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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小镇上。 他的父亲是位工程师，为附近一家瑞典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后来成了银行家，母亲是俄国人，比父亲年轻得多。 佐尔格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柏林，在郊区利奇特费尔德居住下来。 小时候，佐尔格敏感而胆小，非常害怕黑暗，卧室里必须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但他热爱体育，经常运动使他体格健康。 佐尔格读高中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德国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 一次战斗中，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治疗。伤愈后，回到母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拿到毕业证书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 三周后，他再次负伤，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 治伤期间，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两次在战壕中作战，冥思苦想，却不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 佐尔格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精神上感到十分困惑，不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意义。 于是，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广泛涉猎古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思想逐渐明朗，觉得眼前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了。 此后，他决心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后进入基尔大学学习，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学博士。 不久，佐尔格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积极参与建立青年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花大量时间培训德共地方组织的干部。 当时，他的公开职务是大学助教、报纸编辑和记者等，还作为地区代表出席了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青年时期的佐尔格（左）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两次与他见面，从此，佐尔格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 1924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情报部门的官员。 佐尔格作为与会代表有机会与苏联人深入接触，由此，也彻底改变了佐尔格的人生轨迹。 1924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偕妻子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 佐尔格在莫斯科受到上等的礼遇。很快，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苏联国家安全总局的情报人员，专门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 此后的几年，佐尔格受命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进行党的活动。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莫斯科开始把情报和宣传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为此，苏联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许多间谍小组来到中国，这里面有苏联人，也有德国人。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 1929年，莫斯科派佐尔格前往中国。他原本就喜欢中国文化，因此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办理了填有他真实姓名的合法旅行护照，然后又在柏林签订了两项合同，一个是与一家社会学杂志社签订的，一个是与《农业报》签订的。 佐尔格对《农业报》的经理说，他打算研究中国的农业状况，并为该报撰稿。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状况对了解整个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报社经理对他的见解大加赞赏，并表示积极支持，还通过一位朋友为佐尔格搞到一张由德国外交部宣传处写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的介绍信。 1929年11月，佐尔格离开柏林，于1930年元月到达上海，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一位报务员。 不久，苏联派来协助工作的无线电技术专家马克斯.克劳森也到达上海，佐尔格立刻着手建立情报组织网。 他持德国外交部的介绍信拜访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通过领事馆结识了许多在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外交官。 接下来，佐尔格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先后到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搜集中国的情报，了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基本情况。 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通过她结识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华记者大崎保积。 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也持同情态度。 作为一位记者，佐尔格周旋于德国总领事馆的社交圈子和记者联谊会之中。他从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那里了解到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部队编制、指挥官与蒋介石的关系等情报；依靠德国教官搜集到了南京军火仓库的平面图。 佐尔格搜集到的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转送莫斯科。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在上海进行谍报活动的三年经历，大大丰富了佐尔格的谍报经验。 回到莫斯科后，佐尔格本想休整一下，利用空闲时间，根据自己搜集采访到的一手材料，写一部有关中国农业方面的书。 不料，三天后，总部找他谈话，要将他派往日本建立秘密情报小组。当时，苏联当局觉得，日本和德国的合作严重威胁到苏联远东的安全。 佐尔格前往日本的主要任务是，摸清日本对德国的政策以及日本是否进攻苏联等问题。总部给他指派了两名助手：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和日本人大崎。 按照事先的计划，佐尔格先行到达日本，然后，这两人会相继与他联系。 接受了任务的佐尔格，像上次去中国一样，先到柏林寻找合适的掩护身份。 佐尔格最合适的身份还是记者，他在中国做记者时在《社会学》杂志和《农业报》上发表的文章产生很大影响，已赢得“熟悉远东事务”记者的声誉。 回到柏林后，好几家报纸和杂志慕名而来，主动聘请佐尔格担任特约记者。最后，他选定影响颇大的《柏林交易所报》《每日展望》《地理政治》和荷兰的《商业评论》。 1933年7月，一切准备就绪，佐尔格怀揣德国护照踏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国港口瑟堡，从那里乘船经纽约到横滨，于1933年秋天抵达东京。 当时的东京政治气氛十分沉闷，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人人自危，一年前，首相犬养毅在官邸遭一伙年轻军官枪击。就在佐尔格到达东京前两个月，还发生了一起企图刺杀全体内阁成员的阴谋事件。 日本名义上是由一位神化的天皇统治，但天皇并不能直接行使权力，这个国家实际上由军人和官僚机构控制着。 由于日本陆、海、空三军存在嫌隙，尤其是陆军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而日本的政策和目标往往摇摆不定，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驱动下，政府甚至会采取轻举妄动的路线。 表面上，日本人守规矩重礼节，表现得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往往叫人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刚到东京的佐尔格，对日本人保持着高度警惕，但他很快熟悉了环境，对付日本人繁复的礼节也感到游刃有余。 