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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发布了对英、美、法、德、俄、意、日、奥、荷、比、西11国宣战上谕。日、俄、德、英、美、法、意、奥随即组成八国联军出兵侵华。眼瞅着八国联军即将打进北京城之际慈禧急令各地督抚进京勤王。在这种背景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却拒绝执行慈禧下达的勤王命令。  这些地方督抚们与各国驻华领事达成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陆均归各省督抚保护。当八国联军在北方与清军激烈交火时南方各省却并未介入这场战争。这直接导致清军在面对八国联军时所能调动的军队只有北京、天津以及华北各地的8万人。按说南方督抚们拒绝奉诏勤王、擅自与敌人达成协议的行为搁在哪朝哪代都是株连九族的谋逆大罪。  可等到八国联军撤退后回到京城的慈禧却并未处分这些大臣，而且还像战前一样对这些人继续委以重任。南方督抚们敢于违抗慈禧的命令本身就反映出清政府对政局的控制力度早已大不如前。清政府对政局的控制力逐渐丧失首先反映在军事上。俗话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任何政权组织说到底都必须依托于军事力量实现对国家的控制。清王朝在入关之初所倚重的军事力量就是被视为嫡系的八旗军。  清朝入关以后八旗子弟作为统治集团既得利益者在生活上迅速腐化堕落。入关时骁勇善战的八旗军很快就堕落成为只知享乐的纨绔子弟。八旗子弟不用参加科举就可以世袭祖先的官职爵位。这样一来八旗子弟自然也就不再读书习武，所以八旗子弟作为寄生阶层久而久之就变得文不能文、武不能武。早在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军的战斗力就已出现滑坡的迹象。到了乾隆年间所谓的“十全武功”几乎都不是靠八旗军完成的。  八旗军战斗力衰落后清王朝就需要一支新的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在这样的背景下清王朝不得不倚重于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军。可到了清朝后期绿营军也逐渐腐化堕落成为一手拿长枪一手拿烟枪的“双枪兵”。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八旗、绿营这样的常备军就已不堪使用。咸丰皇帝鉴于八旗、绿营皆不能战的客观现实只好鼓励地方上组建团练乡勇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就是这种团练武装的典型代表。  这些团练武装尽管都打着清军的名义，可实际上都不是由朝廷财政养活的。这些武装要生存下来就只能自行募集资金。被太平军逼急了的朝廷只好把财政权和兵权一并下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每攻陷一地就享有当地的兵权、财权、人事任命权。这事实上就相当于是一个小朝廷了。随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方督抚的势力做大做强也就使清政府对地方的管控力度遭到了削弱。  在镇压太平天国、收复新疆、中法战争等清朝后期历次对内对外战争中湘军、淮军等团练武装逐渐取代八旗、绿营发挥作用。既然朝廷要倚重这些汉族督抚们的势力，那么这些汉族督抚在国家大政中的话语权自然会增加。慈禧面对地方督抚势力日渐强大的客观现实也曾采用过一些政治手段进行制衡：慈禧曾试图把两江总督马新贻安插进湘军控制的江南官场，但马新贻却在1870年被人当街刺杀身亡。  1872年慈禧又借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裁撤了几十位出自湘军系统的官员。慈禧通过这样一番政治运作使朝廷与地方督抚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在太平天国刚被镇压时湘军内部曾有人建议曾国藩取清王朝而代之，但经过慈禧一番整肃之后湘军、淮军势力至少在表面上还是不得不服从于朝廷的管束。可慈禧也不过是用权谋手段与地方督抚形成了政治上的平衡，但要从根本上恢复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前的统治秩序已不可能。  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前清政府对地方督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朝廷和地方督抚实际上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地方督抚在自己的辖区内拥有兵权、财权、行政权、人事任命权等各种权力。换句话说地方督抚关起门来就相当于一方土皇帝，只不过在名分上还要遵奉北京的朝廷而已。清王朝在对内对外战争中都必须倚重地方督抚手下的团练武装，而且在政治上对这些汉族大臣也越来越倚重。  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不仅反映在战斗力下降方面，同时八旗子弟处理吏治民生各种问题的能力也在下降。尤其是随着外国列强的势力在中国日益渗透使洋务外交越来越成为清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满蒙八旗子弟越来越难以胜任纷繁复杂的国家政务。晚清时期涌现出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一大批汉族名臣，反观满蒙八旗子弟中拿得出手的就只有恭亲王奕訢、僧格林沁、荣䘵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些汉族地方督抚不仅在军事上支撑着清王朝，而且就是朝廷政务几乎也是由这些人在支撑的。如果这些人要是撂挑子不干可能直接就导致朝廷运转不起来了。当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后慈禧在逃往西安的路上匆忙指定李鸿章作为与列强议和的全权代表。这可不是因为慈禧格外喜欢李鸿章，而是除了李鸿章之外真找不到更适合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选。  既然这些地方督抚们的势力盘根错节，而清政府的控制力早已削弱，那么慈禧又如何能处罚那些手握实权的地方督抚们呢？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一度把慈禧定为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李鸿章在与八国联军谈判时就说太后是受奸人所逼才下的伪诏。事实上当初李鸿章拒绝执行进京勤王的命令给出的理由就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言下之意就是说朝廷对列强的宣战诏书是奸臣胁持太后所下的伪诏。 刘坤一、张之洞、许应骙、袁世凯等人也是借李鸿章一样的理由宣布搞东南互保的。慈禧当初确实是对列强宣战了，可等到战败后慈禧为了回京恢复权力不得不巴结八国联军。在这种形势下慈禧不得不附和李鸿章的说法。慈禧只能以自己是被奸臣蒙蔽为由作为推脱，否则联军就不会放过她，而她自己也无法返回京城恢复权力。既然到这时慈禧自己也承认当初是被奸臣蒙蔽下达了错误的命令，那么反过来说东南督抚拒绝这样的错误命令也就是正确的。 等到慈禧回京后就以“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为由嘉奖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当初拒绝进京勤王的东南督抚们不仅没受到任何处罚，反而还得到了慈禧的嘉奖表彰。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是给东南互保这一事件定了性。东南互保使清廷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博弈充分暴露在了世人面前。清廷在这一事件中可谓是颜面扫地，而地方势力则在这一事件后更进一步崛起壮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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