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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希腊与希腊化时期文明特色的差异比较 [摘要]古典希腊与希腊化时期是古希腊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二者有历史的相承性，但由于自然环境与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两个历史时期在文明基础、文明特征和文明外化的表现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反映出了两个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特征。 [关键词]古典希腊；希腊化时期；文明特色 [中图分类号]K5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2－0067－05 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代与希腊化时期是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两个时期的文明成果甚至在今天还在发挥着它们的影响作用。从文明特色上看，两个历史时期有相承性也有差异性，各自带有不同的历史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掀起了古希腊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热潮，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把古典希腊与希腊化时期的文明特色进行纵向比较研究的成果还不多。本文拟从文明特色的视角对古希腊历史上上述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文明特色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希求更好地理解西方古典文明。 一、两个时期文明基础的差异 (一)奴隶制城邦是古典希腊时代的文明基础 从古典希腊的历史来看，“古典”一词源于拉丁语classiclls，意为“第一流”。“古典希腊”在本文中指约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的古希腊盛世时期。古典希腊时期的文明覆盖区域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东面的爱琴海和西面的爱奥尼亚海，以及今天的土耳其西南沿海、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东部海岸地区。早在公元前800年以后，奴隶制城邦就已经遍及全希腊范围：大陆上有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科林斯，小亚细亚沿海有米利都，爱琴海诸岛有纳克索斯和萨摩斯，其中，斯巴达和雅典两个城邦的疆域最大。斯巴达的面积为3 000多平方英里，雅典为1060平方英里，而其他城邦平均不到100平方英里，而且，这两个城邦的人口数量都超过30万人，大约相当于其他大多数邻邦人口数量的3倍。奴隶制城邦文明构成了古典希腊的文明基础。 在荷马史诗中，城邦(polis)原指一种血缘集团，并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只是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它发展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组织，才具有了政治意义，并且成为古典希腊时代唯一的国家组织形式。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具有小国寡民的特点，典型的城邦是以一个城市或城堡为中心，包括附近数公里以内的若干村落，一般城邦面积为50～100平方英里之间。居住在每个城邦的城乡公民人数约在600～1200人之间，总人口一般为数千人，很少有万人以上的城邦。 城邦是理解古典希腊文明的基础，它决定了古典希腊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古希腊的城邦在本质上是一个以公民权概念为核心的政治集体，突出的表现是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古典时代希腊的城邦政府是参与型的，城邦与其全体公民是一个概念，公民大会在古希腊的各城邦都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决定。古典时代的城邦经济状态和文化形式是一种共同体意识下的奴隶制城邦经济和城邦文化。每个城邦对外独立，对内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城邦本位主义和多中心构成了古典时代希腊政治上的特点。通常认为，是古希腊人提出了西方文明中最早的民主观点，雅典民主政制的确立是希腊城邦制度最终完成的标志。古典时期的希腊文明正是奴隶制城邦繁荣时期的表现。 (二)世界帝国是希腊化时期的文明基础 希腊化时期在本文中是指亚历山大东征建立起帝国到公元前30年罗马最终消灭托勒密王国这300年间的古希腊历史时期，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在区域上以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3年完成的征服为基础，他建立的帝国疆域包括整个希腊、整个埃及、西亚大部，直到印度边境。希腊化时期揭开了欧、亚、非三洲大陆间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亚历山大东征的直接结果，是在欧、亚、非三洲建立了一个面积达200万平方英里的前所未有的庞大的世界帝国。伴随着东征的进程，古希腊狭隘的城邦界限被打破，在亚历山大的帝国概念中，“亚洲人不应该受到欧洲入侵者的统治，欧洲人和亚洲人同样应该平等地受到一个君主的统治，对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区别不加考虑；波斯人和马其顿人都要把这个君主看作是自己的国王。……打破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藩篱。”这种“一个世界”的观念，或许是亚历山大向波斯帝国学习的成果。