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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以色谋财的人生赢家 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本就不高，是男人的依附品，本能总是受到扭曲压抑。而金瓶梅中塑造了大量女性形象，她们或端庄大度却掺杂着邪恶和阴险，或狠辣泼悍又包含着仁义善良，或懦怯屈辱又有着邪恶与算计……伴随着践踏人性的罪孽，却有着一生对人性的追求;内心无限的自卑，却也有着对自我的高扬;有着对夫权的抗争，却又对男性统治的不得不依附的无奈，她们无疑是带着自己心理的整个复杂性的生动复合体，生活在万花筒之中。 在金瓶梅中，与西门庆苟合的女人大多没有好的结局，宋惠莲夫死自缢，潘金莲被武松残忍杀死祭兄，孙雪娥被春梅羞辱从娼，月娘失子独孤终老，春梅淫欲无度“骨蒸痨病”死去……但是其中仆妇王六儿的命运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王六儿出场在金瓶梅中较晚，正式与西门庆会面，是在第三十七回中，东京蔡太师老爷府里大管家翟爹，要讨一房小，便物色到了韩道国王六儿的女儿韩爱姐。西门庆便亲自到韩道国家中相看，便瞧上了韩氏之娘王六儿。王六儿，已然是半老徐娘，却依然风韵犹存，这妇人听说西门庆要来，本是贪淫贪色喜卖弄风骚，便更做了些乔模样，“见他上穿紫绫袄儿见他上穿着紫绫袄儿，玄色段红比甲……生的长挑身材，紫膛的瓜子脸，描的水鬓长长的。”（第三十七回）便有了“这西门庆不看她女儿，不转眼只看妇人”，这妇人抓紧时机与之对眼传情，眼角眉梢，都是风流跑，为人乖觉，很会说话。她为了用“色”栓住这个大主顾，与西门庆的相处中放得很开，随时满足西门庆的无礼令人唏嘘的要求。生冷荤素一概不忌，不说强说，不笑强笑，曲意逢迎，时而婉约，时而豪放，比潘金莲更甚。王六儿性爱上的大胆豪放，让西门庆的体验登峰造极，枕边的意乱情迷另誓言满满，并且她在服侍西门上，还显得比较专一忠诚，没有像李桂姐一样朝思暮想别的金主。 另外，王六儿成功的自身原因重要一点便是：活得清醒。首先表现在对自身条件地位的清醒认识上。刚开始听到西门大官人看上了自己，王六儿那妇人听了，微笑说道：“他宅里神道相似的几房娘子，他肯要俺这丑货儿？”（第三十七回）自己清楚的知道，自身条件一般，西门庆能够看上自己，已经是非常高兴的事了。在处理西门庆之间关系上，潘金莲表现的更像是文青，有想要得到丈夫的宠爱的情感要求，而王六儿更像是动物，满足了自己身体本能的欲望，没有什么道德顾虑。王六儿和西门庆的交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图他一些吃穿用度”，改善生活并满足自己的淫欲，把和西门庆的欢好当作打一份工，不像潘金莲那样做嫁入豪门的梦。如此看来，清醒的人，對自身和环境有着客观的认知，清楚价值只能建立在互惠互利的交换之上，有所失必有所得，有所得也必然有承担;王六儿如此“知进退，明事理”，当然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王六儿的“成功”，当然有韩道国的大力支持，得知自己的妻子与西门庆苟合的消息时，没有像来旺，武大的一点点冲动，而是很高兴，算计到自己从中有利所图，反复告诫婆娘：“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儿”。而王六儿虽然和西门庆勾搭在了一起，但并不视丈夫韩道国为外人，两口子还是一条心，夫妻情感并没有因为她托身西门庆而消失殆尽，把与西门庆之间的勾当毫不隐瞒的相互告知，商量对策，一心一意要把家过好。把卖淫视为堂堂正正，不藏不掖，拿出多少本钱，换回多少利钱，笔笔结清，并以乐观的态度做着今后的打算。 而他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在所有同西门庆有染的女人中，获利最多：嫁女儿获得西门庆资助20两;送女儿到东京翟爹家又回扣五十两;在勾搭初时马上花四两银子给她配了一个丫鬟专门伺候，没过多久便在豪华地段狮子街替她俩口寻得一处一百二十两的大房子。不仅如此，西门庆还给韩道国调整了工作，让其当采办、干物资采购，使韩道国风光了起来。而插手的苗青一案，又从中得银一百两。而面对西门庆的暴亡时还没来得及上交的盈利时，王六儿决定连夜携款出逃，显示出了王六儿的其他女人少有的理性和主观意志。故事到了此处，在这场财色交易中，王六儿夫妇就可谓已经大获全胜了。 可似乎按理说站在道德伦理的角度上，被张竹坡看来“狗彘”不如的贪财淫妇王氏不应该有如此完满的下场。或许生活本来就是这样，贪淫的，恋财的，未必都有一个不好的下场。更何况，像王六儿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挣扎，虽与社会的道德相背，但毕竟没有做出什么特别伤天害理的事情。归根到底，她还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我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她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呢？对于王六儿结局，也有人解释道《金梅瓶》作者只是描述其时其世其人其事，并无道德判断，差矣。作者取名兰陵笑笑生，便是暗笑、嘲笑可笑人，笑可笑人之可笑人生，这不就是戏剧人生吗？真可谓是“多情未老已白发，野思到春如乱云”[1]。 而对于这种困惑，浦氏也给出了答案：“读者希望在玉楼还算不错的结局当中，或者甚至像王六儿和韩二这样表面上看去根本没有什么希望的角色之美满结果当中，读出另外一种救赎的信息。”我不太理解理解这种观点，但是王六儿的结局多少可以理解为受到李贽观点的影响，李贽倡导“童心说”，还宣扬俗文化，宣称“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事……凿凿有味，真有德之颜，令人听之忘厌倦矣”。而且在物欲横流，秩序混乱的世界，三纲五常之类的儒家法理已经被抛弃和颠覆，六儿的这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趋炎附势”可以得到理解和宽容。 我们以点盖面，在金瓶梅中，王六儿的形象较真实的还原了女性本真的意义，描绘了世俗女性的躁动“求色求欲”，挣扎及人性的主观和张扬，包含了作者对女性困境的思考，在鄙俗与污浊中展现出一个丰富新鲜有浓厚市井气息烟火的世界。 ■《金瓶梅》中亲属称谓语的语用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一.引言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系。”故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文艺作品中均离不开对关系的称谓。称谓语是在人际交往中用于建立和保持联系，并能表示双方身份地位、远近亲疏的名称。根据称呼对象的不同可将称谓语分成亲属称谓语和社会称谓语。中华民族崇尚长幼有序、亲疏有别，这种传统文化在亲属称谓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亲属称谓语是对亲族成员使用，并表明血缘和姻亲关系的称谓语。在宗法社会中，亲属称谓语数量庞大且划分细致，而本文对亲属称谓语的研究将在《金瓶梅》中进行。《金瓶梅》对明代市井生活、家庭生活描写详细，出场人物达五百余人，其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家庭关系错综复杂，对亲属称谓语的使用准确性有很高要求，而作者对亲属称谓语的使用准确恰当，表达文化内涵多样，很好地反映了明代家庭生活与社会风气。 