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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社会都面临着心理健康危机，生在中国的我们大多能感同身受。在这场危机之中，孩子们是更应该受到关注的群体，因为他们可能比成年人更加不具备应对能力。如果读懂王东岳先生的《物演通论》，应该不会对如今蔓延开来的心理健康危机感到过分惊讶，因为它正是万物演化发展的表象和贯彻，躲不了也逃不掉。《物演通论》，随着存在度地自发降低，必将导致存在者以“体质”求存转向为以“智质”求存，极致情况下从“实存”彻底转向为“虚存”。同时，存在度地自发降低，也导致精神（心理）振幅扩大，从而造成严重的精神（心理）动荡。人类做为一种存在者，自然摆脱不了物演规律，因此如今全世界的心理健康危机并不令人惊讶。甚至可以这样预测，心理健康危机将持续下去，蔓延到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心中，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愈发的严重（而非缓解）。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水深火热的生存境遇之中，因为理论告诉我们问题难以解决，特别是难以依靠导致这些问题的现有社会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来反过头解决问题本身。但是，我们短时间内又不得不继续依靠现有的科技和文化来来应对这一场心理健康危机，而不是放任它蔓延开去。因此，如今也有许多治疗或者说缓解心理健康危机的方法（主要是药物治疗、认知行为疗法、人际关系疗法等），正在世界各地尝试和实践着。也有许多应对孩子（青少年和儿童）心理健康危机的方法和实验，特别是让学校通过设置相关课程来参与抑郁症的预防工作。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方法大多并不治根，而是目前应对危机的权益之计。就如自然杂志《应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危机》文末所说：为了更普遍有效，预防抑郁症不应在增加对教师和孩子的要求上下功夫，而是更多地关注贫困、暴力、无家可归、粮食不安全和其他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一个孩子到校时没有吃早餐或无法使用 Wi-Fi，从而导致他们不能完成功课，那么学习有助于心理健康的心理技巧并不是真正的关键。也许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观察孩子们的适应能力，而是首先观察孩子们痛苦的原因。 下文是自然杂志于2022年8月24日刊登的《应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危机》的翻译稿，记录了在美国和英国的青少年与儿童的心健康危机现状，以及相关的应对实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在英国的 43 所学校中，一群青少年和儿童在练习“专注、活在当下并品味生活中的美好”。在持续 30 到 50 分钟的每周课程中，超过 3,600 名孩子通过这些教师主导的练习，以正念干预为基础，称为 .b 计划。它应该在每周十次的课程中帮助孩子们应对压力、神经和他们的担忧。但在干预一年后，实验中 11 至 14 岁的孩子在抑郁和幸福感方面的情况并没有比那些接受常规社会情感课程的人好。事实上，英国牛津大学的精神病学家 Willem Kuyken 说，有证据表明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孩子甚至可能会变得更糟。青少年心理健康已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建议对所有 8 至 18 岁的儿童进行焦虑筛查。随着心理健康问题的增长，科学家们正在寻求将预防作为解决年轻人抑郁症发病率上升的策略。研究人员表示，避免心理健康问题是可能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问题通常始于青春期。但是，随着旨在建立复原力的项目在学校中激增，像 Kuyken 这样的研究指出了这项任务的复杂性。数十年的研究描绘了一幅复杂的干预计划爆炸式前景，研究无法相互比较，结果相互矛盾——有些令人沮丧，有些则富有希望。总体而言，该研究表明，可能没有一种策略普适于所有儿童，但也强调需要更好地了解如何解决年轻人，尤其是女孩的滚雪球危机。Kuyken 说，在孩子们学习如何在世界上建立人际关系和发挥作用的时候，干预措施可能不得不将重点从学校转移到对心理健康造成压力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彻底重新思考我们如何看待促进年轻人的心理健康，”他说。“这不仅仅是预防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是为了让人们为生活做好准备。”英国剑桥大学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家 Tamsin Ford 说，直到 1990 年代中期，精神病学的普遍共识是抑郁症是一种仅在成人中发现的疾病。但此后很明显，青春期是心理健康的关键时期。Kuyken 说，虽然只有 3 岁的儿童也可以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但典型的发病是在青少年早期，这是一个大脑发育强烈的时期。研究表明，一半的精神健康障碍始于 14 岁，75% 始于 20 多岁。Kuyken 补充说，如果年轻人经历抑郁或焦虑，这通常表明他们可能会面临终生的症状挑战。
