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杜先生仅见过几面，他的爱国主义的言行，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青年寄托着希望 我第一次见到杜老师，是在1927年7月，白色恐怖笼罩着的洛阳。 那时，我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政治工作团工作。蒋、冯徐州会议后，冯玉祥派鹿钟麟来郑州清党。党组织派人秘密通知我们不要暴露政治身份，仍留下做秘密工作。 我和张慕时、崔仲英几个陕北同志商量，要求到榆林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路军工作，不久，我们4人被委任为第九路军政治处政治员。 就在我们准备动身时，一位陕北老乡告诉我们：“杜斌丞校长来了。他住在洛阳西车站旅店。”我们听到后格外高兴，虽然我们都不是榆林中学的学生，但杜校长关心、爱护青年的事迹早有耳闻，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聆听他对时局的看法。 我们身穿军官服，来到西车站旅店他的房间。他一人在屋，身穿灰色长衫，体格魁梧。我们尊敬地说：“杜校长!我们4个陕北青年来看望你!”他听到家乡人的话音，连忙让我们坐下。交谈片刻后，他问我们：“总司令部的承启处在哪里?”我们说：“在洛阳西宫总司令部。”我们还向杜校长说明了冯部的情况。我们说：“我们打算回陕北，去井岳秀的第九路军工作。”杜校长沉默了一会儿问：“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冯玉祥的总部?”我们说：“我们看清了军阀的真面目，不愿呆在这里工作。榆林是家乡，进退容易，不行就离开军队。”我们当时还没有表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和今后的打算。杜校长语重心长地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军阀就是军阀，挂羊头卖狗肉，这就是军阀的真实面貌。现在假面具也不戴了。你们回陕北后小心，井岳秀也是军阀。”杜校长言简意赅的几句话，引起我们深思，暗示我们回陕北后首先注意的问题。 杜校长还关心我们回陕北的路线。他说：“你们若要从山西回榆林，我可以给高石秀写封信，有事可找他帮忙。”高石秀是井岳秀的骑兵师师长，当时正在山西汾阳治病。我们认为还是走西安好，那里有井岳秀的办事处，沿途又多是井岳秀的管辖区。 当我们与杜校长告别时，他握着我们的手，一再叮咛，今后工作要小心谨慎，他对我们青年人寄托着希望。 古城西安两次脱险 1929年4月，我以“请假看病”为名，离开井岳秀部队，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后被分配在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工作，和谢子长、赵文蔚(现名李锦峰)等同志组织武装斗争。 1931年农历正月，谢子长同志派我到西安，会见杜斌丞和呼延立人，打算通过他们的关系，向杨虎城要一个合法的军队番号，以便开展兵运工作。杜斌丞是谢子长的老师，在杨虎城部任高级参议。呼延立人是谢子长的同学，在杨虎城部任参谋处处长。谢子长让安定县委以他的名义写了两封介绍信。我化装成卖药的商人，在老乡掩护下来到西安。 第二天，我换上学生服，遵照朋友们的意见，通过新城卫兵岗哨，先找到呼延立人，递上谢子长的介绍信。他接待很热情，但讲到我们的要求时，他推脱事情难办。 随后，我来到湘子庙街，走进杜参议的家，说明来意之后，杜参议将我让到他的卧室。我递上谢子长的介绍信，讲述了我们的要求。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的工作情况我清楚。现在国际国内情况复杂，'国联’也解决不了'满洲问题’。”他还说：“你们的打算很好，要个番号也可以勉强办到。不过你们以后要另打旗帜，我和杨虎城是朋友关系，那时就不好说了。还是你们自己动手干起来再说吧!”我离开杜参议家时，他叮咛我谨慎，并要我代为问候谢子长。我因路费困难，暂时没有离开西安。 