之八王是也。太宗虽罢世封，而不革皇子督州之法，其自私之心，可谓始终不变矣。幸而时无永康之衅，皇子又多幼小，获免于前世之祸耳，岂其能与治同道哉？而尚论者皆以为贤君，仲任《治期》之论，信不诬也。

《新书·宗室传赞》又载诸家之论曰：“名儒刘秩，目武氏之祸，则建论，以为设爵无土，署官不职，非古之道。故权移外家，家庙绝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顺而难逆；绝之之原，在单弱而无所惮。至谓郡县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大抵与曹、陆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佑之言曰：夫为人置君，欲其蕃息，则在郡县，然而主祚常促。为君置人，不病其寡，则在建国，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国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圣人在度其患之长短而为之。建国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则鼎峙力争，陵迟而后已，故为患也长。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轨，敝则世崩俱溃，然而戡定者易为功，故其为患也短。又谓三王以来，未见郡县之利，非不为也。后世诸儒，因泥古强为之说，非也。宗元曰：封建非圣人意，然而历尧、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势不可也。秦破六国，列都会，置守宰，据天下之图，摄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杀守，圜视而并起，时则有叛民无叛吏。汉矫秦枉，剖海内，立宗子、功臣。数十年间，奔命扶伤不给，时则有叛国无叛郡。唐兴，制州县，而桀黠时起，失不在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无叛州。以为矫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诸侯明矣。又言汤之兴，诸侯归者三千，资以胜夏。武王之兴，会者八百，资以灭商。徇之为安，故仍以为俗。是汤、武之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秦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杜、柳二家之论，自为通识也。唐时论封建者，尚有朱敬则，《旧书》备载其说。知世异变不可泥古，而未能探世变之原，无甚足观。

高祖、太宗之于封建，可谓极其渴慕，然而终不能行者，势使然也。然不行遂不足以祸天下乎？是又不然。裂地虽徒有其名，然封君皆得自征租，则分人犹有其实，与凡人臣未尽同，即封建之弊未尽去也。唐代封户之制，见于《新书·十一宗诸子传》：《旧书·玄宗诸子传》略同。亲王八百，增至千。公主三百。长公主止六百。高宗时，沛、英、豫三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户始逾制。垂拱中，太平至千二百户。圣历初，相王、太平皆三千，寿春等五王各三百。神龙初，相王、太平至五千，《主传》云：薛、武二家女皆食实封。卫王三千，温王二千，寿春等王皆七百，嗣雍、衡阳、临淄、巴陵、中山王五百。安乐公主二千，长宁千五百，宣城、宜城、宣安各千，相王女为县主各三百。相王增至七千，安乐三千，长宁二千五百，宜城以下二千。相王、太平、长宁、安乐以七丁为限，虽水旱不蠲，以国租庸满之。中宗遗诏，雍、寿春王进为亲王，户千。《太平公主传》云：睿宗即位，加实封至万户，《旧书·外戚传》同。开元后，天子敦睦兄弟，故宁王户至五千五百，岐、薛五千。申王以外家微，户四千，邠王千八百，帝妹户千，《诸公主传》云：开元新制：长公主封户二千，帝妹千。中宗诸女如之，通以三丁为限。及皇子封王户二千，公主五百。咸宜公主以母惠妃故封至千，自是诸公主例千户止。《诸公主传》云：开元新制：皇予王户二千，主半之。观其逾制之甚，而知其朘民之烈矣。而犹不止此。《旧书·韦思谦传》：子嗣立，以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同中书门下三品。上疏言：“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略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两匹，《新书》云：人课二绢。即是一百二十万已上。臣顷在太府，知每年庸调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已来比诸封家，所入全少。傥有虫霜旱潦，曾不半在。国家支供，何以取给？皇运之初，功臣共定天下，当时食封，才上三二十家。今以寻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通鉴》同。《新书》云：国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二十家。今横恩特赐，家至百四十以上。封户之物，诸家自征。或是官典，或是奴仆。多挟势逞威，陵夺州县。凡是封户，不胜侵扰。或输物多索裹头，《通鉴》注：裹头，谓行橐赍裹以自资者。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叹，远近共知。复有因将货易，转更生衅，征打纷纷，曾不宁息。贫乏百姓，何以

克堪？若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于左藏请受，不得辄自征催，则必免侵扰，人冀苏息。”《新书·嗣立传》言：时恩幸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据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乐、太平公主，率取高赀多丁家，无复如贫民有所损免。为封户者，亟于军兴。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言愿停征，一切附租庸输送。不纳。《务光传》言其以监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时滑州输丁少而封户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业。务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专择雄奥。滑州七县，而分封者五。《通鉴》云：滑州地出绫缣，人多趋射，尤受其弊。王赋少于侯租，入家倍于输国。请以封户均余州。”又请食赋附租庸送，停封使，息传驿之劳。不见纳。《通鉴》系景龙三年（709年）。《旧书·宋璟传》：言其在中宗时，检校贝州刺史。时河北频遭水潦，百姓饥馁。武三思封邑在贝州，专使征其租赋，璟拒而不与。《韦安石传》言：三思有实封数千户在贝州。时属大水，刺史宋璟议称租庸及封丁，并合捐免。安石从祖兄子巨源，以为谷稼虽被湮沈，其蚕桑见在，可勒输庸调。由是河朔户口，颇多流散。韦庶人之难，巨源为乱兵所杀，太常博士李处直议谥曰昭，户部员外郎李邕驳之，谓“租庸捐免，甲令昭明。匪今独然，自古不易。三思虑其封物，巨源启此异端”。其肆无忌惮，可谓甚矣。然《新书·张廷珪传》言：景龙中，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韦温等封户多在河南、河北，讽朝廷诏两道蚕产所宜，虽水旱得以蚕折租。廷珪谓“若以桑蚕所宜而加别税，则陇右羊、马，山南椒、漆，山之铜、锡、铅、锴，海之蜃、蛤、鱼、盐，水旱皆免，宁独河南、北外于王度哉？愿依贞观、永徽故事，准令折免”。诏可。则弁髦法令者，正不独巨源一人矣。上则病国，下则病民，有国家者，亦何乐而有此乔木世臣哉？

太宗虽欲分封诸子，又欲使为都督刺史，然其后并不克维持。《新书·十一宗诸子传》云：初文德皇后崩，晋王最幼，太宗怜之，不使出。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嗣圣初即帝位，及降封相王，乃出。中宗时，谯王失爱，迁外藩。温王年十七，犹居宫中，遂立为帝。开元后，皇子幼，多居禁内。既长，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以十举全数，非谓适十人也。既诸孙多，又于宅外置百孙院。天子岁幸华清官，又置十王、百孙院于宫侧。宫人每院四百余，百孙院亦三四十人。可谓纵侈无度矣。《赞》曰：“唐自中叶，宗室子孙，多在京师，幼者或不出。虽以国王之实，与匹夫不异。故无赫赫过恶，亦不能为王室轩轾。运极不还，与唐俱殚。然则历数短长，自有底止。彼汉七国、晋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祸云。”足见太宗之计之过矣。

文致太平之事，天宝时尝行之。《通鉴》：天宝七载五月，群臣上尊号，赦天下，择后魏子孙一人为三恪。《注》云：盖以后魏子孙与周、隋子孙为三恪也。明年，寻罢魏后。九载八月，处士崔昌上言：“国家宜承周、汉，以土代火。周、隋皆闰位，不当以其子孙为二王后。”事下公卿集议。集贤殿学士卫包上言：“集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介、酅公。《注》：韩，元魏后。介，后周后。酅，隋后。以昌为左赞善大夫，包为虞部员外郎。此亦邪说干进而已矣。

封爵至唐中叶后而大滥。《陔余丛考》云：“唐初，李靖、李、尉迟敬德、秦叔宝战功，皆只封公。其膺王爵者，惟外蕃君长内附，及群雄来降者而已。《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吴越王镠复修本朝职贡。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镠厚贡献，并赂权要，求金印、玉册，赐诏不名，称国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王公皆用竹册；又非四夷无封国王者。帝皆曲从镠意。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余人，王爵始贱。中宗复位，遂亦封敬晖、张柬之等五王，并李多祚亦王。案中宗复位后，敬晖等言诸武不当王，而帝言攸暨、三思皆与去二张，才降封一级为郡王，余则降为国公及郡公，见《新书·外戚传》。韦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革除。开元以来，无复此事。

天宝末，安禄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归仁封燕山郡王，于是又有圭爵之制，《通鉴》：天宝九载（750年），赐安禄山爵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然亦未滥也。肃宗起灵武，府库空竭，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皆听临时注授。有至异姓王者。案《旧书·代宗纪》：永泰元年十月，丙午，封朔方大将孙守亮等九人为异姓王，李国臣等十三人为同姓王。盖王爵之滥之始，故郑重书之也。及德宗奉天之难，危窘万状，爵赏尤殷。是时王爵几遍天下，稍有宣力，无不王者矣。大概肃宗以后王者有数种：有以大功封者，有功不必甚大而封者，并有不必战功而亦封者；有自贼中自拔来归而封者，有未能自拔但送款即封者，有贼将来降而亦封者；有藩镇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有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者。其时封王者不必皆高官显秩。《通鉴》谓军中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爵之高下，至有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如故者。今按郭子仪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若部曲，家人亦仆隶视之。可见是时爵命，人皆不以为贵，身受者亦不以为荣。爵赏驭人之柄，于是乎穷，可以观世变也。”爵赏之溢至是，实封自难遍及。《旧书·代宗纪》：永泰二年正月，减子孙袭实封者半租，永为常式；盖不得已而为之限。《职官志·户部》：凡有功之臣，赐实封者，皆以课户充。凡食封，皆传于子孙。此不必滥，但积之久，其数即已甚广矣，况其滥邪？宪宗时，定实封节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实封百户，岁给绢八百匹、绵六百两。不兼宰相者，每百户给绢百匹。诸卫大将军，每百户给三十五匹。《陔余丛考》谓“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征，而概给于官”。“汉唐食封之制”条。盖病国厉民之制，虽无意于去之，其势亦自穷而不得不变矣。然虽有此改革，滥授者之必不能遍及，亦无疑也。

柳宗元谓汉世有叛国而无叛郡，郡固不足以叛也。魏、晋以后，欲行封建者，其所树，率不能过于郡，此其所以不克立也。然使所树者而过于郡，则干戈必旋起，亦安能如古之国，历千余载，相藩辅哉？太宗与建成、元吉相龁，高祖尝欲王太宗于东。使其事行，则其规模，又过于汉初之国矣。然可一朝居乎？且必一战而胜负之局决，又不能如楚、汉之相持五年，亦无疑也。而欲以是为安，可见高祖之昏愚矣。然亦可以觇世变矣。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之相王，貌拟古之诸侯，沐猴而冠，更可发一大噱。

第三节 官 制（上）

隋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不主事，不置府僚。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参议国之大事，依后齐置府僚，无其人则阙。寻亦省府及僚佐。炀帝即位，废三师官。唐复置，亦皆不设僚属。

尚书省：隋置令、左右仆射各一人。总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尚书，是为八座。属官有左右丞各一人，都事八人，分司管辖。六尚书分统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务。后改都官为刑部，度支为民部。炀帝改三十六曹曰司，侍郎曰郎，惟六曹仍称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贰尚书。唐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乃以仆射为长官。郭子仪尝以功高拜尚书令，末年李茂贞亦尝一守尚书令，旋亦辞避。见《旧纪》天复三年（903年）。六部：《武德令》以礼部次吏部，兵部次之，民部次之。贞观年，改以民部次礼部，兵部次之。高宗即位，改民部曰户部。则天初，以户部次吏部，礼部次之，兵部次之。六部各领四司。改诸司郎曰郎中，而以员外郎副焉。

门下省：隋讳忠，改侍中曰纳言，置二人。炀帝改曰侍内。唐复为侍中。下有给事黄门侍郎四人。炀帝减二人，去给事之名。下有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谏议大夫、散骑侍郎、员外散骑常侍、通直散骑侍郎、给事郎、员外散骑侍郎等，皆前世集书省之官也。

唐门下侍郎二人，以贰侍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皆分左右。常侍之分左右，事在显庆二年（657年）。谏议之分左右，事在贞元四年（788年）。武后时，置补阙、拾遗，亦分左右。皆左隶门下，右属中书。给事中之职，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奏还，谓之涂归。于纠缪绳愆，所关尤大。《旧书·李藩传》：迁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吏曰：“宜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邪？”裴垍言于帝，以为有宰相器。属郑 罢免，遂拜藩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此事在元和四年（809年）。《藩传》又云：河东节度使王锷，用钱数千万赂遗权幸，求兼宰相。藩与权德舆在中书，有密旨曰：“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藩遂以笔涂兼相事，却奏上云不可。德舆失色曰：“纵不可，宜别作奏，岂可以笔涂诏邪？”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又何暇别作奏邪？”事果寝。此事《通鉴》系元和五年（810年）。《考异》曰：“《会要》：崔铉曰：此乃不谙故事者之妄传，史官之缪记耳。既称奉密旨，宜拟状中陈论，固不假以笔涂诏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于中书门下，皆前一日进文书，然后付翰林草麻。又称藩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为疏阔。盖由史氏以藩有直谅之名，欲委曲成其美，岂所谓直笔哉？”

中书省：隋曰内史。炀帝改为内书。唐复为中书。隋置监、令各一人，寻废监，置令二人。侍郎初置四人，炀帝减为二人。唐皆因之。舍人八人，炀帝减为二人，唐置六人。通事舍人十六人，炀帝改隶谒者台，唐仍隶中书。唐舍人以一人知制诰，颛进画，给食于政事堂。其余分署制敕。以六员分押尚书六曹，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开元初，以他官掌诏敕策命，谓之兼知制诰。肃宗即位，又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颛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会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焉。

隋、唐定制，本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为宰相，然尚书究不敌中书、门下之亲，故其后惟两省长官为真相；而两省之职，中书取旨，门下封驳，事亦嫌于迟滞，故后亦合议于政事堂。任宰相者，不必身为两省长官，但就他官畀以他名，特以两省究为枢要之地，故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遂为习用之名，而尚书、仆射，非加此名者，遂不为宰相矣。《旧书·职官志》云：“武德、贞观故事，以尚书省左右仆射各一人及侍中，中书令各二人为知政事官。其时以他官与议国政者，云与宰相参议朝政，或云平章国计，或云专典机密，或云参议政事。贞观十七年（643年），李 为太子詹事，特诏同知政事，始谓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是仆射常带此称。自余非两省长官与知政事者，亦皆以此为名。永淳中，始诏郭正一、郭待举、魏玄同等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旨平章事。自天后已后，两省长官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为宰相，其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者，但釐尚书省而已。总章二年（669年），东台侍郎张文瓘、西台侍郎戴至德等始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入衔。自是相承至今。永淳二年（683年），黄门侍郎刘齐贤知政事，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后两省长官及他官执政未至侍中、中书令者，皆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案《通鉴》：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五月，以唐休璟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豆卢钦望为右仆射。六月，命右仆射豆卢钦望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先是仆射为正宰相，其后多兼中书门下之职，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至是钦望专为仆射，不敢与政事，故有是命。是后专拜仆射者，不复为宰相矣。”此神龙复辟，仍沿武后以来之旧制也。开元元年（713年），尝改左右仆射为丞相，然亦徒有其名。十六年（728年）《通鉴》云：“初张说、张嘉贞、李元、杜暹相继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常让事于说等，唯诺署名而已。元、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悦。六月，甲戌，贬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荆州长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 曹州刺史，罢乾曜兼侍中，止为左丞相，以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

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此丞相徒有虚名之证。《旧书·王璠传》：“转御史中丞，恃李逢吉之势，与左仆射李绛相遇于街，交车而不避。绛上疏论之曰：左右仆射，师长庶僚，开元中名之丞相，其后虽去三事机务，犹总百司之权。”谓此也。其以他官居职而假他名者：《新书·百官志》云：“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与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然《通典》云：“隋有内史、纳言，是为宰相，亦有他官参与焉。”《注》曰：“柳述为兵部尚书，参掌机事。又杨素为右仆射，与高颎参掌朝政。”则隋世已然矣。同三品之名，《新志》亦谓起于李勣。同平章事之名，则谓起于贞观八年（634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又云：“二名不专用，他官居职者，犹假他两名如故。自高宗以后，为宰相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师、中书令则否。”《旧书·高宗纪》：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 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仆射始带中书门下。”说与《职官志》小异。《廿二史考异》云：“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尚书令与左右仆射皆二品，侍中、中书令皆三品。论班序，当由侍中转中书令，乃迁仆射。李 以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是以上兼下也。然自后仆射不带中书门下者，遂不复与闻政事，则宰相惟两省长官任之，而南省不得与。仆射虽居人臣之极地，不过备员而已。”案《旧志》言武德、贞观故事，以仆射、侍中、中书令为知政事官，则唐世宰相，实出差遣，不过初用三省长官，而后专于两省而已，原非有何制限。故以他官参与，亦无所不可也。此实最为灵活。观朱朴、柳璨之登相位可知。《旧书·代宗纪》：大历二年十一月，诏侍中、中书令升入正二品，门下、中书侍郎升入正三品，亦以其职高位下而改之。然是时知政事者已习用平章事之名，本不曰同三品矣。《新志》云：“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