随着意识的提高，流行度也在提高（参见“令人不安的趋势”）。从 1995 年到 2014 年，在英格兰的 140,000 多名 4 至 24 岁的人群中，自我报告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比率从 0.8% 上升到 4.8% 。根据美国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最近对16.7万多名青少年收集的数据进行的分析，在2009年至2019年期间，美国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严重抑郁发作的人数从8.1%增加到15.8%。女孩尤其受到影响。在美国的研究中，少女的抑郁症发病率从 11.4% 上升到 23.4%——是男孩 3.7% 上升率的三倍多。在对英国 26,885 名 11 至 14 岁学生的代表性调查中，多达三分之一的人报告了严重的抑郁症状。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临床心理学家Sylia Wilson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仍然不完全清楚，他与人合著了一篇关于美国研究的评论。COVID-19 大流行给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根据 2021 年的一项研究，仅在美国，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就有超过 140,000 名 18 岁以下的儿童因 COVID-19 失去了父母或照顾者。封锁导致孤立和家庭冲突。根据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局的一份报告，在 5 至 16 岁的青少年中，可能的心理健康状况从 2017 年的不到 11% 上升到 2020 年 7 月的 16%。在 12 项纵向研究中来自美国、荷兰和秘鲁的研究人员发现，2020 年青少年的抑郁症状会适度增加，在最严格的封锁限制下生活的人的结果最差。在某些地方，研究人员才刚刚开始记录年轻人的抑郁症和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以及流行病、战争和其他创伤性世界事件如何影响这个年龄段的心理健康。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家 Fadi Maalouf 和他的团队将抑郁症标准筛查问卷翻译并验证为阿拉伯语。Maalouf 和他的同事随后使用该工具对 1,500 多名 5 至 18 岁儿童的全国代表性样本进行了调查10。该组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至少患有一种精神疾病——这一比例高于尼泊尔（19%）和德国（14.5%）等多个国家的其他研究发现的比例。6% 的参与者出现抑郁症，23% 的参与者出现焦虑。该研究结果首次记录了黎巴嫩年轻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普遍性，并为了解创伤事件如何影响世界青年提供了见解。2020 年 8 月，贝鲁特港发生灾难性爆炸，造成 200 多人死亡、约 1,000 名儿童受伤和 30 万人流离失所，几个月后，Maalouf和他的同事调查了大约 800 名 8 至 17 岁儿童的父母，他们都因此事件受到了影响。三分之一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是正常背景率的五倍，其中包括已经遭受大流行的人。近三分之二的人有焦虑症状，几乎是典型比例的三倍；52% 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呈阳性，是未受爆炸影响的儿童的两倍多。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青少年健康中心主任 Tamar Mendelson 说，一旦孩子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治疗方案就已经确定。首选的一线心理社会疗法是认知行为疗法和人际关系疗法。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的一类抗抑郁药，尽管被担心它们可能会引起自杀念头，但已被证明对青少年有帮助；一些 SSRI 被批准用于儿科患者。其他选择，取决于症状的严重程度以及一个人的抑郁症是否对其他治疗有抵抗性，包括三环类抗抑郁药、电击疗法和体育锻炼。Mendelson说，尽管治疗途径多种多样，但美国 60% 的抑郁症年轻人根本没有接受任何心理健康治疗。即使在获得心理保健服务最好的州，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也没有接受治疗。在获得治疗最差的德克萨斯州，近四分之三的患有抑郁症的年轻人没有得到帮助。Maalouf 说，无法获得治疗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某些地方，这种差距是极端的。根据一项在黎巴嫩的研究，只有 5% 的抑郁症儿童寻求专业治疗。
Kuyken 说，鉴于有很多年轻人在心理健康方面苦苦挣扎，以及很少有人能够获得昂贵且耗时地治疗，学校已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干预目标。从理论上讲，在他们花费大量时间的地方帮助孩子们可以大大解决问题。