有一天晚上，我和艾德生、杜理丞(杜斌丞的堂弟)正在青年会谈天，突然，军法处的便衣闯进抓艾德生。罪名是他和商洛土匪勾结。便衣队下令我们不准离开，两小时后把我们两人押到军法处。军法处大厅的界墙是用苇子杆和泥巴砌成的，可以听到审问的声音。军法官先审问杜理丞，他回答说：“我是杜参议的弟弟，明天要到外县任公安局局长。”他们又问：“姓马的是什么人?”他回答说：“是陕北乡亲，请我哥帮助找工作，工作没找到，在旅店住。” 军法官听说我们是杜参议的堂弟和乡亲，晚上11点钟派人送我们到杜参议的家，杜理丞走进杜参议的卧室，让杜参议写了证明信，信的大意是：“马云泽是我的乡亲，到西安找工作的。我可以证明他是个好人。”军法处的人拿到证明信后，便马上走了。当晚，我就住在杜家的东厢房。 第二天清晨，我见到杜参议，他亲自给我10块钱，并叮咛说：“你不要呆在西安了!快回陕北!”我回到青年会，连忙收拾行李，迅速离开了西安。回到陕北，向组织上汇报之后，同志们都称赞杜参议关心革命、营救同志的行为。 大约1933年秋季，我因身体不好，组织将我调离红军游击队作地方工作。省委派我去泾阳巡视工作。在西安接受任务后，我正准备动身，在南大街碰到两个士兵。原来，他们是在阳坡头战斗中我们释放了的俘虏兵，认识我。拦住去路找麻烦。我急中生智，掏出3块钱给他们，还是不肯放我走。我又借口说：“杜参议11点约我在他家谈话，你们快走开!”他们一直跟到大湘子庙街。 我走进杜参议家，那天他不在。由他侄儿杜鸿亮(共产党员，参加过晋西游击队)接待我在客厅等候。约一小时，杜鸿亮出门观察，那两个兵仍然站在大门口。我只好越墙脱险。 资助红军游击队弹药 记得1931年秋季，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后，派人打听刘志丹、谢子长的消息。农历九月下旬，志丹同志来到南梁。经志丹和队委会共同研究，在未和省委接上关系前，部队暂住桥山一带，打土豪，分羊群，积极开辟南梁根据地。 农历十月初，天气渐冷。部队缺少衣服和弹药，难以过冬。队委会开会研究，志丹同志建议，可利用他在陈珪璋部挂着十一旅旅长的名义，派人到平凉，向陈珪璋要些军服。他的意见大家赞同，决定派我为他的代表前去交涉，并设法和省委联系。 盘踞在陇东的军阀陈珪璋，是哥老会的大爷，江湖习气浓厚。他有5个正规旅，但仍想扩大势力，派人到南梁招兵买马。陈部团副史方成顺便与我们拉关系，我和他一起到平凉。刘宝堂是陈部二旅副旅长兼团长，他曾在井岳秀部当过连长，我认识他，在平凉我就住在他的团部。 刘宝堂见面后告诉我：“杜参议来到平凉，住在农民银行。谢子长也在平凉，住在东关旅店。”这两个消息使我喜出望外，借平凉之行，一是拜会杜参议，二是将谢子长同志接回部队。 当天晚上，刘宝堂陪我去见杜参议。见面后他向杜参议介绍说：“这是马云泽!”杜参议摆摆手说：“我认得，不要介绍。”我向杜参议说明：“我们缺子弹，想请老师帮助。”杜说：“你们去夺嘛!”我说：“捉麻雀还要撒把米哩!”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这儿有子弹，都是拿别人的钱替别人买的。”我看有希望，便接着杜参议的话茬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我们应该和别人有区别嘛!”谈话之后，杜参议把给李贵清买好的弹药给了我们一部分。我记得有好几箱冲锋枪子弹，还有不少手枪子弹。临走时，我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你们已住在南梁，暂时就住着罢，以后看形势再说。” 第二天，刘宝堂又陪我见到陈珪璋，他答应解决一批衣服。下午我赶到东关旅店，见到子长同志。 第三天，我们将杜参议赠送的弹药，领到的服装和刘宝堂给我的200块现大洋买到的七九步枪子弹和各种子弹带，一共装了20多驮。我们与子长同志一起返回南梁。 许多同志称赞杜斌丞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把他的住宅比喻为共产党人的“避难所”，是当之无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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