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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的六月中旬，昆明警方通过一部手机破获了一起特大案件。 在当时，这起案件受到了和张君案一样的关注，因为这是一起在建国后，云南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 一伙歹徒作案时冒充军人和警察，三年内致19人死亡，在他们手中逃离的仅有一人，除此之外，该案又引出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冤案，成了这起案件的案中案，牵扯出不少沉重的社会问题。  而这个团伙的覆灭，要先从一起失踪案说起。 2000年4月份的某一天，当时昆明市有一名市民失踪，家里的人去派出所报警。经调查，发现这个人和车子都神秘失踪了，而留下的唯一线索就是该市民失踪时携带的一部手机。不过当时一直是关机状态，并没有办法通过技术手段追踪，但警方并没有放弃布控。终于，在一个多月后迎来了转机，这部手机突然开机，警方通过精准定位抓获到一男一女。 这对男女在典当行，为向老板证明手机还能使用将其开机试机，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仅仅数分钟之后，警察就如神兵天降，将他们抓获。通过审讯，这对男女中的男子，交代出了一个特大杀人劫车犯罪团伙。至此，这个罪大恶极的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尽。  该团伙的头目是一位名叫杨天勇的人，在短短三年时间，这个团伙共作案25起，抢劫盗窃机动车共24辆，致十九人死亡，一人重伤。而随着杨天勇的落网，也牵扯出一起影响云南整个政法界的巨大冤案，这其中牵扯到三名警察。 1959年，杨天勇出生于云南楚雄市，他曾在部队服役三年，精通射击，在部队转业后，他当上了一名铁路公安局的民警，但因常常旷工被辞退。虽然这个团伙到了1997年才正式犯案，但最早的起源却在1994年。 这一年，杨天勇的一名同学肖林，在其他地方犯下诈骗案后潜逃回云南。这时的杨天勇还是一名警察，但杨天勇得知后，并没有将肖林绳之以法，反而是和肖林一起密谋起抢劫的事情。为了将团伙“壮大”，两人一边密谋，一边招募人手，最终将“骨干”成员扩充到八人。在这八人当中，其中有四名都受到了杨天勇为其安排的专业训练。 1997年年初，他们的罪恶开始了，而他们的目标就是抢车。在抢车前，为了让肖林等人先练练胆子，杨天勇将自己的在复员时私藏的手榴弹和匕首拿出，让肖林带领几人将一名男子杀害。为了获得更多的枪支，杨天勇分别让手下穿着少校和普通士兵的军装，寻找目标。  起先，他们现在医院杀掉了一名警察，夺得一把五四手枪。后来他们在大街上看到一名携带枪支的保卫干部，便谎称要其协助抓捕“逃兵”，而当这名干部在上了杨天勇一行人的车后，就被残忍杀害。在接连获得两把枪之后的同时，杨天勇也加紧了对这支“队伍”的训练。 除了常常帮他们做心理辅导之外，还会让这些人穿上警服，携带警具，安排其上街巡逻，以此来适应心理。杨天勇对自己的这支“队伍”要求很严格，在街上巡逻查车时，言行举止必须要做到十分标准，也正因如此，以至连真正的警察遭堵时都没有怀疑他们。为了增加这批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杨天勇还将他们带到火葬场，亲眼目睹尸体是怎样变成骨灰。  杨天勇给自己的犯罪集团制定了一个规则，对外称之为公司，将作案称之为“活动”，总部则设在几家养殖场内，每次进出养殖场的人员，毕竟经过上级的同意，不允许任何除团伙外的人进入。而这几家养殖场里边，每个都养着几条至十几条的狼犬，在一个又一个的月黑风高夜，这里边就会上演着惨绝人寰的一幕。在他们杀害的十九人中，有十一人成了猎犬的口中之食，杨天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毁尸灭迹。由于这种“管理严格”和高超的反侦破手段，杨天勇团伙一次次逃脱了侦查。  而在他们手下唯一存活的人，源自于一名过路军人的相助。 1997年，该团伙有几人驾车去作案，盗窃到了一辆吉普车，在返回的途中，因为其中的一辆车没油，于是用另一辆车顶着无油车前进。这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当时在街上巡逻的三名联防队员的注意。在这三名联防队员上前盘问时，这伙歹徒直接开枪将几人打到，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这时，有一位军人路过，纠缠住了该团伙的几个成员，另外一名受重伤的队员，才侥幸逃脱。 这名联防队员是该团伙作案时，逃脱的唯一活口，不过因为伤势过重，这名联防队员日后不仅身体残疾，精神也受到了重创，作为本案唯一存活的人证却没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首恶杨天勇还有另外一大癖好，因为做过警察，他特别喜欢对他劫持的人进行审讯，以此来弄清受害者的各种信息和背景，防止被抓，这些信息还会被他做成笔录，上边还有被害人的签字。短短三年时间，该团伙就作案了25起，抢劫盗窃机动车共24辆，致十九人死亡，一人重伤。 随着杨天勇一伙人的落网，另一起巨大冤案的真相也付出水面。