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还连连夸我头脑冷静，灵活机警，分析正确， ,“土豹子（贺昌）没有保举错。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他还嘱咐我，一切公开的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出面，只做他的幕后参谋，千万小心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隐蔽好自己，抓牢陈志皋，做好工作。 过了几天，我就想找陈志皋谈此事。那时我和他聊的话 题很多，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之外，几乎什么都谈。我在他书房里看到书架上有很多马列主义的著作，还有《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的中译本，就谈起了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燕妮，还谈到马克思也当过律师。我们平时的谈话，大都是讨论所看过的书和当时报上的新闻时事，这样谈着谈 着，我就忽然以好奇的口吻问他：“嗳！我问你，那天你朋友曹炳生所谈的那件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我对这种人的下场倒蛮有点兴趣的。”他说：“你想知道吗？”我说：“当然啦！那 天曹炳生好像只说了开头，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像听说书的人一样，听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就很想知道后来的结果怎么样了。”陈志皋说我打个电话问小曹就知道了。 没几天，他从曹炳生那里打听到了有关情况，立即告诉 我说：“唉！这家伙注定该死。原来抓住他的人，打电报给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说是已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蒋介石立即回电指示'就地正法’。审讯他的人接着打去第二个电报，说向忠发已自首投诚，并帮助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印刷所，还抓到了一些共党分子。还没等蒋介石的第二次回电指示，那收到蒋介石第一个电报的人，为了抢先邀功领赏，就马上将他执行枪决了。这种人真是活该要死的。” 我听了以后，表面上不动声色，装作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就再也没什么兴趣似的。心中却不禁十分高兴，因为向忠发既已叛变投敌，他受不了敌人的威胁利诱，肯定还会继续出卖党的机 密。他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党内的事差不多全都知道，对于这样的叛徒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如今敌人为了争功，抢先把他杀了，倒是帮我们堵住了这个大缺口。向忠发虽然出身于工人，但当了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后，生活日益腐化堕落，以致最后成了叛徒。 当时我还不明白其中的具体情由，后来听潘汉年说，组织上已经调査清楚，因为向不喜欢原配的“土”老婆（还为他生了个独生子的），在外面不三不四地跟别的女人搞上了不正当的姘居关系。那女人本是一个妓女，她在巡捕房里也交有朋友，于是被巡捕房里的人盯上了梢，还偷拍了她和向忠发在一起的照片。顾顺章叛变后，南京方面派人来缉捕共产党，一核对照片，就知道此人是共产党的一把手向忠发。因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他跟周恩来、李立三等著名的共产党人一起，在很多公开场合露过面，敌人是很容易得到他们的照片的。 自从得知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对在上海的所有地下组 织都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很多原先使用过的地方都转移搬了家。在很长时期内，中央对向忠发叛变之事一直未公开过。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谈及此事时，才点明了我的姓名和作用。1998年，在纪念百年恩来的电视剧中，恩来同志边理衣箱，边对邓大姐说：“黄慕兰来电话说，法捕房薛耕莘通知，向忠发被捕叛变了，我们必须立即转移。” 电视剧作者何以不提曹炳生的名字？估计是因为在抗战初期曹已被暗杀身亡，现在已很少人知道曹炳生夫妇了。而薛耕莘是继曹岗位的合作者，人还健在，现任上海文史馆研究员，也写过许多回忆文章。当年为纪念曹炳生，柳亚子和陈志皋等建立了炳生小学，由曹炳生的遗孀孙雪影任校长。 再说贺昌听了我的叙述后，很高兴地说：“怎么样，我 向中央保举的你和潘汉年没保错吧！你们两个人干得还不错嘛，刚开始工作不久，就立下了这样一件大功，真是首战报捷了！”我说：“是啊！恩来也表扬了你这位保举人呢！”他指示我要小心谨慎，要通过陈志皋经常注意巡捕房里的消息。 我还向贺昌汇报了营救关向应的工作进展情况，说陈老太爷已经打过电话，向那个赵法官催询此案的审理结果。法官回答说，实际上他已经决定无罪释放了，但与李犯（关向应被捕时用的假姓）同案的另一人的口供还有点出入，现在正在核对当中。陈老太爷问明了办此案的书记官姓李，有抽鸦片烟的嗜好，就叫陈志皋用他的名义，给那个李书记官送了四两最好的 “云土”（产于云南的质量最好的鸦片烟土）去。于是书记官看在陈老太爷的人情面子上，就把两人的口供改为完全一致了。我说：“看这情况，关向应同志很快就可以无条件地出狱了。”贺昌同志高兴地说：“这太好了，你又要建立一 大奇功了。 当晚我们依依惜别时，贺昌再三叮嘱，千万要小心隐蔽，并叫我不要为惜别而流泪。