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叶扬（1948—），安徽桐城人，加州大学河滨校区比较文学荣休教授，哈佛大学博士。父叶葱奇著有《李商隐诗集疏注》《李贺诗集疏注》，兄叶治（主万）为《洛丽塔》首位全本译者。 从我能记事起，祖父就和我父亲（叶葱奇）这一房的一家九口，一起住在上海海格路（华山路）164弄8号（延安西路口）石库门老屋二楼的西厢房里。祖父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快满十周岁，然而我童年时代对他的印象，却完全是零星片断的，可见我们这一对年龄相差七十二岁的祖孙，在生活中不曾有过太多的交集。 他似乎总是神情沉郁，我几乎没怎么记得看见他开口笑过。那时候他已届耄年，中等身材的他略显胖硕，行步蹒跚。夏天他总穿一身白布短褂，满头的白发剪得很短，还有长长的白寿眉；到了冬天，他总戴一顶瓜皮小帽，常穿一身翠蓝色缎面的大棉袍。他高度近视，平时常戴一副黑边眼镜，可是夏天却不常戴。  叶玉麟（1876—1958） 他挂了大蚊帐的床榻，安放在比较大的长方形“前房”里，靠着父母带我的小姐姐和我四人合住的较小的“后房”。他枕边总是放了好几本黄旧的线装书， 后来从父亲那里知道，那是祖父一生爱不释卷的《史记》。床旁有一张放了笔墨纸砚的书桌。他早上起来之后先是要轻声诵读佛经（好像是《金刚经》），然后成天坐着，很少起来走动。他也常常伏案写字，记得我曾凑近了去看过，他除了高度近视之外，还有老花，所以写字时不戴眼镜，鼻尖几乎要凑到桌面，用的是小楷毛笔，写的是一笔十分工整的蝇头小楷。写完后，他把洗好的毛笔在折叠好的毛边纸上转动着涂抹，然后含入口中，以唇舌理顺笔毛。 偶尔也有些朋友来看他，我大多不记得是谁了，只有一位叫“尹石公”的，也许因为来得比较频繁些，常听父亲说起这个名字，我倒是记住了。 我满八足岁那一年的冬天，朝夕相依的母亲（郑文渊）骤然因病去世，终年才五十五岁。接下来的两年，家里没有了原来的主心骨，生活不仅乱了套，而且充满了阴影。幸好当时叶家还有几房人同住在那栋老屋里，尤其是我的姑姑（叶长倩），不时过来帮着心情悲痛的父亲照看祖父。可是就在母亲去世不到两年之后的初夏，祖父终日昏卧，日见衰竭，随后与世长辞, 享寿八十有三。父亲送祖父的棺椁去杭州的龙驹公墓，与祖母安葬在一起。不久我们这一房全家搬走，离开了那栋老屋。  叶葱奇与妻郑文渊（父郑孝胥，外祖福建巡抚、庐江吴赞诚） 二十多年之后，我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读研究生时，常常去用学校的燕京图书馆，在那里见到好几种祖父名下的著作，不过当时课业繁重，未能细读。大约八九年前，我有一次去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查书。那是号称世界上藏书最多的图书馆。我一时好奇，查了查祖父名下的著作，竟然有十来种、二十多个不同的版本。 光阴荏苒，转眼自己也接近耳顺之年。近年来，越来越想从早年那零星的记忆中，扩展开去，编织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图像来。我开始仔细阅读与家族、祖先、父母有关的资料。所幸的是，尽管这方面的材料多少年来、尤其在在十年浩劫中，有不少散佚，却多多少少保存下来了一些，包括祖父和父亲的诗文集（两者均为手抄复印本，不全），还有外祖父（郑孝胥）的《海藏楼日记》和《海藏楼诗集》、以及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文集》等等。