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儒唯有涕纵横——李希凡 作者|张义春 1、由辛酸而发达 李希凡1927年生，汉族，祖籍浙江绍兴，1955年至1986年，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从事文艺评论编辑工作。1986年后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李希凡曾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作协委员、中国红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年鉴》主编、《红楼梦学刊》主编。著有文艺评论及随笔数十本：《弦外集》(1957年)《论“人”和“现实”》(1958年)《文艺漫笔》(1985年)《文艺漫笔续编》(1990年)《艺文絮语》(2001年)等。 李希凡原名李锡范，字畴九。少年时代发表诗文时，挚友谭北生建议按原名谐音署笔名“李希凡”，李希凡欣然从之。此后均以改名行。 李希凡的名字曾经非常响亮，是中国社会不能忘记的政治记忆。 李希凡的响亮得力与毛泽东的肯定与推动，1954年李希凡与蓝翎共同撰写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曾得到毛泽东的重视。于是李希凡从普通的知识分子中颖脱而出。1954年，李希凡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1955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同年6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国际青年联欢节，出访东欧和苏联——初夏时节，火车穿过莽莽西伯利亚，餐车里，音乐欢快，文艺代表团的活泼的女孩子耐心教李希凡跳舞…… 李希凡最荣耀的经历是曾经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54年12月政协开会，李希凡出席大会。当时他怯生生给毛主席敬酒，“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就和气着回答：“谢谢你！“1955年的春节，怀仁堂团拜，李希凡和聂荣臻、荣毅仁一桌。毛主席给大家拜年，和李希凡握手后又说：“你是李希凡！” 以上只是发达的李希凡，而在之前，李希凡也落魄。 上个世纪40年代，在北京通州，李希凡是一普通人家6个孩子中的一个，当时父亲重病失业，家境衰落，从13岁开始，他先在洋服店当学徒，随后在印刷厂做童工。逃难、遭侮辱、半饥半饱、投亲靠友……一般旧社会穷孩子的生活他都经历过。 李希凡命运出现转机约在20岁时，此时李希凡寄食山东姐姐姐夫家，顺便接送外甥上下学，给姐夫赵纪彬做笔录。李希凡的荣华因两个贵人而有，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姐夫赵纪彬。赵纪彬河南内黄人，民国年间即与冯友兰、嵇文甫、吴绍骏并称河南“高教四杰”，更属“批林批孔”运动大名鼎鼎之“梁效”学人。在如火如荼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最高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要认真学习两部反儒学著述。一是杨荣国著《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一是赵纪彬著《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这两部书都曾受到了毛泽东关注，曾被印成了“大字本”。 李希凡寄食赵纪彬家中时，赵纪彬是山东大学校务委员，赵纪彬见李希凡是有志气的，就想办法帮助他。经赵纪彬引荐，连完整小学学历也没有的李希凡，先在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后经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正式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正式读书，接下来，又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再读书…… 赵纪彬能帮助李希凡的都尽心了，此时比赵纪彬能量不知大多少的又一个贵人出现了。这就是毛泽东。 李希凡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归根到底还是李希凡争气。李希凡在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业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李希凡当时好写论文却千真万确。李希凡迷文艺理论也迷中国古典文学，大学二年级就写出《典型人物的创造》，经著名美学家吕荧和校长华岗推荐，发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学生文章。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发表之前，李希凡还发表过《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评〈宋江考〉》。 李希凡人生的又一次高峰在1954年，是年春假，一个对他对新中国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又一个论文出来了。 这一年春3月的北京，假期中的李希凡与朋友蓝翎，信步北京中山公园。走到报栏前，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对作家出版社新版《红楼梦》批评文字赫然在目，特别是作家出版社对王佩璋表示感谢及向读者深致歉意的公开答复，使他们热血沸腾。自此，漫无目的的闲聊归向《红楼梦》话题——联想到前不久刚在《新建设》上读到的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他们都不同意俞平伯的看法，就此产生合作撰文与俞商榷的冲动。 李希凡说：“先是蓝翎写了初稿，然后我修改誊抄。我还清楚记得我是坐在床上的包袱上写的。那时候我刚有了第一个孩子，宿舍不大。” 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是向新红学奠基人之一俞平伯提出挑战的。文章认为：“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写出论文被刊物拒绝是糟糕的。但李希凡他们却因被拒绝而大走红运。有文献记载以来，李希凡是坏事变好事的绝好典型。李希凡他们的文章先寄《文艺报》，其实《文艺报》还不错，不像现在的刊物处理我的文章，随手一扔了事，而是让他们改一改。李希凡他们没有接受，折回山东大学，发表在该校学报《文史哲》1954年第9期。 李希凡他们的文章先是被江青看到了。江青早年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做过旁听生，所以比较关心山东大学的情况。江青读过他们文章后，因为觉得问题严重，马上将文章拿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认为很有价值，应该让读者知晓。让江青指示《人民日报》刊登。同时江青也展开调查，了解到李希凡起初投《文艺报》被拒绝的内情，于是又把这些情况反馈给毛泽东。毛泽东同情草根，见不得小人物委屈，于是就为他们出头，特作《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对他们的遭遇表示旗帜鲜明的支持。还是那种很具豪情的文风。毛泽东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毛泽东的态度如此，文艺界于是纷纷表态。 先是《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文章——《可贵的第一枪》。 