分曹以主众务焉。”《文献通考》载元祐初司马光之议，谓“唐始合中书、门下之职，故有同三品同平章事。其后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开元中，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自是相承，至于国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理势不可复分也”。马君云：“门下审覆之说始于唐。然唐以中书、门下为政事堂，则已合而为一矣。但门下省之官，有给事中，任出纳王命；有散骑常侍、左右司谏，任谏争阙失，皆所谓覆审，而贞观时太宗又命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有失辄谏，则门下省无不举职之官矣。坐庙堂者，商订于造命之初，毋或擅权而好胜，居纠驳者，审察于出令之后，不惮纠过以弼违，则上下之间，始无旷职，而三省之设，不为具文。固不必为宰相者各据一省，显分尔汝，然后谓之称其职也。”盖审覆之职不可无，而以纠驳者与商订者并列为宰相，则理不可通，而势亦不能行。然若知唐初本以三省或两省之长为知政事官，而非以三省为相职，则此疑又无从作耳。又按《旧书·文宗纪》：大和四年六月，“以守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裴度为守司徒平章军国重事，待疾损日，三日五日一度入中书。”则平章军国重事之名，亦起于唐。

君权既尊，则辅相之权，往往移于其所私昵。汉、魏之世，公府之权，稍移于三省；唐中叶后，两省之权，又嬗于翰林，其道一也。《新书·百官志》曰：“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卜、医、技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燕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通鉴》广明元年（880年）注引韦执谊翰林故事曰：“故事：中书省用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近者所出，独得黄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自非国之重事，拜授将相，德音赦宥，则不得由于斯。”《通考》引石林叶氏曰：“自张垍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馆学士、丽政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后遂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可见后来学士之职，实与始之所谓待诏者殊绝矣。《旧书·本纪》：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命兴唐观道士孙准入翰林待诏。《新书·本纪》：文宗即位，省教坊乐工、翰林伎术冗员千二百七十人，此则仍是前此之待诏耳。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旧书·陆贽传》：“贽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异顾，歌诗戏狎，朝夕陪游。及出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此人所指目也。《杜悰传》：“元和中，翰林学士独孤郁，权德舆之女婿，时德舆作相，郁避嫌辞内职，上颇重学士，许之。”《哀帝纪》：天祐二年三月，“敕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杨注，是宰臣杨涉亲弟。兄既秉于枢衡，弟故难居宥密，可守本官，罢内职。”则诏令亦以为言矣。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廿二史考异》云：“学士无定员，见于李肇《翰林志》。然《旧书·职官志》称翰林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白居易有'同时六学士’之句；则非无定员也。”案石晋开运元年（944年）复学士院敕亦云：“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为两制，各置六员。”见薛《史·职官志》。盖制无定员，而例则置六。翰林学士不见《唐六典》，本差遣，非正官也。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旧书·职官志》云：“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新书·沈

既济传》：“子传师，召入翰林为学士。改中书舍人。翰林缺承旨，次当传师，穆宗欲面命。辞曰：学士院长，参天子密议，次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愿治人一方，为陛下长养之。因称疾出。”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弘文馆：武德四年（621年）置，隶门下省，曰修文馆。九年（626年），改曰弘文。神龙元年（705年），避孝敬皇帝讳，改曰昭文。二年（706年）曰修文。景云中，复为昭文。开元七年（719年），复为弘文。集贤殿书院：开元五年（717年），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使。六年（718年），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十二年（724年），改集贤殿书院，隶中书省。弘文、集贤，皆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上为直学士。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旧志》附中书省后。案唐世之尊崇学士，始于太宗为天策上将时。时作文学馆，下教，以杜如晦等十八人以本官为学士。凡分三番，递宿阁下。暇日访以政事，讨论坟籍。见《新书·褚亮传》。此时虽或与秘谋，究非国政，即贞观时召以草制，亦不过取其文辞。其密参政事以分宰相之权者，实始于高宗时之北门学士。见新、旧《书·刘袆之、元万顷传》。然未几仍复其旧。《新书·张说传》：“常典集贤图书之任。后宴集贤院。故事，官重者先饮。说曰：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太宗时修史十九人，长孙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举爵。长安中与修珠英，当时学士，亦不以品秩为限。于是引觞同饮。时伏其有体。中书舍人陆坚以学士或非其人，而供拟太厚，无益国家者，议白罢之。说闻曰：古帝王功成则有奢满之失。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讲论，详延豪俊，则丽正乃天子礼乐之司，所费细而所益者大。陆生之言，盖未达邪？”又《隐逸·贺知章传》：“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表知章及徐坚、赵冬曦入院撰《六典》等书。累年无功。开元十三年（725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一日并谢。宰相源乾曜语说曰：贺公两命之荣，足为光宠，然学士侍郎孰为美？说曰：侍郎衣冠之选，然要为具员吏。学士怀先王之道、经纬之文，然后处之，此其为间也。”当时之尊学士，不过如此而已。然此已为崇儒重道之意。《文艺传》云：“中宗神龙二年（706年），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凡天子飨会游豫，惟宰相及学士得从，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此则弄臣而已。《旧书·熊望传》云：“昭愍嬉游之隙，学为歌诗。以翰林学士崇重不可亵狎，乃议别置东头学士，以备曲宴赋诗。令采卑官才堪任学士者为之。”昭愍之荒纵，岂必愈于中宗，而所为相异如此，可见翰林学士之位望，前后不同矣。《新书·张说传》之陆坚，《旧书》作徐坚。中叶以后，时事艰难，侍从者乃多参秘计。如代宗时之柳伉，伉上书请诛程元振，事见第五章第四节。《困学纪闻》云：“东坡谓及其有事且急也，虽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记：伉乾元元年（758年）进士。翰林院故事载宝应以后，伉自校书郎充学士，出鄠县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员外、谏议大夫，皆充学士。《新唐书·程元振传》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之，伉是时为学士，非待诏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职近而亲，不可谓贱且疏。”案伉是疏盖出代宗授意，说已见前。德宗时之陆贽，德宗任贽最久，然即位即召张涉，后吴通玄等亦居翰林中，尚不独一贽也。顺宗时之王叔文，文宗时之李训是也。至此，其所司者已非复文辞。而陆贽攻吴通玄，犹以还职舍人为言，亦可谓昧于时务矣。其辞云：“承平时，工艺书画之徒，待诏翰林，比无学士。祗自至德后，天子召集贤学士于禁中草书诏，因在翰林院待进止，遂以为名。奔播之时，道途或豫除改，权令草制。今四方无事，百揆时序，制书职分，宜归中书舍人。学士之名，理须停寝。”所攻者正其身所曾经，可谓过河拆桥矣。五代时，后唐明宗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知书，奏读多不称旨。孔循教重诲求儒者置之左右。而两人皆不知唐故事，于是置端明殿学士，以冯道及赵凤为之。初班在

翰林学士下，而结衔又在官下。明年，凤迁礼部侍郎，因讽任圜升学士于官，又诏班在翰林学士上。《新五代史·赵凤传》。此实通事之职，未足拟唐之学士也。石晋时，李瀚为翰林学士，好饮而多酒过。高祖以为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诏废翰林学士。按《唐六典》，归其职于中书舍人。而端明殿、枢密院学士皆废。及出帝立，桑维翰为枢密使，复奏置学士，而悉用亲旧为之。《新五代史·桑维翰传》。可见其职仍居亲近也。南唐亦尝置宣政院于禁中，以翰林学士给事中常梦锡领之，专典机密云。《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946年）。

御史台：自汉改大夫为司空后，中丞出外为台主。隋讳忠，改为大夫。置治书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内侍御史、唐曰殿中。监察御史各十人。炀帝增监察御史为十六人。唐长官仍曰大夫。贞观末，避高宗名，改治书侍御史为中丞，为之贰。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贞观初，马周以布衣进用，太宗令于监察御史里行，因置里行之名。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黔府选补，知大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其权颇大。武后文明元年（684年），改御史台曰肃政台。光宅元年（684年），即文明，亦即中宗嗣圣元年。分左右。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寻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岁发使八人，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条察州县。神龙复为御史台。景云三年（712年），以两台望齐，纠举苛察，百寮厌其烦，乃废右台。延和元年（712年），即景云三年。是岁五月，改元为延和。复置。月余，复废。先天二年（713年），延和元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改元先天。复置。十月，复废。至德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新书·高元裕传》：故事，三司监院官带御史者号外台，得察风俗，举不法。元和中，李夷简因请按察本道州县。后益不职。元裕请监院御史隶本台，得专督察。诏可。东都留台：有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五人。元和后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主留台务。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备。《旧书·韦思谦传》：授监察御史。尝谓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摄州县，诚旷职耳。”《新书·李华传》：天宝十一载（752年），迁监察御史。宰相杨国忠支娅所在横猾，华出使，劾按不挠，州县肃然。权幸见疾，徙右补阙。天宝十三载（754年）《通鉴注》引宋白曰：“唐故事，侍御史各二人，知东西推。又各分京城诸司及诸道州府为东西之限。只日则台院受事，双日则殿院受事。又有监察御史，出使推按，谓之推事御史。”御史之威棱可想。然《旧书·德宗纪》：贞元元年三月，诏宰臣宣谕御史：“今后上书弹奏，人自陈论，不得群署章疏。”盖时朋党之风日盛，虽御史亦有结党相攻者矣？御史者，人君耳目之司，君主之位日尊，则为之司纠察者，其权亦愈大，此固事之无可如何，或亦出于势不容已，独无如其身即下比何。此则督责之术，存乎其人，有治人无治法者矣。

谒者、司隶二台，皆炀帝所置，并御史为三台。谒者台：大夫一人，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又有通事谒者二十人。内史通事舍人改。次有议郎二十四人，通直三十六人，将事谒者三十人，谒者七十人，皆掌出使。其后废议郎、通直、将事谒者、谒者等员，而置员外郎八十员。寻诏门下、内史、御史、司隶、谒者五司监受表，以为恒式，不复专谒者矣。寻又置散骑郎二十人，承议郎、通直郎各三十人，宣德郎、宣义郎各四十人，征事郎、将仕郎、常从郎、奉信郎各五十人。是为正员，并得禄。当品又各有散员郎，无员无禄。寻改常从为登仕，奉信为散从。自散骑已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据品以发之。司隶台：大夫一人，掌诸巡察。别驾二人，分察畿内。一人案东都，一人案京师。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从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条：一察品官以上理正能否。二察官人贪残害政。三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早虫灾，不以实言，枉征赋役，及无灾妄蠲免者。五察部内贼盗，不能穷逐，隐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弟、茂才异行隐不贡者。每年二月，乘轺巡郡县；十月入奏。后罢台而留司隶从事之名，不为常员，临时选京官清明者权摄以行。谒者、司隶二台，规模太大，置员太多，将不免于闲冗，故不久即有变更，至唐遂废之也。

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卿。各置卿、少卿、丞。隋、唐同，其职掌，亦与前世无异。《旧书·刘祥道传》：转司礼太常伯。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尝改官名，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而礼部为司礼。将有事于泰山。有司奏依旧礼，以太常卿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祥道驳之曰：“昔在三代，六卿并重，故得佐祠。汉、魏已来，权归台、省，九卿皆为常伯属官。今登封大礼，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无乃徇虚名而忘实事乎？”高宗从其议，竟以司徒王元礼为亚献，祥道为终献。“总群官而听曰省，分务而专治曰寺”，杨收语，见《新书》本传。其权力自不侔也。九卿之职，唐太仆寺统诸监牧，司农掌仓屯、盐池、司竹、温泉等监。京市，隋与平准署，京师诸苑监并隶司农，唐则两都诸市及常平署并隶太府。左右藏署，隋、唐并隶太府。左掌天下赋调、钱帛，右掌宝货、铜铁、骨角齿毛等。皆其较重要者也。

炀帝分太府置少府，与长秋、国子、将作、都水为五监。唐改长秋监为内侍省，而有军器监，亦五监也。少府监：初置监、少监、丞，后改监、少监曰令、少令，掌百工技巧之政。武德初废之，以所属诸署还隶太府。贞观元年（627年），复置，而诸冶、铸钱、互市等监亦隶焉。互市监：隋时隶四方馆。四方馆者，炀帝所置，以待四方使者。后罢之。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唐以互市监隶少府。可见是时之互市，重在皇室之所求也。

国子，隋初曰寺。置祭酒一人。统国子、太、四门、书、算五学。开皇十三年（593年），改寺为学，隶太常。仁寿元年（601年），又罢学。惟立太学一所。炀帝复置曰监。加置司业及丞。唐初曰国子学，隶太常。贞观改监。时分将作为少府，通将作为三监。统国子、太、四门、律、书、算六学。律学隋隶大理。天宝五载（746年），置广文馆，亦隶焉。

将作，隋初为寺，置大匠一人。开皇二十年（600年）为监，以大匠为大监，加置副监。炀帝改曰大匠、少匠，旋复。后又改曰令、少令。武德初，仍称大匠、少匠。后又改曰大监、少监。掌土木工匠之政。百工等监采伐材木者亦隶焉。

都水，隋初曰台，置使者及丞。有河堤谒者六十人，领掌船局有都水尉二人。及诸津。上津尉一人，丞二人。中津尉丞各一人。下津典作一人，津长四人。开皇三年（583年），废入司农。十三年（593年），复置。仁寿元年（601年），改监。更名使者为监。炀帝复为使者。大业五年（609年），复为监。加置少监。又改为令、少令。统舟楫、河渠二署。皆有令丞。武德初，废都水监为署。贞观六年（632年），复为监。改令曰使者。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不隶将作监。明年，废舟楫署，仍领河渠署。河堤谒者属焉。诸津改尉曰令，皆有丞。

军器监，开元三年（715年）置，有监、丞。唐初有武器监，后废，军器皆出少府左藏署。总弩坊、甲坊二署。掌缮甲弩，以时输武库。两京武库署属卫尉寺。

秘书省，隋置监、丞各一人。炀帝增置少监一人。后改监、少监为令、少令。武德初，复为监、少监。隋领著作、太史二曹。武德改曰局。后太史或曰监，或曰局，其名亦或曰浑天，或曰浑仪，或曰太史，又或隶秘书或否。天宝元年（742年）以后，不复隶秘书。乾元元年（758年），改其名曰司天台。

隋初，以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为五省。炀帝改内侍省为长秋监，而取殿内监之名，以为殿内省。置监、少监、丞各一人。唐少监、丞各二人。掌诸供奉。统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六局。各置奉御，而以直长贰之。唐因之，而更省名曰殿中。尚乘局，本太仆之职，掌左右六闲。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置仗内六闲，亦号六厩，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厩，以中官为内飞龙使。圣历中，置闲厩使，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分领殿中太仆之事，而专掌舆辇牛马。自是宴游供奉，殿中监皆不与。开元初，闲厩马至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以驼、马隶闲厩，尚乘局名存而已。《新书·百官志》。《旧书·职官志》曰：“开元初，以尚乘局隶闲厩使，乃省尚乘，其左右六闲及局官，并隶闲厩使。”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厉民殊甚。参看第八章第三节。

隋内侍省有内侍、内常侍、内给事、内谒者监、内谒者、内寺伯等官，领内尚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六局，并用宦者。炀帝改为长秋监。置令、少令各一人，丞二人，并用士人。余用宦者。《通典》。而改内常侍曰内承奉，内给事曰内承直。罢内谒者官。后复置。其属有掖庭、官闱、奚官三署，亦参用士人。唐复为内侍省，专用宦者。内侍、内常侍、内给事之名，亦复其旧。所领有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及太子内坊六局。初隶东宫。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隶内侍为局。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是长官，阶四品。《旧书·宦者传》。天宝十三载（754年），置内侍监二员，正三品，始隳其制。《通鉴注》曰：杨思勗以军功，高力士以恩宠，皆拜大将军，阶至从一品，犹曰勋官也。今则职事官矣。中叶后，京师兵柄，归于内官，号左右军中尉。将兵于外者，谓之观军容使。而天下军镇节度使，皆内官一人监之。《旧书·职官志》。五代时，前蜀王衍，且以宦者王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焉。欧《史·前蜀世家》。而唐末之枢密使，为祸尤烈，见下。

隋有左右卫、掌宫掖禁御，督摄仗卫。左右武卫、领外军宿卫。左右武候，掌车驾出先驱后殿。昼夜巡察、执捕奸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师田，则掌其营禁。又有左右领、掌侍卫左右，供御兵仗。左右府，各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左右监门府，掌宫殿门禁及守卫事。各将军一人。左右领军府，各掌十二军籍帐、差科、辞讼之事。不置将军。开皇十八年（598年），又置备身府。炀帝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左右备身为左右骁卫，左右武卫依旧名。改领军为左右屯卫，加置左右御，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是为十二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又改左右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掌侍卫左右。各置备身郎将一人，左右监门依旧名。改将军为郎将，各置一人。凡十六府。唐有左右卫，隋左右翊卫，武德五年（631年），改曰左右卫府。龙朔二年（662年）去府字。左右骁卫，武德五年（631年），改左右骁骑卫曰左右骁骑府。龙朔二年（662年），省府字。光宅元年，改曰左右武威卫。神龙元年（705年）曰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唐初仍旧名为府。龙朔二年（662年），省府字。光宅，改为鹰扬卫。神龙，复。左右威卫，隋左右屯卫。武德五年（631年）改。龙朔二年（662年）曰左右武威卫。光宅，曰豹韬。神龙，复。左右领军卫，唐采旧名置，见《通典》。龙朔，曰戎卫。咸亨元年（670年），复。光宅，曰玉钤。神龙，复。左右金吾卫，隋候卫。龙朔取古名改。左右监门卫，本府，龙朔去府字为卫。左右千牛卫，炀帝左右备身府。武德仍曰左右府。显庆五年（660年），改为左右千牛卫。龙朔二年（662年）曰奉宸卫。神龙，复。凡十六卫，各有大将军一人，将军总三十人。是为南衙。其北衙：《旧志》数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盖据肃宗前言之。《新志》云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则据德宗后言之。《新书·宦官传》崔胤言：“贞元、元和，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则羽林入于神策矣。及诛宦官，胤判六军十二卫，则其名仍为羽林、龙武、神武，参看第九节。北衙六军，亦置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三人，左右神策军又有护军中尉。兴元元年（784年），尝敕

