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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1969年5月出生于洪湖。湖北省作家协会、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业余爱好书画写作，在省市以上报刊发表散文、新闻、书法等若干，出版散文集《为命运打开一扇窗》。书法入省首届、第二届青年展，省第六届、第七届书法篆刻展等专业展览。现任宜昌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欧阳修短暂的夷陵县令岁月 文/李 扬 我国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曾被贬至峡州（古宜昌，时辖夷陵、宜都、长阳、远安四县，夷陵县城也是州机关所在地）夷陵县任县令1年零10月，从此“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 开启了欧阳修新的人生事业！而夷陵自从来了欧阳修，也有了“考据之资”“文化支撑”“文明传承”，夷陵便成为“文化高地”。（《三峡日报》社原社长杨尚聘评价）声名斐然的一代宗师 家贫从政至隆。欧阳修是北宋的政治家。从小家境贫困，24岁时以进士及第，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真正的三朝元老。一代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领导了北宋的诗文改革运动，开创了一代新文风，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与宋祁合撰《新唐史》，独撰《新五代史》。他留下的诗文数量，据宜昌文史专家袁在平先生考证，达3700多篇，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罕见。时人评价甚高。欧阳修青年时即有文名，算得上当朝青年才俊。加上后来历炼，文学成就斐然。从宋朝前后四个文学高手先后对他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欧阳修的文学地位。第一个是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他在《居士集序》中说，欧阳修是“（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就是说，欧阳修是三百年后才出的又一位文章大师。第二个是北宋的吴充。曾任宰相，文学家。他写了一篇文章《行状》，说欧阳修“居三朝数十年间，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宗师”，这个评价就更高了。第三个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他在日记《入蜀记》中说，本朝的杨亿、刘筠两人擅长写文章，文名传到了周边的少数民族，都写得很拘谨华丽。“及欧公起，然后扫荡无余”，可见陆游认为欧阳修文章水平是其他人无与伦比的。第四个是清朝诗人袁枚。他在《随园诗话》中说“欧公学韩（愈）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韩（愈），此八家中所以独树一帜也。”说明欧阳修文章有独特魅力。欧阳修祖籍江西吉安，其父欧阳观49岁时，与欧阳颖、欧阳晔三兄弟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同年登科，被称为“一门三进士”。欧阳修于1007年出生于四川绵州（今绵阳），其父时任绵州军事推官(州府的军事主官），年56岁，4年后在泰州判官（州府之副职，略高于推官）任上重病去逝。因欧阳观为官清廉，死后没留什么财产，母亲郑氏只好带着欧阳修和妹妹，投奔在湖北随州任推官（共25年）的三叔欧阳晔（卒于1037年），始定居随州。