就从这些资料里，我渐渐觉得自己能够为祖父的一生勾勒出一幅画面来了。 先从老叶家的祖上说起。从前常听父亲说起，我们家远祖是“南阳叶氏” 。他提醒我，“叶”字古音读作“摄”，所以成语里的“叶公好龙”应该念成“摄公好龙”。父亲甚至有一方镌刻有“南阳叶氏”字样的图章。照这个说法，我们的祖上就成了诸葛孔明的同乡了。然而根据我祖父的文集中对高祖、曾祖的记载，我们家上溯到十来代的祖先，都是安徽桐城人氏。想来所谓“南阳叶氏”，大概只是所谓的“族望”吧。 我的十二代先祖叶灿（字以冲，号曾城），是万历四十一年（1641）中的进士，后来官拜礼部尚书，算是叶氏直系祖先当中官做得最大的了；汤显祖的文集里，收有这位大剧作家写给他的尺牍。过了好几代，到了清朝中叶，我高祖的父亲、官至中宪大夫的叶渭，举家西迁到了四川华阳。所以从在光绪年间做湖北光化县知县的高祖叶树南（1822-1890或1891）起，有时也自称四川华阳人，看来旧时对于籍贯，也不是那样严格。树南的胞弟叶毓桐（1824-1888），字挺生，在咸丰年间中举，然后又中了进士，先后担任吏部主事、总理衙门军机章京，后来做到甘肃安肃兵备道，监督嘉峪关，成了一方大员。 高祖的长子、曾祖叶保庆（字笃臣，1857-1908），和高祖一样，仕途不甚显达，只先后做了一任江苏睢陵县和江宁县的县太爷。但是从他开始，我们老叶家的籍贯，又还原为安徽桐城人了。高祖有七个女儿，先后都嫁入书香门第，其中有六位夫婿做了官，官做得最大的是第六个女婿毛庆藩。这一位毛先生，是祖父的姑父，后来对于祖父的一生，起过不小的作用，下文还要提到。曾祖的官虽然做得不大，可是他那一任江宁县知县的经历，对祖父后来的一生也很有影响，因为江宁县不光是个“首县”，而且县治就在虎踞龙蟠的南京城里。 这就该说到我祖父叶玉麟（1876-1958）了。他字浦孙（一作浦荪），晚号“灵贶居士”。光绪丁酉年（1897），他二十二岁，在家乡桐城县考上了秀才，成为县里的“附生”。其后，在1902年、1903年他两度应乡试，都没有成功，再后来科举就废除了。二十世纪初叶，曾祖在江宁县知县任上时，祖父随侍在侧。遥想当年，尚未到而立之年的祖父，在金陵古都那一番经历，一方面是大厦将倾、危机四伏，另一方面则是一时俊杰、风云际会，颇为令人神往。祖父在南京，先后认识了两位前辈名宿，都是曾祖和祖父那位叫毛庆藩的姑父的朋友， 对他后来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两位前辈，前一位是桐城名家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以《抱润轩文集》闻名于世。祖父敬通伯先生为父执辈，后来正式拜师入室，成了他的大弟子。当时像通伯先生这样的文章高手，常常要应人之请，写一些应酬的文字。现在收入祖父《灵贶轩文钞》的文章，有两篇传记、墓志铭，署明为“代通伯师”所作，可见通伯先生对祖父放心的程度。在祖父文集前面的“诸家评识”里，通伯先生的评语列在最前面。他一上来就说：“大文视前，进益殆不可量。欧公所言，'老夫当让此人出一头地’者也。” 此语引用了欧阳修的名言，字里行间，不无当师傅的自豪。又说：“性情笃挚，虽应酬之篇，亦无泛语，读之恻恻动人。叙琐事出以雅辞，风韵绝胜，佳处往往逼似欧归。感喟深至，幽光炯然，是学永叔有得者。”这些评语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一语道出祖父文章的特点，是致力于学习欧阳修（永叔）和归有光（熙甫）两家偏重阴柔的抒情风格。  