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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导 来源：《报日人民》 ———— 在今年（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宋词举要》中，我写了一篇自序说：“余于填词一道，沉潜数十载，每一灯荧然，清茗在旁，展读宋词，以为人生乐事莫过于此。”这种读词确实是我的生活常态。我一直觉得作为经典的唐宋词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她从历史深处、笑意盈盈的走来，带着优雅和灵性，用一种纯美的方式温润着我们的情感和生活。 但如果要为当代的读者撰写一本《唐宋词举要》，这种但求心契、不求甚解的方式显然就有问题了。只有把读词的直接感悟与学术史上的评判相结合，才能提升研读唐宋词的境界，所以找准词的本色定位应是首要问题。我想起了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词之为体，要眇宜修”的话。所谓“要眇宜修”，结合屈原《湘君》的语境和王国维的词体观念，应该是指词体在整体上呈现出来的一种精微细致、表达适宜合度、饶有远韵的一种女性化的美。我的解析便以此为本，特别注重分析词的体性之美。 关于词的弱德之美、阴柔之美，除了与唐宋时期的流行音乐特质有关外，也与宋代“独重女音”的审美偏嗜有关，这基本上决定了词体的风格会偏重女性的阴柔方面。宋代词人虽然以男性为主体，但他们非常呵护词体的女性特质，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宋代那么多“铁汉”在填词的时候都会变得温柔起来，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都是如此。如范仲淹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甚至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俗谚。但他的词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看他写“黯乡魂，追旅思”的那首《苏幕遮》词，把思乡与离愁思夹杂在一起写，写得那么缠绵，那么感人。哪里有一点点硬汉的形象在里面呢？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不大妥帖的比喻，在唐宋词成熟以后，传统体式的诗歌总体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性的顶天立地的男人，而词总体上让我们看到了私密爱情中温柔缠绵的男人。诗词美学风貌的分野由此形成。 那么关于词的精微细致，应该怎么引导读者去体会呢？我觉得王国维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以启示，他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真是点穴之论，但王国维没有展开，我便需要在这些地方细致辨析。我觉得“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就好在描写的精微细致方面。他从上到下写了云、花、影三个层次，而且这三者之间有着直接联动的关系，这种联动根源于一种现象，就是风，三者因为风而具有动感特征，如果没有这风，这一切就都不可能了。更重要的是，原本是一幅静止的画面也很美，但因为有风，云动带着月动，月动带着花动，花动带着影动，这画面一下子就流动了起来。这种精微细致，真是不容易表达，难怪张先也很自得他这一句。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个“闹”字不仅写出了浓浓春意，而且把视觉与听觉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场面感，其妙处在此。又如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也是极其精微的心理描写，这种情感的有形的一下、无形的一上，一般人可能都经历过，但只有像李清照这样的高手才能传神地描写出来。 词体的主要功能是言情，而唐宋词所表现的情感明显侧重在悲情方面。像秦观的“无边丝雨细如愁”就是描摹愁情的名句。王国维更评论他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二句在凄婉之外更有一种凄厉的韵致。但如何契入到词的情感之中呢？这就必须细致考量秦观的生平经历了。秦观的这首《踏莎行》词写于初到郴州之时，此前因为受到新旧党争的牵连，从京城被贬为杭州通判，不久又被贬为监处州酒税，接着又因为在寺庙里行为放浪而被人举报而再度贬至郴州，秦观的“此恨无重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形成的，加上秦观性格柔弱，这种种因素就合成了他“古之伤心人”的身份定位。我们梳理了这一背景，当然就对王国维所说的“凄厉”二字有了更多的体会了。 有时考量词史发展，也要兼顾到与诗歌的文体对比。按照钱钟书《宋诗选注》的说法，宋人比较正规的志向主要表现在诗歌和散文里面，而私人化的感情集中在词里面。这当然是就北宋中期之前的情况而言。北宋中期之后，特别是南宋时期，诗词中的士大夫的情感其实已经比较一致了。如因为特殊的家国之变，南宋词里面的爱国情感与诗歌就非常相似，把陆游的诗和辛弃疾的词一作对比，就能看出这种内容上的趋同了。陆游自己说“少鄙章句学，所慕在经世”。他的志向就是恢复中原，一统九州。我们看陆游的《关山月》《示儿》等诗，就能明白这两首诗歌时间跨度虽有三十多年，但其志向一点也没有变，甚至越老越强烈。而辛弃疾的《摸鱼儿》词也一样对朝廷不满，一样对现实痛心，一样对未来担心，但他写得那么婉转，那么郁结。陆游直接说“三十从军今白发”，辛弃疾说“匆匆春又归去”，他们都是感叹时光虚度，但他们的志向又是一样的。南宋词在同一主题下与诗歌的表达差异，确可以看出诗词的文体体性之不同。 当然，在词史内部的比较，更能彰显不同词人之间的差异性。如同样表达人生短暂与宇宙永恒的关系，李煜、晏殊和苏轼三个人就各不相同。李煜的《虞美人》作于被囚禁之后，所以起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就已经表达了生不如死的心情，所以才会那么厌倦甚至抗拒人间的美景。当他发现这种人生短暂与自然的永恒，他无法克服时，就把自己淹没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这可以说是沉潜式的表达法。晏殊虽然当了四十年太平宰相，生活优裕，但也会时不时泛来一丝若有若无的人生忧患感。但他与李煜不同，他一开始不是将人生的苦难像李煜一样沉重地抛出来，而是从人生的美丽自得说起：“一曲新词酒一杯。”然后才转到自然永恒、人生短暂的话题。但晏殊不愿意把自己淹没在巨大的痛苦中，而是以一句“小园香径独徘徊”来结尾，他只告诉你一种思索的状态，这应该属于思索式的表达法。而苏轼跟李煜、晏殊又不同了。他《念奴娇》开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确实很有气势，但其中所蕴含的人类的悲哀也是脉息可闻，苏轼面对的矛盾跟大家是一样的。但了解苏轼的人一定可以读出另外的意思来，那就是苏轼因此将个人现世的功名利禄放在一边，他一下子就从人类的悲哀中超越出来，这就是苏轼的慧根所在。所以在词最后，他要“一尊还酹江月”，他祭奠这种永恒的宗旨就是要安享属于自己的快意人生。我们可以把苏轼的这一类称为超越式的表达。 时常出没在唐宋词中，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词人与常人终究不同。冯延巳会写出“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样与常情不合拍的句子，辛弃疾也可以陶醉在“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两相娱乐的词境中。但这种“过度”的诗情也未尝不可引申为常人的一种神往之境。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容易造成精神上的紧张和躁动。但当你捧起一本词集，沉沉地读下去，你可能很快会忘了生活中的烦恼、苦闷，你的情绪也在这种读词的过程中得到了调整。这就是词的魅力。她能给你带来一阵清风、一地花香，让你的眼前变得单一而纯净，让你的心里瞬间安静而从容，让你的人生因为优雅而美丽万方。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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