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各置统军一人。贞元二年（786年），又敕十六卫各置上将军一员。

东宫官：隋有太、少师、傅、保。开皇初置詹事。二年定令罢之。有门下、典书二坊。家令、率更、仆三寺及十率府。唐亦有三师、三少，惟其人不必备。置詹事府，以统三寺、十率府之政。改门下曰左春坊，典书曰右春坊，设官较隋世尤详。王国有令及大农，掌判国司。郡王以下递减。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郡主有家令及丞，掌其田园、财货等。弊天下以奉一家，远不如嬴秦子弟为匹夫者之大公矣。

时事多变，则官制之变迁亦多，而当纪纲颓废之际，则其变往往为弊窦之所丛焉。唐、五代之三司、租庸诸使是已。薛《史·职官志》云：“唐朝已来，户部、度支掌泉货，盐铁时置使名。户部、度支，则尚书省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天宝中，杨慎矜、王、杨国忠继以聚货之术媚上受宠，然皆守户部度支本官，别带使额，亦无所改作。下及刘晏、第五琦，亦如旧制。自后亦以宰臣各判一司，不置使额。《通鉴》至德元载（756年）注引宋白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统押案而已。官衔不言专判度支。开元已后，时事多故，遂有他官来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句当度支使。虽名称不同，其事一也。”乾符后，天下兵兴，随处置租庸使，以主调发，兵罢则停。梁时乃置租庸使，专天下泉货。案租庸使之名，实始于第五琦。《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注引宋白曰：“同光二年（924年），左谏议大夫窦专奏请废租庸使名目归三司。略曰：伏见天下诸色钱谷，比属户部，设度支、金部、仓部，各有郎中、员外，将地赋、山海、盐铁，分擘支计征输。后为租赋繁多，添置三司使额。同资国力，共致丰财。安、史作乱，民户流亡，征租不时，经费多阙。惟江淮、岭表，郡县完全。总三司货财，发一使征赋。在处勘覆，名曰租庸。收复京城，寻废其职。广明中，黄巢叛逆，僖宗播迁，依前又以江淮征赋置租庸使。及至还京，旋亦停废。伪梁将四镇节制征输，置宫使名目。后废宫使，改置租庸。”述租庸使缘起，较为详备也。庄宗中兴，秉政者不娴典故，踵梁朝故事，复置租庸使，以魏博故吏孔谦专使务。同光二年正月，敕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凡关钱物，并委租庸使管辖。天成元年四月，诏废租庸院，依旧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专判。长兴元年八月，许州节度使张延朗入掌国计。白于枢密使，请置三司名。宣下中书议其事。宰臣以旧制覆奏，授延朗特进行工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从旧制也。明宗不从，竟以三司使为名焉。”（通鉴》云：“三司使之名自此始。”案《鉴》天祐三年三月云：“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辞不受。”盖因其不受，使名亦未立也。欧《史·刘审交传》曰：晋高祖分户部、度支、盐铁为三使。岁余，三司益烦弊，乃复合为一，拜审交三司使。此唐中叶后使务纷纭，而卒并为三司之略也。《新书·吴武陵传》：长庆初，窦易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盐北边。易直以不职薄其遇。会表置和籴贮备使，择郎中为之。武陵谏曰：“天下不治，病权不归有司也。盐铁、度支，一户部郎事。今三分其务，吏万员。财赋日蹙。西北边院官，皆御史、员外郎为之。始命若责可信，今又加使权其务，是御史员外久于事，反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将以郎中之为不可信，即更时岁，相公之为，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国交疑，谁为可信者？况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辈，督责腾呼，数千里为不宁。诚欲边隅完实，独募浮民，徙罪人，发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巡院之设，始自江、淮，继及河、渭，终乃抵于缘边，已见第十九章第二节。缘边之弊如此，而况内陆富厚之区？大历、建中、贞元三欲废使，摄其务归中枢，而卒不可得，岂不以权利所在，窟穴其中者众，遂深固而不可拔哉？《十七史商榷》云：“《新书·班宏传》：贞元初，宰相窦参为度支使，宏以尚书副

之。扬子院，盐铁转运之委藏也。宏任徐粲主之。以贿闻。参议所以代之。宏不可。二人不相合。参知帝薄己，乃让使。知张滂与宏交恶，荐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盐铁、转运隶宏，以悦其意。愚案唐时天下财赋，转运使掌外，度支使掌内，虽有此分，然此等使名，实无定员，其爵秩职掌，随时变易。有以宰相兼领者，有以节度、观察等使兼领者。杨国忠为相领四十余使，新旧《唐书》皆不详载其职，洪迈考得中有度支。至转运虽有特遣使者，而中叶后节度、观察兼之者尤多。如浙西观察使李锜领江淮盐铁转运使是也。转运在外，亦遥隶度支。故扬子院为转运委藏，则主之者似宜转运择置，而度支使及副使，乃从中制之，及班宏为正使，而关内诸道转运使隶之，则可见矣。扬子院在广陵。《旧书·温庭筠传》：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乞索于扬子院；是也。转运委藏，他无所见，而于扬子特设之。且宰相与尚书，争欲以私人主其事。而往来游客如庭筠者，从而乞索之。可见盐利聚于扬州，委积富厚，甲于他道矣。”案《旧书·宪宗纪》：元和六年（811年），停河南水陆运、陕府陆运使额。诏言“转运重务，专委使臣，每道有院，分督其任”。可见设院之多。凡设院处皆不能无委积。虽不如扬州之富厚，其为利权之地则一，正未可以其不见纪载而忽之也。

所谓枢密使者，内诸司之一，而其初并未尝设司也。薛《史·职官志》曰：“唐朝择中官一人为枢密使，以出纳帝命。至梁开平元年五月，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始命敬翔为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后改置副使一人。二年十一月，置崇政院直学士二员，选有政术文学者为之。其后又改为直崇政院。后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旧为枢密院，命宰臣郭崇韬兼枢密使。亦置直院一人。晋天福四年四月，以枢密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权废枢密院故也。先是晋祖以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恳求免职，只在中书，遂以宣徽使刘处让代之。每有奏议，多不称旨。其后处让丁忧，乃以枢密印付中书、门下，故有是厘改也。开运元年六月，敕依旧置枢密院，以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从中书、门下奏请也。周显德六年六月，命司徒平章事范质、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并参加枢密院事。”此唐、五代之世枢密使一职变迁之大略也。胡三省《通鉴注》曰：“代宗永泰中，置内枢密使，以宦者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惟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后僖、昭时，杨复恭、西门季玄欲夺宰相权，乃于堂状后帖黄，指挥公事。”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案堂状帖黄，起于杨复恭，见《新书·严遵美传》。胡氏云内枢密使置自永泰，当有所据。《廿二史劄记》以《李吉甫传》'宪宗初，有中书小吏滑涣，与枢密使刘光琦昵，颇窃权’，又《裴洎传》'李绛承旨翰林，有中人梁谦掌密命’，谓其职当始德宗或宪宗之初，似未审。则后虽擅作威福，而其起实甚微。昭宗末年，朱温大诛宦官，以蒋玄晖为使。《廿二史劄记》谓“此为枢密移于朝士之始”。梁祖改为崇政院，用敬翔为使，事见第十二章第二节。欧《史·翔传》云：“友珪立，以翔先帝谋臣，不欲翔居内职，乃以李振代翔，拜翔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称疾，未尝省事。”可见其职仍关重要。然《郭崇韬、安重诲传》论曰：“予读梁宣底，见敬翔、李振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见时而事当上决者，与其被旨而有所复请者，则具记事而入，因崇政使以闻，得旨则复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枢密之职，盖出纳之任也。唐常以宦者为之。至梁戒其祸，始用士人。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于外也。至崇韬、重诲为之，始复唐枢密之名，然权侔于宰相矣。”然则敬翔、李振之所为，乃唐枢密使之初；崇韬、重诲之所为，则如杨复恭、西门季玄矣。二人皆自中门使起，见欧《史》本传。崇韬之为中门使，乃由孟知祥之荐，亦见《前蜀世家》。参看第十二章第三节。其起也，亦唐枢密使之初也。薛《史·刘处让传》云：“处让以庄宗已来，枢密使

罕有宰臣兼者，因萌心以觊其位。”欧《史》云：“唐制，枢密使常以宦者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庄宗始用武臣，而权重将相。高祖时，以宰相桑维翰、李崧兼枢密使。处让与诸宦者，心不平之。”薛《史·晋少帝纪》云：“初高祖事后唐明宗，睹枢密使安重诲秉政专权，赏罚由己，常恶之。及登极，故断意废罢，一委中书。至是，冯道等厌其事繁，故复请置之，庶分其权。表凡三上，不允。”二说皆非其实。晋祖之废枢密，事在天福四年（939年），实非登极即然。刘处让亦非与宦者比以争权势之流。窃疑当日攻桑维翰、李崧甚者，实为杨光远，处让转图和缓其争。因其本无意于此，故及其丁母忧而遂废。然特不用人而非废其职。冯道等《请复枢密表》曰：“顷岁枢密使刘处让，偶属家艰，爰拘丧制。既从罢免，暂议改更。不曾显降敕文，永停使额。”冯道者，全身远害之流。《通鉴》叙是事云：“勋旧皆欲复置枢密使。道等三奏，请以枢密旧职让之。”可见晋祖不欲任人之故。虽少帝，亦卒以委桑维翰，而不肯以畀当时所谓勋旧者矣。此亦可见其职之重要也。《廿二史札记》曰：“唐庄宗时，郭崇韬为使；明宗时，安重诲为使；晋高祖时，桑维翰为使；汉隐帝时，郭威为使，其后出镇魏州，史弘肇又令带使以往，苏逢吉力争之不得，遂至称兵犯阙，莫不响应。”可以见其权势。经此积重，至宋，遂与中书对掌文武大柄，号称二府矣。欧《史·唐本纪》于存勖僭即伪位后，书以“豆卢革、卢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书“中门使郭崇韬、昭义监军张居翰为枢密使”。《注》曰：“枢密使唐故以宦者为之，其职甚微，至此始参用士人，而与宰相权任钧矣。故与宰相并书。”《通鉴注》驳之曰：“唐末，两枢密与两神策中尉，号为四贵，其职非甚微也，特专用宦者为之耳。”又引项安世曰：“唐于政事堂后列五房，有枢密房以主曹务，则枢密之要，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后宠任宦人，始以枢密归之内侍。”《十七史商榷》曰：“五代必兼枢密者，方为有相权，如豆卢革辈，但有相名耳。”又曰：“唐宦者所以擅国，枢密出纳王命，神策掌握禁军也。五代则鉴其弊，枢密以大臣为之，改左右神策为侍卫亲军，其都指挥使亦以大臣充之。官制随时不同如此。”愚案事局久则不易更，故但易其人而不能革其官。历代官制之变迁，如是者多也。宣徽者，唐置南北院，有使、副使。梁因之。后唐省副使。掌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祀、朝会、宴飨、供帐之事。应内外进奉，悉检其名物而已。至宋，亦以处勋旧大臣之罢政者焉。《通考》。

都指挥使，本方镇军校之名。自梁起宣武，乃以其镇兵因仍旧号，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将之。盖于唐六军诸卫之外，别为私兵。至后唐明宗，遂改为侍卫亲军，以康义诚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典六军。此侍卫司所从始也。及从荣以六军反入宫，义诚顾望不出兵，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朱弘实击之。其后遂不废。殿前军起于周世宗。是时宋太祖为殿前司都虞候。初诏天下选募壮士送京师，命太祖择其武艺精高者为殿前诸班，而置都检点，位都指挥使上，太祖实由此受禅焉。《通考》引石林叶氏说。

第四节 官 制（下）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罢郡，以州统县，已见第一章第一节。其时有州三百一十，郡五百有八，见《通典》。隋于雍州置牧。州、县亦如北齐，分为九等。开皇十四年（594年），改为四等：曰上，曰中，曰中下，曰下。镇置将、副。戍置主、副。关置令、丞。文帝以并、益、荆、扬四州置大总管。其余诸州置总管者，列为上中下三等，总管、刺史加使持节。《通典》曰：“魏置使持节，宠奉使官之任。隋氏废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则合罢持节之称。其时制置，不以名实相副为意，仍旧存之。后改为太守，亦不复省。所以使持节之名，及于边远小郡，乃不征典故之失。”炀帝悉罢之，并罢州置郡。京兆、河南则为尹。旧有兵处，刺史带诸军事以统之，至是别置都尉、副都尉，与郡不相知。又置京辅都尉，立府于潼关。并置副都尉。置诸防主、副官，掌同诸镇。其监察则归司隶台，已见前。此实有意复两汉郡县举职、刺史监察之旧者也。

唐武德元年（618年），改郡为州，《通典》云：加号持节，后加号为使持节诸军事，而实无节，但颁铜鱼符而已。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至德二载（757年），又改郡为州。《旧书·职官志》上州刺史下注云乾元元年（758年），误也。其叙及《新纪》《通鉴》，皆云至德二载。通计唐代称郡者仅十五年，然前后虽称为州，论其实，则皆古之郡也。《旧书·地理志》惟列州名。《新书》及《通典》《元和郡县志》皆州郡名并举。盖明其中间曾为某郡，非谓其同时名州又名郡也。《新志》间有但举州名者，于渭州下发其凡，曰：“凡乾元后所置州，皆无郡名。”间有乾元前所置亦无郡名者，则于威州下注云“郡阙”，以起其例，盖其地尝没于吐蕃，史失其传也。宋承唐，以州统县，而仍留郡名，以备王公封号。故《宋史·地理志》每州亦兼著郡名，其用意与《唐志》又异。《旧书·韦安石传》言其子陟为吴郡太守，其时只有苏州，则作史者措辞之不谛耳。说详《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唐于西都、东都、北都皆置牧，以亲王为之，而以长史理人。开元元年（713年），改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十一年（723年），改并州为太原府，升长史为尹。初太宗伐高丽，置京城留守。其后车驾不在京师，则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将军为副。开元以尹为留守，少尹为副，谓之三都留守。其后凤翔、成都、河中、江陵、兴元，亦皆为府置尹焉。唐初诸州复有总管。亦加号使持节。武德五年（622年），以洺、荆、并、幽、交五州为大总管。七年（624年），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总管府为都督府。太极初，以并、益、荆、扬为四大都督府。详见下。开元十五年（727年），加潞州为五。其余都督定为上中下之差。都护，永徽中置于边方，掌统诸蕃。大都督亦亲王遥领，以长史主事。都护亲王领之，则曰大都护，以副大都护兼王府长史。其后诸王拜节度使者，亦留京师，而副大使知节度事。薛《史·职官志》：后唐天成二年（927年）诏曰：“顷因本朝，亲王遥镇，其在镇者，遂云副大使知节度事。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并正节旄，惟东西两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后只言节度使。”则其制至五代刊落始尽也。羁縻都督府、州，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也。《新书·地理志》。开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护府之外，以近畿之州为四辅，其余为六雄、十望、十紧及上、中、下之差。县亦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通典·职官典》。《新书·戴叔伦传》云：“天下州县有上、中、下、紧、望、雄、辅者，有司铨拟，皆便所私。”说与此舍。其《百官志》注言文宗世，宰相韦处厚议复置两辅、六雄、十望、十紧州别驾，亦见《旧书·处厚传》，盖谓两畿之州为辅，非谓称辅之州止两也。《新书·地理志》渭州下云：“季世所置州，不列上、中、下之第。”则前世所置皆有之，特不能无变易耳。《通典》备举四辅、六雄、十望之名，而云“初有十紧，后入紧者甚多，不复具列”，则其一证。《典》又云：“户四万已上为上州，二万五千以上为中州，不满二万为下州。亦有不约户，以别敕为上州者。又谓近畿者为畿内州，户虽不满四万，亦为上州。其亲王任中下州刺史者，亦为上州。王去任后，即依旧式。”足见州之分等，条例甚多。虽云究以户口为主，然《旧纪》开元十八年三月云：“改定州县上、中、下户口之数。”则其率亦非无变易矣。抑近畿之州，《通典》述开元定制曰四辅，而韦处厚称为两辅者？或正以其数有变易，故改据两畿言之邪？《旧志》言户满二万已上为中州，《通典》五千字似衍。县：《通典注》云：“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余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而《旧志》云：“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谓之京县。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诸县，谓之畿县。”则赤县亦称京县，而称畿者又不仅雍、洛矣。《通鉴》：大历十二年（777年），定节度使以