马其昶（1855—1930），安徽桐城人，清史馆总纂。 后一位则是江西义宁人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他对祖父的文章，也批阅说，“雅洁不失先民矩矱，性情流逸处，特觉朴挚。”从我高祖叶树南和陈散原的父亲、湖南巡抚陈宝箴那一代起，陈、叶两家就是世交。戊戌政变之后，当时担任吏部主事的散原和他父亲同被清廷革职，退居南昌西山，一年之后，散原移家江宁，两家经常来往。陈散原是与我外祖父齐名的同光大诗人，但是实际上古文颇受桐城派的影响，写得也很好。马、陈二位，虽然和我曾祖叶保庆也是朋友，但是他们跟前面提到的毛庆藩先生，更是至交。 毛庆藩，号实君，江西丰城人，先世几代在四川为官，他1846年也是在四川出生的，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进士，历任江南制造局总办、直隶按察使、江苏提学等职，最后在甘肃执掌一方行政。他先娶了一位刘夫人，很早过世；续弦继娶的夫人，就是我曾祖的胞妹、祖父的姑姑，两人白头偕老。1924年初秋，庆藩在苏州去世之后，应庆藩的家人所请，陈散原执笔撰写了《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我祖父则替庆藩作传，写了他的“行状”。散原的文章一上来就说，“公于三立之交，相摩以道义，相输以肝胆，规我之过，警我之顽，诱掖我、爱护我，终始数十年如一日，平生所兄事引为畏友，盖无以逾公云。”（见《散原精舍诗文集》卷十六）文章后面，还说到一段很有趣的往事，文笔十分生动，说是光绪初年，庆藩正当壮年时，到长沙去拜见陈宝箴，随后散原陪他同游南岳衡山。两人登上祝融峰之后，遇上了一场暴风雨，衣服全湿了，进佛寺借宿，“张灯就饮，倚几纵论”，谈起各家学派。散原说他当时特别欣赏王阳明，对朱熹略有微词，没想到这位笃信程朱的庆藩“怫然变色，责其谬误”，然后就离席先去睡觉了。半夜里散原听见庆藩在床上辗转叹息，连忙披上衣服去他床边跟他道歉说，“怎么还没睡着？我刚才说话实在不够检点，但是我自问还不是个离经叛道的人，老兄何必如此呢？”庆藩没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第二天早上，两人“一笑而解”。散原说庆藩后来先后师事太谷学派的李龙川、黄葆年之后，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固执己见了。 陈散原长我外祖父七岁，与外祖父诗酒唱和，完全是平辈之交。多年之后，祖父认识了外祖父，后来结为姻亲，也成了平辈。但是因为我曾祖和庆藩的关系，祖父对长他二十三岁的陈散原，一直视为长辈。不过祖父和散原的长公子、画家陈衡恪（字师曾，1876-1923）同岁，倒是经常来往。师曾去世时，得年才四十八岁，祖父写了一篇情意深挚的祭文，称赞师曾的才能，追叙两家的世交，悲叹师曾坎坷的一生，以及他的英年早逝。文章不长，抄录如下 （标点属我臆断）： 嗟我与君，生皆丙子， 岂期君年，遽止于此。 翁与外舅，天下争知； 唯君所蓄，亦匪易窥： 序念殊诗，文特深美， 诗心破空，纵入画理， 世岂能知，疏放自喜。 我与君家，识祖子孙， 群季雅故，晋人清言。 辛亥避兵，江宁危城， 君偕彦通，过我趣行。 悲君生平，独抱深痛： 母艰再丁，炊臼再梦； 闻赴南奔，又伤雏凤。 彼苍忌才，酷于庸众； 名父笃老，归谋依恋。 