古典时期的城邦政治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而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及马其顿统治者普遍建立了君主制，各王国盛行土地国有制，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和国有化，君主制的氛围笼罩着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的统治方式是希腊方式与亚洲方式相融合的产物，这个“世界帝国”最终构成了希腊化时期的文明基础。然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希腊化文明既不是希腊古典文明的衰落阶段，也不是希腊古典文明简单的延伸或扩张，而是一种新型阶段性的文明，古希腊的历史在这个文明阶段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基本文化精神，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成为这个时期的明显特征。 二、两个时期文明特征的差异 (一)浓郁的狭隘性和地方性是古典希腊时代文明的特征 古典希腊时代的文明建立在奴隶制城邦的基础上，城邦文化的一体感和认同感必然会造成城邦思想的狭隘性，古典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也只能从城邦的角度来观察宇宙，阐发其哲学思想，因此，古典希腊时期的文明特征呈现出浓郁的狭隘性和地方性，古典希腊的历史形成了多中心的特点。 古典时代的希腊历史虽然组成了以雅典为中心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但这两个城邦都没有能够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及其各岛屿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宰权，每个城邦基本上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从城邦的一般涵义来说，它“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城邦不仅是一种标准的古希腊时期的组织形式，它还创造了政治生活的现代概念。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全面实施，雅典奴隶制城邦的民主制度几乎被公认是当时最进步的政治形式，但即使这样，它也带有明显的狭隘性：雅典惟一的立法机构是由祖居阿提卡的男性居民们组成，并以各种形式完全控制着雅典的行政和司法，而所有的妇女、侨居的外邦人和奴隶全被排斥在外。由此可见，虽然雅典建立了一个民主政体，但这种希腊式的“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口的集团，而且是一个由男性亲属组成的集团，即使在雅典的全盛时代，其人口数量的分配特点也是相当明显的：“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万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为4.5万人。”其中，全权公民——自由民中的成年男子总数约在三四万人，仅占全阿提卡居民总数的六分之一，而能够出席公民大会的通常不超过二三千人，所以，尽管有学者称“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雅典人更能够把所有公民平等的原则变成更活生生的现实”，尽管有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的公民大会作为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有五百人会议作为实际上雅典的政府，有6000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法庭作为雅典城邦的最高司法机关，但是，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雅典的这种民主制是极其狭隘的，在城邦内，只有少数人真正享有公民权，这种民主政治在授予公民权方面是很吝啬的。由于每个希腊城邦都对外独立，城邦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因此，难免经常出现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爆发战争也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古希腊人没有解决好其内部的政治冲突问题，其结果便酿成了一个最大的悲剧。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便成为古典希腊文明衰落的标志。 斯巴达人原本是公元前12世纪侵入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利安人，在征服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与被征服的拉哥尼亚当地居民混合，他们就强行把当地居民沦为“农业奴隶”，并在以后的征服过程中都沿用此种做法，而全体斯巴达人则成为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斯巴达的城邦政治实行双王制，当战争来临时，全体斯巴达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决定由哪个国王率军作战，被任命的国王拥有军事全权；非战争时期，政府的工作完全依靠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三个机构一起发挥作用。其中，长老会议由两位国王和另外28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都是年逾60岁的贵族，由公民大会选出，终身任职(在整个古代世界通常认为最年长的人是最聪明的人)；公民大会由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参加，共有8000人之众，因其人数太多，所以，公民大会本身无法制定议案，因此，虽然名义上监察官和贵族会议成员都由它选出，决议也由它通过，但在欢呼表决法限制下公民大会实际上并不能发挥真正的权力效力，因为公民大会是由监察官和贵族会议操纵的，也是由监察官主持召开的。监察官由5人组成，名义上由公民大会每年选一次，是公民大会所通过的议案的执行者，并处理所有司法事务，主持与外邦人的谈判，它是斯巴达国家的真正主宰。在斯巴达，有相当规模的公民大会和双王制，人们似乎可以认为它的政治制度实现了充分的平等，然而，事实上，斯巴达的居民总数为40万人左右，其中，斯巴达公民仅约有8000人，居民中的大多数是被称为“希洛人”(helots)的没有自由的农业劳动者。因此，斯巴达的政治称不上是真正的直接民主制，其文明特征同样呈现典型的狭隘性和地方性。
