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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小说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 小说取得文学正宗地位的过程： A、传统地位：边缘，被正统士大夫不耻。 B、1902年，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提高了小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C、“五四”文学革命给小说的现代化带来了契机。 D、外国小说的引入，推动了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 E、经济的发展、稿费制度、市民阅读群体对小说发展的作用。 “问题小说”的创作概况 一、“问题小说”形成的原因 “问题小说”是“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现象。主要在1919——1923年间兴盛一时，当时几乎所有的新小说作者都写过“问题小说”。因此艺术倾向更不相同，未能形成一种流派。1919年上半年《新潮》作家群的作品中，已出现了“问题小说”的端倪。1919年下半年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短篇小说的发表，就正式开创了“问题小说”的创作风气。后期的文学研究会公开倡导“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更将“问题小说”创作引向高潮，“问题小说”最有影响的作家有冰心、庐隐、许地山等。 “问题小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般来说，凡是明确接触某一社会现象或人生现象，有意识的提出问题，甚至试图解答问题的小说，都可谓之“问题小说”。“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表现和思考的主要是“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的问题”，核心是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个性自由、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妇女解放等社会问题，还有的作品涉及到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军阀混战带来的战祸，以及儿童、教育、劳工问题等。因此，当时“问题小说”的题材、主题相当广泛，透露出五四时代特有的气息。 “问题小说”形成一股创作潮流，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根植于新旧交替的时代，是社会变革与思想启蒙运动的产物。“五四”运动造就了“思考的一代”，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解放的活跃的局面，“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 其次，“问题小说”的兴起与当时作家们的社会责任感密切相关，“五四”作家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的传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因此，“问题小说”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性质，使作家们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第三，“问题小说”还受了外国文学的深刻影响，俄国文学正是以能够提出种种社会问题为特点，高尔基曾称俄国文学为“提出问题的文学”。另外，挪威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得到广泛介绍和推崇。还有一些作家从印度泰戈尔的哲理小说和日本近代文学中的“问题小说”中吸取了营养。 “五四”问题小说集中、广泛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尤其记录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状况，因此，问题小说已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具有了历史文献的价值。但问题小说中非文学因素过多，社会问题被摆在首要位置，问题小说的认识价值超过甚至损害了它的审美价值。在创作方法上基本倾向于现实主义，它反映和揭示的社会问题有现实社会基础，而当它试图回答和解决社会问题时，则表现出较明显的主观理想色彩，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因素。问题小说作家们真诚的想给生活在灰色人生中的人们以快乐和希望，作家们不惜从主观臆想，去建造一些美妙然而虚幻的空中楼阁，从而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 二、冰心、王统照的创作 1、冰心（1900——）原名谢婉莹，福建省福州市人，最早以问题小说步入文坛。1919年在《晨报》上发表处女作《两个家庭》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两个不同的家庭，否定了封建官僚家庭培育出来的游手好闲的女子，肯定了受资产阶级教育的贤妻良母，从而提出了作者自己对家庭、教育以至人生诸问题的某些幼稚的看法。接着又发表了《斯人独憔悴》，直接以五四运动一个生活侧面为题材，写青年一代被顽固的官僚父亲禁锢在家，而不能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苦闷，反映了具有一定时代意义的父子冲突。《去国》写留洋回国的学生英士，满腔理想，科学救国之志，在残酷现实面前被无情粉碎，又不愿随波逐流，只好再次去国，对北洋军阀的腐败黑暗表示了愤慨。 “小说里有哲学”，“借小说发表自己的思想”这是冰心问题小说的重要追求。弱点是未能透过社会现象而挖掘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冰心的这一类反映应知识青年面临人生歧路的小说，虽然最终未能指明出路，但确实沉痛陈言，抓住了当时青年人所关心的种种问题。