我們通过梳理文本，使用北京大学语料库，对《金瓶梅》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亲属称谓语（如哥哥、爹、姐姐、嫂嫂等）进行检索分析。其中，对语料少于100条的亲属称谓语进行穷尽式分析，对语料多于100条的亲属称谓语进行分层抽样，分析其语用特点及文化内涵。 二.用亲属称谓语称呼亲属 亲属称谓语最基本用法，即用于称呼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金瓶梅》中人物亲缘关系复杂，亲属称谓语俯抑即是。根据所使用的语境特点，可分为相当和不相当两种情况。 （1）所用称谓语与人物关系相当 亲属称谓语可以表现对话双方的亲缘关系。在庞大的家族体系中，亲属称谓语的选择需十分准确谨慎，符合对话双方的亲缘关系及家庭地位。而《金瓶梅》中亲属称谓语还存在情感化的特点。 例如第一回潘金莲初见武松，武松称其为“嫂嫂”，称武大为“哥哥”，但在潘金莲说出“自从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才到这里来”这等似有埋怨之意的话后，武松面上虽分毫未现，再开口却将对武大的称谓由“哥哥”换作“家兄”，道是“家兄从来本份……”。“家兄”是对外人对自己哥哥的谦称，潘与武大可是关系极亲密的夫妻，武松这一称却隐隐将潘金莲排斥在了兄弟关系之外，把对她的不满、怀疑体现得淋漓尽致。同例还有，潘金莲时常称西门庆为“爹”，但到了二人调情嬉闹之时，则连呼“达达”、“亲达达”，虽然“达达”也是“爹”的意思，却更为亲密，情感上更亲近。 （2）所用亲属称谓语与人物关系不相当 亲属称谓语具有表明对话双方亲缘关系的作用，但《金瓶梅》称谓语的使用也有较多不符合双方亲属关系的情况。例如第十一回潘金莲亭子里遇见孟玉楼，年长的玉楼先于金莲嫁入西门家，却仍称金莲为“姐姐”，金莲也称其“三姐”，并且整本书西门家的妻妾间也不曾称呼过“妹妹”。妻妾间互称“姐姐”削减了交际双方的地位差距，明显地促进了交际。这样一种为达成交际目的而使用不符合双方亲属关系的亲属称谓语的现象，体现出《金瓶梅》中亲属称谓语交际化的特点。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兄弟之间的称谓语。如武大与武松是亲兄弟，但原著中多次出现武大称武松为“二哥”的情况。针对此种情况，皋鹤堂曾在后文武大呼“兄弟”时点评道：“看武大连呼'兄弟，何如呼'二哥亲熟，此处呼'兄弟，只觉悲咽。”1。同例还有西门庆称花子虚“二哥”，此时二人已结拜，花子虚排第二，西门庆则排第一。 以上几例皆说明，此时“哥”已不再是表明长幼关系的称谓，而是向对方表达尊重，表示善意的称谓，有助于拉近对话者的关系。笔者认为，这样一种在称谓上“长幼失序”的现象，与封建宗法制有极大关系。宗法制重视血缘亲族、等级权力划分严格的特点对亲属称谓语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宗法制的核心——嫡长子继承制，给予了封建家庭中年长的孩子天然的继承权力和较高的家庭地位，这在称谓语的使用上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对伯父、叔叔、哥哥、弟弟的称谓在表明关系的同时，不仅包含引导区别年龄长幼的因素，而且在区别年龄大小的同时，还决定着一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刘薇，2006）。因此，兄对弟有天然的管理、支配、统治地位，这使兄弟二人在对话中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双方交际受一定权势关系制约，但当兄长用本用来应称呼长者的称谓语来称呼弟弟时，这种权势不对等通过称谓语被大大削弱，交际双方趋于平等，使得交往更为容易，也使二人关系更亲密，巩固了基于血缘的亲属关系。 事实上，不仅血亲关系中存在所用亲属称谓语与双方亲缘关系不符的情况，在姻亲关系中也不乏此类现象，且同样体现交际化特点。 第六回潘金莲给西门庆唱曲儿，西门庆欢喜地搂住金莲夸赞，称其“姐姐”。其实二人此时已是男女关系，并且金莲比西门庆年少。同例还有第二十一回西门庆与妻子吴月娘反目冷战，他从妓院回家时却见吴拜斗焚香，求神保佑夫主早早回心，又为他求子，一心为他。西门庆于是“满心惭感”，忙告错讨饶，称月娘“我的姐姐”，月娘不肯理他，他更是“口里姐姐长、姐姐短”。月娘与金莲差不多同龄，也比西门庆年少。这几例中，西门庆用“姐姐”来代替夫妻间的称呼，从语境上看都带有讨好意味。换言之，此时他用“姐姐”称呼妻妾比在男女情浓时常用的“我的儿”、“我儿”，或是平日称妻子的“大娘子”、“拙荆”等更能使妻妾开心。“姐姐”之称的好处之一在于将交际的另一方抬到了更受尊敬的长者位置。由“我的儿”变为“姐姐”，恭敬讨好之意可谓明显。 另一方面，使用血亲称谓语（姐姐）比姻亲称谓语（房下、拙荆等）更为亲近。“姐姐”是血亲称谓，而对妻妾使用的应是姻亲称谓。出于讨好对方的交际目的而以血亲称谓代替姻亲称谓，有其内在的文化内涵。“古人最重亲戚，第一是血亲，第二是姻亲，第三是拟亲（即普通说的干亲）”2，也就是说，古人重视血亲胜过姻亲，刘薇（2006）从“血亲称谓词一般较姻亲称谓词更为发达”的语言现象上证明这一点。在这个语境里，我们也可以从西门庆满口的“姐姐”中窥见一二。 而从妻妾称呼丈夫的角度看，《金瓶梅》中的夫妻称谓语也颇有特点。西门庆的妻妾称呼他最常用的称谓是“爹”，有时也会叫“达达”（即爹爹），不仅妻妾们如此称呼，西门庆也会在床帏间诱使妻妾称呼他“爹”，并且称她们“我的儿”回敬，这对现代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事实上，连明代的皇宫内也是如此称呼，“如东宫、西宫皇后，每次对皇帝言，均自称'女儿。”3这也反映了宗法制度下的男女家庭地位不对等，同时，“爹”也有与上文“姐姐”类似的交际作用。 三.用亲属称谓语称呼非亲属 用亲属称谓语称呼非亲属，即亲属称谓语的泛化现象，一直是称谓语研究的热点（潘攀，1998；黄霞，2001；张希玲，2007）。在宗法制的影响下，汉民族对亲属称谓语的使用强调严谨准确，因此，对没有亲缘关系的非亲属使用亲属称谓语看似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情，但此类泛化现象在实际生活和各类作品中都多有出现，《金瓶梅》也如此，甚至表现出极度泛化的特点。本文根据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将其分为“地位平等”和“地位不平等”两种情況。 （1）交际双方地位平等 此处“地位平等”指的并非是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完全相同，而是指交际双方实际不存在依附或雇佣关系，处于“交际相对平等”。 《金瓶梅》中，潘金莲、西门庆、仵作何九、郓哥、潘妈妈皆称王婆为“干娘”。王婆是为西和潘牵线搭桥的虔婆，丈夫亡故，小说中明确提到的亲人只有一个儿子，与其余人物俱无亲缘关系。崔山佳（2007）将“干娘”解释为“对年长妇人的敬称”，笔者认为有一定道理。首先，如此多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称王婆为“干娘”，他们与王婆之间不可能都是干亲关系；其次，“干娘”这一称谓有特殊的情感含义，从古至今，儿女对母亲总有依赖、景仰的心理，故“娘”天然被赋予尊敬、亲近的感情色彩；再次，他们对王婆的交际都带有一定目的：西和潘希望王婆牵线，何九则想从王婆处打听武大“病故”一事，郓哥要打探西门庆去向，潘妈妈也因有金莲的关系在其中。