下至主簿、尉俸禄。注述令、丞、簿、尉俸禄之数，县有、赤之称。胡氏云：“《类篇》，翻阮切，鹰二岁色。《新地理志》唐京兆有赤县、次赤县，诸负郭亦皆为次赤县，、赤字义不可晓，盖次赤也？”今案七等益一次赤，则八等矣。又《十七史商榷》引宋谢维新《合璧事类》后集第七十九卷县官门知县云：“国朝建隆元年（960年），应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四千户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五百户以下为下。”则其制宋尚相沿，而于中等之中，又析出中下，则亦八等矣。《通典·职官典》言州县皆七等，而《选举典》言郡自辅至下，县自赤至下皆八等，未知何故。若次赤、中下亦列为一等，则其数适得八。岂此分别实起自《通典》成书以前，又为一等中之小别，可云无改于七等之旧，故辑选举、职官二典时，各有所据欤？要之州县等级交易，恐甚纷繁，多少名目，难以具详也。《选举典》云：“初州县混同，无等级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迁小，或始近而后远，无有定制。其后选人既多，叙用不给，遂累增郡县等级之差，其折冲府亦有差等。”又载沈既济请改革选举事条：请准旧令，州为上、中、下三等，县为赤、畿、上、中、下五等，而废紧、望、雄、辅之名。云“等级繁多，则仕进淹滞。使其周历，即务速选。官非久安，政亦苟且”。其缘起如此，自不免如《戴叔伦传》所谓有司铨拟，皆便所私之弊矣。要之州县等级之分，实无与于民生之厚薄，亦不足深考也。镇以五百人为上，三百人为中，不及者为下。戍以五十人为上，三十人为中，不及者为下。各置将副、主副。关亦分上、中、下。上、中关皆置令、丞，下关惟有令。监察之制，文明后尝欲以隶御史台，已见前。《新书·百官志》云：“贞观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旧书·太宗纪》：贞观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新纪》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条黜陟于天下。神龙二年（706年），以五品已上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按举州县，再周而代。景云二年（711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已下善恶。置司举从事二人，秩比侍御史。扬、益、并、荆四州为大都督。汴、兖、魏、冀、蒲、绵、秦、洪、润、越十州为中都督。齐、鄜、泾、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为下都督。当时以为权重难制，罢之。惟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各一人。《旧纪》：六月，依汉代故事，分置二十四都督府。闰六月，初置十道按察。七月，新置都督府并停。惟雍、洛州长史，扬、益、并、荆四大都督府长史阶为三品。《通鉴》云：时遣使按察十道。议者以山南所部阔远，乃分为东西道。又分陇右为河西道。六月，壬午，分天下置汴、齐、兖、魏、冀、并、蒲、鄜、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纠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恶。惟洛及近畿州不隶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卢俌等上言：都督专生杀之柄，权任太重，或用非其人，为害不细。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时巡察，奸宄自禁。其后竟罢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李景伯、卢俌之议，见《新书·景伯传》，附其父《怀远传》后。《旧书·王志愔传》：景云二年（711年），制依汉置刺史监郡。于天下冲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选有威重者为之，遂拜志愔齐州都督，事竟不行。开元二年（714年）曰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通鉴》：开元元年九月，复置右御史台，督察诸州，罢诸道按察使。二年闰二月，复置十道按察使。《旧纪》但书又置右御史台，不书按察使之罢，而亦书其复置。《新书·张廷珪传》：请复十道按察使，帝然纳之，因诏陆象先等分使十道，此时事也。至四年（716年）罢。《旧纪》：四年十二月，停十道采访使。《通鉴》：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繁扰公私，请精简刺史、县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书省官议之。姚崇以为今止择十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乃止。四年闰十二月，罢十道按察使。八年（720年），复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视州、县。《通鉴》在五月。十年（722年），又罢。《通典》同

《通鉴》在十二年五月。十七年（729年），复置十道京都两畿按察使。《通鉴》在五月。二十年（732年）曰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通鉴》在二十一年（733年），云是岁分天下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西、剑南、淮南、江南东、西、黔中、岭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两畿以中丞领之。余皆择贤刺史领之。非官有迁免，则使无废更。惟变革旧章，乃须报可。自余听便宜从事，先行后闻。《新书·地理志序》亦云事在二十一年。《旧书·张九龄传》，言其在相位时，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九龄之相，事在二十一年十二月，则此夺一字也。《新书·韩思复传》：子朝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初置十道采访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李尚隐传》云：自开元二十二年置京畿采访处置等使，用中丞卢奂为之。尚隐以大夫不充使。永泰以后，大夫王翊、崔浃、李涵、崔宁、卢杞乃为之。乃据朝宗、奂任职之时言之，非谓置使在二十二年也。《旧书·地理志》：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五十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京畿采访使理京师城内。都畿理东都城内。关内以京官遥领。河南理汴州。河东理蒲州。河北理魏州。陇右理鄯州。山南东道理襄州。西道理梁州。剑南理益州。淮南理扬州。江南东道理蓟州。西道理洪州。黔中理黔州。岭南理广州。五十者十五之倒误。蓟州当作苏州。此分山南、江南各为二道，就关内、河南析出京畿、都畿，又增置黔中也。天宝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758年），改曰观察处置使。”案《旧书·李峤传》：初置右御史台。峤上疏陈其得失，言“垂拱二年（686年），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别准格敕令察访者，又有三十余条。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后出都，十一月终奏事，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余人，少者一千已下。但准汉之六条，推而广之，则无不苞矣。无为多张科目，空费簿书。且机事之动，恒在四方。是故冠盖相望，邮驿继踵。今巡使既出，其他外州之事，悉当委之，则传驿大减矣。请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为限。使其亲至属县，或入闾里，督察奸讹，观采风俗。然后可以求其实效，课其成功”。则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为二十道，简择堪为使者。会有沮议者，竟不行。神龙已后所行，则峤之说也。委任郡县，而于其上设监察之司，持霜简以肃纪纲，而勿与郡县之事，于法究为最善。隋、唐之世，屡经改革，终不能不循此而行，宜矣。然天宝已还，边兵日重，至德而后，加之天下兵兴，卒复于魏、晋、南北朝刺史握兵之旧。

《新书·兵志》云：“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百官志》云：武德初，边要之地，置总管以统军，加号使持节，盖汉刺史之任。七年（624年），改总管曰都督。总十州者为大都督；贞观二年（628年），去大字。凡都督府有刺史以下如故，然大都督又兼刺史，而不检校州事。其后都督加使持节则为将，诸将亦通以都督称。惟朔方犹称大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则置营田使。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通鉴》：景云元年十月，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考异》曰：《统纪》：景云二年四月，以贺拔延秀为河西节度使，节度之名自此始。《会要》云，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始有节度之号。又云：范阳节度，自先天二年（713年）始除甄道一。《新表》：景云元年（710年），置河西诸军州节度支度营田大使。按讷先已为节度大使，则节度之名，不始于延嗣也。今从《太上皇实录》。案此以节度使之名号言之，论其职守，则初不始于此等也。说见第九节。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旧书·地理志》云：开元中置十节度，已见第四章第七节，其《职官志》云：天宝中置八节度，盖安西、北庭，天宝中尝合为一，而岭南则至德已前初无节度之名也。说见《廿二史考异》：《通典·州郡篇》称节度使十，《职官篇》云：开元中凡八节度，曰碛西，曰河西，曰陇右，曰朔方，曰河东，曰幽州，曰剑南，曰岭南。《考异》曰：“碛西即安西，而不别出北庭之名，《旧史》盖本于此。”又曰：“《唐六典》：凡天下节度使有八：一朔方，二河东，三幽州，四河西，五陇右，六剑南，七碛西，八岭南，盖并平卢、幽州为一，碛西、北庭为一也。”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陆。”《通典》云：“分天下州县，制为诸道。每道置使，理于所部。其边方有寇戎之地，则加以旌节，谓之节度使。自景云二年四月，始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其后诸道因同此号。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旧书·职官志》：门下省符宝郎职，旌节之制，命大将帅及遣使于四方，则请而佩之。旌以专赏，节以专杀。《新书·百官志》：元帅、都统、招讨使掌征伐，兵罢则省。都统总诸道兵马，不赐旌节。《旧书·职官志》云：“汉代奉使者皆持节，故刺史临郡皆持节。至魏、晋，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后魏、北齐总管刺史，则加使持节诸军事。以此为常。隋开皇三年（583年），罢郡，以州统县，刺史之名存而职废，而于刺史太守官位中，不落使持节之名，至今不改，有名无实也。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大将为刺史者，兼治军旅。遂依天宝边将故事，加节度之号。连制数郡。奉辞之日，赐双旌双节。如后魏、北齐故事。名目虽殊，得古刺史督郡之制也。”此节度专擅，实

魏、晋后刺史复起之征也。斯制也，历代承平之际，皆尽力欲除之。唐中叶后亦未尝不然，特力不能胜耳。《旧书·职官志》又云：“至德后，中原置节度，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御使治军事，刺史兼之。《通典》云：以采访使并领之。采访理州县，防御理军事。初节使与采访各置一人，天宝中始一人兼领之。不赐旌节。上元后，改防御使为团练守捉使。又与团练兼置防御使名。”《地理志》云：“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下文列举诸使之名，凡四十七，不见防御制置之名。盖前世使名甚长，诸史为求省文，所举皆不全也。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类，当作额。寇盗稍息，则易以观察之号。”《新书·百官志》云：“武后圣历元年（698年），以夏州都督领盐州防御使。及安禄山反，诸郡当贼冲者，皆置防御守捉使。乾元元年（758年），置团练守捉使、都团练守捉使。大者领州十余，小者二三。代宗即位，废防御使。惟山南西道如故。元载秉政，思结人心，刺史皆得兼团练守捉使。杨绾为相，罢团练守捉使。惟澧、朗、峡、兴、凤如故。建中后，行营亦置节度使、防御使、都团练使。大率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皆兼所治州刺史。”观察初不握兵，意亦在挽此危局。然“节度列衔，往往称某军节度某处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则观察但为节度兼衔，且节度无不兼本州刺史，则权尽归于一家，而守土之臣，几无复分其任者矣”。《十七史商榷》。此其所以终至尾大不掉欤？

使节既张，支郡遂为之隶属。《新书·百官志》云：“观察处置使，掌察所部善恶，举大纲。凡奏请皆属于州。”则观察原不应夺刺史之职。然《旧书·文宗纪》大和二年（828年），南郊大赦节文云“刺史分忧，得以专达，事有违法，观察使然后奏闻”，则其于权限，实未能严守。节度兵权在握，自尤不待论矣。《新书·李吉甫传》：元和二年（807年），杜黄裳罢相，擢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连蹇外迁十余年，究知闾里疾苦，常病方镇强恣。至是为帝从容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时尚无如藩镇何，特欲借刺史之才望以与之抗，使稍得自主而已。至淮西平，则中枢形势骤强，得行其志，乃由乌重胤还职刺史以为之唱。遂下支郡兵马并属刺史之诏。事见第八章第二节。《旧书·陆亘传》：“亘刺兖州，延英面奏：凡节度使握兵分屯属郡者，刺史不能制，遂为一郡之弊，宜有处分。因诏天下兵分屯属郡者隶于刺史。”疑即此事也。薛《史·职官志》：梁开平四年九月，诏曰：“魏博管内刺史，比来州务，并委督邮。遂使曹官擅其威权，州县同于闲冗。俾循通制，宜塞异端。并宜依河南诸州例，刺史得以专达。时议者曰：乌重胤以所管三州，各还刺史职分，是后虽幽、镇、魏三道，以河北旧风，自相传袭，沧州一道，独禀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则梁氏之更张，正合其事矣。”然孔谦直以租庸帖调发诸州，观察使乃以唐制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专奏事诤之，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则可见宪宗、文宗之诏，能行之者实甚寡也。

外官之专横，率由其久握兵权，干涉民政而然。隋及唐初，皆有尚书行台。唐代又有元帅、副元帅、都统、副都统元帅、都统，皆以亲王为之，有名无实。副元帅、副都统则皆有实权。及招讨使等名目。然皆兵罢即撤，故不能为害。后来之节度、防御、团练等使，则不然矣。《旧书·职官志》叙次，先府、都督府、州、县，次以都护府，以其专设于边境，以掌诸蕃也。次乃及节度、都统、招讨、防御、团练等使，明其本为军官，后虽经久设立，寖与民政，实非本意也。《新书·百官志》首元帅，次都统，次节度，次观察，次团练，次防御，乃以府、都督府继之，又继之以都护，终乃及于州县，且总标之曰外官，混文武及常设、暂设之官为一，似欠条理。今文家五等之封，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古文家则为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盖皆按切时势以立言。今文家所言，盖周初之制，古文家所言，则东周后事矣。百里之国，滕、薛、邾、莒之伦。此等国为大国所灭，则以之置县。秦、汉时县大率方百里是也。历代县之疆域，虽时有赢缩，然其本则未变。此等国，在春秋时已无足重轻矣。五百里之国，鲁、卫、宋、郑是也。在春秋时尚足自立，入战国乃日益削弱，以至于亡。此其区域，在秦、汉时则为郡。汉有叛国而无叛郡，明大小若此者，亦无能为。其在春秋时则争霸，在战国时则并称王，争为帝，而终之以并吞者，则齐、晋、秦、楚是也。此等国之封域，即古书所言邦畿千里之制。封国无能若是其大者，亦无若是其大，而犹受封于人者。故言封建之制者，皆不之及。此等国不徒在春秋、战国之世，为兵争之原，即汉初之地，更倍于此等国，亦未足以戢吴、楚七国之心也。然则欲求一统，其道无他，只是防邦畿千里之国之再起而已矣。而魏、晋、南北朝之州郡，唐、五代之藩镇，则此等国之再起者也。此中国统一与分裂之键也。

闾里编制，隋、唐略同。《隋书·高祖纪》：开皇九年二月，“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通鉴》作“置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通鉴》作“置里长一人”。《百官志》：“炀帝时，京都诸坊改为里，皆省除里司官，以主其事。”《旧书·职官志》：户部，“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食货志》云：“五家为保。”家盖误字。又云：“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则辞异意同。又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太宗纪》：贞观九年三月，“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十五年十一月，“废乡长”。《通典》云：“大唐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老一人，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贞观九年（635年），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641年）省。”是其编制及名目皆同也。薛《史·张全义传》云：“全义为县啬夫，尝为令所辱，乾符末，黄巢起冤句，全义亡命入巢军。”唐时无啬夫之名，欧《史》仅云“少以田家子役于县”，薛《史》盖以古名相比附也。《隋书·李德林传》云：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即令理民间辞讼。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戚，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诠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乃欲于一乡之内，选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时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敕令内外群官就东宫会议。自皇太子以下，多从德林议。开皇十年（590年），虞庆则等于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辞讼，不便于民，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上令废之。德林复奏“政令不一，深非帝王设法之义”。因此忤意外出。案古者地治之职，皆有听讼之权，岂必能皆得其平？然事属相沿，民习有严上之心，故犹可以相安，既废之矣，而又复之，则嚣然之声起矣。乡官之始，必由人民推择；其后或由官命，亦必采听民意；历年愈久，则民之愿者与官日益离，其桀黠者依附献媚之术愈工，且或有以胁其众，使不敢诽己，其人乃去民日远。自左雄已言“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三节。而可畀以听讼之权乎？既明知其不便矣，又岂可以护前而惮改作？德林之初议是，而其再奏则非矣。因此忤旨，不得咎文帝之听荧也。炀帝令省除里司，盖以京都为贵势豪猾所萃，什伍之长，势不足相检制，与魏甄琛请取武官领里尉之意同，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三节。非所语于外州县也。《新书·韩滉传》：滉为两浙观察使，里胥有罪，辄杀无贷。人怪之。滉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贼有负，聚其类以反。此辈皆乡县豪黠，不如杀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为恶。”足见正长中桀黠者之多。然滉残酷而好要功，徒以便于己私，而残民以逞，其心更可诛矣。薛《史·胡饶传》：饶与唐明宗部将王建立相善。明宗即位，建立领常山，奏饶为真定少尹。平棘令张鹏者，献策，请建立于境内，每县所管乡，置乡直一人，令月书县令出入行止。饶乃导而荐焉。建立行之弥年，辞讼蜂起，四郡大

扰。此等教猱升木之举，其必无以善其后也审矣。《通典》：“天宝七载（748年），诏三十里置一驿，元注：“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驿各有将，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后，民贫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此则本非可责之于民。虽承平之世，民力亦不能堪，而况于丧乱之后邪？

官品：隋分为九，各有正从；自四品以下，复分为上下阶，凡三十阶；谓之流内。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无一品及正四五品。又有流外勋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之差；又视流外亦有视勋品、视二品、视三品、视四品、视五品、视六品、视七品、视八品、视九品；皆无上下阶。炀帝三年（607年），定令，除上下阶。唐自四品已下复有之。又有视流内，起正五品至从九品。流外、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如隋之旧。