鬼利人殂，构此奇变； 魂不去亲，入地呜咽。 熙甫作记，念方思曾， 见君幼子，悲来如症， 秋坟鬼唱，断雨蛩应。 尚飨。 陈师曾先后娶过两任妻子，均早卒，前任妻子是陈散原的好友、著名诗人范当世（字肯堂，1854-1904）之女。这里文中的“翁与外舅”即指散原、肯堂二人。除师曾外，祖父与陈家其他兄弟也都认识。近年师曾的二弟陈隆恪（1888-1956）的遗作《同照阁诗集》整理出版，其中第一卷的部分诗作，曾经祖父和陈家的姻亲范罕（肯堂之子）点评、眉批、夹注、题词。但在祖父自己写的与陈家有关的几篇文章、例如1932年写的《陈散原先生八十寿序》、1937年写的《陈散原先生诔词》以及上面这篇祭文里，除师曾之外，提到最多的就是散原翁的四子、大排行老七的方恪（字彦通，1891-1966），而从未单独提及日后大名鼎鼎的三子寅恪。散原的几位公子里，除多才多艺的师曾之外，要以彦通最擅旧体诗词，后来又曾长期住在上海（霞飞路葆仁里），所以跟祖父来往比较多一些。 与祖父交情甚笃的另一位老辈，是江苏兴化人、自学成才、著作等身的李详（字审言，1859-1931）。宣统元年（1909年），张人骏继端方任两江总督，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李审言和我祖父同被聘为分篡，成为同事，可惜时间极短。几年之后，两人都到了上海，重叙旧交。1916年，审言在读了祖父的文集后，欣然题词，提到他们当年相交的这段往事，说“坐席未暖，时世变更”。这段题词，收入《灵贶轩诗文钞》的“诸家评识”之内。审言对祖父十分欣赏，话说得颇为夸张：“详流浪江湖，授徒自给；而君居海上，挫廉养晦，摛文自娱。夫海上腥臊之地，着君一物，天地崎岖，得以不坠，固赖有君辈耳。”正是这位交游甚广的审言先生，首先介绍祖父与我外祖父认识，细说起来，该算是我父母的大媒人。外祖父日记中，1917年4月19日那一天，记载说“李审言及其友叶浦荪、洪述之来访”。这一年，外祖父五十八岁，祖父四十二，而我的父母当时还分别只有十四、十六岁。后来叶、郑两家联姻的事，我当在另文详叙，这里暂且略过不提。 祖父通过李审言认识了外祖父之后，又在外祖父海藏楼的座上结识了画家、词人夏敬观（字剑丞，1875-1953）。剑丞先生是江西新建人，长我祖父一岁，后来长期住在上海，与祖父成为通家好友。他的哲嗣、工程师夏幼达（名承诗），后来成为我父亲的莫逆之交。在我们家，因为与夏家两代相交，总是称剑丞先生为“老夏”，以示区别。剑丞在祖父文集的“诸家评识”里写道，“朴澹隽永，不矜才、不使气，通伯先生文章所以高于流辈也，君能有之。”确实是一语中的，道出了祖父文章与马其昶一脉相承的风格。1934年，我叔叔叶百丰准备刊行祖父的文集时，就是请“老夏”写的序言。 祖父的另一位好友，是江苏丹徒人、知名藏书家丁传靖（字秀甫，号闇公）。1913年，丁氏从北京南归奉亲，在南京与祖父成为邻居，两家连院，书声相闻，成为至交。军阀混战，战火烧到了南京城，两家也同遭劫难，先后逃离南京。叶家就在那一年，由祖母（嘉兴钱纫秋，字君宁，1878-1939）变卖了自己的金首饰，换成路费，初次搬到上海。丁先生在祖父文集的评识里说，“伏读大著，韵致婉约，神味渊永，写至性情深挚处，每使读者凄然掩卷，信乎文之能移人情矣。”丁先生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去世，祖父在1946年追忆亡友，为他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小传。 