出身江南望族的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以芦荻杆画地，教子认字。“荻画学书”的典故就出自于此。欧阳修家穷无书，便到城南李家借阅韩愈的文集，用心研读，“苦志探赜（深奥），至忘寝室”。郑母也常用欧阳观居官处世的典型事例和平生志趣教育儿子：“利虽不得博于物（普及于每个人），要其心之厚于仁”“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一直到22岁，欧阳修在湖北随州生活了17年。1030年，24岁的欧阳修以进士及第；30岁时，被贬任峡州夷陵县令，郑母也谈笑自如，说“汝家固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泷冈阡表》）荆楚大地养育母亲宽厚仁慈、俭约与安于贫贱的性格，深刻地影响了欧阳修的一生。其实，欧阳修有前辈曾在夷陵任过官。二叔欧阳颖（字孝叔）进士及第后，初任就在在峡州（宜昌）担任军事判官，“有能名”。后曾在石首、万州、鄂州等地任职，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告老还乡，在荆州养老，于景祐元年（1034年）去逝。此时，欧阳修进士及第（1030年）不过4年，刚在京城任职馆阁校勘（掌管皇家图籍），从情理上讲，二人是有来往的。欧阳修的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欧阳昞也居住在黄陂。欧阳修1036年5月被贬夷陵走水路南下途中，当年8月到达鄂州，就曾与这位自幼关系不错的兄长相聚了5天。欧阳修还有一个族兄欧阳晦叔在荆州城居住。1038年4月，欧阳修离开夷陵调任湖北光化军乾德（今襄阳老河口市）县令之前，探望了这位族兄，还写了一篇280个字的《游鲦亭记》，赞叹其兄“陶乎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则其心岂不浩然哉！夫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这样看来，欧阳修当年即使被贬至偏远的夷陵任县令，从心灵深处来说，也不会太大的陌生感和心里担忧，上述的人脉关系和资源至少是他到夷陵的心灵支撑。再后来，欧阳修调任乾德县令，直至离开湖北，在此也有1年6个月。整体算下来，欧阳修在荆楚地望生活了20年之久，在欧阳修65岁的生命里，占了近三分之一时间，这里的山水草木、民情风俗等对其成长的影响，可以想见之深。欧阳修30岁时，从京城开封的馆阁校勘任上，被贬到峡州夷陵县来当县令。 支持改革被贬。欧阳修被贬，与时任权知开封府（实际负责人）的范仲淹有关。宋仁宗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端开始显现，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因批评弊政，呼吁改革，与宰相吕夷简发生冲突，被吕加上“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的罪名，而贬至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这时，身为谏官的高若讷竟然落井下石，附会吕夷简诋毁范仲淹，欧阳修非常不满，当晚撰写《与高司谏书》，言辞激愤，被高若讷呈仁宗皇帝，欧阳修随之被贬至峡州夷陵县令。这一天是宋仁宗景祐三年5月21日（公元1036年6月17日）。选择水路南下。当时从京城开封到鄂西夷陵，有水陆两条路。陆路较近，走襄阳，经荆门，共计28驿站。按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七《驿》所说的“六十里有驿”推算，约1680里。但时值酷暑，又缺车马，只好改走水路。于是，欧阳修选择沿汴河，渡淮河，过运河，经长江逆流而上，全程5590里，大约需要120天。此前，欧阳修家连遭不幸。三年前，第一任妻子胥氏生下儿子一个月后去逝。