接下来，《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主题座谈会召开，李、蓝两个“小人物”来了，文艺界的“大人物”都来了。郭沫若作《三点建议》的发言，茅盾作《良好的开端》的发言，周扬作《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调子却只有一个，大人物俞平伯唯心论的红学观危害不小，小人物李、蓝反俞平伯意义重大；之后由对俞平伯的批判过渡到更大规模的对胡适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尚未结束，对胡风的批判和对所谓“胡风反党集团”的整肃则由风起云涌，再后，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又借机展开。 2、浪潮中敢不上趟 1954年秋，李希凡给当时的文化部长周扬写信征求意见，自己即将毕业想去研究所工作，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意思表示反对，“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从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以笔为旗。 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借着曾经被领袖钦点过的余辉，李希凡虽然继续以“文名”显耀，但同时因被叱咤风云江青“赏识”而又“不识抬举”，李希凡在政治上已经“没落”。 1964年，江青让他注意《海瑞罢官》，说《海瑞罢官》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但李希凡想不通。隔了一个月，江青又叫他去，这回是要整周扬，说周扬小资产阶级，亭子间出身。但李希凡仍然想不通。 不久，轰轰烈烈的批判《海瑞罢官》地开始了，冲锋陷阵的笔杆子就是曾经落后的姚文元。错失如此重要的表现机会，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报》敏感慌张起来，冷言冷语到李希凡耳朵里——“不是党中央没找我们啊，而是我们没写啊”，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希凡因为“不听话”被率先贴出大字报。 1967年，“中央文革”请文艺界的人士看样板戏，其间，江青问了一句“李希凡来了没有？”既然江青还惦记着李希凡，那些想找李希凡茬的人就一时沉默。 但同样是这句话，在1976年“四人帮”被揪出来后，就有了负面效应——李希凡被江青保过啊，是江青文艺黑线的红人…… “文革”结束后，文艺界被广泛清理，李希凡受到审查，被下放到小汤山劳动。等到结论出来后，他才恢复了工作。李希凡也借机写成研究鲁迅的专著。这次审查是有组织结论的，他不是文革余孽。 3、与蓝翎的是非恩怨 在李希凡风云的故事里面，还站着另一个，当初与他一举成名的文章的联合作者蓝翎。蓝翎是李希凡反俞平伯的重要合作者，也是李希凡山东大学的同学。当年，李希凡、蓝翎像一对联体婴儿，区别仅只李希凡更壮些。但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后来这一对联体势如冰炭。联体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要害是两个。虽粘合一团，但都有思想，都有对独立名利的追求。 对李希凡、蓝翎交恶的问题，李希凡认为是：蓝翎找他茬，一是跟他争当初那篇改变他们命运的文章的“发明权”，一是把自己被划为右派的事情归咎于李希凡的落井下石。而这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是嫉妒，是长期的心理不平衡。 按李希凡的说法：当初联合署名文章而来的名利，分配上确实有偏向——蓝翎的风头始终没有李希凡那么健，抛头露面的事，李总比蓝多。但原因不在李“抢”，而在于蓝的上不了台面——按照当年的组织路线，蓝是有问题的——曾经在国民党的军队当过兵，其家庭也有过“不清白”的复杂历史。 而且，蓝又一直“写些偏激杂文，批评官僚主义”。这让大家为难，对他情绪复杂，一方面顾及“主席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操心他不识时务。直至一篇《面对着血迹的沉思》惹恼北京市的官员。随后不久，1957年，蓝翎被划为“右派”。 4、毛主席啊毛主席 风风雨雨过后，李希凡的轮廓大体以知识分子的形象而清晰。 李希凡的红学观点多渊源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李希凡的红学是“毛派红学”。毛派红学的核心是学术边缘化，红学不过是建构政治意识与思想意识的味精。具体讲就是以阶级意识分析为根本点，以阶级斗争为根本分析方法，以验证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性为衡定艺术价值的根本坐标，以人物形象分析为剖析的根本对象，进而评价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是否相统一的完美性。 李希凡在“宏大叙事”的革命年代，两栖于现实政治斗争和理论研究的广阔大舞台，但他的本质定位应该是一个还算规矩的知识分子，虽然他曾经引发过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如果你认真翻阅李希凡的所有作品，他的语言与思想都老老实实，很少激动人心蛊惑人心的味道。欧阳健曾经说，第一次与李希凡见面，觉得他的本分与朴素犹如一个山东农民，其实李希凡本来就是一个农民。至于他曾经风头那是历史的误会。 改革开放后，李希凡有些不合景了，于是一种失落就经常萦绕心头。这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的态度上。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评价和态度上，他坚决反对“忘恩负义”、“跟风转”。 1994年10月16日，是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作40周年，又恰恰是李希凡的外孙女慧可的8岁生日。15日清晨，李希凡备了一束鲜花，携女儿、女婿并慧可，一起前往毛主席纪念堂…… 李希凡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他说： “我看不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抵制了吗？'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抵制了吗？'文革’一结束，把责任都推给'四人帮’，好像他们都是清白的了。然后，社会某些舆论把'文革’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为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全盘否定，这种言论都是胡说八道！一场社会灾难必然有它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而绝对不可能是个人或少数人决策和推波助澜的结果…… “毛泽东晚年是有点错，但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今天，我们能离开吗？离不开！我们现在的政策口号、文化批评，能离得开吗？离开能行吗？我看不懂那些现在流行的什么西方的主义！我也看不出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好在哪里——王安忆《长恨歌》那是什么主人公啊？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作者的态度也是问题，对那样的人，竟然一派同情，有没有点批判意识……” （本文参考刘天时之《李希凡：大人物时代的小人物命运》，见《书摘》2005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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