从语境上看，称“干娘”实质上是释放了一种“示好”的信号，主动将王婆纳入“亲人”的范畴。从后文与王婆无交际关系的路人略轻鄙地直称其“王婆”也可印证此点，故而“敬称”之说妥当。同时，使用“干娘”这一干亲称谓，亲近之余也留下了一定余地，例如郓哥打听不成，吃了王婆几句骂，立刻抛开“干娘”不称，恶言恶语地辱骂起人来。 （2）交际双方地位不平等 此处“不平等”指的是交际相对不平等，即交际双方存在依附或雇佣关系。《金瓶梅》中亲属称谓语的泛化用法，在“地位不平等”时突出表现为在主仆之间使用亲属称谓语，而主仆关系的称谓形式主要表现为仆人对主人采用“从儿称”。 例如西门庆家的小厮玳安、平安、来旺等人称西门庆为“爹”，称西的正妻吴月娘为“娘”，其余妻妾则称排行加“娘”，如潘金莲为五娘，孟玉楼为三娘，称西门庆的女儿西门大姐为“大姐”，称其女婿陈敬济为“姐夫”，甚至连西门庆铺子里的傅伙计都称作“傅二叔”。这些称谓背后暗含的是双方权势地位的不对等。 同样能证明“爹”、“娘”之称的内在本质是主仆权势地位的不对等的，还有一个反例。第九十一回孟玉楼改嫁给李衙内，十分受宠，却勾起李衙内大丫头玉簪儿的嫉恨，而玉簪儿对玉楼的“忤逆”首先就从称谓开始。“赶着玉楼，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的”，又令兰香、小鸾“休赶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与你娘是大小之分”。在玉簪儿看来，自己与李衙内早有男女关系，而孟玉楼与她不过同是李的女人，地位几近相同，自然不必采用“娘”这一称呼了。当然，玉楼与玉簪儿之间的权势地位差距并未真正消失，这只是玉簪儿的主观看法，而她最终也为这一错误判断付出了极大代价。 事实上，明代仆从的政治、经济地位极低。《大明律》明确规定 “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而“家长故杀奴婢，图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可见二者从法律上就被区别对待，地位差距明显。但采用正常的主仆间称呼也可以体现二者的地位差距，之所以选择亲属称谓语的表现形式，还有更深层缘故。 仆人对主人采用“从儿称”的称谓形式，其实质是通过称谓把主仆权势关系转换为父子权势关系。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宗族组织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内部权力义务的划分也就尤为重要。而“爹”、“娘”之称所代表的正是这种家庭内部权力的顶点，此时父母对儿女有绝对的权势力量，尤其是父亲。《说文》：“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举杖”正是家庭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父子之间、主仆之间都存在着地位鸿沟，这就给关系的转换提供了基础。而真正推动主仆权势关系在称谓上向父子权势关系转换的原因，还要从仆人、主人的交际心理来分析。 从仆人的角度看，一方面，“爹”、“娘”之称极大地肯定了主人的权势地位，仆人通过这一称谓摆出了自己的低姿态，以子对父的顺从来表明自己对主人的顺从，自己无意愿也无资格反抗主人；另一方面，用爹娘称呼主人也暗暗拉近双方的关系，毕竟父子较之主仆，关系要更紧密。而且，这一称谓也表达了仆人希望得到主人保护、关照的乞求心理。上文提到明代仆人社会地位低下，且在交际中处于弱势，因此，他们渴望被主人照拂，而父母对儿女恰负有一定的照顾义务。像第七十八回小厮琴童对潘金莲说“小的每是娘的儿女，娘看顾看顾儿便好”，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心理。 而从主人的角度看，这种称谓转变也有好处。首先，主人一方扩大了自己的亲族范围，这在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是极为重要的；其次，主人也加强了对仆人的掌控；最后，爹娘之类的尊称也给主人一方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满足。 主仆之间通过亲属称谓语转换双方的社会关系，这种现象的实质是社会关系内化为亲属关系。这种内化以双方的权势关系为基础，通过选择并使用符合双方权势关系的亲属称谓语来拉近双方交际距离，促进交际目的的达成。虽然交际双方内在的权势差距是不变的，但这样一种“社会”到“家庭”的称谓变化，使双方交际多了一分亲密感，在实际交往中效用显著。 四.结语 《金瓶梅》中的亲属称谓语存在情感化、交际化以及泛化的特点，而在亲属称谓语的泛化使用上，其实质是将交际双方的社会关系内化为亲属关系。 到明代，宗法制度已逾千年，一方面，它对社会以及家庭的影响根深蒂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仍然是规范社会行为准则的准绳；另一方面，人们宗法观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语言上包括称谓的变化。《金瓶梅》中，用亲属称谓语称呼非亲属的泛化现象体现了亲属界限的模糊，冲击了原有的宗法观念，反映了明代“称谓等级礼仪制度日趋败坏”4，隐隐昭示着宗法观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弱化。 ■《金瓶梅》官商共生性剖析 《金瓶梅》塑造了西门庆的典型商人形象，借西门庆一家的兴起与衰落揭示官场的黑暗与浑浊。西门庆由从商到做官谋利，以巩固累计资本，从而拓展生意规模。通过梳理文中各人之间的关系，可发现官场与商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商勾结、互惠互利。解读西门庆从商得官的全过程，可以更好地剖析《金瓶梅》中的官商共生性。 一.以财得官 《金瓶梅》以西门庆一家写尽天下千万家，描摹了官、商、民的各种面貌，借西门庆从商人到官人的身份转换揭示官商勾结的黑暗现象。西门庆原是风流子弟，“饶有几贯家资”，继承生药铺后，放官吏债务，与清河县的大小官吏都有往来。西门庆最初的官场靠山是亲家陈洪，而陈洪又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武松报仇不成，被逮到东平府，府尹陈文昭“极是个清廉的官”，想为他翻案。结果西门庆“走去央求亲家陈宅心腹，并使家人来旺星夜往东京下书与杨提督。提督转央内阁蔡太师……”[1]结果，陈文昭成了无声蝉，武松被刺配充军。由此看出陈洪是西门庆的关系网中的重要枢纽。 后来，杨提督被参倒，门下亲族皆充军问罪，西门庆不仅失去靠山，而且还有被牵连的风险。这是西门庆从商到官的关键转折点，他派来保去东京，送礼给蔡攸，得见右相李邦彦，用五百金银贿赂右相更改文书。李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廉，一面收上礼物去。”[2]从此，西门庆的关系间接指向了蔡京。 但两人还没完全确立关系，直到西门庆派人给蔡京送生辰礼物。蔡京见了“黄烘烘金壶玉盞，白晃晃减靸仙人；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纻段，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盒，如何不喜！”[3]赏了西门庆在山东提刑所做理刑副千户，西门庆和蔡京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西门庆还把韩道国的女儿韩爱姐送与蔡府的翟管家做妾，成了翟管家的亲家。