《最后的安息》提出了童养媳问题，《一个军官的自述》通过一个军官的自述，暴露了军阀混战的残酷性和荒谬性。 冰心提出的一些问题并不是很深刻，她的态度也不是很激烈，正如茅盾所说：冰心具有不偏不激的中庸思想，极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欢的。因此，冰心的问题小说虽然反映了一些矛盾冲突，但冲突是平缓的，虽描写了一些正面人物，但人物是软弱的，是一些软脊骨的好人。(茅盾《冰心论》)热烈的时代气息和清浅的哲理思考相结合，形成了冰心早期问题小说的基本格调：微忧的爱。忧指对时代的思考，忧而微则反映了入世不深，爱是追求哲理所获得的济世良方。 1921年《超人》的发表，标志着冰心问题小说有了较大的变化，由批评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弊病，转向试图安慰青年的苦闷、忧伤的心灵，作品不仅仅提出问题，更主要的是试图回答问题、解决问题。1921年，五四高潮后，由热情提出问题，变为忧虑的探讨人生究竟的问题，由着重思考社会的弊端，变为着重的慰藉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心灵。以牺牲问题小说的广阔性完成慰安青年烦闷的作家职责。“爱的哲学”战胜了“憎的哲学”，《超人》及时反映了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中的精神危机，回答了“人生是什么”的问题。小说所开的药方“爱的哲学”是空泛的、不现实的，对青年的慰安也是有限的，反映了一种局限性。在之后，冰心又写了《超人》的姊妹篇《悟》，让“爱”再一次战胜“憎”，由于当时社会的急速发展，一般讨论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不再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冰心的问题小说也走到尽头。三十年代，冰心还写过一些小说，这时作家已与“爱的哲学”告别，开始较清醒地分析反映社会矛盾。童话体小说《分》就是通过两个“初生的婴儿”的“对话”和不同命运的描写，揭示了旧社会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状况，而且构思新颖，语言亲切自然，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标志着冰心小说创作向现实主义方向的发展。 冰心是继鲁迅之后，现代小说又一个出色的文体家。她的文学语言非常有“我”，有自己的个性和韵味，她歌颂过大海的“温柔而沉静”，“超越而威严”，“神秘而有容”，她的文体恰如海波一般滋润从容，如秋菊一般雅致而秀美，她善于驾驭和驱遣流转自如的句式，丰富缤纷的词藻，着笔处死玉盘落珠，圆润婉转，飘逸洒脱，形成了独有的“冰心体”。就美学范畴而言，冰心的文体属于优美，但又不能以“优美”二字囊括，婉丽中带有清隽，隽丽中增多了简劲，被称为“诗人的小说”。 冰心小说的结构，一言以蔽之——“单纯”。最初的社会问题小说，善用对比手法，到了心理问题小说时期，书简笔记型的艺术构成显著增加。后期小说在结构和情调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但依然为离“单纯”二字。 在描写手法上，冰心是多用白描的，是“诗化的白描”，又一番清澈空灵，见情见性的诗趣。 2、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山东诸城人。1918年到北京就读于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并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1924年）、长篇小说《一叶》（1922年）、诗集《童心》（1925年）。 王统照早期的小说在叙事上常具有一种童心与诗意，将“爱”与“美”实为弥合人生缺陷的良方。在他看来，“爱”与“美”及时解决世间“烦闷与混扰”的药方，也是人类“乐其生”的归宿。他在小说中着意描绘人生的艺术图画，把人们的生活幻想成美好的人生乐园，而这个人生乐园却总是遭到外界突来恶势力的粗暴破坏，甚至完全被毁灭。有探索，有芜杂、迷误，注重思考和探索人生问题，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感受到社会的苦闷和哀痛。 《春雨之夜》是一篇散文化的抒情小说，写叙述着“我”在春雨潇潇的夜晚对一次旅行的回忆，一对上中学的小姐妹一路上相依为命的情状，在作者充满爱怜与诗意的眼中，成了一种负载着美丽、温柔、忧郁、纯洁的意象。小说没有故事，却有优美的意境。 《雪后》写一个五、六岁的儿童，在河边用雪筑了一座晶洁的小楼，晚上却被军人的马蹄皮靴践踏成泥污，暗示军阀战争毁灭了人间的美和梦。 《沉思》：纯洁美丽的琼逸事作者理想的爱与美的象征。她希望通过画面将“爱与美”传给人们，却发现人们只知“占有”，就连自己的爱人和以“表现真美”为职责的画师，其实也并不懂得“爱与美”，她只好陷入痛苦的沉思，作者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了对“爱与美”的赞颂，以及对“自私”“平庸”的轻蔑。 《微笑》从正面揭示了爱与美的伟大力量，青年小偷阿根因偶尔得到一个女犯人的微笑，后来又了解了女犯人的不幸身世，顿悟她的那一笑，乃是广博的爱人类爱一切的慈祥的笑，一年后，阿根居然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工人。作者企图用这一微笑来表现他理想中的爱和美，并讴歌这美和爱所具有的莫大的“魔力”。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的蒙上了一层美丽而虚幻的色彩，往往“从空中设境或安排人物”，缺乏现实的力量。 《一叶》对人生深感凄惶和苦闷，小说探讨人生问题，对人生陷入悲哀与彷徨。“为何生命是永久的如一叶飘堕地上？为何悲哀是永久而且接连着结在我心底？”王统照较为追慕“超越现实世界”的充满光和花的“世界的花园”。 王统照的这些小说叙事的主观想象大于细节的客观写实，充满某种单纯的理念如“爱”“美”等，由于作者善于以单纯的情绪营造诗的意境，作品有一种单纯的美。 1933年出版了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山雨》，这表明他把主要精力倾注到养育他的齐鲁大地，以中农奚大有一家的遭遇为线索呈纵向展开，写出了“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和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划出了一幅新时代的“流民图”。