一年前，亲妹夫张龟正及第二任妻子杨氏相继去逝。于是，欧阳修只好带着老母亲郑夫人、寡妹和3岁的儿子以及家仆“老奴”，在御史台官吏的再三催促下，于景祐三年（1036年）5月24日仓促上路。随后，一帮亲朋好友陆续前来话别送行，5月28日清晨，船正式启航。 5个月到夷陵。欧阳修一家到达夷陵时，已是景祐三年金秋10月26日（公元1036年11月16日）。之所以走这么长时间，主要是一路走走停停，每登岸，均有友人和当地官员相迎设宴，同时，提前办一点公务。比如：在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休憩了3天；在楚州（江苏淮安）因暴雨冰雹滞留10天；在征州（江苏仪征）遇运河枯水逗留10多天；在鄂州与同父异母兄长欧阳昞相聚5天。初悟官场等级。9月4日，船停在岳州（今湖南岳阳）城下，这时，在京城的老友、正在峡州担任知州（相当现地市级负责人）的朱庆基，已经派遣夷陵县吏和官船前来迎接。6日，欧阳修一家登上官船。17日到达荆州公安，在此逗留了10多天，等候参拜荆湖北路（北宋的“路”是直辖于中央并高于府、州、军、监一级的监察区）转运使，这个掌管江陵府、峡州等12个州（府）财赋兼监察百官的顶头上司，施行公堂谒见之礼。后来，他给朋友尹师鲁的信中说：“昨日因参转运，作庭趋，始觉身是县令矣”。估计到这个时候，欧阳修才意识到自己从“高大上”而又意气风发的京官沦为“七品芝麻官”了。沿途生活愉快。欧阳修一路涉水而至的生活看起来也是愉快的：游览名胜古迹，展读随带书籍，即兴撰文写诗，与友人对酒、与同僚相交、与兄弟相聚、为乡民撰碑，这种文人特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打发了一路寂寞不安的时光。撰写日记留存。可喜的是，欧阳修用日记形式，将从京师出发到荆州公安的一段行路时光记录下来，编为《于役志》，开启了我国文学史上日记体这一文本，虽然只有5000多字，但让我们现在对欧阳修一路的生活有所了解，也从他写的一些诗文中，了解到夷陵当时的风物。任职在岗有时差。从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5月21日，欧阳修接诏任夷陵县令，至景祐四年（1037年）12月，诏任乾德县令，欧阳修任职时间为1年零10个月。但欧阳修景祐三年（1036年）10月25日才到达夷陵，到宝元元年（1038年）3月，才赴乾德县任职，从夷陵出发，走水路顺长江东下，然后溯汉水北上。按宜昌文史专家刘保康、袁在平等先生根据宜昌三游洞的欧阳修游玩7月刻石考证，欧阳修于当年3月到河南许昌娶亲，6月回到夷陵。这样算来，欧阳修于宜昌真正在岗工作的时间，实为1年3个月。许昌三婚娶贤助。景祐四年（1037年）3月，欧阳修从夷陵县回许昌，娶已故资政殿学士薛奎的第四女为续室。时年20岁的薛夫人，知书达理，善琴懂乐，深明大义，处事机敏，这位大家闺秀不畏艰辛，随欧阳修从繁华都市来到穷乡僻壤的夷陵，料理家务，照料年迈体弱的婆婆，任劳任怨，克勤克俭，而后数十年如此，成为欧阳修名副其实的贤内助。后来，欧阳修的四个儿子皆为薛夫人所生，全国各地欧阳族谱可以查到这四房的传承世系。基层阅历事业起。在任夷陵县令的一年多时间，是欧阳修人生的重要时期，他有了“基层工作”经历，从夷陵县令、乾德县令卸任后，回京不久，先后在滁州、扬州、颖州、应天府等地任太守，后官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同时，他在文学创作上也达到高峰期。清朝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有庄有恭的一句诗：“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客观地表达了夷陵对欧阳修在政治上和文学上成就的重大意义。