隋高祖又采后周之制，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总十一等，以酬勋劳，是为勋官。又有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以加文武官之德声者，并不理事。六品已下，又有翊军等四十三号将军，品凡十六等，为散号将军，以加泛授。居曹有职务者为执事官，无职务者为散官。上柱国已下为散实官，军为散号官。开皇六年（586年），吏部又别置朝议、通议、朝请、朝散、给事、承奉、儒林、文林八郎，武骑、屯骑、骁骑、游骑、飞骑、旅骑、云骑、羽骑八尉。其品则正六品已下，从九品以上。上阶为郎，下阶为尉。案“汉制，光禄大夫、太中大夫、郎、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数千人；特进、奉朝请，亦皆无职守，优游禄秩；则官之有散，自汉有之。然当时仕于朝者，不任以事，则置之散，盖以储才待须，与职事均其劳佚”。其“以职为实，以散为号”，则实自隋始也。《文献通考》引岳珂《愧郯录》说。炀帝于旧都督已上至上柱国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皆罢之，并省朝议大夫。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禄、从品。左右光禄、左正二品，右从二品。金紫、正三品。银青光禄、从三品。正议、正四品。通议、从四品。朝请、正五品。朝散、从五品。九大夫，建节、正六品。奋武、从六品。宣惠、正七品。绥德、从七品。怀仁、正八品。守义、从八品。奉诚、正九品。立信、从九品。八尉，以为散职。其制似较高祖为简易。然及唐世，复有勋官，凡十二转。见《新书·百官志·司勋职》。文散官二十九等，见《吏部》。武散官四十五等。见《兵部》。玄宗平内难，赐卫士葛福顺等为唐元功臣。代宗以射生军清难，有宝应之称。德宗以泾军扇逆，有定难之号。其后随事而赐，亦无定名。《通考》。僖、昭频年播迁，功臣差多。至后梁、后唐，则遍及戎卒矣。《通鉴》贞元七年（791年）《注》引宋白说。勋散官之名，皆古之高官。在隋世，盖犹不失其贵，至唐，则止于服色、资荫而已。杜佑《裁官议》云：“柱国后魏末置，并是当时宿德，勋成业崇，皆主重兵，宠贵第一。周、隋以后，除授至多。暨乎国家，回作勋级，惟得三十顷地耳。”又云：“后周改都督诸军事为总管，则总管为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并以为散官。炀帝改大都督为校尉，帅都督为旅帅，都督为队正；大唐武德七年（624年），改上大都督为骁骑尉，大都督为飞骑尉，帅都督为云骑尉，都督为武骑尉；则都督之名微矣。”《通鉴》：兴元元年（784年），陆贽奏：“国家命秩之制，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然掌务而授俸者，惟系职事一官。勋、散、爵号，止于服色、资荫而已。”《注》：“资荫，谓随资品得荫其子若孙及曾孙也。”文散官自四品已下，皆番上于吏部；武散官则番上于兵部；勋官亦番上于兵部及外州；殊为困辱。见《新书·百官志》吏兵部及司勋。《旧书·职官志》云：“旧例，开府及特进，虽不执事，皆给俸禄，与朝会，行立在于本品之次。光禄大夫已下，朝散大夫已上，衣服依本品，无禄俸，不与朝会。朝议郎已下，黄衣执笏，于吏部分番上下，承使及亲驱使，甚为猥贱。每当上之

时，至有为主事、令史守局钥、执鞭帽者。两番已上，则随番许简。通时务者，始令参选。一登职事已后，虽官有代满，即不复番上。”又云：“永徽已后，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每年纳课，亦分番于兵部及本郡当上省司，又分支诸曹，身应役使，有类僮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案是时征役，又多取勋官，见第九节引刘仁轨奏。无实利而徒有虚名，未有能使人重之者也。此徒恃虚名者之所以终穷也。

官禄：《隋书·百官志》云：“京官：正一品禄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为差，至正四品，是为三百石。从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为差，至正六品，是为百石。从六品九十石，其下每以十石为差，至从八品，是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其给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县令，则计户而给禄。各以户数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百石。大县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六十石。其禄惟及刺史二佐及郡守、县令。”其职分田：《通典》云：“京官一品者给田五顷，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案自一品至五品，似每品亦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唐制：《通典》云：“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钱六千八百。从一品米六百石。从品不言钱数，盖皆同正？正二品米五百石，钱六千。从二品米四百六十石。正三品米四百石，钱五千一百。从三品米三百六十石。正四品米三百石，钱四千二百。从四品米二百六十石。正五品米二百石，钱三千六百。从五品米一百六十石。正六品米一百石，钱二千四百。从六品米九十石。正七品米八十石，钱二千一百。从七品米七十石。正八品米六十七石，钱一千六百。从八品米六十二石。正九品米五十七石，钱一千三百。从九品米五十二石。《新书·食货志》不载钱数。外官各降一等。一品以五十石为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为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为一等，六品、七品以五石为一等，八品、九品以二石五斗为一等。其干力及防、庶仆并别给。内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并给职田。京官诸司及郡县，又给公廨田。并有差。”职分田之数，自十二顷至一顷，见《新书·食货志》。永徽中月俸、食料、杂用之数，见于《新书·食货志》。《通典》云：“防 庶仆，旧制季分、月俸、食料、杂用，即有分诸官应月给。开元二十四年六月，乃撮而同之，通谓之俸料。一品月俸六千，食料千八百，杂用千二百，防 十五千，通计二十四千。二品、三品，月俸五千，食料千一百，杂用九百，防十千，通计十七千。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七百，杂用七百，防 六千六百六十七，通计十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月俸三千，食料六百，杂用六百，防 五千，通计九千三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四百，杂用四百，庶仆二千五百，通计五千三百。七品月俸千七百五十，食料三百五十，杂用三百五十，庶仆千六百，通计四千五十。八品月俸千三百五十，食料三百，杂用三百，庶仆六百，通计二千五百五十。九品月俸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杂用二百，庶仆四百，通计千九百。”此承平时之制也。虽时有增减，大致不甚相远。李吉甫谓“国家之制，官一品俸三千，职田、租米，大抵不过千石”，盖辜较言之也。开元以后，置使渐众，各给杂钱，数乃甚巨。《新书·食货志》曰：“宰相杨国忠，身兼数官，堂封外月给钱百万。幽州平卢节度使安禄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给，亦不下百万。”兵兴而后，权臣外官，乘机攘窃，尤有不可言者。《新书·食货志》又云：“兵兴，权臣增领诸使，月给厚俸，比开元制禄数倍。”又云：“代宗时，权臣月俸，有至九十万者。刺史亦至十万。”《裴冕传》云：“领使既众，吏白俸簿月二千缗。”杨绾、常衮，始加厘正，《新书·食货志》云：“杨绾、常衮为相，增京官正员官及诸道观察使、都团练使、副使以下料钱。”《通鉴》事系大历十二年（777年），云：“元载以仕进者多乐

京师，恶其逼已，乃制俸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衮奏京官俸太薄。诏加京官俸岁十五万六千余缗。自兵兴以来，州县官俸给不一，重以元载、王缙，随情徇私，刺史月给，或至千缗，或数十缗。至是始定节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禄。裒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案兵兴已后，旧法毁坏，新法不立，有权者乘机攘窃，政府无如之何；又财政穷蹙，坐视京官之困窘而无以救之；此亦事势使然，尽以归咎于元载，亦溢恶之辞也。是年所加京官之俸，见《通鉴注》引《唐会要》。德宗贞元四年（788年），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请自三师以下，悉倍其俸，从之，亦见《通鉴》。史言其法制粗立，然《通考》载大中六年（852年）中书门下奏：“应诸州刺史，既欲责其洁己，须令俸禄稍充。但以厚薄不同，等级无制，致使俸薄处无人愿去，禄厚处终日争先。”又《新书·食货志》以会昌后百官俸钱，不复增减，特著其数，今核之，则最多者三师，钱二百万，最少者十六卫、六军、十率府执戟、长上、左右中郎将，钱二千八百五十而已。则其所谓均者又安在邪？然此特官吏受其弊而已，其因官俸而厉民，则又有不止于此者。

历代官俸之厉民，病在国家无充足之经费，于是或分之以田亩，或假之以事力，甚至畀以资财，使为出举、兴生之事焉。官吏出举、兴生之弊，已见第十七章第四节。职分田及公廨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谷。”《通典·职官典》十七。然其诛求，实较民间之田主为尤甚。观第十七章第二节所引元结所言道州之情形可知。役民之事，名目尤繁。曰防，曰庶仆，曰邑士，曰仗身，曰亲事，曰帐内，曰白直，曰执衣，曰事力，曰守当，曰厅子。甚有如门夫者，乃州县无防人者，籍十八已上中男及残疾，以守城门及仓库门，番上不至者，闲月督课，为钱百七十，忙月二百，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亦以给州县官焉。皆见《新书·食货志》及《通典·职官典》十七。或役其身，或收其课，又有既收其课，旋复加以签差者。以大体言之，收其课较之

役其身者，民少得宽，如《新书·食货志》言：“天宝初，天下白直岁役丁十万，有诏罢之，计数加税以供用，人皆以为便”是也。薛《史·周太祖纪》：广顺元年三月，壬申，诏曰：“诸州府先差散从亲事官等，前朝创置，盖出权宜，苟便一时，本非旧贯。近者遍询群议，兼采封章，且言前件抽差，于理不甚允当。一则碍州县之色役，一则妨春夏之耕耘。贫乏者困于供须，豪富者幸于影庇。既为烦扰，须至改更。况当东作之时，宜罢不急之务。其诸州所差散从亲事官等，并宜放散。”诏下，公私便之。然又云：是月，“辛卯，诏诸道节度副使、行军司马、两京少尹、留守判官，并许差定当直人力，不得过十五人。诸府少尹、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副使不得过十人。节度推官、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不得过七人。逐处系帐收管。此外如敢额外影占人户，其本官当行朝典。先是汉隐帝时，有人上言：州府从事、令录，皆请料钱，自合雇人驱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户。秉政者然之。乃下诏州府从事令录本处先差职役，并放归农。自是官吏有独行趋府县者。帝颇知之，故有是命。”自壬申至辛卯，不过二十日耳。官吏果有独行趋府县者乎？即日有之，其上闻又何其速也？又《汉隐帝纪》：乾祐三年七月，“三司使奏州县令录佐官，请据户籍多少，量定俸户。县三千户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户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二千户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每户月出钱五百，并以管内中等户充。录事参军判司俸钱，视州界令佐取其多者给之。其俸户与免县司差役，从之”。《通考》记此事云：“俸户与除二税外，免放诸杂差遣，不得更种职田。所定俸户，于中等无色役人户内置，不得差令当直及赴衙参。”此亦收其课而免其役也。然《周世宗纪》，又载显德五年十二月，“诏重定诸道州府幕职、令录、佐官料钱，其州县官俸户宜停”。《通鉴》载是事云：“诏凡诸色课户及俸户，并勒归州县。”《通考》载中书奏云：“其内外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并停。如今后更有人户愿充此等户者，仰本州勒充军户，配本州牢城执役。”则其名目尤多，而民反以获充此等色役为幸，

则周太祖诏所谓豪富幸于影庇者也。《通鉴注》云：“唐初，诸司置公廨本钱，以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其后罢诸司公廨本钱，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此所谓课户也。唐又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此所谓俸户也。”案罢公廨本钱置胥士，事在贞观十二年（638年），敛一岁税主以高户，事在高宗时；皆见《新书·食货志》及《通典》。此二者盖最普遍。余如庄户、柴炭纸笔户等，则随时随地，巧立名目，事较琐细，故作史者略而不书耳。然亦可见此等名目遗佚者之多矣。而去来之际，则有送迎。《旧书·郝处俊传》：“年十岁余，父卒于滁州，故吏赙送甚厚，仅满千余匹，悉辞不受。”《杜暹传》：“补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万余张赠之，暹惟受一百。”当时纸价贵，万张之赠，亦不薄矣。薛《史·张万进传》：“所至不治。洎至泾原，凶恣弥甚。卒，假殡于精舍之下，至 车东还，凡数月之间，郡民数万，无一馈奠者。”可见以有馈奠为常也。居官之时，又有相沿之供奉及临时之乞取，并有巧取豪夺，遂袭为故常者。历代地方政费，相沿皆出自当地，故向来所谓陋规者，溯其原，实不可谓之非法，其说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矣。然因之而多取或且虐取之者亦甚多。《新书·列女传·李畲母》：“畲为监察御史，得廪米，量之三斛而赢。问于史，曰：御史米不概也。又问车庸有几？曰：御史不偿也。母怒，敕归余米，偿其庸。因切责畲。畲乃劾仓官自言状。诸御史闻之有惭色。”此可谓其细已甚。然《钱徽传》：“贬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钱百万，刺史以给宴饮赠饷。徽曰：此农耕之备，可他用哉？命代贫民租入。”《循吏·韦宙传》：“出为永州刺史。州方灾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余万钱，为市粮饷。”则为数颇巨矣。以其相沿已久，故民于取之者不以为贪，偶有不取者，则群誉为廉，若其视少府所入为人君私藏，偶出之以佐大农，遂群称其盛德焉。《旧书·长孙顺德传》：“拜泽州刺史。先是长吏多受百姓馈饷，顺德纠擿，一无所容，称为良牧。”薛《史·安重霸传》：“清泰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雍之间，令长设酒食私丐于部民者，俗谓之捣蒜。重霸之镇亦为之。秦人目为捣蒜老。”《史弘肇传》：“所领睢阳属府公利，委亲吏杨亿就府检校，贪利凶横，负势生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风展敬，聚敛刻剥，无所不至。月率万缗以输弘肇。一境之内，疾之如仇。”此等皆事未经久，故为上所禁，为下所疾，为俗所讥。若其习而安焉，则亦江州之牛田，永州之什用也。《旧书·赵涓传》：“侍御史卢南史坐事贬信州员外司马。至郡，准例得厅吏一人。每月请纸笔钱。前后五年，计钱一千贯。南史以官闲冗放吏归，纳其纸笔钱六十余千。”刺史姚骥劾以为臧。德宗遣监察御史郑楚相、刑部员外裴澥、大理评事陈正仪充三司使，同往按鞫。澥奏“事非巨蠹”，不须三司并行，请独往。德宗忻然，命改敕。德宗性严，然从澥如转圜者，由其本谓“此事亦未为甚”也。《宣宗纪》：大中五年九月，“敕条疏，刺史交代，须一一交割公事与知州官，方得离任。准会昌元年（841年）敕，刺史只禁科率由抑配人户。至于使州公廨及杂利润，天下州府，皆有规制，不敢违越。缘未有明敕处分，多被无良人吏致使恐吓，或致言讼起。今后应刺史下担什物及除替后资送钱物，但不率敛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县旧例色目支给。如无公廨，不在资送之限，若辄有率配，以入己臧论”。此诏令明许相沿之陋规不为违法者也。“科率由”，当作“科率所由”，盖夺字。非法之求取如是，而于应给之禄，则国家困穷之际，又往往不能给之。然其所苦者，又不过无拳无勇之人，若乃工于攘窃者，又未尝不反以为幸也。亦足唏矣。唐自至德而后，屡减百官俸料，略见《新书·食货志》。其甚者，代宗永泰元年十月，“诏税百官钱市绢以赏回纥”。闰十月，“百寮上表，以军兴急于粮饷，请纳职田以助费，从之”。盖旬月之间，而夺其禄者再焉，事见《旧书·代宗纪》。《通鉴》：梁太祖开平三年正月，“以用度稍充，初给百官全俸”。《注》云：“唐自广明丧乱已来，百官俸料，额存而已，至是复全给。”然薛《史·唐庄宗纪》，又载同光四年二月，宰臣豆卢革上言“请支州县实俸”，则开平三年（909年）所

给，实仅指内官也。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杨亿疏言：“唐制，内外官俸钱之外，有禄米、职田，又给防、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数，岁收其课，以资于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以给公用。自唐末离乱，国用不充，百官俸钱，并减其半，自余别给，一切权停。今郡官于半俸之中，已是除陌，又于半俸三分之内，其二以他物给之，鬻于市廛，十裁一二。曾 口之不及，岂代耕之足云？昔汉宣帝下诏，言吏能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遂加吏俸，著于策书。窃见今之束发登朝，陈力就列，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若乃左右仆射，百寮之师长，位莫崇焉，月俸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云云。顾亭林《日知录·隋以后刺史》条引之，以为“今代所循，大抵宋之余弊”。然宋又未尝不承唐之余弊矣。仲长统论汉吏禄之薄，谓由秦刻之以丰军用，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三节。更观杨亿之言，则知兵争之际，未有不厚于兵而薄于吏者，且未有不久而不复者也。然承其弊者果吏乎？《旧书·陆亘传》：为浙东观察使。“越之永嘉郡，城于海堧，常陷寇境，集官吏廪禄之半，以代常赋。因循相踵，吏反为幸。亘按举臧罪，表请郡守以降，增给其俸，人皆赖之。”刻吏禄而吏以为幸，增吏禄而民皆赖之，其故不可深长思也哉？

第五节 选 举（上）

用人首重才德，才德必征诸行实，行实必考诸乡间，此汉以前选举之法所由立也。汉末，人士播迁，考详无地，于是九品中正之制兴焉。其法既极弊而不可挽救，而乡举里选之制又卒不可复，而科目兴矣。

《通典·选举典》云：“南朝至于梁、陈，北朝至于周、隋，选举之法，虽互相损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隋开皇中方罢。”历代制中。

其《职官典》云：“隋有州都，大唐无。”总论州佐。又云：“中正，隋初有，后罢，而有州都，大唐并无此官。”总论郡佐。然《通鉴》唐高祖武德七年正月云：“依周、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无品秩。”则初亦尝设其职。然死灰不可复然，后盖旋废，故《通典》不之及矣。