(二)多元化与开放性是希腊化时代文明的特征 希腊化时代是西方君主专制时代的开始，也是古希腊历史由独立城邦走向统一的世界性帝国的过渡时期，“世界国家”(Cosmopolis)一词就诞生于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帝国囊括了东方的波斯文明、埃及文明和犹太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的一部分，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了地中海东部世界，并由此奠定了希腊化文明多元化特征的基础。在亚历山大帝国的创建过程中，伴随着东西方文明交互渗透的过程，超越种族和国界的观念开始呈现。在希腊化的过程中，各地区和各部落之间的差别在缩小，从前的宗教、城邦和公社的闭关自守性在逐渐发生着变化，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在扩大，人们的活动超越了过去的城邦界限，出现了统一的希腊化世界的经济体系，女性有了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并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女诗人，如埃丽娜(Erinna)、诺西斯(Nossis)、安尼特(Anyte)，希腊化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希腊化时代的人们作为庞大王朝的子民有了“四海一家”的意识，希腊化时期的世界主义取代了过去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多元文化共存局面下的希腊化世界呈现开放的全球意识。 由于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都从主观上积极推崇希腊文明，因此，通过他们的努力，放大了古希腊文明的影响，在整个亚历山大帝国中，到处分布着希腊式的剧院、希腊式的庙宇、希腊文学与艺术、希腊商业以及希腊式的城市，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细亚的帕迦马、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小亚细亚海岸外的罗得岛成了新的希腊艺术、文学和科学的中心，其中，亚历山大里亚更是被誉为世界主义的东方城市。亚历山大通过征服开创了一个广阔而复杂的希腊化世界。通过表1中有关内容的对比，关于希腊化时期与古典希腊时代的文明差异人们可以窥见一斑。 从表1中所列内容可以看出，仅在社会思潮、政府、教育、商业和妇女地位这5个方面的比较中，就不难体会到这两个时期希腊文明特征的差异显著，即相对而言，古典希腊时代的狭隘胜和希腊化时期的多元化、开放性的表现是鲜明的。 三、两个时期文明外化的差异 (一)古典希腊时代的文明充满理性色彩 西方学者认为，“在古代世界的各民族中最明显地代表了西方社会精神的当推希腊人”。古希腊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商业民族”，常年的航海和商业活动，使希腊民族形成了敢于冒险、积极进取、活泼、机智、开放的民族性格。对希腊人而言，似乎没有他们不敢探索的学科，他们生存的目的就是要最充分地发挥人的潜能。但“美而不奢”是古希腊人追求的一种理想。 文化是文明外化的表现，希腊古典文化的魅力并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的文化成就上，还在于其具体的文化成就中所蕴含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西方学者通常所讲的理性与人性。在希腊古典文化中，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哺育了文化的人性，古希腊人对神敬而不畏，古希腊神话“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与古代东方神话“兽首人身”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典希腊的城邦制度又为人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沃土，使文化的发展得到了理性的滋润，因此，有了不主张过度行为的阿波罗精神，有了以伦理美德为主的希腊宗教，有了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81年一公元前411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有了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一公元前399年)用德尔菲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把希腊哲学从天空拉向人间，有了希腊人世俗和理性的世界观。如果说公元前466年至公元前428年间雅典城邦的统治者伯里克利开创了古典希腊的极盛时代，那么，同样可以说，他在重建雅典城的同时，也复兴了雅典的精神，古典时代的文化成就无不洋溢着英雄主义、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精神。崇尚自由、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和现实、歌颂人的力量和人的价值，也成为希腊古典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史学研究方面，“希腊人以求真的态度、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理性的分析完成了由自发向自觉的历史意识的过渡，并在西方史学上率先确立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古典时代希腊哲学家对美学的探讨，更是对各艺术领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艺术家从事创作活动的理论指导，自然和理想成为贯穿希腊古典美术的两个重要要素。 (二)希腊化时代的文明显现颓势 公元前338年，通过喀罗尼亚战役，马其顿国王腓力用武力统一了希腊，结束了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亚历山大率军东征，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希腊历史进入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代，人们的生活处于动乱和不安之中，频繁的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城邦明显衰落，城邦内部阶级矛盾日益深化，城市当中的中产阶级消失殆尽。城邦的衰落和王权的盛行势必减少公民的权利，自然也削弱了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在雅典中心主义者看来，从亚历山大以后，不但希腊的政治自由和独立行动开始熄灭，而且多产的天才也开始枯萎。”“希腊化时代政治理论的贫困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随着城邦政治生活的结束，在亚历山大所曾经征服的领土上，政治体制都是君主专制，古典的民主政治思想被专制主义所代替，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日趋黯淡，城邦公民的自信和进取精神转为了被征服后的屈辱感和消极情绪，面对无法掌握的个人命运，以及无力改变的社会现状，人们开始逃避公共生活而转向个人的安身立命。因此，有学者认为“希腊化时代的哲学逐渐放弃了古典时代哲学对纯粹知识的追求”而“成为一门生活的艺术，越来越个人化了，伦理化了”。 希腊化时期最早的哲学思想代表犬儒学派就主张“返于自然”，在物质生活方面，把“自足”精神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带有明显的遁世色彩。希腊化时期最大的两派哲学——斯多噶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共同点是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和大同主义成分，斯多噶派具有明显的命定论色彩，斯多噶哲学是希腊化时期的崇高产物，倡导平均、和平与人道。伊壁鸠鲁派的伦理与政治学说以功利主义为基础，教导人们尽量少参加政治，离群索居，退出公共生活，表现出了消极的个人主义倾向，或者说是一种心理疲倦的表现。被称为更为激烈的失败主义哲学——怀疑主义哲学的主张更是典型的希腊化时期的思想，即想使个人从他所不能改造也不能理解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怀疑论学派追求心灵的宁静，表现出了挫折感和对未来茫然的态度。怀疑论者甚至比伊壁鸠鲁学派更不关心政治与社会问题。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与宗教表现出来的共同点是寻求把人类从艰苦的生活中拯救出来的办法，人们的宗教信仰由原来的重外在仪式而转向内心的告白，古典希腊城邦时期的市民崇拜已经失去了活力，大众更倾向于信奉有感情色彩的私人宗教，并建立了一套繁琐的现世的仪式。 尽管希腊化时期的经济呈现出全面增长与繁荣的局面，但绝不是人人都能够享受到繁荣的。希腊化时期人们生活状况的反复无常，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贫富分化现象，必然会影响到这个时期的思想和文化。希腊化时期的文学与艺术特征都表现为以极端的方式运用于先前希腊成就的某些方面：乌托邦文学作品的涌现，是希腊化时期社会经济与社会矛盾紧张状况的反映。希腊化时期的文学作品增添了“世俗化”和“自我意识”的创作内容，却鲜见过去文学作品的创作活力，金钱、宴会和爱情成为人们追逐的话题，缺乏的是深刻的思想内容。雕刻艺术作品的代表作《拉奥孔群像》和《垂死的高卢人》等表现出了这个时期雕刻艺术新的特质，刻意表现人的心理状态，不再突出古典时代雕刻艺术作品的教育意义。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早期的希腊建筑风格是对称与朴实，而希腊化时期的建筑所强调的是堂皇与奢华；早期的雕刻追求的是把人道思想理想化，并以低调而克制的风格表达希腊人的节制观念，而希腊化时期的雕刻则着力表现极端的自然主义和未加任何矫饰的奢华。从希腊化建筑的主要特征中可以看出乌托邦作品所含蓄地批判的那种华而不实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也是时代特征的一种表现。 四、结语 古典希腊时代与希腊化时期作为古希腊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也是早期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阶段，二者在文明特色上有相承性，即希腊化时期的文明建立在古典希腊文明和东方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希腊化时期的统治者的作用是放大了古希腊的文明影响。同时，二者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文明基础的差异，即古典时期的文明基础是奴隶制城邦，而希腊化时期的文明基础是“世界帝国”；文明特征的差异，即古典时期文明特征的狭隘性和希腊化时期的多元化与开放性；文明外化的差异，即古典时期的理性与希腊化时期的颓势。古典希腊与希腊化时期文明特色的差异主要来自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自然环境、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反映出了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特征。古典希腊时代的文明成果依托于城邦的自然环境，建立在奴隶制城邦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希波战争的胜利促进了古希腊的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和繁荣，并取得了至今仍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古希腊的历史进入公元前4世纪以后，伴随着城邦危机的出现，古典时代的民主政治氛围被打破，政治日趋专制化，形成了东西方文明传统的交融现象。古典时代希腊城邦公民充满了积极的生活态度，希腊化时期文明的表现却是相对消极的精神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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