小说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地方色彩浓郁，场景开阔，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三、“问题小说”的衰落 “问题小说”在五四时代密切关注着人生和社会现实问题，较真实地反映出“五四”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的精神状态，揭示了现实的丑恶，特别是启发青年读者探索人生社会问题，进行思想启蒙。但问题小说一般只是提出问题而不能正确回答问题，作者答案或是抽象的“爱的哲学”，或是皈依宗教信仰等，削弱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客观上也造成了某些消极影响。在艺术上，问题小说比文学革命初期的作品圆熟，更多的摆脱了旧小说的痕迹，一些作者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他们的作品视野比较狭窄，大都以提出一个问题或说明一个概念为满足，往往存在概念化的毛病。社会功利的倾斜使之不免带有观念化与抽象化的陋病，人物形象被社会问题所冲淡，削弱了它的审美价值，只能说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学风尚与潮流，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的文学流派。1922年后，世代推进，现实变化了，热烈讨论人生问题的气氛已不复存在。问题小说作家纷纷走出个人圈子，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开始更具体深入的反映社会人生。问题小说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而过去，但它关注社会现实、人生的传统，却对许多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发生了深刻影响。 人生派写实小说 一、人生派写实小说 由于文学研究会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强调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加之后期的创造社打出“为艺术”的旗帜与文学研究会抗衡，历来人们便将文学研究会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一派。尽管文学研究会是一个非流派的作家团体，而“为人生”的概念也远不能作为一个艺术概念指称文学研究会的整体特征；但是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中，有比较多的作家的确是带着对人生与社会问题的现实关注进行写作并企图为社会“开药方”的。因而对比浪漫抒情小说的自我表现，我们姑且将文学研究会中这类以社会和他人为描写对象的小说称为“为人生”的小说。 二、叶绍钧的创作 叶绍钧（1894——1988），辛亥革命后改字圣陶，江苏苏州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他早在1914年就在一些通俗杂志上发表文言小说和旧体诗词，1919年开始白话文学创作。叶绍钧家境贫寒，曾多年从事小学教育。他的小说常常揭示下层人民的痛苦和不幸，他写得最好的，就是小市民和具有小市民习性的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2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隔膜》（1922）、《火灾》（1923）、《线下》（1925）、《城中》（1925）、《未厌集》（1928）、及长篇小说《倪焕之》（1928）。 叶绍钧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由问题小说向较广的社会现实拓展的过程。以教育界、学校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在叶绍钧的全部小说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长年的教员生涯，使他对现代中国教育界的情形了解的深切详明，对学校生活的各个侧面观察得细致入微，对教员和学生的思想状态、希望欲求、心理活动了如指掌。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的见证人，叶绍钧是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现和最有成就的“教育小说家”。 暴露旧中国教育界黑暗的内幕，并透过教育界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旧社会，是叶绍钧 “教育小说”的基调。他以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和同情，反映了下层知识分子贫穷悲苦的生活状况。与此同时，他对作为知识阶层一部分的教员，也有着严峻的解剖与审视。 《潘先生在难中》（1925）是叶绍钧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写军阀混战时期江南某镇一个小学校长潘先生携家逃难的经历，刻画了潘先生这一患得患失、明哲保身、自私精明的小市民知识分子形象。这篇小说以客观写实的笔调展现了小人物在战争惊恐中苟全性命的艰难处境，但更主要的是通过潘先生精于算计、琐屑庸俗、苟且偷生行为与心理的精采描绘，活画出这类小市民知识分子卑琐自私、缺乏正义感和道德意识的委琐灵魂。 《倪焕之》(1928)是叶绍钧唯一的长篇小说。比较完整地写出了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段时期的追求与遭遇。倪焕之抱着“教育救国”的宗旨，尽管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还是为社会恶势力所不容。他所追求的理想爱情也与他的理想教育一起遭遇危机。最后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下投身社会革命，但又经受不了革命的曲折，在苦闷、彷徨、软弱、动摇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正是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寻求真理之路的真实写照。