西门庆借着第二次给蔡京送生辰礼物，亲自拜见，求作干儿子。两人成了假父子之后，西门庆升了正千户掌刑，正式走進了统治集团的内部。西门庆的官途和蔡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以金钱为基础的联系。 古人认为读书致仕是正途，工商皆末业。在官本位与商本位的冲突中，西门庆很好地阐释了如何利用商人的优势实现做官的愿望。西门庆在“学而优则仕”之外，走的是“商而富则仕”的道路。在此列举他两次送给蔡京的生辰礼物： 第一次：四座高尺有余的捧寿的银人；两把金寿字壶；两副玉桃杯；两套杭州织造的大红五彩罗段纻丝蟒衣；两件大红纱和两件玄色焦布，俱是织金边五彩蟒衣；汤羊美酒和异果时新等等[4]。 第二次：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狮蛮玉带丁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黄金二百两。[5] 如何看出礼物的价值呢，这里可看蔡京的态度。第一次，蔡京看了礼物“如何不喜！”赏了西门庆做副提刑官，也赏送礼物的吴主管做驿丞、来保做郓王府校尉。第二次，“蔡京看了礼目，又瞧见抬上二十来扛，心下十分欢喜”[6]。蔡京摆三日寿宴，第一日是皇亲内相，特意请了西门庆，而且见西门庆到了，“忙走出轩下相迎”[7]。礼物的价值可想而知，正如《金瓶梅》第一回所论，酒色财气中，“财色”为首。西门庆是以财谋权，蔡京是以权谋财，权贵一体，官商勾结。 二.以官得财 西门庆始是提刑所的副提刑、副千户，属殿前太尉朱勔辖下金吾卫所管，武官职位，“居五品大夫之职”[8]，后来转正千户。提刑官的全称是提举刑狱公事，“掌察刑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9]明代副千户是从五品，正千户为正五品。在此摘录《中国俸禄制度史》明代文武官员俸禄标准表中关于正千户和副千户的部分： 明代文武官员俸禄标准表[10] 明代以大米作为俸禄，官员可以“以米折钞”，“俸钞折色”的变化很繁复，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换算方法，根据《明史·食货六》记载： 洪武时，官俸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仁宗立，官俸折钞，每石至二十五贯……[11] 西门庆贿赂权贵礼物的价值远超其所得官职的俸禄，但为官之富不在于俸禄，在于权力效应。西门庆进入统治集团的内部，官官相护，足以在商场如鱼得水，最明显的好处有三： 其一，成为关系户。蔡京是左丞相、崇政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太师、鲁国公；东平府府尹陈文昭是蔡京的门生；大名府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蔡太师是开封府府尹杨时旧时座主；蔡京的儿子蔡攸是祥和殿学士兼礼部尚书、提点太乙宫使；巡抚御史蔡蕴是蔡京的假子；陕西巡按御史宋盘是蔡京儿子蔡攸的妇兄；蔡京还有一个当驸马的儿子……相互攀牵，赵宋的天下似乎是蔡家的天下。西门庆做了蔡京的假子，等于为自己开了条通畅无阻的光明大道。借着此身份，在清河县迎来送往，与各种官吏打交道。 其二，官官相护。西门庆有了靠山，做官之后，比从前更加恣意妄为，草菅人命如脚踏蝼蚁，视律法为无物。做官之前买通李县令逮捕武松，打点府尹陈文昭将其刺配充军，又打了蒋竹山和宋仁等。做官后，与王六儿通奸，打了韩二；贪苗青钱财，纵杀人犯逍遥；与林太太偷情，冠冕堂皇打了小张闲众人……西门庆做提刑是断冤狱、评公道，而他与官员串通庇佑，使冤屈难平、冤狱频起。 其三，近水楼台先得月。西门庆做官俸禄不多，但以官路养肥了商路。西门庆凭着蔡京的关系、翟管家的看顾，总是快人一步地得知京城的风吹草动。《金瓶梅》第四十八回，西门庆派来保上东京，阻止监察御史曾孝序为苗天秀翻案。刚好蔡太师新陈开引种盐等七件事，西门庆提前知道了中央最新的财政政策，利用此机会大赚了一笔。此外，巡抚御史蔡蕴帮西门庆偷税漏税。西门庆开始只有一个生药铺，“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算不得十分富贵。到后来，除了原本的房子，又兼并打通了花子虚的房子，另外还有狮子街两处房产，还有绒线铺、绸绒铺、印子铺等，家藏珍宝无数。连西门庆也自负说“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12] 三.官商互惠 《金瓶梅》中有一细节可看出官场就是打捞钱财的名利场。西门庆从副千户转正千户，心中大悦。夏提刑也升了一级官，可当他得知自己升官时，反应却是“大半日无言，面容失色”[13]，甚至还上书，宁可不升官，只想做回清河县的提刑官。再者，夏龙溪和西门庆上东京谢恩，众人对西门庆的态度是热，对夏龙溪却是冷。翟管家对西门庆说“亲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夏大人如今是京堂官，不在此列。”[14]西门庆和夏龙溪的交情也就此冷了。 按理说，夏龙溪本是正五品的刑名官，升一级，最少也是从四品的京官。为什么他自己不愿，别人也不讨好他呢。在此说明一下夏龙溪新升的指挥管卤簿，据载：“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15]大概是管皇帝车驾仪仗的官。明代有官职叫车驾清吏司郎中，是“明代兵部属官，司掌天子卤簿、仪仗、近卫、驿传、马厩等。其司长为郎中。”[16]《金瓶梅》文中也提到夏龙溪升职后管天子车驾。 从掌管地方刑狱的提刑官，到指挥天子卤簿的京堂官，前者山高皇帝远，掌有生死大权，鱼肉乡民，后者在皇帝眼皮底下，指挥车马仪仗等上不了台面的杂事。大好的肥差掉了，换来不痛不痒的高一阶，落得人情惨淡。 相反，众人对巡按御史宋乔年厚敬有加。在宋代，御史大夫从二品，御史中丞从三品，侍御史从六品，殿中侍御史正七品，监察御史从七品。宋乔年作为山东的巡按御史，应是从七品的官职。从五品的副提刑官、正五品的提刑官都在他之上，而许多官阶比他高的人都对其必恭必敬。“明代常派御史到各省巡察，称巡按御史”[17]，宋乔年的官不大，但其职责是监察地方官员，考察其政绩，升降罚赏，都在其一纸奏本。《金瓶梅》第七十五回，提到荆都监带着履历手本，拜托西门庆与宋乔年说好话。第七十六回，荆都监、周守备及吴大舅，通过西门庆美言，宋乔年在奏本中赞三人政绩卓著，使三人升官。从夏龙溪和宋乔年的对比中得知，做官不一定求升职，求的是掌有实权，有权自得富贵相趋。 西门庆在商场和官场成功的秘诀在于生逢其时，奸商遇上奸相，狼狈为奸。如若西门庆生在官吏清廉、政治清明的时代，纵有石季伦的泼天富贵也枉然。《金瓶梅》关于蔡京的描写并不多，但却处处渗透着腐败的气息，文中写西门庆初入太师府前： 堂开绿野，阁起凌烟。门前宽绰堪旋马，阀阅嵬峨好驻旌。锦绣丛中，风送到画眉声巧；金银堆里，日映出琪树花香。左右活屏风，一个个夷光红拂；满堂死宝玩，一件件周鼎商彝。室挂明珠十二，黑夜里何用灯油；门迎珠履三千，白日间尽皆名士[18]。 画栋雕梁，金张甲第，奇珍异兽，歌舞不绝，如宝殿仙宫。如此财力，俸禄不及九牛一毛。蔡京的贪是来者不拒，与其攀亲的假子，不在少数。《金瓶梅》中多次描绘各地商人或官员送礼给蔡京的场面： 扬州盐商王四峰，被按抚使送监在狱中，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对蔡太师讨人情释放。[19] 迤逦行来，免不得朝登紫陌，夜宿邮亭，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相遇的无非都是各路文武官员，进京庆贺寿诞，生辰摃不计其数。[20] 老爷正在书房梳洗，外边满朝文武官员，都侍候拜寿。