1036年的深秋，欧阳修抵达草枯橘黄的峡州夷陵城。初至见“凶险”。船初泊夷陵驿码头，石级陡且曲，绕城江岸，但见“巴宾船贾集，蛮市酒旗招”，长江边夷陵古城商船云集、酒肆飘香，但看上去呈混乱之象。这里“高江急峡”“雨恶江崩断岸流”“崖崩路绝无由上”“天日每阴翳，风飙多凛凛”“暂到愁肠已九回”“客思病来生白发”，欧阳修写给朋友或者自己留存的这些诗，把他初到夷陵时的人生地疏、情绪压抑的景况表达至极。可喜故交亲。可喜的是，京城故交、峡州知州朱庆基亲自到远郊迎接他，还为他在县署正堂的东院内修建了一栋新的房舍，欧阳修后来取名为“至喜堂”。位置就在现在欧阳修公园附近。房屋为砖工建筑，雕梁画栋，四周少花草树木，处在高台地势，户门朝东，整洁明亮，阳光充足。建成时，朱庆基又与宾客一起来庆贺。朋友加领导的热情礼遇，关怀照顾，让欧阳修“忘其有罪之忧”，抚慰了其受伤的心灵，也让他感激不已。州小习俗旧。但是，欧阳修发现峡州治所夷陵，民间习俗节俭简陋，常常自产自足，没有什么需要依赖各地的。小商贩所出售的，不过是干鱼咸鱼，老百姓所喜欢的东西罢了，大富商都因无利可图而不到这里来。地方偏僻而且贫穷，所以夷陵是下等的小县，而峡州是小州。夷陵城还是一个“三无”（城无墙，车无路、市无货）之城：“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意识是：州居没有外城，大路不能通行车马，市面没有商铺排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说咸鱼店铺腥臭得不能进去。即使是州君经过街市，也一定常常下马，捂着鼻子快步走过去。而老百姓居住的地方，灶屋、仓房、厕所、水井混杂在一起，一个房间里上层住人，下面养猪。覆盖屋顶都使用茅草竹子，所以每年都常常发生火灾，而当地风俗信奉鬼神，百姓相传说修建瓦屋的人家不吉利。欧阳修产生了疑问：夷陵这地方，是楚国西部边境，以前《春秋》记载楚国时把夷陵当做少数民族地区，而写《诗经》的人也称之为“蛮荆”，难道夷陵的陋俗自古就这样吗？ 苦于无书读。还让欧阳修这个读书人烦恼的是，呆在这偏僻闭塞的夷陵城里，没什么书读，想找一套《史记》《汉书》消遣，寻遍了公私藏书，都没有找到。于是，只好拿起卷宗里的“旧案”反复阅读。这一读不打仅，就读出了“不可胜数”的怨假错案，有了一些整治的想法。同时，他利用闲暇时间，编撰了《新五代史》。也有至喜处。当然也有一些愉快的心情，夷陵虽然习俗原始质朴，但很少盗窃争讼，县令每天的饮食有米有鱼，又有橘、柚、茶、笋四季时令鲜味，江山秀美，县府居室修整完善，没有不令人满意的。他就此写了《夷陵县至喜堂记》一文，上面的一些内容就是出自这篇文章，他让我们对北宋古夷陵城的现状有所了解。想必欧阳修初至的心情后来还是挺愉悦的！欧阳修在夷陵从政的“基层治理”，正史上除了《宋书.欧阳修传》上有所记载，再难找到其他更多记载。正如清夷陵县令席有林在《东湖县志原序》所言：欧阳修当夷陵县令，因“受事日浅，未尝赫赫有宦绩可纪述”，现在的人们多是从欧阳修与亲友的书信来往、所写诗文和相关野史笔记中，解读他当年所做的政事。宽简治城。以现在的经验来看，在北宋时穷乡僻壤的夷陵城，交通信息又不发达，任职时间又短，要想有较大作为，估计也比较困难。用《宋史.欧阳修传》对他任职几个郡的评价就是：“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也。”也就是说：不显露治理事迹，不追求名声荣誉，为政宽松简易而不烦扰，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欧阳修在夷陵的治理，也应该是符合的。近远施举。综合起来，欧阳修在夷陵的治理上，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整顿吏治，严明法度。怎么个整治法，正史上没有记载。《宋史.欧阳修传》记载，说欧阳修反复阅读卷宗里的“旧案”时，发现“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日：“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偏远小城尚且如此，那普天下之下就可想见是什么情况了。自此，他暗暗发誓“从今以后处理政事，一定要小心谨慎，不敢大意”。于是，也就有了治县的一些想法。