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会凌 谢有顺：论张承志的散文创作（下）

三

在当代作家中，张承志作品中深切的宗教情怀显得十分醒目。当然这与其民族属性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在其精神长旅之中，进入大西北从而完成对于哲合忍耶的皈依，更使其在精神气质与文化思想上受到宗教的巨大影响，正是宗教使其获得傲视世俗的精神净化与力量，并发展成一种精神原则，用以不断质疑与抵抗世俗世界。在张承志的散文写作中，宗教成为其对现实与时代进行批判与抵抗的独特价值基点，因此其富有宗教情怀的作品中没有对于彼岸世界的沉醉与苦难的淡漠，相反，凸显的是对现世的积极介入与昂扬抗争的精神姿态。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张承志对于甘、宁、新疆等地的农村底层有广泛且频密的接触，由此，他对于民族的观照逐步的深入，从而切入到此民族的心灵史当中，极力用自己的文字去阐发民族在历史中积淀下的文明内核。因此可以清晰的在作品中捕捉到张承志对于哲合忍耶的追寻、思辨与皈依这一精神线索。

张承志1991年初版的《心灵史》可以看作是一部集小说、散文、诗歌与历史考证于一体的复合体裁文本，书写了中国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两百多年的秘史与痛史，但他并不止步于对历史题材的表象把握，而在对历史的真相与规律的呈现中，著力从哲合忍耶历代领袖以飞扬的心灵超越生死界限，以舍命维护信仰的苍凉与崇高直入精神自由的极地，传递着宗教信息与理想主义极致之美，高赞这一以牺牲为美、受难为责任的“穷人宗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伟大的异端”，极力张扬对于诸如追求理想、人道主义与心灵自由的深刻启示。

在此之后，张承志全力投入散文写作，在《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等散文集中充溢着强烈的宗教情怀，他总是深深感喟“穷人宗教”的惨烈历史，壮怀激烈的对哲合忍耶信徒们为捍卫宗教信仰、心灵自由而牺牲自我发出沉郁而又热烈的叹喟。作者试图凭借这种宗教的高洁去实现对于世俗世界与时代命题的关怀、思考。这让人想到了当代学者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对于宗教的定义，他认为宗教并不意味着对上帝、诸神或者鬼魂的信仰，而是指对于“神圣的经验”的信仰，这种“神圣的存有（sacred beings）”正是借助“凡俗的存有（profane beings）”而彰显。(21)而这种“凡俗的存在”在张承志散文中处处可见，《离别西海固》、《北庄雪景》、《最净的水》等篇中，作者书写赤贫渴苦的回民冬接霜夏承雨水然后窖存起来，世世代代喝这种黑污黏腻的窖水，却用最净的水“洗心”来表达对信仰的虔诚。《墨宝和纪念照》中坐了十八年冤狱一生坚守“束海达依”（殉道）的老阿訇。《金积堡》中以一家之死救回金积堡回民、被剖心剔肉人头遍示全国十年的马化龙……。正是这些在穷乡僻壤、沟塬深壑、民间抄本、口口相传之中的“凡俗的存在”，彰显出“神圣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意识“就是一种反对的精神,而不是调适的精神,因为知识分子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况提出异议,面对为乏人代表的弱势团体奋斗的不公平处境。”(22)作为回族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张承志，用自己的笔向世人展现那些在枯旱焦渴的西海固生存的底层回族同胞的隐忍坚韧、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反抗复仇的精神，从而将“信仰”这一词汇深深的镌刻在自己的精神存在、生存方式与文学观念之中，在其的文字中衍生出一种异端的气质，以及对于牺牲之美的极力赞颂。