江苏金山人高吹万（名燮，以字行，1878-1958），早年参加南社，后来专治毛诗，晚年住在海格路177号，与我们家隔街相望，祖父和他结交后，时常往来，并为他的《吹万楼文集》作序。我祖母去世时，祖父已六十四岁，后来终老独身一人，每次去高府“可读斋”作客，见到高氏老夫老妻，相敬如宾，回家后想起祖母，总是很感伤。祖父于1958年6月26日去世，不到一个月之后（7月23日），吹万也与世长辞。短短一个月之内，小小一条海格路上，接连走了两位一代名宿，却阒无人知，但在那个所谓 “大跃近” 的年代，实在不足为奇。 关于祖父的生平，现存最为详细的资料，就是我父亲写的《先府君行述》和奉化人袁惠常（字孟纯，一作孟醇）写的《桐城叶先生别传》。从这些资料以及祖父文集的“诸家评识”里，可以看得出，祖父为人，有时不无他那位姑父毛庆藩的戆直，但总的说来属于温柔敦厚的类型。 记得父亲说起过祖父的两件小事，颇能说明祖父的性格。一是祖父在1903年第二次去应乡试，半道而回。父亲在他写的 《先府君行状》 里提到此事，为尊者讳，写成 “道病还” 。实际上父亲听祖父自己说过，他当年中道折回，并不是因为身体不适，而是忽然想念母亲，不能自已，于是打道回衙，也许因为怕父母责怪，托辞生病。祖父是个孝子。父亲文章中写到，1929年我曾祖母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当年祖父自己也已经五十四岁，头发已经花白，曾祖母的灵柩出殡时，祖父跟在后面，一路上痛哭流涕，引起路人的惊叹。祖父在他写的《先妣事略》里说自己活到五十四岁，和曾祖母从来没有分开过三个月之上。所谓 “父母在，不远游” ，祖父真是身体力行了。 父亲说起的另一件小事，想来大概也是祖父自己讲给他听的。那是曾祖父在江苏睢陵县知县任上时，有一次官府抓到了江洋大盗，曾祖父在审讯中动了怒，吩咐动刑。前堂在打板子，祖父在后堂动了恻隐之心，连忙写了个小条子，出去递给曾祖父，请他慈悲为怀。曾祖父平时最恨家人干涉他的政事，回到后堂大发雷霆，把祖父狠狠骂了一顿。 如前所述，祖父的文章，与他的老师马通伯先生一脉相承，走的是欧阳修、归有光那种偏重阴柔哀婉的路子。在《灵贶轩诗文钞》里，我最欣赏的一篇，却是他的《复夏生书》，这是他一生打的唯一一场笔仗，所以与他向来的风格不尽相同。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是后来名满天下的钱钟书先生的父亲，1923年后，曾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光华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1932年，他写了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颇受读者欢迎，四年内再版四次，1933年再版时改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1936年在这部书的第四版中，钱氏作了较大的增订，其中在散文的部分，在“马其昶”条目后面增加了“叶玉麟”一段，对祖父的文章作了批评。祖父本来没有读过此书，并不知情。过了一年，有位相识的浙江青田青年，名叫夏沂的，把这本书中批评祖父的这一段抄来给祖父看了，于是祖父就写了这封信，回应钱氏的批评，夏沂送到报刊上发表了，后来也曾经刊登在四十年代初父亲、叔叔他们兄弟一起办的文言文杂志《群雅》上。