他在给朋友尹师鲁的第二封信中也说：“夷陵虽小县，然诤讼甚多，而田契不明，僻远之地，县吏朴鲠，官书无簿籍，吏曹不识字，凡百官制度，非如官府。”（《至喜堂记》中说“少盗争”，与上述似乎有些矛盾，有待探究！）。说明当时制度不全，归档不尽，记载有误，交接手续不清，保管场所缺乏。应该说，欧阳修是在经过实际工作接触，有了“调查研究”之后，开始“一一自新齐整，无不躬亲”。于是，他开始订立各种规章制度，使之有章可循；并亲自处理大小政务；清理规范陈年的文牍，加强对各类档案资料收集整理，等等。显然，夷陵的“基层治理”实践，让他对现实社会有了一些深切体会。因为从此之后，“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宋史》）。当文人求见欧阳修时，欧阳修不与他们谈论他擅长的写文章之事，只谈论官吏治事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文章只能滋润自身，政事可以惠及更多人。作为一县之令，实际负责地方行政工作，高论宏旨对于治道富民没有多大益处。二是体察民情，移风易俗。如何体察民情，正史上也没有记载。从欧阳修所写诗文中，粗略统计他造访过的地方有近30处。欧阳修所写的《求雨祭汉景帝文》一文中说，欧阳修有一年夏天到郊外访察，发现老百姓把要种的苗都放荒废的草丛间，专等下雨好栽种，如此旱情严重，老百姓祈雨心切，不迷信鬼神、不信谶纬之说的欧阳修也适应农民心理，“为民祈雨”，并写了上面文章。而且教民礼让，倡导学风办学堂，“不期年，风移俗易”（《东湖县志名宦志》）。三是开辟街区，建设城邑。景祐二年（1035年），京城的尚书驾部员外郎（相当地司级的副职）朱庆基下派担任峡州太守，治理峡州，开始栽树，修筑城栅，用砖铺砌南北街道，规划街市区域。又教百姓建造瓦房，把灶屋和仓房隔开，把住人与养猪分开，来改变夷陵的习俗。这些事情完成后，又命夷陵县令刘光裔加以治理这个县，建造供奉皇帝诏书的楼阁，整修官府办理公务的正堂，翻新官吏宿舍。到景祐三年（1036年）夏天，欧阳修到达夷陵县之前，这些工作都完成了。欧阳修到夷陵后，进一步推行“易陶瓦、设通衢、兴商贾、养贤才”等举措，使夷陵城面貌进一步改观。他离开夷陵十年后，在滁州太守任上的追忆亦可佐证：“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故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影响至深。夷陵的基层工作经历，无疑在欧阳修的心里印上了深深烙印。他晚年回顾夷陵经历时，曾说，我从政30多年，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做到了三公，都是拿“不敢马虎”这句话来自励的。可见夷陵的任职经历，让他记忆犹新，加深了他对底层社会的初步了解，积累了从政的初步经验。这是他从书斋走向社会的开始，也奠定了他从文人走向政治家的基础。寂寞的时光好写诗文，丰富的基层生活也多为文的来源，在夷陵的有限时光，欧阳修倒是在诗词方面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文化遗产。诗文数量可观。据统计，欧阳修一生所写的诗文，直接涉及夷陵的达近200篇，其中在夷陵所写诗文110多篇。据宜昌市文史专家袁在平先生统计，欧阳修在洛阳任职三年间，计作诗文60多篇，年平均作诗文20多篇。但在夷陵的约一年半时间，年平均作诗文近80篇。可能是欧阳修“到（夷陵）县后勤官，以惩洛（阳）中时懒慢矣”。诗文内容丰富。正如清朝夷陵县令席有林在《东湖县志原序》说：欧阳修“为政风流，发现于诗文者，则备载其江山名迹之所以流传，人情物理之所以散殊，土风习俗之所以僻陋。”这些诗文涉及夷陵的山川地理、人文历史、社会经济、物产风物等等。反映了夷陵的民情风俗，如山民生活和生产、山区物质交换、集市贸易、民间民俗文化活动，等等情况。诗文流传千古。欧阳修在夷陵所写诗文有：《夷陵九咏》《春秋论》《易和问》《明用》《峡州至喜亭记》，历史名篇《新五代史》等等。集中体现了几个方面：首记夷陵古城。对夷陵古城建设的历史情况，此前还没有文字记载。