[21] 蔡京的生辰摆三日酒，第一日皇亲内相，第二日尚书显要、衙门官员，第三日内外大小等官员。满朝文武、四方显贵都为其贺寿。《金瓶梅》书中写蔡京贪婪，官场浑浊，恰是塑造了一个适合西门庆这样的奸诈之人生存的环境，这既是卖官鬻爵、悬秤升官的社会政治背景，也是繁殖出千万个西门庆的的培养基。没有蔡京这样的人当权，也没有西门庆的上位，两者具有共生性。 对于“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世情小说而言，人物的刻画至关重要，正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交织展示了一个具有市井生活气息的社会，突显出世态人情。《金瓶梅》以西门庆家从发展期到暴发期最终走向衰败的历程作为贯穿全文的脉络，男仆作为贯穿其中的人物形象也随着主人家的命运而兴衰沉浮展示了他们的悲剧形象。西门庆家繁盛时期，真可谓是奴仆成群，男仆争先为西门庆奔走效力，对于他也是殷勤备至。一旦西门庆死去家庭败落，他们一变忠诚的嘴脸开始背叛主人甚至欺凌主人。《金瓶梅》中男仆的悲剧形象也正是写出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 一、主人支配男仆的命运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贫富分化明显，上层社会官僚贵族与地主豪强挥金如土，他们依靠政治权势或金钱力量大肆侵占田地，过着奢侈的生活。下层劳动农民则破家荡产，卖儿鬻女。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男女不得不沦为奴仆，成为上层社会的附庸品任其支配。《金瓶梅》中写奴仆的买卖可谓平常可见，第一回就写潘金莲从九岁就被卖在王招宣府里，十五岁时第二次被卖，三十两银子转卖于张大户家。第二十回写西门庆娶了李瓶儿又买了两个小厮，一名来安儿，一名棋童。主人呼奴唤婢、买卖奴仆的现象展现了奴仆悲剧的命运。 一旦成为奴仆自己的命运依靠主人，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人生完全是主人说了算。天福儿原本是李瓶儿在花家的小厮，等李瓶儿嫁给西门庆，天福儿也只能跟随李瓶儿到西门庆家，改名琴童继续为主人服务。西门庆去东京庆寿诞，扬州财主苗员外在京师设宴招待西门庆，两个歌童，生的眉清目秀，唱了几套曲儿，因为西门庆十分喜爱，苗员外就把两个歌童送给了西门庆。可见奴仆毫无选择去留的权利命运全部掌握在主子手里，他们已经变成了主人的私人物品没有了作为人的权利。主人家对于奴仆更是随意打骂，但是奴仆却不得有丝毫反抗。玳安作为西门庆的最信任的小厮，不仅要奴颜婢膝逢迎西门庆，而且有时还会受到西门庆、月娘等人的责骂。在李瓶儿死后西门庆熬了一夜没睡，心中悲恸，神思恍乱，只是没好气，骂丫头、踢小厮。可见主人有什么不随意或不顺气奴仆就要遭受责骂甚至殴打。来旺儿作为一个反抗主子的奴仆，却是被西门庆设计拿住，押往提刑院把来旺儿夹了一夹，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开肉绽最终递解徐州。这也就是大多数反抗主子的奴仆的下场。主子不仅拥有支配仆人的权力甚至奴仆的生命都完全属于主人。春梅在其丈夫周秀死后，和男仆周义勾搭成奸，后因荒淫无度死去，周义“盗了些金银细软”逃走。周秀的兄弟周宣抓住了周义，不由分说，打了四十大棍，即时打死。在主子们毫不在乎奴仆的生命，当奴仆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打击，甚至会剥夺奴仆的生命。家生子更是奴仆浓烈的悲剧，他们一出生就是主子的奴仆，没有任何的地位，正如《歧路灯》中谭绍闻说：“……这家生子，骨头也是我的……”这就是家生子的悲剧。小铁棍是《金瓶梅》中家生子的重要形象，铁棍儿无意捡鞋却遭到西门庆的毒打这个情节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奴仆悲惨的生活。 男仆的地位十分的低下可以说命运完全由主人掌握，他们身不由己，生活悲惨。他们不得不揣摩主人的心思，对主人曲意逢迎，千方百计让主人满足，这也就造成了他们的悲剧身上带有十足的奴性。 二、男仆之间的冷漠与争斗 《金瓶梅》写男仆的悲剧作者不仅着眼于男仆的身不由己命运被主人掌握，而且写了男仆之间的冷漠与争斗所造成的悲剧。《金瓶梅》涉及的男性奴仆数量众多共有28人，其中小厮有14人，家人有5人，家生子有2人，伙计有7人。这些奴仆各自的职能大体可以分为这几类：一是主人外出，跟随和侍候主人的男仆。这些的男仆地位较一般奴仆地位高，多为主人的心腹。二是有替主人管理书房的男仆。三是专门为主人唱曲的歌童。四是看管院门、花园及看坟等劳动的男仆。 西门府奴仆的数量众多，奴仆之间来往活动也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复杂。他们虽然都是奴仆，但是受到主人的重视不同、各自的职能不同也分三六九等的等级。同样是社会地位低微的男仆，但是一旦他们得势也就效仿了主子欺负其他小厮，把不得心的苦差工作让他人做，安排自己做美差。因此得宠的小厮与不得宠的小厮争斗重重。玳安作为西门庆的心腹小厮，受到西门庆的信任，于是那些想进入西门府的女人都曾巴结过他，不仅送礼物还给银两，他受到的待遇也就比一般的小厮高。在第四十六回中月娘吩咐小厮回家里取皮袄来穿，那玳安便叫琴童儿去了，被月娘知道骂了几句：“俺每恁大老婆，还不敢使你哩！”玳安回去也只是坐着支使琴童来回找皮袄。奴仆相互之间搬弄是非，争斗不止。书童因为收了应伯爵的银子，到前边铺子里请了众人吃饭却忘记了平安儿。平安儿心中不忿于是在迎接潘金莲的时候挑拨是非，把书童儿收了银子，与六娘吃饭又请大伙儿吃饭的事情告诉了潘金莲。后来书童在来安儿那里知道平安儿在潘金莲面前说他的过犯，暗记在心里，也在西门庆面前把平安一节告说一遍，西门庆听了心中大怒，就借口平安儿没有拦住白贲光，吩咐人对平安与画童动刑拷打。得宠的小厮之间更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冷漠无情。玳安跟书童都是西门庆身边的得宠小厮，但是玳安却与书童也是矛盾重重。玳安知道书童与西门庆的“丑事”骂他是蛮秫秫小厮，两人争斗，玳安掀起腿就把书童按在炕上，尽力往他口里吐了一口唾沫，把酒也推翻了。可见两人的怨恨之深。 《金瓶梅》中的男仆之间由于存在着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他们或为了能够受到主人的宠爱或为了一己之利，相互之间倾轧排挤，彼此冷漠无情。同样是处于卑微地位的小人物却缺少温隋，让人不禁生出无可奈何的慨叹。 三、男仆悲剧形象展现世态人情的悲凉 作者塑造男仆的形象通过他们对待主子的态度前后对照，读者能在他们身上看出主人家的兴盛衰败，揭示出世事的变迁与人情的炎凉。在主人家興旺之时，男仆们在内则曲意逢迎，卑躬屈膝，在外则欺小凌弱，仗势欺人；而当主人家败落之时，背心欺主、落井下石的行为就发生了。 西门一府在兴盛之时，家人来保对待西门庆可谓是毕恭毕敬，西门庆也视他为心腹小厮，来保多次上东京为西门庆贿赂各个贪官，同吴主管押送生辰担为蔡太师祝寿，同伙计们一起做生意去外地采买货品。在这些美差中，他获得极大的利益，殷勤的为主人奔走。但是后来听到西门庆暴亡后，这个忠心的奴才立马变换了嘴脸，暗自把船上八百两货物搬了，卸在店家房内，封记了。甚至也不把主子月娘放在眼里了，在主子面前吹嘘功劳，两番三次，无人处在根前无礼。通过前后的对照这幅丑恶的嘴脸显露无疑。家人来爵被西门庆派到兖州察院讨古器批文，路上听闻西门庆已死，李三心生奸计要与他十两银子使他把批文按下，来爵见财物就肯了。小厮见钱眼开看到眼前的好处也就背信弃义顾不得自家的主人了。