《新书·选举志》云：“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此文颇伤凌乱。《十七史商榷》云：“虽大要有三，其实惟二：以地言，学馆、州县异；以人言，生徒、乡贡异；然皆是科目，皆是岁举常选，与制举非常相对。唐人入仕之途甚多，就其以言扬者，则有此三种耳。科之目十有二，盖特备言之。其实：若秀才则为尤异之科，不常举。若俊士，与进士实同名异。若道举，仅玄宗一朝行之，旋废。若律、书、算学，虽常行，不见贵。其余各科不待言。大约终唐世，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王定保《摭言》卷一会昌五年（845年）举格节文，及《两监篇》载会昌五年正月敕文，《谒先师篇》载开元五年九月诏文，皆专举明经、进士二科。又如裴庭裕《东观奏记》卷十一条云：“京兆府进士、明经解送，设殊、次、平等三级，以甄别行实。韦澳为京兆尹，至解送日，榜曰：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当开元、天宝之间，始专重明经、进士是也。”愚案《旧书·职官志》礼部职云：“凡举试之制，每岁仲冬，率与计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其有博综兼学，须加甄奖，不得限以常科。”《通典·选举典》亦云：“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凡众科有能兼学，则加超奖，不在常限。”虽所言不如《新志》之备，然实能分别轻重，提挈纲领。《新志》备列其名，而于其常行与否，不加分别；亦不别其轻重；未免失之汗漫矣。《十七史商榷》又云：“生徒与乡贡，十二科皆有之。生徒是学、馆中人。馆惟京师有之，学则州县皆有。肄业其中者，州县试之送尚书省。乡贡则庶人之俊异者，平日不在学中，径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试之而送省。玩下文所述，其制自明。”案此制之大异于前代者？前代选举之权，操之郡县，士有可举之材，而郡县不之及，士固无如之何，今则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夫苟怀牒自列，州县即不得不试之；试之，即不得不于其中举出若干人。是就一人言之，怀才者不必获信，而合凡自列者而言之，则终必有若干人获举；而为州县所私而不能应试者，州县亦无从私之；是遏选举者之徇私，而俾怀才者克自致也。此选法之一大变也。又前世选举，首重才德，而学犹次之。汉世四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者德，曰“才任三辅令”者才，曰“经中博士”，曰“文中御史”，则皆学也。学可以言扬，而才与德皆不能。才德既无术核实，而徒以虚文重之，其极，则徒举学之较可核实者而亦豁免之耳。科目兴而此弊除矣。此选法之又一大变也。

乡贡、学校，二者实互为盛衰。《新志》云：“举人旧重两监，后世禄者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天宝十二载（753年），乃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然及十四载（755年），即“复乡贡”矣。盖学校有名无实；而不论其为由乡贡，由学校，凡应举者皆意在得官，欲得官必求速化，骛声华、事奔竞之术正多，何必坐学？此则学校之所以日衰，乡贡之所以日盛。至明世，法虽束缚之一出于学，究亦学校其名，乡贡其实也。其机则唐代肇之矣。

举试之法。《新志》述之云：凡学六：国子、太、四门、律、书、算；又都督府、州、县皆有学；门下省有弘文馆；东宫有崇文馆；每岁仲冬，州、县、馆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至省，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通典》云：“武德著制，以考功郎中监试贡举。贞观以后，则考功员外郎专掌之。”又云：“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又云：“旧令诸郡虽有一、二、三人之限，而实无常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礼部侍郎亲故，移试考功，谓之别头。贞元十六年（800年），中书舍人高郢奏罢，议者是之。新、旧《书》《郢传》皆不载其事，而《齐抗传》则皆云抗所奏罢。元和十三年（818年），权知礼部侍郎庾承宣奏复。大和三年（829年），高锴为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当，监察御史姚中立奏停。六年（832年），侍郎贾 又奏复之。初开元中，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事在二十五年（737年），见《旧书·钱徽传》所载长庆元年（821年）敕。《通典》同，云事为礼部侍郎姚奕所奏。其后中废。钱徽所举送，覆试多不中选，由是贬官，而举人杂文，复送中书、门下。钱徽事在长庆元年（821年），见第八章第五节。《新志》承庚承宣奏复别头而云是岁，误。抑岂承宣奏复别头，实在元和十五年（820年），而《志》误作十三年（818年）邪？长庆三年（823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礼部已放榜，而中书、门下始详覆，今请先详覆而后放榜。议者以起虽避嫌，然失贡职矣。起，播弟，事见《旧书·播传》。大和八年（834年），宰相王涯以为礼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书，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试杂文、乡贯、三代名讳送中书门下。以上皆据《新志》。武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通典》云：“殿前试人自此始。”《通考》云：此“于

殿陛之间，行员外郎之事”，非如后世“于省试之，外复有殿试”也。两都试人，《新志》云始于广德二年（763年）。时贾至为侍郎，以岁方艰歉故。亦见《旧书·文苑》至本传。案《通考》载唐《登科记总目》，至德二载（757年），进士二十二人，江淮六人，成都府十六人，江东七人，则分试之地，尚不止两都，盖丧乱时之权制也。观《通典》所载赵匡论举选之弊，见下节。则以此为患者，又不独艰歉之岁矣。

南北朝至隋、唐，皆偏尚文辞，其时取士，率以是为标准，虽最高之秀才科亦然焉。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新志》云：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粗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通典》云：“案令文科第，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自武德已来，明经惟有丁第，进士惟乙科而已。”又云：“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始停秀才科。”《通考》引唐《登科记总目》同。《旧书·职官志》礼部亦云：秀才试方略策五条。又云：“此科取人稍峻，贞观已后遂绝。”《通典》则云：“初秀才科等最高。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自是士族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注》云：“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后，复有此举。《通考》引《登科记总目》不载。其时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愿收奖，应者多落之。三十年来，无及第者。至天宝初，礼部侍郎韦涉，始奏请有堪此举者，令官长特荐，其常年举送者并停。”案《新书·韩思复传》云：思复举秀才高第。思复卒于开元初，年七十四，其生，早亦当在贞观末。又《徐坚传》云：十四而孤，及壮，宽厚长者，举秀才及第。坚卒于玄宗东封后，年七十余，东封在开元十三年（725年），上距永徽元年（650年），已七十六年矣。秀才果绝于贞观，停于永徽，二人安能及第？《旧书·刘祥道传》：祥道于显庆二年（657年）上疏，言“国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举”。《职官志》论唐出身入仕者，亦云：“其秀才，有唐已来无其人。”使以其言为实，则自武德已来，即当无此科，而《通考》引唐《登科记总目》，永徽以前，秀才固岁有其人，何也？然则永徽之停，殆亦如韦陟之奏，特停其常年举送者；贞观后之废绝，亦不过如此；其有才实拔出，或州长不惮见坐者，亦未必遂无举送也。《通典》三十年来无及第者一语，似自天宝元年（742年）上溯至开元元年（713年）言之。果尔，则开元之有此举，亦必非始二十四年（736年），特二十四年已后、乃有常年举送者耳。《隋书·文学传赞》，言“隋世秀异之贡，不过十数，而杜正玄昆季三人与焉”。亦见新、旧《书·杜正伦传》。《新书·任敬臣传》：年十六，刺史崔枢欲举秀才，自以学未广，遁去。敬臣后为秘书郎，为监虞世南所赏，崔枢之欲举，或亦在贞观之初。又《张昌龄传》：州欲举秀才，以科久废固让；昌龄亦贞观时人。此亦久废特言其稀，非谓绝无之证。然则唐世所谓废绝，亦不过如隋世之举者甚稀耳。秀才无杂文之限，而论科第者犹以为最贵，似乎不重文辞，实则事适相反。《隋书·杜正玄传》言：杨索负才傲物，正言抗辞酬对，无所屈挠，素甚不悦。久之，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言，至，即令作赋。正言援笔立成，素始异之。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又皆立成，而辞理华赡。素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此正以其文辞赏之。隋世举秀才，见于《隋书》及新、旧《书》者：尚有侯白、《隋书》附《陆爽传》。崔儦、王贞、皆见《隋书·文学传》。窦威、《旧书》本传。许敬宗，《新书》本传。其岑文本、薛收，则辞不应命。皆见《新书》本传。侯白行类俳优，崔儦性近清狂，王贞但工书翰，亦皆文士之流。又《隋书》所载，见举在陈世者有许善心，在齐世者有李德林。《德林传》云：杨遵彦命制《让尚书令表》，援笔立成，不加治点。因相赏异。以示吏部郎中陆卬，卬云已大见其文笔，浩浩如长河东注。《新书·张昌龄传》，言其固让秀才，更举进士。与

王公治齐名，皆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黜。太宗问其故。答曰：“昌龄等华而少实，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则后生劝慕，乱陛下风雅。”后昌龄以翠微宫成献颂获进。然则爰自齐世，至于唐初，重秀才者，皆以其能为杂文，杨素之赏杜正玄，初非特异之见，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已后主司之不欲收奖，乃正以其不如进士之浮靡而薄之耳。然则加杂文后之进士，正乃前此之秀才也。

隋炀帝始建进士科。《通典·选举典》历代制中，《旧书·杨纂传》：大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新志》云：“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又云：“永隆二年（681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钞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然后试策。”此所言者皆不具。《旧书·薛登传》：登言炀帝置进士等科，后生之徒，缉缀小文，名之策学；杨绾亦言：“炀帝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皆可见进士初仅试策。《通典》云：“明经、进士，初止试策。贞观八年（634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680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新志》云：“上元二年（675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永隆二年（681年），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长寿二年（693年），太后自制《臣轨》两篇，令贡举人习业，停《老子》。神龙二年二月，制贡举人停《臣轨》，依旧习《老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新注《老子》成，诏天下每岁贡士，减《尚书》《论语》策而加《老子》。《新志》同。又云：“诏天下家藏其书。”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经每经帖十，取通五以上，免旧试一帖，仍按问大义十条，取六以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及第。其进士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天宝元年（742年），明经停《老子》，加习《尔雅》。又云：“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帖各有差。既通而口问之，一经问十义，得六者为通。问通而后试策，凡三条。三试皆通者为第。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注》云：“旧制帖一小经并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改帖大经。其《尔雅》亦并帖注。”又云：“经策全通为甲第，通四以上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经文不通四，或帖经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为不第。”此天宝已前明经、进士两科试法也。《新志》仅据最后之制言之，而二科之加帖经，不在永隆二年（681年），又因是年之加杂文而误并为一焉。观《通典》帖既通而后试文赋之说，则知初所试者并无诗，而赋亦不该于文之内。《新志》云：“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781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大和八年（834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赋。”然钱徽一案，内出《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题以重试进士，则诗赋之复，初不待大和八年（834年）矣。薛《史·李怿传》：后唐明宗天成时，常侍张文宝知贡举，中书奏落进士数人，仍请诏翰林学士院作一诗一赋，下礼部为举人格样，则其制至五代未改。《周太祖纪》：广顺三年正月，户部侍郎权知贡举赵上交奏：“诸科举人，欲等第各加场数，进士除诗、赋外别试杂文一场”，从之。盖至是始复有所加？观此，亦可知诗、赋并不该于杂文之内。赵匡《举选议》，请“进士杂文，试笺、表、论、议、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不试诗赋”，可见同为鞶帨之饰，时人视之，仍有有用无用之别。然则刘思立请加杂文时，亦当并无诗赋，而赵匡之议，亦或正欲复杂文初兴时之旧也。

进士科当唐之晚节，为世所共患，《新志》。其弊在于尚文。然尚文之弊，初非进士科所独，而进士实乃为尚文之风气所累。何也？案《隋书·李谔传》，载谔上书论文体之弊曰：“开皇四年（584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文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臣既忝宪司，谔时为治书侍御史。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传》云：上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乡风，深革其弊。《旧书·薛登传》：登于天授中上疏论选举，亦谓“文帝纳李谔之策，风俗改励，政化大行。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通典》载沈既济之议云：“显庆已来，高宗不康，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寖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观此诸家之言，似乎隋炀帝、武则天、唐玄宗三人，于败坏风气，皆与有责。实则崇尚浮华之风已深，非隋文一时设施所能变，唐起关中，初较东方为鄙朴，及高宗已后，乃亦与之俱化耳。当时于举吏亦欲以策校之，《旧书·刘迺传》：天宝中，致书于知铨舍人宋昱曰：“判者以狭辞短韵，语有定规为体，亦犹以一小冶，而鼓众金，虽欲为鼎、为镛，不可得也。若引文公、尼父，登于铨廷，虽图书、易象之大训，以判体挫之，曾不及徐、庾。”《薛珏传》：德宗时，诏天下举可任刺史县令者，有诏令与群臣询考。宰相将以辞策校之。珏曰：“求良吏不可兼责以文学。”于制科亦试以诗赋，见下。皆尚文之弊所发，与进士设科之意何涉？进士浮薄

之举，藉藉人口者诚多，则以此科为世所重，奔竞者多趋其途，而其事之传者亦独多耳。法制似刚，而实脆薄，风俗似柔，而实坚韧。其蚀法制，如水啮堤，名虽具存，实必潜变，而并其名而不克保者，又不知凡几也。进士之浮华，亦与诗赋、杂文无涉。薛《史·冯道传》云：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策》。”道寻知之，召赞谓曰：“《兔园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邪？”赞大愧焉。欧《史·刘岳传》云：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耳。”《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大怒，徙岳秘书监。岳时为吏部侍郎。《困学纪闻》云：“《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命僚佐杜嗣先放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册》谓此也。”《宋史·艺文志》亦云：“《兔园策府》，三十卷，杜嗣先撰。”而晁公武《读书志》云：“《兔园册》十卷，唐虞世南撰。”题名之异，盖由纂集本非一人，无足为怪，独其卷数不同耳。晁氏又云：“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至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授学童，故有遗《兔园册》之诮。”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兔园策》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合观诸文，知士夫之尚此书，初盖以供对策之用，然后所重者，惟在其俪语而不在其训注，盖有录其辞而删其注者？故卷帙止三之一，若写作巾厢本，则并可藏之襟袖之间矣。村童无意科名，本无须乎诵此，然俚儒何知，但见名公贵人讽之，则亦以之教学童矣。吾幼时，尚见塾师以《故事琼林》《龙文鞭影》教学童者，其书皆为俪句，下注故实，其体盖与《兔园册府》正同？则不惟因而用之，并有创意为之者矣。何古今之相类邪？则以僻陋之区，风尚之变迁恒缓也。《文场秀句》，观其名可知其体，其鄙陋，自必更甚于割裂之《兔园册》，故冯道又转以之诮任赞焉。赵匡《举选议》曰：“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征问，不立程限，故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于此。”此正《兔园册》等之所以见尚。然讽其辞而遗其注，其足与于钞略之事乎？对策者之所为如此，于诗赋、杂文，又何尤焉？此等人之文采，亦可知矣。抑诚有文采者，其文采亦未必足尚。《旧书·张荐传》云：祖，聪警绝伦，书无不览。初登进士第，对策尤工。考功员外郎謇味道赏之曰：“如此生，天下无双矣。”调授岐王府参军。又应下笔成章及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科。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再授长安尉，迁鸿胪丞。凡四参选，判、策为铨府之最。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未闻退时。时流重之，目为青钱学士。”如 者，应足以挫文公、尼父，而无藉于挦撦《兔园册》《文场秀句》矣。然吾未知其视近世之尤侗、何栻何如也。《柳宗元传》云：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者，必为名士。宗元之文，岂为进士者所能知？毋亦徒以声气相标榜邪？

明经之科亦起隋。《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初，北海贼帅綦公顺，率其徒三万攻郡城。明经刘兰成纠合城中骁健百余人袭击之”。《注》云：“刘兰成盖尝应明经科，因称之。《新唐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则明经科起于隋也。”案《旧书·韦云起传》云：隋开皇中明经举。《孔颖达传》云：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天宝前试法，已见前。《新志》云：“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对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其所言亦不具。贞元二年（786年），诏明经习律，以代《尔雅》。元和时，明经停口义，复试墨义十条，五经取通五，明经通六。其尝坐法及为州县小吏，虽艺文可采，勿举。皆见《新志》。盖是科为时所轻，故应者流品较杂也。《通鉴》：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王凝母，崔彦昭之从母，凝、彦昭同举进士，凝先及第，尝衩衣见彦昭，且戏之曰：“君不若举明经。”彦昭怒，遂为深仇。及彦昭为相，其母谓侍婢曰：“为我多作袜履。王侍郎母子，必将窜逐，凝时为兵部侍郎。吾当与妹偕行。”彦昭拜且泣，谢曰：“必不敢。”由是获免。明经之为人所轻如此。李珏甫冠，举明经，李绛见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经碌碌，非子所宜。”乃更举进士，宜矣。张知謇兄弟五人，皆明经高第，恶请谒求进士。每敕子孙：经不明不得举。盖家本幽州，虽徙岐，尚沿河北旧风，较朴实也。珏、知謇事皆见《新书》本传。

明经之见轻，昔人皆谓由其所试惟资记诵。《通典》云：“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惟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注》云：“后举人积多，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旧书·良吏·杨玚传》：开元十六年（728年），迁国子祭酒。奏曰：“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年头、月日，《新书》作年头、月尾。《日知录》曰：帖试之法，用纸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今改曰年头、月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悬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此所谓帖括也。《旧书·杨绾传》：绾言“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缴幸”。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通典》又云：“天宝十一载（752年），礼部侍郎杨浚始开为三行。”《注》云：“不得帖断绝疑似之言也。”《通考》：马贵与曰：“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曰：注疏曰云云，谨对。有不能记者，则只云对未审。其上则具考官批凿。如所对善，则批一通字，所对误及未审者，则批一不字。大概如儿童挑诵之状。故自唐以来贱其科。所以不通者，殿举之罚特重，而一举不第者，不可再应。案《考》载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诏：“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自今一依诸科举人，许令再应。”盖以其区区记诵，犹不能通悉，则无所取材故也。”其言似矣。然业进士者之诵《册府》及《秀句》，亦何以异于业明经者之诵帖括邪？此则仍是尚文之风气为之耳。