警方在对杨天勇住所进行搜查的时候，保险柜里的一把枪支，牵扯出一起影响云南整个政法界的巨大冤案，这个案件牵扯到三名警察。  1998年4月22日，警方在路边一辆被丢弃的警用牌面包车里，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尸体。这两人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其中女性名叫王晓湘，是一名民警，男性死者名叫王俊波，是某县公安局的副局长，而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成为了本案的唯一嫌疑人。 在这起案件之前，杜培武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戒毒所当一名民警。早年，在他读警校的时候，就和小一届的王晓湘谈起了恋爱，王俊波则和杜培武是同届同学，两人关系也十分友好，再加上两人都是王晓湘的师兄，所以彼此三人也都十分熟悉，有时王俊波到昆明办事，碰到杜培武值班，都是王晓湘接待。  1998年4月20日，杜培武晚上要在单位值班，便照例向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保姆，得知妻子还没有回家，随后又打妻子的传呼，但是还没有人回，杜培武觉得妻子或许是在执行任务，不太方便联系，就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第二天杜培武又向家里打电话，被保姆告知王晓湘一夜未归，单位也说妻子没有去上班，职业的敏感让杜培武意识到，妻子出事了。随后就报了警。 但就杜培武在家焦急地等消息的时候，公安却来到他的家中，将他带走。直到此时，杜培武才知道妻子已经遇害了，自己则成为了本案的唯一嫌疑犯，而作案动机就是-情杀。  因为王晓湘和王俊波在遇害前，刚发生完关系，又是被近距离射杀，所以肯定是熟人作案，这也成为警方怀疑杜培武的关键证据，以此来看，他确实可被列为嫌疑人。 作为一名警察，多少有些反侦察经验，所以在专案组，杜培武并没有受到拷打，只是不让他吃饭、睡觉，只要一闭眼就被警棍捅醒，但在历经十天十夜的审讯中，警方一无所获。 在一个多月后，由于案件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侦破，专家开始对杜培武进行了为期一天的测谎，最终的结论是他在“说谎”。至此，审讯进入了第二阶段。  在之后的整整二十天中，杜培武最好的休息，就是跪在地上回答问题时。酷刑一幕并非发生在某个秘密场所，而在公安局大院上演，在这样的情况下，杜培武开始供述杀人罪行，不过其中的“杀人枪支”的下落，却成为不能结案的最大漏洞。最后，在经历了一系列折磨之后，杜培武说枪支被拆散扔掉，审讯才结束。 在法院审判中，杜培武一直高声申辩，自己没有杀人，受到严刑逼供。审判长却说了句：“你说你没有杀人 那就拿出证据来”。  1999年，中级法院判处杜培武死刑，此时的杜培武仿佛已经听到了死亡倒计时，开始不停地写遗书，期待有朝一日他的悲惨经历能警醒大众。他常在噩梦中惊醒，一听到铁门的声音，就会浑身发抖，以为要送他进刑场。不过最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该案的几个疑点，终审改判杜培武为死缓。 当警方破获杨天勇一案时，发现的那把杀死“二王”的手枪，杜培武案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时间回到1998年4月20日，杨天勇几人为了搞钱，就准备去“抓”卖淫嫖娼。王俊波和王晓湘驾驶的面包车，被杨天勇一伙人盯上，杨天勇自称缉毒警察，让王俊波和王晓湘下车接受检查，因为“二王”同样是警察，就要求要给局长打电话，询问情况。但杨天勇怎么会给二人机会，就直接将两人强行扣押在车上，王俊波随身携带的手枪也被其抢下，随后，两人被射杀。 之前专家认定杜培武是嫌疑人时，这个抢枪环节也被认为是重大证据，因为王俊波对枪支的操作十分熟练，曾在学校的警务大赛中，获得过第二名的成绩，能把他手中的抢下来难度很大。所以专家认定嫌疑人很有可能也受过专业训练，而真凶杨天勇确实也做过警察，还服过兵役。 真正的犯罪分子落网，杜培武被无罪释放。此时，他已经被关押了两年，从警察到囚犯再到警察的过程，蒙冤后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身上，让杜培武感受颇深。 其实这个事件并不算得上是很大的新闻，有些人因误判被耽误了终身，远比杜培武的结果凄惨。但这个案件不同的是，这次的对象是一名民警，不但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还对法律十分熟悉，他充分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合法权利，采取一切可以保护自己的手段。 然而，却只是“意外获救”。 这次从警察沦为罪犯的经历，让杜培武学会了换位思考，从前办案杜培武都是假设他们有问题，现在他对嫌疑人没有先入之见，如今他在调查询问对象时，都会十分客气并告诉他们，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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