曾经声势显赫的西门府如今败落下来，应伯爵便怂恿春鸿小厮也放弃西门家，在他俩的对话中可知府里已拦不过这许多人口，他们也都纷纷走了。小厮们见到主人家败落再也没有丝毫的利益可获得便四散而去，维系他们的只是利益关系。奴仆们的悲剧正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 《金瓶梅》在奴仆的悲剧形象中表现了刻骨铭心的人情冷暖，主人家在兴盛时家门繁盛，奴仆们争先效力，甚至为了各自私欲相互之间争斗，苦心琢磨为博得主人的欢心。但是一旦主人家败落了也就树倒猢狲散，让人看尽世态炎凉备尝辛酸。 ■浅析《金瓶梅》与反腐 一、官商一体腐败典型——西门庆 《金瓶梅》第二回中，講到西门庆原来是居住在运河码头的清河县里的破落户财主，在县门前经营着药铺，一个使得好拳棒，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的浮浪子弟，因在事业上得志有了钱，与县里大小官吏往来密切，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西门庆起初还只是一个没有权势的商人，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并没有什么保障，但是他却凭借着自己很多阴险毒辣的伎俩，向上寻找到当时的权贵大臣蔡京作官场后台，向下构建了坚不可摧的政界网络，为自己创建了得官升道的“光明大道”，官商之间进行勾结、权利与金钱之间的交易，削弱甚至破坏了封建社会秩序的力量。明代中后期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商人们没有办法凭借自己的商业成绩去获得社会的敬重，他们如果想要获得社会的敬重就不得不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去与政治强权套近乎、拉关系，获得政治对他们的保护社会对于他们的尊重。而明代封建社会的官员们的工资薪金本身就偏低低，政府却又总是在想着各种各样的借口去克扣官员们的工资报酬。这也就为西门庆放官吏债提供了条件。从西门庆一生来看西门庆能做官是因钱，做官之后又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获得钱财，而获得钱财的多少又取决于他的官职甚至是政治“靠山”官职的大小。从事商业活动让西门庆得以做官，做官又让西门庆八面玲珑，无所不能，西门庆作为官员与作为经商者这两种身份紧密相连，无法分离开。这样官商一体的身份使他平步青云。明代后期外族入侵，打过雄州界（今河北雄县），兵部尚书王黼携家南逃，兵部给事中宇文虚上书弹劾王黼失误军机，因此牵连了蔡京和杨戬。后来蔡京免罪留职，王黼和杨戬交三法司问罪。因杨戬牵连了其亲党陈洪，陈洪又牵连到亲家西门庆。却让人没想到的是，西门庆依附于黑暗的朝政，这场被牵连的官司反倒成为了他平步青云的重要机遇。陈洪吃了官司以后，打发自己的儿子陈经济——西门庆的女婿，到西门庆家避难，同时带来了五百两银子给西门庆做人情。西门庆便派人赴京，带着五百两白银去贿赂蔡京。凭借着这五百两，案情中的西门庆的名字便被受理此案件的李邦彦给改成了“贾庆”。于是西门庆不只转祸为安，更因祸得福，使得他与朝廷权臣奸相直接挂了钩，使得他在政治上一步一步发迹。后来他还用美女和钱财结识了蔡京的管家翟谦，在翟谦的引荐下认蔡京为义父，后来在蔡京的庇佑下，取得了入朝陛见的恩宠。正是由于西门庆在政治上有蔡京这个可靠的靠山，尽管他贪婪横暴，曾经被御史曾孝序弹奏，也没有被革职，弹劾他的曾御史却被谪贬到了岭南这个地方。继任者宋乔年御史，西门庆官场圈内之人，是曾经被西门庆收买而来。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宋乔年御史和工部郎中安忱，在对西门庆进行德治考察的时候，与西门庆通同做恶，竟给西门庆贴上了德才兼备的标签，他便及其顺利地当上正五品，成了太师蔡京的心腹爪牙。西门庆从普普通通的商人到正五品官，从违反法律的恶棍到行使法律的官员，成为十足的封建官场的官僚。时时、事事、处处都在处心积虑地从政治上、经济上谋取巨大的好处是西门庆一直处心积虑做的事情。 封建官场上正五品的官帽被西门庆苦心经营着，从朝廷到州县的封建官场关系网以也辛苦编织着。西门庆变本加厉地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为所欲为，在西门庆在职期间有五起冤案被他经办或主办、其中有庇护王六儿和二捣子通奸的案件、庇护黄四丈人孙清的案件、庇护王三官淫纵案件、庇护何九兄弟何十盗首案，、还有庇护苗青杀主的案件。明代后期官场的龌龊，政治的极端腐败都通过西门庆在在封建官场上为虎作伥，蔑视封建秩序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西门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也将明代中后期封建官场的腐败深刻的揭露出来。除此之外明代中晚期还存在一种政治家族化的现实情况。在《金瓶梅》里以蔡京为首的朝廷内外封建官场网络，不仅包括由跟随、阿谀奉承他的官僚和士子还有西门庆和蔡京、翟谦之间结拜义父子和攀干亲家，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金瓶梅》描写政治家族化主要从侧面展开描写的。然而《金瓶梅》在第五十五回中，却正面写到了明末中后期的政治家族化现象。在第五十五回中写西门庆到东京为蔡京贺寿，为他准备的“生辰担”有20余扛之多。在当今看来这也是极其贵重的生日贺礼了，然而像他这样假借贺寿的机会去巴结蔡京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西门庆在去往京城一路上遇到的“无非都是各路文武官员进京庆贺寿诞，生辰纲不计其数”。等到西门庆去到蔡京府上，发现这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都是朝廷内外大小官员来给蔡京祝寿的，这次给蔡京上寿时西门庆向他送了重礼，并且认他为干爹，这也是明代中后期常见的现象。书中便多处写到一些人投靠到蔡京门下认他做干爹，就是为的以后自己的官场生涯顺风顺水。正因为这种年限的存在，蔡京利用这些投靠他的官员来谋求私利，培植了大批亲信，一个巨大的封建官场网络集结而成。明代权奸贪官吸收心腹亲信，发展关系网，结成死党的重要手段就是“收干子”、 “收义子” “收门生”。《金瓶梅》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在晚明中叶后，新兴商人势力也加入了封建统治阶层封建官场关系网被扩大，对平民百姓的搜刮日趋严重。蔡京就是《金瓶梅》中表现政治家族化时的核心人物。蔡京及其党羽（义子、门生）操纵着上上下下朝政，比如中层官员蔡状元、宋乔年便是这样，这个当时封建官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军人”就是蔡京。一些对这个制度提出反抗并且和西门庆的斗争的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都是由于有这个“领军人”作保护伞。在《金瓶梅》中，管家翟谦被作者兰陵笑笑生塑造出一个发人深省的形象，使家族化一题旨得以深化。作为管家的翟谦不仅仅负责一些家事，并且还借助蔡京的权势直接调遣一些官员。实际上，翟谦是仅次于蔡京这个“领军人”的重要人物。像这样颠倒，不需要多评论，就将晚明封建官场中政治家族化的腐败程度完全地披露出来了。 二、《金瓶梅》中腐败现象的时代意义 伟人毛泽东同志屡次对中共中央的高级干部推荐《金瓶梅》，十分注意将读《金瓶梅》与反腐联系起来。毛主席评说《金瓶梅》传说的版本颇多但较为具体的就有五次。