明法：《新志》云：“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通典》云：“试律令各十帖，试策共十条。”《注》云：“律七条，令三条。”又云：“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自七以下为不第。”《新志》辞亦不具。

书学：《新志》云：“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通典》云：“试《说文》《字林》凡十帖，《注》云：“《说文》六帖，《字林》十帖。”口试无常限，皆通者为第。”

《新志》云：“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其辞似有衍错。《通典》云：“试《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缀术》《缉古》帖各有差，《注》云：《九章》三帖，《五经》等七部各一帖，《缀术》六帖，《缉古》四帖。兼试问大义，皆通者为第。”

《旧书·职官志》云：“旧无五经学科。自贞元五年一月，敕特置三礼、《开元礼》科。长庆二年二月，始置三传、三史科。后又置五经博士，检年月未获也。”《通典·选举典》云：“贞元二年六月，敕自今已后，其诸色举选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一人同一经例。《新志》云：贞元二年（786年），“诏习《开元礼》者举同一经例”。辞不完具。选人不限选数许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试官能通者，亦依正员例处分。《新志》云：凡《开元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试官能通者依正员例，辞亦不确。五年五月，敕自今以后，诸色人中有习三礼，前资及出身人依科目选例。吏部考试，白身依贡举例。礼部考试，每经问大义三十条，试策三道。所试大义，仍委主司于朝官、学官中拣择精通经术三五人闻奏，主司与同试问。义、策全通者为上等，特加超奖。大义每经通二十五条以上，策通两道以上为次第，依资与官。如先是员外、试官者，听依正员例。其诸学生愿习三礼及《开元礼》者并听。仍永为常式。九年五月，敕其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条以上，策两道以上为次等。余一切并准三礼例处分。仍永为常式。其选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则三礼始贞元五年（789年），《开元礼》实始二年（786年）也。《十七史商榷》云：李涪以《开元礼》及第，见《北梦琐言》第九卷。其三传、三史，《新志》谓始长庆三年（823年）。云：是年，“谏议大夫殷侑言：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都废，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史科及三传科。又云：“凡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穀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为第。白身视五经，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此数科，皆因当时治此学者少而设，寓有奖劝之意。然石晋天福五年（940年），礼部侍郎张允奏罢明经之辞曰：“窃窥前代，未设诸科，始以明经，俾升高第。”其时明经所试，“悉苞于九经、五经之中，无出于三礼、三传之内”，薛《史·选举志》。则设科实未免 矣。

道举：《新志》云：“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天宝十二载（753年），道举停《老子》，加《周易》。”《通典》云：“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始于京师置崇玄馆，诸州置道学，生徒有差，谓之道举。举送、课试之法，与明经同。”《通鉴》则云：“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三说互有异同，未知孰是。疑二十五年（737年）仅立博士，至二十九年（741年），乃大备馆、学之制也。《新志》崇玄学之名恐非是，当如《通典》作馆。不言州学，亦漏也。

《新志》云：“凡童子科，十岁已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与官，通七者与出身。”案《旧书·王丘传》：年十一，童子举擢第，时类皆以诵经为课，丘独以属文见擢，由是知名；则能属文者，亦不限于讽诵也。《杨绾传》：绾奏孝弟力田，宜有实状；童子越众，不在常科；同之岁贡，恐长侥幸之路。诏停之。《通考》：广德二年（764年），停童子岁贡，谓是也。《通考》又云：“大历三年（768年），又复之。仍每岁令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之例，考试讫奏闻。十年（775年），再停之。开成三年（838年），敕诸道应荐万言及童子，起今以后，不得更有闻荐。”《注》云：“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又云：“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礼部贡院奏：今后童子，委本州府依诸色举人考试，经解送省，任称乡贡童子。长吏不得表荐。若无本处解送，本司不在考试之限。

天成三年（928年），敕近年诸道解送童子，皆越常规，或年齿渐高，或神情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此后应州府不考艺能，滥发文解，其逐处判官责罚。仍下贡院，将解到童子，精加考校。须是年颜不高，念书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长兴元年（930年），敕童子准往例委诸道表荐，不得解送。每年所放，不得过十人。仍所念书并须是正经，不得以诸子书虚成卷数。及第后十一选集，初任未得授亲民官。广顺三年（953年），户部侍郎权知贡举赵上交奏：童子元念书二十四道，今欲添念书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从之。”合观诸敕，而知当时童子一科，徼幸之习深矣。

《新书·艺文志》丁部别集类，有郁浑《百篇集》一卷。《注》云：“浑尝应百篇举，寿州刺史李绅命百题试之。”案《通考》载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有赵昌国者，求应百篇举。上出杂题二十字，曰“松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各令赋五篇，篇八句。逮日旰，仅成数十首，率无可观。上以此科久废，特赐及第，以劝来者。仍诏有司：“今后应百篇举，约此题为式。”《注》云：“谓一日作诗百篇，不设此科，求应者即试之。”唐时疑亦如此，但如郁浑者，乃求试于州耳。晋天福五年（940年），与明经并停，见下。然则五代时亦成常举也。

武举，《新志》叙于卷末，云起武后时。“长安二年（702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毋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旧书·职官志》：兵部，“员外郎一人，掌贡举及杂请之事。凡贡举，每岁孟春，亦与计偕。有二科：一曰平射，二曰武举”。《通典》云：“长安二年（702年），教人习武艺。其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其课试之制：画帛为五规，置之于垛，去之百有五步，列坐引射，名曰长垛。又穿土为埒，长与垛均，缀皮为两鹿，历置其上，驰马射之，名曰马射。又断木为人，载方版于顶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驰马入埒，运枪左右触，必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马枪。皆以儇好不失者为上。兼有步射、穿札、翘关、负重、身材、言语之选。通得五上者为第。其余复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又制为土木马，于里闾间教人习射。”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通考》云：“《选举志》言唐武举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详书，然郭子仪自武举异等中出，岂可概言其不足道邪？唐《登科记》所载异科出身者众，独轶武举，亦一欠事。”案《旧书·子仪传》：“始以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高等，《新传》作异等。然亦常选也。沈既济尝欲停之，曰：“武后置武举，恐人忘战。今内外邦畿，皆有师旅，偏裨将校，所在至多，诚宜设法减除，岂复张门诱入？况若此辈，又非骁雄。徒称武官，不足守御；虽习弓矢，不堪战斗；而坐享禄俸，规逃征徭。今请悉停，以绝奸利。”可以见其效矣。

《新志》云：“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开元时，“又敕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天宝九载（750年），置广文馆于国学，以领生徒为进士者。”此馆、学选举之法也。《旧书·职官志》礼部职云：“弘文、崇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则其事真不足道矣。

制举为非常之选。《新志》云：“自汉以来，天子尝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

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弘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守、行幸、封禅泰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才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通考》云：“唐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下列唐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然不能具也。凡制科，得第、得官后仍可应，见《十七史商榷》。又有一科而可以再应者。《旧书·柳公绰传》：年十八，应制举，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元年（785年）也。四年（788年），复应制举，再登贤良方正科。时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通考》引《容斋随笔》曰：“唐世制举，科目猥多，徒异其名耳，其实与诸科等也。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策高第，其策问殊平平，殊不及为天下国家之要道，则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狭矣。”《旧书·杨绾传》：天宝十三载（754年），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罢。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新书》云：举辞藻宏丽科。玄宗已试，又加诗赋各一篇，绾为冠。由是擢右拾遗。制举加诗赋由绾始。辞藻宏丽而外，未必亦加诗赋。然云试诗赋自此始，则后此之加试诗赋者必多矣。此岂待奇士之道？非常之举而如此，亦堪齿冷矣。然如刘对策，殆为千古一人。而穆质，史亦言其“应制策入第三等”，而“其所条对，至今传之”。质，宁子，《旧书》附《宁传》。牛、李讥切李吉甫，不论其谁非谁是，亦不论其为公为私，而究之能讥切时政，非诵《册府》《帖括》之士所能为也。此仲尼所以重告朔之饩羊欤？

《旧书·刘 传》，言其“言论激切，士林感动”。又云：“守道正人，传读其文，至有相对垂泣者。”《庞严传》亦云：所对策，“大行于时”。则当时于讥切时政之语，虽莫能用，而民间之直道自在。《困学纪闻》云：“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至宰相者七十二人，策之书于史者，惟刘 一篇而已。”然观穆质之文，传至作史时，则传于世者非独一，史自失书也。

科举之敝，乍观之似由于尚文，深求之则殊不止此。赵匡《举选议》曰：“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通考》载唐《登科记总目》，又加案语云：“昌黎公《赠张童子序》，言天下之以明二经举，其得升于礼部者，岁不下三千人，谓之乡贡。又第其可进者，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然观《登科记》所载，虽唐之盛时，每年礼部所放进士及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与昌黎所言不合。又开元十七年（730年），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又大和敕：进士及第，不得过四十人，明经不得过百一十人。然记所载逐年所取人数如此，则元未尝过百人，固不必为之限也。又明经及第者，姓名尤为寥寥。今日不得过百一十人，则是每科尝过此数矣。岂《登科记》所载未备而难凭邪？《唐史摭言》载华良入为京兆解不第，以书让考官曰：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以此证之，则每岁所放，不及二十人也，《登科记》不误矣。”按《新书·杨玚传》：载玚于开元时入为国子祭酒，奏言“唐兴，二监举者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谓经明行修，故无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经、进士岁百人，二监之得无几”。《权德舆传》：德舆以德宗时知礼部贡举，真拜侍郎，取明经初不限员；盖权复开元以前之旧。又《许孟容传》载李绛之言，谓进士、明经岁大抵百人，说亦相合。三千人岁取其二十之一，则百二十，粗言之则曰不及二百耳。《登科记》所载，容有不备，明经姓名，更不能无遗漏也。收入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旧书·薛登传》：时选举渐滥，登上疏曰：“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扬，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欬唾之泽，摩

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又《杨绾传》：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曰：“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陵人。以毁 为常谈，以乡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已，喧胜于当代。”《通考》引江陵项氏之言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弊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已。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杜陵之诗曰：“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乃当时士林之实情，非文人之愤语也。毁訾同类，用以争先。《新书·令狐楚传》：贡进士，京兆尹将荐为第一。时许正伦轻薄士，有名长安间，能作蜚语，楚嫌其争，让而下之。楚岂恬退之士？可见蜚语之可畏矣。《通考》引李肇《国史补》曰：“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故业因儒雅，行成险薄。唐代险薄之士最多。《旧书·李皋传》：皋为温州长史行县，见一媪，垂白而泣，哀而问之。对曰：“李氏之妇。有二子：钧、锷，宦游二十年不归，贫无以自给。”时钧为殿中侍御史，锷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艺登科，名重于时。皋举奏，并除名勿齿。此犹遗行于家，扩而充之，则如下引贾至所云，无所不至矣。董邵南、李益则其人也。见第十六章第一、第五节。非受性如此，势使然也。”此皆所谓患得患失者。贾至云：“近代趋仕，靡然乡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乡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摇也。”《旧书·杨绾传》。此则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矣。诸科以进士为重，进士偏重，至唐叔世而极。《摭言》谓“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通鉴》大和六年（832年），李德裕还自西川，朝夕且为相，李宗闵百方沮之，不能得。杜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闵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学，而不由科第，常用此为慊慊。若使之知举，必喜矣。”此说信否不可知，然时人有此等见地，则可见也。又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上欲相枢密使魏仁浦，“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为相”，此则更甚于《摭言》所云矣。欧《史·桑维翰传》：初举进士，主司恶其姓，以为桑丧同音。人有劝其不必举进士，可从他求仕者。维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他仕。”卒以进士及第。亦有由也。而进士之浮薄尤甚，似乎尚文之风气使然。然明、清两朝，专以四书义取士，可谓黯然无华矣，其敦厚者安在？然则“敦厚浮薄，色色有之”，信不诬也。《新志》云：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得不罢。法敝诚不可不变，然法制似刚而实柔，风俗似柔而实刚，不揣其本，贸然变法，往往徒有其名，阅历深者类能知之，故多不肯轻举也。事之易致弊者，自不可无以防之，而法亦随时而密。隋、唐时，科举之制初立，其防弊之法，尚未甚周，故一切弊窦，随之而起，唐世取士，校艺之外，不废衡鉴，故考官与士子相交通，初非所禁；而属人助为搜采，亦非违法。如韦陟为礼部侍郎，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陆贽知贡举，输心梁肃，肃与崔元翰推荐艺实之士是也。取舍次第，豫泄于外，亦不为罪。韦贯之兄绶举孝廉，又贡进士。礼部侍郎潘炎将以为举首，绶以其友杨凝亲老，让之，不对策辄去，凝遂及第。聂屿，郑珏之知贡举，与乡人赵都俱赴乡荐。都纳赂于珏，人报翼日登第。屿闻不捷，诟来人以恐之。珏惧，俾俱成名。是其事矣。《新书·文艺传》称孙迭，开元时改考功员外郎，取颜真卿、李华、萧颖士、赵骅等，皆海内有名士，则采取誉望，不徒无罪，且为美谈矣。职是故，干谒、属托，遂乘之盛行。郑璟以于琮属李藩，已见第十七章第一节。李商隐以令狐绹奖誉甚力，故擢进士第。郑珏，以父徽为河南尹张全义判官，少依全义居河南。举进士数不中。全义以珏属

有司，乃得及第。甚有如吴武陵：大和初，崔郾试进士东都，公卿祖道，武陵出杜牧所赋阿房宫，请以第一人处之。郾谢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对，武陵勃然曰：“不尔，宜以赋见还。”郾曰：“如教。”牧果异等者。杨凭弟子敬之，史言其爱士类，得其文章，孜孜玩讽，人以为癖。雅爱项斯为诗，所至称之，由是擢上第。此或出于爱好之诚，然借以行其私者必多矣。杨国忠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欲落之，遣子抚往见国忠。国忠即诟曰：“生子不富贵邪？岂以一名，为鼠辈所卖？”珣大惊，即致暄高第。则公然势迫矣。崔棁，以石晋天福二年（937年）知贡举。时有进士孔英，素有丑行，为时所恶。棁受命，往见桑维翰。维翰语素简，谓棁曰：“孔英来矣。”棁谓维翰以英为言，考英及第。则几于颐指气使矣。主司亦有自为奸利者，如宋之问，中宗将用为中书舍人，太平公主发其知贡举时赇饷狼籍是也。求如王丘、高郢、许孟容、韦贯之等，颇以方正，为时所称者，已不易多得矣。《新书·高 传》：子湜，咸通末，为礼部侍郎，时士多由权要干请。湜不能裁。既而抵帽曰：“吾决以至公取之，得谴固吾分。”乃取公乘亿、许棠、聂夷中等。足见自拔之难。弊窦既起，则所以防之者，亦继之而起矣。所谓相激使然也。《旧书·宣宗纪》：大中九年三月，试宏辞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侍郎裴谂等皆获谴，登科十人，并落下。又《文苑传》：董思恭，知考功举事，坐豫泄题目，配流岭表而死。此漏题之事也。又《宣宗纪》：大中九年（855年），礼部贡院捉到明经黄续之、赵弘成、全质等三人，伪造堂印、堂帖，兼黄续之伪著绯衫，将伪帖入贡院，令与举人虞蒸、胡简、党赞等三人及第，许得钱一千六百贯文。奉敕并准法处死。主司以自获奸人并放。《新书·温彦博传》：裔孙廷筠，思神速，多为人作文。大中末，试有司，廉视尤谨。廷筠不乐，上书千余言，然私占授已八人。执政鄙其为，授方山尉。此枪替之事也。观此，知后世科场之弊，唐代已多有之，然防范殊疏。赵匡举选议，谓试选人时，长吏当“亲自监临，皆分相远，绝其口授及替代”，可见其本无检束。又谓“俗间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后世纲纪虽极废弛，能如是乎？《通考》引《国史补》曰：京兆府考而升之，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薛《史·选举志》：梁开平元年（907年），敕“近年举人，当秋荐之时，不亲试者，号为拔解，今后宜止绝”，即谓是也。则并考试而无之矣。后世能如是乎？《通考》又引《容斋随笔》云：《摭言》载高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紫衣，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之，书中与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也。”锴不得已，遂从之。马君案云：唐科目无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采取誉望，然以钱徽、高锴之事观之，权幸之属托，亦可畏也。东汉及魏、晋已来，吏部尚书司用人之柄，其时诿曰取行实、甄材能，故为尚书者，必使久于其任，而后足以察识。今唐人礼部所试，不过于寸晷之间，程其文墨之小技，则所谓主司者，当于将试之时，择士大夫之有学识操守者，俾主其事可矣，不必专以礼部为之。今高锴之为侍郎知贡举也，至于三年，仇士良之挟势以私裴思谦也，至于再属，于是锴亦不能终拂凶珰以取祸矣，此皆豫设与久任之弊也。案临试乃择典试之人，而又峻其关防，此正后世考试之法，而其弊果较少，足见防范之不可以已也。然则后世科场，防弊之法日密，甚至待士子若奴虏，防主司如盗贼，亦有所不得已也。待士之意，愈至后世而愈薄。即如糊名易书之法，唐代尚无之。《困学纪闻》云：晁错对策，首云平阳侯臣窋等所举贤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错，自言所举之人及其官爵无所隐，汉制犹古也。自后史无所纪。惟唐张九龄对策，首云嗣鲁王道坚所举道侔伊吕科行秘书省校书郎张九龄。自糊名易书之法密，不复见此矣。《旧书·文苑·刘宪传》云：则天时，敕吏部糊名考选人判，以求才彦；