他说：“对革命伴侣来说，我 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组织的决定，调动离别是很平常的事，必须保持坚强的意志。何况你现在肩负的担子不轻，应该努力做好工作。” 又说，“我们必须经得起失败和挫折的考验，这是革命者应当具有的对党的忠诚和必胜的信念。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党的重托。关向应抢救出来后，还要继续营救其他被捕的同志。你这个岗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当为暂时分离过于牵挂而辜负了党的期望。我在苏区定会听到你频传捷报，等以后地下交通线的情况好转了，就会接你到苏区团聚的。我认为自己既然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就应该到下面去锻炼锻炼。也许到江西去跟毛泽东他们打游击，更会发挥我的特长。希望很快就能与你在中央苏区见面！” 我听他如此说，当然有道理，但惜别情浓，又怎能禁住泪洒双襟呢。他为我拭泪 说：“革命战士，流血不流泪。千万珍重，工作任务第一。你多营救同志，我争取早传捷报，人在万里心相连，为共同目标而奋斗。” 保持身心健康，是做好工作的唯一条件，也是精神安慰 的基本。贺昌的壮语豪情，是支持我战胜重重险阻的内心潜在力量。 呈德峰安排人护送贺昌去苏区之后，又过了些时，龙华监狱才通知陈志皋的律师事务所，说可以保释关向应出狱了。我跟陈志皋坐了小汽车去接关，因为我曾在龙华坐过牢，狱中有许多人都认识我，虽然化了装，还是怕被人认出来暴露了身份，所以我就没进去而在汽车里坐等。陈志皋办了手续、盖了图章后就把关向应同志保释出来了。 我因不知道司机可靠不可靠，在车子里，只向关介绍了此案的经办律师陈志皋，没多说别的话。关向应同志因为在狱中已经知道组织营救的情况，就连连向陈志皋说：“谢谢，谢谢！”车子一直开到早已订好房间的东方饭店，潘汉年替向应买好的里里外外的衣衫也已放在房内。陈志皋没有下车，在东方饭店门口就和我们分手了。 我等关向应洗澡、理发、打扮一新后，就陪他吃了午 饭，并跟旅馆结清了账。饭后又陪他到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买了毛巾、牙刷等日常用品，在公司里还楼上楼下故意兜了几个圈子，确定身后没有“尾巴”盯梢后，坐祥生公司出租汽车，一起回到我住的地方。 潘汉年同志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于是我们就对关向应详尽地讲了党中央部署营救他的全部情况，还讲了其中那段发现向忠发叛变的惊险插曲，幸亏敌人急于争功抢先把他枪毙了，所以他只领敌人破坏了红旗印刷所，还来不及供出关向应和其他被捕同志的真实身份，否则就危险了…… 向应同志非常激动地说：“慕兰，你真了不起，了不起！ 一出马就立了大功。”他还问起贺昌的情况，我说贺昌已到苏区去了。向应说，他也早已向党中央申请去苏区锻炼。经过一番长谈后，就彼此握手道别，互道千万珍重，后会有期！ 关向应由潘汉年接走，住到地下党的秘密招待所里，不 久就由吴德峰派人护送他去了湘鄂边苏区。他后来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长征途中，他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在陕北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后，曾先后任八路军一二O师政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届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小学语文课本上曾选用过一篇课文，记述了他在延安生病时毛泽东去医院看望他的情况。 吴德峰同志告诉我，关向应同志在病中还惦念着我，他知道我仍在坚持白区工作而向组织要求说：“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上一定要善待她呵！”我真是很感激他的。 我知道关向应和贺昌有着很深的革命友谊，但我对他个人的历史知道得并不多，好在他对 党的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已在党的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用不着我来多说。在大连已为关向应同志建立了铜像，是王震去参加典礼的。 1931年，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保护了中央首长的 安全和营救关向应出狱这两件事，是我自己和党的历史中都非常重要和值得回忆的。 我虽然受到党的领导的表扬和贺昌的鼓励，却并没有因 此而居功自傲。从此我决心进一步提高才干和斗争艺术，努力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名忠诚卫士。 初战告捷，使我深深体会到组织上和贺昌决定我不去苏 区，而是继续留在营救部长这个重要岗位上，是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和给予充分信任的，也体会到了在这一特殊的工作环境中，我确有用武之地，能够为党的工作做贡献。 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由于叛徒出卖党的机 密，使我党的工作处在十分艰难的险境。我作为一名共党员，按照党的需要，在营救工作中以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积极完成组织指派的任务，处处做有心人，在党的领导下忠心耿耿地当好特殊战线上的一名奇兵，是应尽的职责。 从1931年的这两件事来看，党组织对地下工作者是有领 导、有计划、有分工、有配合、有检査地综合使用，也更能说明恩来同志的英明预见性和指示的正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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