第一次是在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同志提到了《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关系，认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般的巨作。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泽东肯定《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甚至让《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认为《金瓶梅》批判了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三次提出。第四次是在1961年，毛泽东提出《金瓶梅》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明朝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第五次是在1962年。毛泽东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毛泽东同志用一个政治家的特有的眼光对《金瓶梅》提出的观点，堪称“金”学一家言，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接受这部作品，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官场的文化也有着很深远的意义。 2.1政治腐朽揭示的意义 2.1.1货币开始起杠杆平衡作用 《金瓶梅》中世俗的官场文化市侩化的官僚作风并且举报无效无路所导致的封建系统的自我调解能力的丧失，这种自我调节能力的丧失不单是某些人的个人品质所致，最主要的原因是由经济基础上的变化所引发的。《金瓶梅》中货币在封建政治权利中开始起着杠杆的平衡作用，具有最基本的职能。《金瓶梅》中货币作为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支付手段成为一种新的支撑点。不但可以买到一些非商业性的商品比如可以交换到衣、食、住行这样的物品，并且可以用它来雇佣佣人、买到女人，甚至可以买到官职、权利。由此可见它不仅仅可以作为财富的代表，也可以作为权利的一种象征。 2.1.2经济基础中的新因素的产生迫使上层建筑中政治结构的调整 君、臣民， 是封建政治统治阶层的结构，社会地位结构是士、农、工、商。《金瓶梅》中，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着变化。以前的帝王专有的权利、官僚体制、百姓受统治的现象发生了变化，明代中后期的四个“奸臣”被宋徽宗“宠信”，他完全“同从”他们，受他们左右，便改变了长久以来的“君命”“臣受”的权局。百姓可以用银两“买通”官府、官僚与百姓之间也不再是专制、“顺从”的绝对关系。长久以来的形成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在兰陵笑笑生笔下以往的社会精英“士”地位身份低下，很难在社会上处于很显赫的地位。历史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但《金瓶梅》时代的腐败气息还在我们周围散发着。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金瓶梅》还是依然有它的社会价值的，它的反腐意义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对于我们认识腐败，铲除腐败，为建设更好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一定的积极影响。 结语： 《金瓶梅》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属于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或文化艺术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明代晚期的社会现实作为《金瓶梅》的社会背景，对西门庆在官场上的一步步升职过程和他一生种种罪恶行径的铺叙，从很多不同的层面充分表现出了明代中后期封建官场中官官相护、官商勾结、营私舞弊、政治极端腐朽的现实，也可以说《金瓶梅》是当今社会生活的反面教材，但是对于它的研究还是可以得到很大的启示的。 ■《金瓶梅》女性艺术形象特征研究 当今社会很多人研究分析小说文本，为了独树一帜，片面地突出个人特征，文学作品本身被大大低估了，如果文学离开文本，只顾空谈主义，泛泛而谈，众多非文学因素的出现将大大降低文学的纯粹性，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奢华与堕落》是其中不可多得的好的作品。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并不是没有人去关注《金瓶梅》的审美特征，《奢华与堕落》回归了文学的文本主体去解读和赏析《金瓶梅》，排除个人主义的“纸上谈兵”，做到了真正的纯文学研究。 一、吴月娘等人物形象剖析 吴月娘是一个典型的“圆形人物”。她作为《金瓶梅》八个主要人物之一，是全文唯一一个全身而退的人，后代人们评说这个贯穿全书始终的关键人物，褒贬不一，对于人物“毁誉参半”。张竹坡有《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一文：《金瓶》写月娘，人人谓西门氏亏此一人内助。不知作者写月娘之罪，纯用隐笔，而人不知也”。他认为月娘是个“老奸巨滑”的人物，为人“阴毒权诈，奸险刻薄”，多次在回评中数落月娘，将她评的一无是处。对于月娘的看法发展到现今，开始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有认为月娘是“封建社会所推崇的贤妻良母”的说法；也有认为这是一个善恶兼有的女性角色，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也还有坚持认为月娘是恶人的看法，因为她“与西门庆内外配合，白面红面，狼狈为奸，实是一个阴险人物，只是披了一张假正经的画皮而已”，不值得同情。对于一个人物的评价具有如此丰富的层次性，可以看出这个艺术典型复杂多样的性格特征。圆形人物的性格特征多面，有血有肉，具有两重或三重以上的性格特征，并不是单一薄弱的文字组成。这种性格系统自有特色，分别要考虑到三个部分：人物形成性格中产生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因素。要知道文学作品中一个人物的性格，首先可以立足于这个人物社会背景，如月娘出生在一个家庭情况并不富足的低层阶级，她的父亲是一名官吏，担任清河县的左卫吴千户。在陈氏去世之后，作为西门庆的填房，出身贫寒的月娘顶替了正妻之位。其次，从生理因素出发，吴月娘面貌实属平常，“面如满月”、“唇若红莲”、“端正好容仪”，这样的清秀面貌同藩金莲和李瓶儿等“妖艳贱货”相比，很难博得丈夫的喜欢。明媒正娶的月娘纯白如纸，没有什么多余的风月手段可以和别人抗衡。另外，不孝有三，无后最大，嫁入西门家多年无子，这也是她的致命弱点。总之，既不饰风流，又不好风月，又没有可以依靠的孩子，月娘的正妻之位岌岌可危，存在于月娘性格中的心理因素也在这一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不断塑造改变。