叶绍钧这些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都浸渍着一种作为知识者的作家的自省意识，为鲁迅致力的“改造国民性”的命题又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叶绍钧小说的突出艺术成就，在于他对“灰色人生”的冷静观察和客观描写，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特征。作家的冷隽、客观的风格色彩并不排斥他的内在热情和主观见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很有些主观见解”，只是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罢了。冷静观察和客观描写，在叶绍钧小说风格的诸因素中最为突出。他带着一双透入的观世的眼，冷静的谛视着蜷伏在旧中国暗诹一角里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的内心满蕴着悲悯之情，而在落笔之际却藏而不露、冷隽含蓄，意常见于言外，情不外露文中。 同情与讽刺兼备，是叶绍钧对小市民知识分子用笔的基本特色，在生活的碾盘重压下的知识者，作者看不惯他们的怯弱、空虚、玩忽职守、自私自利、不又要刺它一下，期望他们有所改变；但是他也深知他们的甘苦，造成他们这些不良表现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时他们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他在嘲讽的同时又毫不含糊的把笔锋穿过这些人而指向其背后的黑暗现实制度，从而使他的批判现实主义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这样有讽刺、剥露，又有同情、理解，而这两方面又都含而不露，于是讽刺也就显得温婉、醇厚，不失叶绍钧客观写实的基本风格。 结构多变、精于布局，讲究结尾饶有余味，是叶绍钧小说风格的又一方面。 叶绍钧对外国小说的借鉴了无痕迹，他的小说文字整饬、严谨、平实、纯正，既无欧化的成分，又没有半文半白的现象，十分讲究规范化。叶绍钧的文学语言没有五四作家常有的欧化气息，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严肃踏实的写作态度，使叶绍钧的文学作品为中国现代汉语的规范、纯洁、健康作出了贡献。 乡土小说 一、乡土小说的特点和成就 在现代小说史上最早显露出流派风范的，是1923年左右在鲁迅小说影响下，由文研会和未名社、语丝社一些作家创作的乡土小说。“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青年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王鲁彦、台静农、许钦文、彭家煌、许杰、蹇先艾、黎锦明等。乡土小说的兴起，是新文学小说对“五四”小说过分西化的一次反拨，是新文学在革命之后着手建设的象征，反映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象征。也是写实派作家在坚持“为人生”文学观念的前提下，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克服“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然趋势。 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证实其艺术魅力的，是鲁迅。将这批作家回忆故乡、抒写乡愁的小说称为“乡土小说”的，是鲁迅1928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中指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又说，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回忆故乡的”，“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 乡土小说的特征，首先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和批判。 其次，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于苦难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怜相互交织，形成乡土小说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美学风格。 第三，在批判和描绘故乡愚昧习俗、麻木人性、凄凉人生时，乡土小说作家仍然抑制不住对故乡的眷恋，而这眷恋又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因而小说大都具有忧郁的抒情调子。 第四，致力描写故乡的风土人情，是“乡土小说”作家们的共同追求。其地方色彩主要是通过各地风俗习惯的描绘而表现出来，同时也感到某些风俗习惯的愚昧和野蛮，不得不对它们进行剖析和批判。 “乡土小说”的出现，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扩大了小说的题材领域，使小说从主要描写知识分子的狭窄生活，变为较广泛的反映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使作家们的目光从自身转到了下层劳动者，主要是农群众身上。题材的变化，又影响了创作方法的变化，“乡土小说”的作家们一般运用的都是客观写实的手法，作品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弥漫着浓郁的乡土风味和生活气息。因此，“乡土小说”的出现，促使作家的艺术表现由主观抒情转向客观写实，由情绪展示转向性格刻划和环境描写，发展和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当然，乡土作家都是年轻人，一般还缺少把握农村复杂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眼光，还未能像鲁迅那样深邃，往往单纯的描绘落后愚昧的农村生活图景，总体的艺术质量尚属稚拙阶段。但作为一个潮流，一个流派，乡土小说对于现代小说的确立时有不小的贡献。 一、代表作家及作品 1、王鲁彦（1901——1944），原名王衡，折江镇海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柚子》、《黄金》、《童年的悲哀》、《屋顶下》等。