到达东京的当天，佐尔格就拜访了德国大使馆，新任大使还没上任，佐尔格受到使馆人员的热情接待，他们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 此时，希特勒刚当上德国总理，大家都急切地想了解国内的情况，得知他刚从德国来，立刻围上来向他提出种种问题。 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佐尔格博士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提问，显示出他是个有地位的消息灵通人士。 初次见面，佐尔格便给使馆官员们留下深刻印象，通过特殊关系，佐尔格搞到了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给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 第二天，佐尔格登门拜访天羽，此人也是日本外务省重要的新闻发言人，红极一时。他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只有各国驻东京的大牌记者才有资格被邀请参加。 经天羽荣二介绍，佐尔格结识了许多知名的日本记者和驻东京的外国记者。 不久，佐尔格东京间谍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他们开始了有组织的情报搜集活动，不定期地交换和分析情报。 大崎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而他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的私人秘书，近卫在日本内阁中属强力派，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 不久，佐尔格东京间谍小组发展了第四名成员宫木佑德，宫木十分善于搜集各种有价值的情报，佐尔格称赞他为搜集情报的“艺术家”。 到东京后，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德国纳粹党，一年后得到批准。之后，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 在佐尔格看来，要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必须从德国大使馆入手，而要获得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 他有一句话成为著名的间谍名言，流传很广，那就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险柜，而要让保险柜自动打开，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1933年底，德国新任助理武官奥特到东京上任，佐尔格拿着奥特在《每日展望》做编辑的一位密友的信拜访奥特。这位朋友在信上不仅对佐尔格的能力大加赞赏，而且说他在人品和政治上完全可信，作为朋友佐尔格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奥特武官在柏林曾阅读过佐尔格给《每日展望》撰写的有关日本的文章，对博学多才的佐尔格印象深刻。 当年，奥特上校40岁刚出头，佐尔格刚满39岁，年龄相仿的人也容易沟通，加之在一战中，他们都曾经是德国军人，打过仗，负过伤，共同的经历使他俩一见如故。 奥特一心想着好好表现自己的才能，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当时，他正因为自己送给柏林的报告由于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没受到柏林的重视而发愁。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奥特的欢迎。从此，奥特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总是先同深知日本国情的佐尔格交换意见。 佐尔格给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情报，或者提出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充实了奥特所写报告的内容和分量。报告送上去后，奥特经常受到柏林的表扬。 由于佐尔格的帮助，奥特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佐尔格更成了奥特家里的常客。 佐尔格与使馆人员的关系本来就搞得不错，大家看到奥特武官与佐尔格称兄道弟，关系密切，对佐尔格越发另眼看待，因此，他在使馆的地位非同一般。 1936年初，佐尔格发现日本的政局正面临严重的危机：日本军部中的青年军官势力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有权控制财政收支和干预政治事务，并要求把日本的人力和资源用于战争。 他们提出口号：“让那些无能的政客们滚下台去。” 佐尔格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一集团的行动，根据对大崎和宫木搜集到的情报的分析，他得出结论：日本青年军官团正准备发动武力政变。 事发前，佐尔格写了一份相关的分析报告，在报告送往莫斯科之前，他决定向德国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报此事，但他们谁都不相信这件事，对佐尔格提供的情报未予重视。 1936年2月26日清晨，东京1400多名士兵在青年军官的指挥下迅速占领了日本政府所属的几幢大楼，包括陆军省城市警察局和国会，同时还袭击了首相官邸和几位显贵的公馆，现任首相死里逃生，而两名前首相则死于非命。 武装叛乱事件果真爆发，德国大使馆这才想起佐尔格提供的情报，佐尔格的威望陡然大增。 此时，苏联情报机构对佐尔格下达了新的任务：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以及日本对苏联的真实意图。 佐尔格从奥特和德国大使那里获悉：迄今为止，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而且谈判一度终止。 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奥特无意中露出了这样一句话：德日之间的谈判又重新开始了，佐尔格警觉地等着他说下去，奥特武官却不再提这件事。 同一天晚上，大崎报告佐尔格：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也流传着同样的消息。 1936年4月，日本驻德国大使同德国外交部就签订同盟条约一事举行过多次谈判，因日方不愿意立即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所以谈判难以深入。此外，宫木从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 佐尔格要求大崎找朋友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性，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入手，尽力搜集更多的情报。 但是，无论从奥特武官还是从大使那里，佐尔格都捕捉不到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由此推测，很可能谈判对大使馆也是保密的。 正当佐尔格心急如焚的时候，机会来了。 一天，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获知，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交部根本没有参加谈判，负责谈判的人，日方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德方是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 奥特让佐尔格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况。他还让佐尔格发誓，决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佐尔格当然立刻答应保密，很快一封用军用密码写成的电报发往柏林。柏林一时没有答复，奥特又让佐尔格再发一封电报给柏林。 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回电称，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结果还没出来。 柏林派来一位特别信使哈克，他是代表德国外交部和卡纳里斯秘密访问东京的。 佐尔格在奥特的办公室里遇到哈克。一看到佐尔格，哈克顿时容光焕发、异常兴奋，张开双臂奔向佐尔格，亲热地说：“你好，佐尔格，还记得吗？当年我和你是同坐一架飞机飞抵日本的。”佐尔格也喜出望外，紧紧握住哈克的手：“当然！见到你很高兴。” 他们3人去东京一家著名的大饭店，要了一个单间喝酒叙旧，为哈克来到东京接风。 几杯酒下肚，彼此的话就越来越多了，哈克告诉佐尔格，他深受卡纳里斯的信任，曾参与德日谈判，并告诉佐尔格这次东京之行的使命是给大使带来一个秘密指令，要他们在日本制造气氛，以利于达成德日同盟。 哈克说，德日谈判的障碍来自日本方面，因为日本人不想过早地同苏联人打仗。但德国希望与日本签订军事同盟条约，造成苏联腹背受敌，减轻德军的压力。 为了早日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来属于德国，现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为了达成协议，希特勒给军事同盟披上“防共协定”的外衣，即所谓的“同世界共产主义作斗争”，说到底就是为了对付苏联。 哈克还说，德国方面相信谈判不会半途而废，他们还会给协定加上一些秘密条文。 这次偶然的相遇帮了佐尔格的大忙。这些重要情报，佐尔格都迅速地报告给莫斯科，经苏联国家安全总局汇报给苏联政府。 因此，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苏联政府早已掌握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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