欧阳修所写《夷陵县至喜堂记》，对北宋时夷陵城的城市建设、民俗风情、山乡物产等，作了形象生动描述，是首篇为记述详实的历史资料，我们现在对北宋时期夷陵城情况有所了解，得益于欧阳修的诗文记录。传颂夷陵山水。欧阳修任夷陵县令期间，足迹踏遍了夷陵的山山水水，写了很多有关夷陵山水风物的诗文，三游洞、黄陵庙、东山寺、下牢溪、虎牙滩、虾蟆岭等尽收笔下。留下了“西陵山水天下佳”“惟有山川为胜绝，寄人堪作图画夸”等名句，将夷陵的秀山佳水传颂天下。揄扬夷陵人文。欧阳修初到夷陵，感到这里虽然是偏荒之地，但民风纯朴，物产丰富，他用诗文记录了这些“可爱”的印象，如平时“击鼓踏歌”“邀龟卜雨”，岁末乡民的跳神祭鬼、祈求丰年仪式等等。“游女髻鬟风俗古，野巫歌舞岁年丰”“荆楚先贤多胜迹，不辞携酒问邻翁”“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西陵江口折寒梅，争劝行人把一杯”等诸多诗文，赞誉了夷陵自古以来“热情、包容、大度、安逸、平和”的人文环境，和“开放、包容、纯朴、仁爱”的人文精神（杨尚聘先生评价）。礼赞夷陵至喜。欧阳修在任夷陵县令前一年，知州朱庆基在西塞门（今镇川门）的江岸上建起了至喜亭，为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的船夫商旅提供临时停息之所。因为船出三峡险滩，一路惊魂，商贾纤夫劫后余生，至此转为安，相互把酒言欢，故名“至喜亭”。亭子建好后，欧阳修执笔撰写了《峡州至喜亭记》，文中说：“江出峡始漫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夫天下之大险至此而始为平夷，以为行人之喜幸”，写出了船工和行人们出峡后的欣喜之情，也将这种关怀提升到“先天下之险而险，后天下之喜而喜”的人文关怀层面。时隔不久，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为这篇记文写了碑文，竖立其间，书文相衬，相得益彰。这里成为文人墨客和百姓赏景休闲之处。宋时为峡州三大胜景之一。可惜到清中叶，至喜亭被毁。至此，古老的宜昌因被称之“山至此而陵，水至此而夷”（古志书语）后，平添了“人至此而喜”的吉祥！诗文感昭后世。欧阳修留下的“至喜”之名，也成为夷陵的文化符号。宋代时，夷陵通往四川的蜀道起于江南，过江后进入蜀道，第一道较大的河是横溪(今点军区），宋代在此溪上建桥后命名为“至喜桥”，据曾任明朝吏部侍郎、夷陵人王篆《重修至喜桥记》所记，南宋淳祐（宋理宗赵昀）年间“曾葺之”，明代重修，由王篆写记，南明宰相文安之（夷陵人）的女婿、王篆同榜举人应麟书丹，刻碑于桥头。现在桥虽然也不存在了，但这段历史佳话留在宜昌历史上。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夷陵县令林有席有感于欧阳修的德政，写下了至喜亭匾额和一副长联，镶嵌在下西坝庙嘴的至喜亭（后称新黄陵庙）旧楼上。长联共80字，将夷陵的历史风云尽收联下：急峡高岗盘蜀道，自黄牛佐夏，山至此陵，水至此夷，思明德而赛神功，试看天际风帆，片片落迤西一坝；雄藩重镇压荆门，溯白起开秦，郡还改府，州还改县，履升平而怀往迹，遥指江头去树，人人说至喜有亭。1983年，宜昌市人民政府在长江西陵峡口的三游洞顶，重建至喜亭，供人们登临揽胜，并重刻《峡州至喜亭记》碑文于亭内。2016年7月18日，横跨长江宜昌段的大江、三江和西坝岛的至喜长江大桥胜利通车，桥以“至喜”为名，既表达了世人对宜昌未来发展和宜昌人民的美好祝愿，也寄托了宜昌人民对这位文学家的景仰和怀念。 诗书传家久远。据夷陵区档案馆馆藏《欧阳族谱》记载，明成化八年（1472年），欧阳修第20代后裔欧阳应春，也曾任夷陵州事，其子欧阳普诚在其父去逝后，曾在宜都落藉。欧阳修在宜昌的后代主要分布在枝江、宜都、远安、夷陵区等地，现已传至40代，枝江顾家店镇有欧阳宗祠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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