文章不是很长，抄录如下（标点符号和段落是我臆加）： 麟白：辱示钱基博先生著《中国近代文学史》评吾文，读竟愧俯滋感。自先师殁，又苦离索，久不闻过也。年事就衰，荒冗废学，诚苦不自知。何幸钱君见厚，抉择其疵累，将毋以为可教而诱之使进欤？ 仆往时好规抚熙甫，或不免“琐碎伤洁”。先师尝论拙文，谓有真味。陈丈伯严谓雅洁不失先民矩矱，而性真流逸处特觉朴挚。今钱君谓“意尽于文故少味，语不免絮斯伤洁”，亦仁智所见不同也。又谓：“ 喜为闲性眇状，摇曳其声，以取姿媚，而乏高识远韵，又控御纵送未极伸缩转换之妙，此诚桐城之支与流裔，而独抱逸响以没齿不贰者矣。” 钱君持论至高，举凡文家通病，某几尽有之，文家至高极诣，求备一人。惜乎曩从先师二十余年，未尝闻此；即早岁瞻瞩诸老辈，亦不获督责。岂阿私所好，责人不欲其尽邪？人生不幸不闻过，美疢不若恶石，吾于钱君，滋感佩焉。 抑又有难言者。李越缦论古文之法，非坏于八家，坏于茅鹿门以后之评八家者：“虽方望溪之文有义法，姚姬传之学有本原，而尚陋习相沿，惑于挑剔吞吐、开合照应，以摇曳为神致，以断续为离奇；数字之文，必有针线脉络，一行之简，亦须起伏映带，此学究之蛊毒中人最深者也。” 循是说也，岂第方姚不足言文，即八家亦无能免焉已。且使衡量古人之文，必尽废除起伏映带、照应开合，吾不知将从何处品第其高下也。要知越缦所论，亦不为无见，盖非桐城老辈笃守义法之过，乃摹拟声调未能脱化者之过也。致诋为“蛊毒中人”，亦太甚矣。试为是论者，其所作果能直追先秦两汉而方轨马班乎？ 仆素不欲与人争名，亦不欲以空言矜示后觉，平生习气恨未能除，时复孤吟自赏，聊以卒岁。尝慨先辈息心蹈晦，穷毕生之力，乃能专精一艺，竭数十年之劳，仅成一书，远不若今世诸大师，旬月半岁之间，裒然著述巨帙，巧拙顿殊。岂前贤精力皆不若后人邪？以此自度薄劣，万不敢言著述，恐愧负钱君教诫之盛心矣。 同学诸君，并烦以此意相告，各自奋勉以循名寡实自励，非鸿通卓识如钱君以昭示学者迷误为职志，固不容轻肆评议也。 苦寒风雪，岁暮增怀。不儩 。 我的祖母去世之后，父亲在丧母之痛中用朱子语录体写了一篇《慈庭纪闻》（后来在《群雅》杂志连载），记载祖母的言行，其中提到，父亲有时喜欢嘲弄人，祖母就不高兴，说：“我总不说人，亲戚朋友，好的，多来往，不好的，少来往，汝观即我平时不喜之人，我总客客气气底。”又说：“我最不喜面诋人丑，使人难堪。”父亲有时好与旁人争辩，祖母又训斥说：“汝同人争辩时，说起话来，唯恐不利害，专拣顶狠顶重的说，此最是坏性气。”（祖母语均引父亲原文）祖父一生，与祖母一样，秉承“君子成人之美”的儒家原则，不喜欢说三道四、批评旁人。可是这次写《复夏生书》，情况不太一样。一是别人指名道姓，批评到头上来了，总不能不回应，实在是情非得已；二是钱氏所云，牵涉到桐城正宗某些写文章的基本原则，必须予以维护。 祖父这篇文章的妙处，在于尽管是处处针锋相对，到快结尾的地方甚至反唇相讥，但是从头至尾，话却又说得非常谦逊、婉转、客气，绵里裹针，真像英文成语里所谓“天鹅绒手套”（velvet glove）。文末一笔荡开，余音袅袅，确是桐城家法。据说祖父写文章，每次总要打上很多回草稿，往往要端起稿纸，再三吟哦，常说：“文章自有音响，一字未可轻掉。”想来当年写这篇回应的短文，一定也花了不少工夫。 五十年代初，当时已经五十岁的袁孟纯，通过高吹万的介绍，拿着自己写的《雪野堂文集》来向祖父请教，祖父读后很喜欢，亲自为其作序，奖掖有嘉，孟纯从此对祖父执弟子礼。（顺便提及，除袁孟纯之外，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的卞孝萱教授，在受采访时曾说起祖父是他早年的古文老师。）