30年代写有长篇小说《野火》（《愤怒的乡村》） 他的作品，与暴露社会黑暗之中充满了呼之欲出的荒诞感和沉重的幽默情绪，开掘浙东沿海乡镇子民们在农业经济衰败的社会动荡中的心理，始终坚持对乡民的批判态度，审美上偏重于对恶的、丑陋的事物的深入体验，是乡土小说免于流入肤浅。最体现鲁彦小说特征的是《菊英的出嫁》和《黄金》等。《菊英的出嫁》描绘了浙东农村的“冥婚”陋俗，作者以略含嘲笑的的笔调叙述菊英母亲为这场婚礼耗费的精神、体力与金钱，描绘人物对于这种毫无意义之事所倾注的饱满热情。充实的物质铺张、忙碌的人物行为，反衬出人物精神的空白与生命本质的无意义。细密的场面和人物描写，显示了古老中国农业社会落后于时代的蹒跚步伐，而这种奇特的封建陋习叙述得越是具体可见，就越发使人对这种落后性深感震惊。 《黄金》叙述了发生在浙东一个叫陈四桥的小镇的世态炎凉，仅仅因为一个毫无根据的的臆想，昔日备受尊敬的如史伯伯便如丧家之犬，世人以他们最得心应手的市侩手段，给予如史伯伯一家难以承受的羞辱。鲁彦以他对故乡人情事故的谙熟，通过一种戏剧性情景的设置，将浙东小镇人们的势力心态揭示殆尽。 王鲁彦此类作品提供了小说典型环境描写的新的范式，也使早期乡土小说获得了民俗学的价值。周作人说过：“若在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和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 2、彭家煌（1898——1933），湖南湘阴人。留下不少表现湖南闭塞农村士绅与乡民之间所发生的各种活剧的作品。《怂恿》比较圆熟，是一种讽刺性的小说，喜剧人物的线条准确，动作紧张，场面调度有方，运用活泼的方言土语，以加强地方色彩，同时加强对话的可笑性。茅盾称这篇《怂恿》为“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彭的小说叙述冷静、机智，具农民式的风趣，有强烈的地方性，其中将本是悲剧性的故事渗入喜剧色彩，尤为杰出。彭家煌将乡村讽刺体小说这样早地提到较高的水平，为沙汀等积累了很有价值的艺术经验。严家炎说：“比20年代一般乡土作家的更为活泼有趣，也更加深刻成熟。” 3、台静农(1903——1990），安徽霍丘人，主要的作品有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他的小说多是悲剧型的乡镇传奇，大都笔调冷峻并深藏忧郁，善于以深挚的同情写出人间的凄怆，抒发深广的忧愤。同时，他的作品民间性特别强，大部分以故乡安徽的人事为材料，描写宗法制度对乡村底层的精神统治，生生死死，尤为突出。鲁迅说他“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正如王鲁彦学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彭家煌有鲁迅的含泪微笑，而出身未名社、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台静农，似乎专注的师承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把中国乡间的恐怖，和盘托出。这样，就带来台静农的浑厚。 “自叙传”抒情小说及其他主观性叙述小说 一、“自叙传”抒情小说 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是“自叙传”抒情小说，作者多集中于创作社。“自叙传”抒情小说又叫“自我小说”。作品中大都有一个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但作者并不着意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以深刻的思想教育读者，而是直接抒发主人公的强烈感情去打动读者。在中国现代小说领域中，将“表现自我”的主观抒情倾向推至极端的，是创造社的作家郁达夫。 1、“自叙传”抒情小说兴起的原因：其一是要求个性解放而又遭到社会压抑的年轻人，不能自禁地交要通过文学来表达其内心的激情。其二是浪漫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潮和日本“私小说”的影响。 2、“自叙传”抒情小说的特点：其一是以自我作为艺术构思的中心。其二是侧重表现情绪、感受、心境。其三是抒情性和散文化倾向。 二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郁达夫30年代以前小说的基本特征： 1、强烈的主观抒情。郁达夫的小说，基本上是由一种独白式的抒情话语构成， 2、大胆的自我暴露 郁达夫在小说中大坦地袒露内心，自我反省，根本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专注于故事而忽视心灵，作家只充当虚伪的道德教训者的状况。 3、“零余者”的形象系列。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有着严重忧郁症的“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世界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戕，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这些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零余者”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的特点：怀才不遇，有着报国无门的怨恨；时常失业，贫困的阴影一直伴着他们；有正义感，愤世嫉俗，然软弱无力；自卑颓唐，感伤忧郁，内向而多敏感，孤傲复又自卑，纵情酒色以致心理变态，有着感伤放荡的愤世嫉俗的心理二重性。 郁达夫30年代以后小说的变化： 1、情绪上由原来的愤世嫉俗、困顿焦虑向隐逸通脱转化，直接宣泄情感的情形有所减少，意境的表现增多。 2、有些小说比较有意识地注重小说故事的传奇性和小说情节的完整性。 《迟桂花》属于他后期教圆熟的作品，全篇抒写女主人公天真健全的人格，纯洁无邪的美的感情，与清新自由的美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和谐的诗的意境，不仅完美地传达了“人性返归自然”，心灵净化的主旨，而且完成了从感伤美向宁静美的转化。 前行莫彷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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