而《新书·选举志》云：初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则其法暂行而即废。《张说传》云：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覆，盖亦一时之事也。《李揆传》：揆以肃宗时兼礼部侍郎，病取士不考实，徒露索禁所挟，乃大陈书廷中，进诸儒约曰：“上选士第务得才，可尽所欲言。”《通考》引《容斋随笔》，谓白居易集有奏状论重试郑朗事，言吏部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三条，乃知唐试进士，许挟书及见韵。则搜索事虽稍行，实非法所有。然《通考》载长兴四年（933年）礼部新立条件，则入省门搜得文书者，不计多少，皆准例扶出，且殿将来两举矣。《新书·宗室传》：高祖兄蜀王湛八世孙戡，举进士，就礼部试，吏唱名乃入，戡耻之。明日，径返江东。《舒元舆传》：元和中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既试尚书，虽水、炭、脂炬、餐具，皆人自将，吏唱名乃得入，列棘围席坐庑下。因上书，言“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隶人待之，诚非所以下贤意。罗棘遮截疑其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此等事，在后世则习为故常矣。薛《史·和凝传》言：贡院旧例，放榜之日，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之不逞者。《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二年（949年），有举人呼噪于贡院门，苏逢吉命执送侍卫司，则所谓不逞者也。欲无闭门设棘，得乎？又薛《史·选举志》载天福三年（938年）崔棁奏曰：“今年就举，比常岁倍多。科目之中，凶豪甚众。每驳榜出后，则时有喧张。不自省循，但言屈塞。互相朋扇，各出言辞：或云主司不公，或云试官受赂。实虑上达圣听，微臣无以自明。欲请举人落第之后，或不甘心，任自投状披陈，却请所试与疏义对证。兼令其日一甲，同共校量。若独委试官，恐未息词理。傥是实负抑屈，所司固难逭宪章，如其妄有陈论，举人乞痛加惩断。”从之。当时试官孤危之状，可以想见。长兴四年（933年）条件；试官错书通不者，帖经、墨义，许以经疏照证。不当许陈诉，再加考校。贡院不理，即诣御史台论诉。知贡举、考官徇私，请行朝典。虚妄惩处，妄扇屈声，诬玷他人，牒送本道，重处色役，并永不得入举场，同保人亦请连坐殿三举。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敕，仍许陈诉，只不得街市、省门故为喧竞，及投无名文字讪毀主司。故违者配流边远，同保人永不得赴举。主司不得受荐托书题，密具姓名闻奏。其举人不得就试。束湿之法，日甚一日，礼意亦更不可言矣。

科举之用，在抑贵游，登寒畯，其效亦非一时所致，于是科场之狱屡起焉。钱徽一案，固由党争，然《旧书·王播传》言：其时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则讦其事者虽出私意，所讦之事，则未必诬也。《旧书·刘太真传》：转礼部侍郎，掌贡举。宰执姻族，方镇子弟，先收擢之。《王正雅传》：从孙凝，为礼部侍郎。贡闱取士，拔其寒俊，权豪请托不行。为所恶，出为商州刺史。《新书·唐俭传》：裔孙持，大和中为渭南尉。试京兆府进士，时尹杜悰，欲以亲故托之，持辄趋降阶伏。悰语塞，乃止。可见是时请托之普遍。代徽者为王起。《武宗纪》会昌四年（844年）云：时左仆射王起，频年知贡举，每贡院考试讫，上榜后，更呈宰相取可否，复人数不多。宰相延英论言：“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绝少，恐非弘访之道。”帝曰：“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李德裕对曰：“郑肃、封敖有好子弟，不敢应举。”帝曰：“我比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新书·杨收传》：弟严，举进士。时王起选士三十人，而杨知至、窦缄、源重、郑朴及严五人皆世胄。起以闻。诏独收严。德裕曰：“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此事《新书》载《选举志》，讥其论之偏异。此固然，然亦可见其时子弟，见抑颇甚。当时欲为此论者恐甚多，特德裕得君专，乃敢尽言之耳。《纪》又载是年二月，陈商选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论以为请托，令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落七人。《新书·郑畋传》：畋举进士，时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试自省，乃可。《旧书·宣宗纪》：大中元年二月，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三人，实有辞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位，不得令中选。”诏令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重考覆，敕可放及第。有司考试，只在至公。如涉请托，自有朝典。今后但依常例放榜，不得别有奏闻。《纪》言帝雅好儒士，留心贡举。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宣宗好为察察之明，其微行，盖亦欲察贡举之有无私弊，非意在搜扬儒士也。令狐绹以大中二年（848年）为翰林学士，四年（850年），同平章事，十年（856年），懿宗即位，乃罢为河中节度使。绹子滈，少举进士，以父在内职而止。绹至河中，上言：“臣二三年来，频乞罢免。每年为滈取得文解。意待才离中书，便令赴举。昨蒙恩制，宠以近藩。伏缘已逼吏部试期，便令就试”云云。诏令就试。是岁，中书舍人裴坦权知贡举，登第者三十人。有郑羲者，故户部尚书澣之孙；裴弘馀，故相休之子；魏筜，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名臣子弟，言无实才。谏议大夫崔瑄上疏论之，请下御史台按问文解日月。《旧书·绹传》。《新书》云：瑄劾绹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尽十月。盖其事亦不能无弊也？然王铎从子荛，以铎当国，亦不敢举进士。《新书·王播传》。至哀帝天祐三年三月，朱全忠犹奏：“河中判官刘崇子匡图，今年进士登第，遽列高科，恐涉群议，请礼部落下。”《旧书·本纪》。则唐自长庆以后，考官之不克行其志者甚众，而势家子弟之见抑者亦颇深。薛《史·李专美传》：以父枢唐昭宗时应进士举，为覆试所落，不许再入，心愧之，由是不游文场；而苏楷致挟私憾而驳昭宗之谥；见第十一章第四

节。薛《史·苏循传》云：楷与卢赓等四人落下，不得再赴举场。可见其惩创之深矣。降逮五季，斯风未沫。薛《史·周太祖纪》：广顺二年（952年），新进士中有李观者，不当策名，物议喧然。中书、门下以观所试诗赋失韵，句落姓名。知贡举赵上交移官。《世宗纪》：显德二年（955年），取进士一十六人，四人放及第，一十二人句落，礼部侍郎刘温叟放罪。五年（958年），取十五人，八人放及第，其中王汾以顷曾剥落，熊若谷、陈保衡皆是远人。七人退黜，知贡举刘涛责授。皆其事也。六年正月，诏礼部贡院：今后及第举人，依逐科等第定人数姓名，并所试文字奏闻，候敕下放榜，则试官益无权矣。士大夫蔽于气类之私，每谓朝廷不当设防弊之法，然大为之防而民犹逾之，况于纵而弗问？则行事彰彰不可掩矣。故知术家之论，终不可废也。

贵势之比周，虽稍见抑，然科举中人比周之习复起，此则志徒在于富贵利达者所必不能免之弊矣。李肇《国史补》曰：“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此其党类之相牵引者也。《旧书·郑馀庆传》：孙从谠，故相令狐绹、魏扶，皆父贡举门生，为之延誉。《王播传》：弟起，李训起贡举门生，欲援为相。《新书·韩偓传》：昭宗欲用为相，荐御史大夫赵崇，帝知偓，崇门生也，叹其能让。欧《史·裴皞传》：皞以文学在朝廷久，宰相马胤孙、桑维翰，皆皞礼部所放进士也。后胤孙知举，放榜，引新进士诣皞。皞喜，作诗曰：“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传以为荣。维翰已作相，尝过皞，皞不迎不送。人或问之。皞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寮也。桑公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为当。又《和凝传》：唐故事，知贡举者所放进士，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凝举进士及第时第五，后知贡举，选范质为第五。后质位至宰相，封鲁国公，官至太子太傅，皆与凝同。当时以为荣焉。又《王仁裕传》：仁裕与和凝，于五代时皆以文章知名；又尝知贡举。仁裕门生王溥，凝门生范质，皆至宰相，时称其得人。其互相援引，不以为讳，反以为荣，且为世所欣慕如此。李商隐以令狐绹游誉得第，而后依李德裕党王茂元、郑亚，则党人以为诡薄，共排笮之矣。《新书·许孟容传》：弟季同，迁兵部郎中。孟容为礼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时京兆尹元义方，出为鄜坊观察使，奏劾宰相李绛与季同举进士为同年，才数月辄徙。帝以问绛。绛曰：“进士、明经，岁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谓为同年，本非亲与旧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岂臣所助邪？”将同年之称，推广之及于同得官于吏部者，以见其情之不亲，盖遁辞也？此事《通鉴》系元和七年（812年），载绛对辞，但云“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不及吏部同得官。《选举志》曰：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德裕之论正矣，然背公党私，岂禁其会集所能止邪。

科目之弊如此，自有欲革之者。其事当以杨绾为最著。绾以宝应二年（763年），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欲制：“县令察孝廉，荐之于州。刺史试其所通之学，通者送之于省。自县至省，不得令举人辄自陈牒，到状、保辩、识牒等一切并停。所习经，每经问义十条。对策三道。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明经、进士、道举并停。其国子监举人，亦请准此。”诏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给、舍同议。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与绾同。至议曰：“自典午覆败，衣冠迁徙，南北分裂，人多侨处。圣朝一平区宇，尚复因循，版图则张，闾井未设，士居乡土，百无一二。欲依古制乡举里选，犹恐取士之未尽。请广学校，以弘训诱、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旧书·杨绾传》，亦见《文苑·贾至传》。议者更附至议。《新书·贾至传》。《选举志》以为李栖筠等议，盖栖筠等附之也。宰臣等奏以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其今岁举人，望且许应旧举，来岁奉诏。仍敕礼部具条例奏闻。代宗以废进士科问翰林学士。对曰：“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失人业。”乃诏孝廉与旧举并行。《旧书·杨绾传》。《通典》云：其明经、进士、道举并停，旋复故矣。《通考》：建中元年（780年），六月九日敕孝廉科宜停。此与清季议改科举时，议者諰諰于士子之失职同，即北宋亦如是。盖士之视贡举，徒以为出身之路久矣。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八月，下制，进士停试诗赋。八年十月，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从之。《通鉴》。盖德裕罢相故也。开成初，郑覃奏宜罢进士科。《旧书·本传》。《新书·选举志》云：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不可遽改。”《旧书·覃传》。乃得不罢。《新书·选举志》。此唐时议变科举之事也。其私家论议，当以赵匡为最详。其文见于《通典》。欲以《礼记》《尚书》为本，《论语》《孝经》为之协助。明经通《书》《礼》者，谓之两经举。其试之，则停试帖而用策试、口问，兼及经义及时务。此外更通《周易》《毛诗》者名四经举。加《左氏》为五经举。不习《左氏》者，任以《公》《穀》代之。学《春秋》兼三传者，则称春秋举。但习《礼记》及《论语》《孝经》者，名一经举。明法亦不帖，但策问义并口问。进士试《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及一史。匡议以《史记》《汉书》《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三国志》《晋书》《南史》兼《宋、齐志》《北史》兼《后魏、隋书志》。国朝自高祖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各为一史。杂文试笺、表、论、议、铭、颂、箴、檄等，不试诗赋。策于所习经史内征问，并时务。其《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外更通诸子者，为茂才举。学兼经史，达于政体，策略深致，出辞典雅者，谓之秀才举。策试经、史、

时务，而以谈论代口问。学倍秀才，辞策同之，谈论贯通，究识成败，谓之宏才举。国子监举人，亦准前例。案唐世议革贡举者，所言不外两端：一冀稍近于乡举里选，一则欲去明经之固陋、进士之浮华，而代之以较有用之学而已。《通典》：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独举其言辞、刀笔，而不详才行。或授职数年，然后罪彰。虽刑戮继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对曰：“昔两汉取人，必本于乡闾之选。今每岁选集，动逾数千，厚貌饰辞，何可知也？选曹但校其阶品而已，若抡才辨行，未见其术。”上由是将依汉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议行封建，事乃寝。使封建之事而成，太宗必且令诸邦君，各择其国之士矣，可见时人于乡举里选乡往之深。人之才德，吏部诚无由知之，而不知吏部之专，本由乡举里选之敝。帖经墨义，诗赋杂文，诚无用矣，然能钞略备策对者，相去又几何？此在今日，人人知之，在当时，固难责人以共谕也。

科举之法敝矣，然谓当时仕途之混浊，即由科举致之，则又不可。何者？科举而外，封爵、亲戚、资荫、勋庸、技术、胥吏，其途正多也。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言：“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经学、杂流、时务，比杂色三分不居其一。”开元中，国子祭酒杨玚亦言：“诸色出身，每岁向二千余人，方诸明经、进士，多十余倍。”即赵匡亦谓“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取一人，而杂色之流，广通其路，此一彼十，此百彼千”也。且唐制登第未即释褐，《通考·选举考·辟召门》引吕东莱说，谓：“唐进士登第者尚未释褐，或为人论荐，或再应皆中，或藩方辟举，然后释褐。”《十七史商榷》有一条，以韩愈、李商隐事证之，颇详。即释褐亦不过得八九品官。秀才甲第正八品上，乙第正八品下，丙第从八品上，丁第从八品下。明经甲第从八品下，乙第正九品上，丙第正九品下，丁第从九品下。进士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见《新志》。《通典》云：自武德已来，明经惟丁第，进士惟乙科，见上。则其取之者虽非，而任之者犹未甚重也。

《新书·钟传传》曰：广明后州县不乡贡，惟传岁荐士，行乡饮酒礼，率官属临观，资以装赍，故士不远千里走传府。案唐登科之记，讫于天祐四年（907年），则谓广明后州县不乡贡者实非，特南方诸州，有时如此耳。五代之世，贡举不废。其见于薛《史·本纪》者：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六月，复置明法科，同《开元礼》。末帝清泰二年九月，礼部贡院奏进士请夜试，童子依旧表荐，重置明算、道举。晋高祖天福五年四月，礼部侍郎张允奏请废明经、童子科，从之。因诏宏词、拔萃、明算、道举、百篇等科并停之。亦见《选举志》。少帝开运元年八月，诏复置明经、童子二科。亦见《选举志》。周世宗显德二年五月，礼部侍郎窦仪奏请废童子、明经二科及条贯考试次第，从之。五年八月，兵部尚书张昭上疏，望准唐朝故事置制举。帝览而善之。因命昭具制举合行事件，条奏以闻。十月，诏悬制科。凡三：其一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其二曰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其三曰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通考》载五代登科记总目，自梁开平二年（908年），迄周显德六年（959年）。《按》云：“五代五十二年，惟梁与晋各停贡举者二年，梁乾化四年（914年）、贞明七年（921年）。晋天福四年（939年）、五年（940年）。则降敕以举子学业未精之故。朝代更易，干戈扰攘之岁，贡举未尝废也。然每岁所取进士，其多者仅及唐盛时之半，而晋、汉以来，明经、诸科中选者，动以百计。盖帖书、墨义，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亦贱其科而不取，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举笔能文者罕见，国家亦姑以是为士子进取之涂，故其所取，反数倍于盛唐之时也。”案谓五季丧乱，而能举笔为文者罕见，恐未合实际。特唐时为进士者，多贵游若鹜声华之士，此辈至此时，未必藉科目以自见，而业明经及诸科者，则犹以是为进取之途而已。此亦可见唐、五代之世，科举所取，尚未甚下逮于平民也。《通考》又云：开元时，以礼部侍郎专知贡举。其后或以他官领。多用中书舍人及诸司四品清资官。五代时，或以兵部尚书，或以户部侍郎、刑部侍郎为之，不专主于礼侍矣。又云：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敕今年新及第进士，令翰林院覆试。今后礼部所试，委中书、门下子细详覆奏闻。周世宗显德二年（952年），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窦仪奏乞依唐穆宗时，考试及第进士，先具姓名、杂文申送中书，请奏覆讫，下当司，与诸科一齐放榜。此五代时贡举之大略也。

其偏隅诸国，则孟昶于其广政十二年（949年），置吏部三铨，礼部贡举。刘 于其四年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皆见欧《史·世家》。《通鉴》云：梁贞明六年（920年），汉杨洞潜请立学校，开贡举，设铨选，汉主岩从之。又云：梁贞明二年（916年），淮南初置选举。唐长兴三年（932年），吴越元瓘置择能院，掌选举殿最。周广顺二年（952年），唐之文雅，于诸国为盛，然未尝设科举，多因上书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学士江文蔚知贡举。庐陵王克贞等三人及第。唐主问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对曰：“前朝公举私谒相半，臣专任至公耳。”唐主悦。中书舍人张纬，前朝登第，闻而衔之。时执政皆不由科第，相与沮毁，竟罢贡举。三年（953年），祠部郎中知制诰徐铉言：“贡举初设，不宜遽罢。”乃复行之。而《通考》谓至宋开宝中，南唐犹命张佖典贡举，放进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