根据袁孟纯的回忆，祖父的著作，有曾经在1934年刊行的《灵贶轩文钞》一卷，其中收有祖父早年的三十篇文章。祖父未公开发表的四百多篇文章，孟纯曾经抄成两大册，另外还有几百首诗，文话札记若干卷，记载1913年军阀围攻南京城的《癸丑围城记》一卷，全部都放在我的大伯叶慧晓那里，可惜在文革之中，未能保存下来。 文革之后，大伯、四伯叶参（字曼多）、父亲和叔叔在庆幸劫后余生的同时，也商量着要重新继续收集祖父的诗文。大伯取出他唯一保存下来的二十来首祖父的诗，父亲拿出他写的《先府君行述》， 叔叔从他执教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借出了《灵贶轩文钞》，加以复印。随后的十年之内，他们继续多方求索，可是一共只收集到四十六篇文章，六十多首诗。大伯、父亲、叔叔先后去世，最后由四伯总其成，加上袁孟纯在1983年以八十四岁高龄特地撰写的《桐城叶先生别传》、父亲的《先府君行述》、在附录中又加上近人沈瘦东（字其光）的《瓶粟斋诗话》中评论祖父的两则诗话，合为一集。四伯写了一篇后记，由我的堂姐叶照抄录一过， 在1986年夏天复印后装订成册，分给各房，这就是我手边的《灵贶轩诗文钞》了，收入的诗文比起袁孟纯所作的统计来，还不到十分之一。 至于在外面流行的的以祖父名义发表的著作，比如《白话句解老子道德经》、《白话译解庄子》、《白话译解韩非子》、《白话译解墨子》、《白话译解战国策》、《白话译解国语》、《白话译解孙子兵法》等等，大多由广益书局出版，其实大多是父亲和我叔伯等一班子弟兵的作品，其中还包括叶家的“长房长孙”、我的大堂哥叶群 ，当年完全是为了应付生计，真正是英文所谓的potboilers（“为了糊口而写成的作品”）而已，当然凡是碰到疑难之处，他们随时可以请教祖父。其中的《白话译解孙子兵法》据说是同类书中的滥觞之作，颇受好评。另外祖父还有《书经选注》、《荀子新释》、《三苏文选注》、《历代闺秀文选》等几种，很可能倒是他自己做的。 祖父一生专注于古文的撰著，很少写诗。五十年代中叶，青浦人沈其光通过袁孟纯的介绍，带着自己写的诗文来我家向祖父请益，祖父读后很快给他去信，并写了一首五律送给他。沈氏后来写成的《瓶粟斋诗话》中，有关于祖父的两则，前一则一上来引用陈衍的《石遗室诗话》所说，“古人诗文合一，真理相通，断无真能文而不能诗，真能诗而不能文者。”然后说祖父“诗亦颇工”，并全篇抄录了祖父写给他的信和五律。后面一则，引了祖父1933年五十八岁时写的系列七绝四首，题作《徐师竹表兄别三十有五年，以诗存问，依韵奉和》，读来颇有韵味： 晚岁亲知影渐零，短檠留得旧时青； 年光消尽归吟卷，付与江湖一夜听。 秣下西风丁酉秋，帘波长挂隔生愁； 晓钟残月平生侣，坐想清吟到白头。 桑江易改落风烟，老忆明时各惘然； 记得开元种杨柳，似闻双鹤语尧年。 老树花难掩丑枝，忏除哀乐更无诗； 谁知淮海矜年少，剩有苍茫独立时。 祖父现存的诗，有一首七绝很有趣，题作《印度诗人泰戈尔》。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由徐志摩、林徽音陪同，轰动一时。当时叶家住在北京春树胡同，祖父此诗，当为那时所作： 口耳喧虺印度诗，文言未达费奔驰； 蜗牛篆壁南通范，老屋昏灯世未知。 我四伯为此诗作了注释，说诗中的“南通范”就是范罕，字彦殊，是陈师曾的老泰山、著名诗人范当世之子，亦能诗。（上文提到，祖父曾和他一起，点评陈隆恪的诗作。）当时范罕供职于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独身一人住在宣外的南通试馆，十分简陋。