为了更好地理解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我们不妨立足以上的角度去看待，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收获，希望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从以上的分析中，虽然都是“善良终有寿”，但楼月两人之间的性质完全不同。对于被道德传统束缚的月娘来说，名分二字重千金。孟玉楼和吴氏不同，她是一个立足当下的人，随时随地谋求自己的利益，追求的是未来的幸福生活。所以在作者笔下，玉楼拥有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而吴月娘孤寂冷清中聊度余生的结局实属封建女性的悲剧。 我们知道，《金瓶梅》八十回之后，西门庆去世之后，家道中落，没有丈夫的吴月娘便进入了另一个性格系统，有趣的是，在故事中还有另一位命运相似的女人——林太太，可以作为吴月娘的参照系。同样都是失去丈夫的寡妇，这两人都具有相同的性格系统，年轻而又孤苦无依的女子独当门户，其间的种种艰辛不言而喻。但是，当相同的命运和外部系统发生联系时，两个女人的性格特征便不是简单的同一性，开始有了不同的变化，衍生出新质，最终走上了不同的路。吴月娘是一个贤妻良母，虽然丈夫在生前并没有好好待她，一个家也七零八落，但是她并没有违背妇道，仍然苦力支撑整个西门家，并对还未成年的儿子尽心尽责。 所以，林太太放浪淫荡的个人性格让她注定会走上不守节不改嫁的道路。即便生活翻天覆地，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之后，林太太没有学会自强，而是继续放大自己身上的“淫性”。总之，在同一性格系统的审美观照中，月娘和林太太原有的人物性格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原来的基础上衍生了新质，在联系中又有所区别，其中美学以及社会认识价值也大大被体现了。善良直率而又通情达理的月娘在自己恪守的封建礼教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愚忠让月娘由正妻沦落为弃妇，虽然《金瓶梅》结尾言“寿年七十，善终而一亡”，但是如行尸走肉般成为封建礼教的殉葬品，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趣味呢？ 二、以孙雪娥为核心的仆妇性格系统 由于相同的系统，吴月娘的性格除自成系统外，她还和其余五妾共同组成一个封建家庭妻妾性格系统，和处于《金瓶梅》上层的一妻五妾不同，这个小社会的最低层是由一些仆妇以及丫鬟使女等组成，她们在西门家伏小做低都是被生活所迫。在悲惨的命运面前，她们的表现也因人而异，各有特色的人物性格系统，让整本书的审美价值提升了一个高度，就如处于两大人物系统中的典型人物孙雪娥。 在前妻陈氏撒手西归之后，西门庆连连娶了吴月娘（继室）、李娇儿、以及孟玉楼（二妾），孙雪娥则是他纳的第四房。作为陈氏的陪床丫头，孙雪娥是在被西门庆“收用”后納为妾的。所以，地位变化使她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小妾，又是侍女，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这样一个出身低贱、相貌平平又没有陪嫁钱财傍身的人，虽然有幸被提升，但是没有得到主人的半分宠爱，也只能作为最寒酸的人物存在。这个人物性格中的自卑因数来自于自身特定的经济环境以及社会背景，所以当西门庆和大家饮酒之时，“惟孙雪娥跪着接酒”。另外，她还因为没有钱可以办酒席，只能托辞不去。她又不甘平庸，希望可以“麻雀变凤凰”，只是得到主人一次宠幸，便开始满心欢喜，自以为变成了这个家的“四娘”，得意洋洋地吵着要各种首饰衣物以及使唤丫头。对于更可怜低贱的宋惠莲，孙雪娥自己本身就是半仆半主，她却恃强凌弱，变本加厉地嘲讽。 总的来说，和封建家庭的妻妾系统核心是吴月娘一样，无疑孙雪娥是仆妇性格系统最为典型的人物，这一系统的两翼则是二惠以及二儿。这几人之间的相互补充映照，命运以及性格发展的轨迹错综复杂。还有其如迎春、绣春（西门庆），玉答儿（李衙内），元霄儿（陈经济），海棠、月桂（周秀）以及春香（韩道国）等等都是仆妇性格系统的旁支，推动着故事情节发展，其中很多人并没有在书本中展开描写，不过应该不会太多意外的结局。在这些次要人物中还有因姿色不佳而没有被“眷顾”的一类，这些人的命运并不会比孙雪娥们好过，只会更加不幸，既要被主人驱使打骂，又要被“高人一等”的大丫头恃强凌弱。如秋菊（潘金莲房）。在那个不见光明而又无情的封建时代里，命运之神死死扼住她们的喉咙，注定着每个人只能受到摧残，并被黑暗之火燃烧殆尽。 三、以李娇儿为核心的妓女性格系统 对于《金瓶梅》世界中那些被無情摧残的女性，如果只是用孤立的角度根据言行去看待。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鲜明性格，但是作者的目的不在于此，我们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故事。和仆妇们都位于最下层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做皮肉生意的妓女们，因为低贱的出身被人看不起。或被人拐卖，或被生活所迫，穷苦的家庭让她们走投无路，无休无止的迎新送旧，被侮辱摧残，也只能终日以笑示人，但是谁知道她们流下了多少屈辱的眼泪，所谓的贞烈节操和礼义廉耻早就像衣服一样被一件件剥离了。有名有姓的妓女在《金瓶梅》中高达三十六个，其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五、六个性格鲜明的妓女形象，更为丰满复杂。妓女性格作为一个内在联系复杂的性格系统，它的性格组合中审美映射的东西更多。这是女性本身都是良家妇女，都是迫不得已才干了以色侍人的行当，当她们第一次接客时，礼义廉耻被粉碎，心中当然生不如死。特定的生活环境以及心理机制让这些形象在共同的系统确立起来，就如《金瓶梅》50回，刚进入风月场所的才十七不到的金儿以及赛儿唱了一支《山坡羊》的曲子，“烟花寨，委实的难过。白不得清凉倒坐。逐日家迎宾待客，一家儿吃穿全靠着奴身一个。到晚来印子房钱逼的是我。”万分苦楚与辛酸涌上，令人不忍往下看。 不得不说，其实宋惠莲的性格表现的是仆妇性格系统中“善”的张力，而二儿则代表着“恶”。所以，韩爱姐和宋惠莲一样是一个良心未泯的人，另外妓女系统中的李桂姐以及郑爱月则延续着二儿的体系。这些妓女代表是李娇儿核心的两翼，几人之间构成一个大三维的性格系统，人物形象非常立体。作为对应人物，西门庆同陈经济一样都是最不耻人类的猪狗，却都有一妻以及一妾（吴月娘、韩爱姐）在他们死后为他们“守节”。由此可见，那个没有半点光明的封建社会在践踏善良女性的同时，也腐蚀着她们的灵魂，让她们沦为时代的陪葬品。 四、结语 《金瓶梅》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特征有三个大系统，分别为妻妾、仆妇以及妓女。每一系统中都有一个核心人物，每个性格系统都拥有主要系统质，如吴月娘的“恪守妇道”。孙雪娥的“恃强凌弱”，李娇儿的“身不由己”，都是中间地带的人物，而系统的两翼有着善恶的两个方向，不同的人物贯穿其中。单个系统中内部人物相互补充贯通，产生内在联系，而每个有机整体都与外部系统一一对照，艺术效果被大大提升了，远远超越单个人物的表现之美。人物感知也在翻倍之中更加真实，一张无形的网让每个身处其中的女性都无法动弹，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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