早在被张承志视作“生命之作”的《心灵史》中，就展示过“异端即美——这是人的规律”(23)的思想。在众多散文中，他也将异端作为个性的表征与思想的内核，且由衷的礼赞过历史中的异端之美，一种为追求精神极致之美的牺牲。因此他用激越而悲怆的文字将一个个独异的人物显影，以笔吟唱其“钟爱的异端”(24)，他往往以一种沉切雄然的情感为异端辩护，用庄严悲壮的文字去吟颂这些自己神交过的异端者。如《击筑的眉间尺》中为自我、诺言与表达人格而战斗的荆轲；《南国探访》中为中国人输入烈性的血的海瑞、在举世浑浊中感叹“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的屈原；《东埔无人踪》里对祖国的“热与诚”实践得惊心触目的徐锡麟；《鲁迅路口》中在那个屈辱而激昂的年代里以命作答的陈天华、秋瑾及峣峣易折的鲁迅；《秋华与冬雪》中瞿秋白、杨靖宇；《刘介廉的五更月》中的清代初期回教的大著述家刘介廉；《金积堡》中为救教民而自投清营赴死的回民义军首领马化龙；《拒绝现世的学术与艺术》里在暴政下冒死写成《热什哈尔》的阿布杜·尕底尔·关里爷；《真正的人是X》中主张以暴力反抗暴力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克姆·X；《日本留言》里日本教科书诉讼案中以一人之身向国家宣战的家永三郎、有着“打破反华包围圈”初衷的日本红军派青年坂口宏……。

由此可见，异端是指与强大的主流、正统与既定体系的疏离、抵抗乃至挑战的革命性力量与精神。张承志礼赞的异端不仅仅是宗教情怀下的血性与牺牲，不仅仅只是一种理想主义，还是对于现存的不合理、反人道的社会秩序的抵死反抗与奋然革命的精神，是对于一切的暴政、专制、霸权、歧视、势利、不义与叛卖的拒绝。对于人类历史与文化传统中的异端的赞美，无论是悼古还是论今，为的是去寻找抵抗当下的现实种种。从更深处看，可以视为张承志借助哲合忍耶而表达出自己对于压迫性的权力体制、现存的不公正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荒芜英雄”情结在张承志的人生经历与写作历程中可以显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实现宗教皈依与文化寻根之后，决绝的抽身于体制，远离主流文化阵营，向着大西北进发、深入西海固腹地。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九十年代，新一轮商业主义兴起与人文精神的社会性缺失，而张承志依然高举理想主义与宗教信仰猎猎大旗。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张承志更向往成为疏远与脱离主流的、具有反叛精神与正义立场的少数人群组织与小规模文化共同体的代言人，从红卫兵再到皈依伊斯兰教中的哲合忍耶教派，处于与社会的悲剧性对抗和个体的孤立无援的境地却依然昂扬而绝决前行的“荒芜英雄”形象，也许正暗合张承志对自我的确认——“永远的异端”。

一个民族中的书写者，也许必须扮演一个不无悲情色彩的角色，即成为这一族群中最决绝的记忆坚守者。尤其是弱势文化族群中的文学书写者，是需要负载一种使命的，要用自己鲜活而激越的文字来记录与留存民族文化，要释放出民族秘史中蕴藏的史诗的悲怆与静美，要绽放出民族灵魂中宗教般的炽热与深邃，要去显影与复活民族的精神面影与历史身姿，展现族群的生存状态、精神图景与生命境界，以此抵抗与延缓在汉族主体文化与西方文化霸权挤压下自我民族的衰颓与陨落。

这也许是张承志文字深处释放出激愤狂热的民族理念、愈加浓烈的宗教神秘情绪与决绝冷峻的反抗气质的原因吧。作为一个族群的精英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为母族在这个众声喧哗的社会发声的文化焦虑感与民族责任感。但值得警醒的一点是：宗教与文学是可以相通的，心怀宽容而克服独断、偏激，也许更能打通二者之间的精神甬道。但张承志有时故意一意孤行，文章尽显偏激之美，但在文学性、艺术性上，就会受到损伤。虽然说，最好的文学往往是偏见，但如何让文章具有一种中和、宽大之美，也是值得张承志深思的问题。

张承志的散文以时而沉郁冷峻、时而苍劲激切的诗性话语去渲染、张扬与强化自己真诚昂扬的精神状态，讴歌诸如理想信念、宗教信仰、生存意志的同时，我们读到了民族、国家、政治、文明这些重大的时代命题。在这些发掘钩沉、解读沉默、塑造憧憬的文字最深处，是如铁般的信念——拒绝合唱式的表达，哪怕是做一个荷戟独彷徨的斗士，哪怕是在壮烈文途上嘶吼呼号，哪怕是以笔为旗走一条荒芜英雄之路，也不愿流俗从众，极力坚守对生命终极意义的不倦探索与对人的精神信仰之极的深切向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张承志的散文是个性、刚健、有力量的，很多人或许不喜欢他的孤绝，不喜欢他表达思想的方式，但他的散文已经成了独特的文体，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