范罕自嘲，把自己的住处叫作“卧牛精舍”，四伯曾随祖父去拜访他。祖父见他一位世家公子，冷落京曹，与泰戈尔在中国受欢迎的境遇大相径庭，颇为不平，因有此诗，将中外诗人的境遇作强烈的对比，颇为发噱。 我很喜欢祖父一首题作《夏日晨起》的五古，也是1924年写的，颇富哲理，句法亦活泼可喜，让我看到祖父壮年时达观的一面： 晨光润新绿，飞鸣意交快； 盎然生趣中，虚空本无界； 万汇乘天机，少见乃多怪； 天意厚良苗，何曾尽稊稗； 一洗平生胸，胡为生蒂芥。 祖父一生，勤练各体书法，小篆常临摹安徽怀宁先贤邓石如（1743-1805），隶书常临摹《礼器碑》和《曹全碑》，行书宗师李北海（李邕），草书取法董香光（其昌）。祖父的老友丁传靖曾经称赞祖父的细楷书“冠绝一时”。祖父暇时也喜欢画山水。安徽庐江名士吴博泉，有一次见到祖父的山水，说是放在清代画家戴醇士（戴熙，1801-1860）的作品中，可以乱真。然而祖父对自己的书画，却不怎么当一回事，说自己的字“功力未深”，画则是小时候自娱的“结习”罢了。2005年12月26日，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聘为顾问的卞孝萱，在致词中说起当年祖父曾向他传授桐城文法，并且把祖父七十二岁时（当为1947年）画了送给他的一幅《论文图》郑重其事地转赠给了研究会。祖父地下有知，不知当作如何想。以我今天看来，祖父的字融合各体特色，确实别具一格；他的山水笔法清腴，风致潇洒，确实颇得几分戴醇士的神韵。 走笔至此，我觉得对自己童年时代何以与祖父极少交集颇能理解了。祖父尚未届冠年时，先娶丹徒赵氏夫人。她生下我大伯后，不到三年就去世了。1899年祖父继娶我的祖母，一起生活了四十年。祖父和前后两位夫人都是情深意笃，感情极好，在诗文中多有抒发。我小时候，祖父已鳏居十余年，而且渐渐地故交零落，越来越觉得冷清。 1953年那一年，祖父的老友夏敬观去世。当时我大姐正在安徽黄陆师范执教，母亲在给她的家书中写到此事，说父亲陪祖父去老夏家吊丧，夏幼达见到他们，痛哭失声。后来老夏安葬在闸北宝兴路的联义山庄公墓。祖父应幼达之请，以七十八岁的高龄， “精思结撰” ，写下了为老夏作传的《新建夏公墓志铭》，这是祖父文集中最后的作品之一。文章将近结尾处，祖父不胜感慨：“自公殁而中原耆老几空，余游旧亦无人矣。” 老夏去世之后，常来看望祖父的，除袁孟纯之外，还有一位江苏丹徒人、收藏家尹石公（1888-1971）。我母亲去世前后，国内政治气候丕变，知识界噤若寒蝉，到祖父生前最后两年，几乎没有人再来看望他了。正像我外祖父诗中有云，“老如待决囚，死期固必至，” 一位孤独的老人，一生历经动乱，到了暮年，笼罩在日见浓郁的死亡的阴影里，面对像我这样与他相隔着广阔的“代沟”的孙儿辈，又能有多少话说？ 最后顺便提一下，祖父出生于前清光绪的丙子年（1876）。他四十八足岁时，民国的甲子年（1924），我大哥叶治出生。我在民国戊子年（1948）出生，比大哥小二十四岁。我四十八足岁那年冬天，又是一个丙子年的岁尾，我儿子叶襄在美国出生。我们家这四个人都属鼠。祖父和他这一位曾孙, 年龄相差两度丙子，整整一百二十岁，从未觌面。大哥三年前也走了。逝者已矣，而悠悠天地间，依然是生生不息......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于美国加州华山市寓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