尽管有理由认为预防计划可以在学校里发挥作用，但研究表明，青少年从诊所或其他医疗机构中的预防计划中受益最多。在一项针对 316 名青少年的多地点研究中，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 Judy Garber 和她的同事发现，参加为期 8 周的 90 分钟小组会议的青少年抑郁率较低。当研究人员在六年后跟进时，这些好处仍然存在。美国研究人员 Deanna Barch（左）和 Joan Luby 检查大脑灰质图像。单位：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但是，当涉及到以学校为基础的项目时，结果是喜忧参半的，特别是对于试图向所有儿童教授情绪应对技能的通用方法。2016 年发表的最新的基于心理治疗的预防项目的 Cochrane 评价包括 83 项主要在学校环境中进行的试验，审查发现没有证据表明通用方法可以降低年轻人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的机会。有针对性的方法的结果略好一些，这些方法仅针对父母患有抑郁症或因其他原因而处于危险之中的儿童，或者针对那些表现出行为或心理健康问题迹象的儿童。但试验通常没有对照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证据不足以证明推荐这些项目。从那时起，关于特定干预措施如何对具有各种心理健康状况的某些人群有用的研究已经开始归零。Mendelson研究了一种称为 RAP 俱乐部的干预措施，该方法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为弱势社区服务的学校中结合了正念和认知行为策略。在一项研究中，两所学校的 12 至 15 岁的小组参加了 12 次课程，其中包括诸如摇晃一瓶碳酸饮料然后打开它以说明情绪爆发的感觉（在活动开始之前穿上防水雨衣）。在未发表的数据中，Mendelson和她的同事发现，四个月后，参加过该项目的学生的创伤症状更少，并且在应对压力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Mendelson承认，说唱俱乐部并没有立即对抑郁或焦虑症状产生影响。但是，当研究结束几年后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时，研究人员再次检查，根据尚未公布的数据，他们发现完成该项目的学生的焦虑率低于未完成项目的学生，并有减少抑郁的趋势。在多个国家的研究中还出现了其他有希望的结果。例如，挪威的研究人员向 800 多名年龄在 8 至 12 岁的学生提供了一项策略，该策略向 8 至 12 岁的学生教授情绪调节和其他技能，这些学生在筛查测试中被标记为抑郁和焦虑症状升高。与未参加该计划的对照组学生相比，接受干预（称为 EMOTION）的学生症状减少几乎是对照组的两倍。在黎巴嫩，Maalouf 和他的同事测试了 FRIENDS 计划，这是一种在澳大利亚开发的弹性课程，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技术来预防焦虑和抑郁。作为随机试验的一部分，他们将程序翻译成阿拉伯语，然后将其交付给贝鲁特 10 所学校的 280 名 11 至 13 岁的学生。在超过 3 个月的课堂上进行了 10 节课后，与对照组相比，接受干预的儿童的抑郁和情绪症状有所改善。女孩的焦虑也有所减轻。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但研究继续表明需要更好的数据。2021 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预防干预措施可以在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环境中成功实施——但需要进行更多精心设计的研究，然后才能获得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来为所有人推荐普遍的预防计划。细微差别很丰富。尽管 Kuyken 的大型英国正念研究发现对儿童没有任何好处，但教师们报告说，在接受培训后，倦怠程度较低。拥有最擅长领导该项目的老师的学生更有可能做这些练习。参与的教师报告说学校气氛有所改善，其中包括尊重的气氛。在学校学习（心理健康危机）预防很复杂的原因有很多。学校是多变的环境。研究通常很小，缺乏对照组，并且只包括短期随访。Garber 补充说，抑郁症本身就是一种异质的情况。孩子们参与集体活动的意愿可能会有所不同。也很难衡量预防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当一个项目可能有短期收益但不会永远持续的时候。Garber将预防计划与需要加强注射的疫苗进行比较，因为儿童在一生中都会面临新的压力源。“如果你要预防抑郁症，你必须学会我们试图教给人们的这些技能，但这不是一次性的事情，”她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儿童精神病学家Joan Luby说，随着多项研究的进行，更多的答案应该正在路上。研究人员最终可能会发现干预需要更早开始。在与幼儿的合作中，Luby 和她的同事将通常用作治疗的互动亲子疗法修改为针对学龄前儿童的预防性干预措施，并在整个大流行期间由 Zoom 提供。他们计划在圣路易斯地区的初级保健办公室和学校中将该计划作为抑郁症预防策略进行测试。目标是解决“在生命早期以健康的方式发展情绪，教孩子学会从事件中体验快乐，学会维持这些积极情绪，学会调节消极情绪，学会不选择性地关注消极情绪”，Luby说，实现这些目标“可能会将发展轨迹设定在更健康的道路上”，她补充说：“但我们仍然必须证明这一点”。为了更普遍有效，预防抑郁症不应在增加对教师和孩子的要求上下功夫，而是更多地关注贫困、暴力、无家可归、粮食不安全和其他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结构性问题。“我们一眼能看到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解决方案，”Kuyken 说。“但如果一个孩子到校时没有吃早餐或无法使用 Wi-Fi，从而导致他们不能完成功课，那么学习有助于心理健康的心理技巧并不是真正的关键。也许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观察孩子们的适应能力，而是首先观察孩子们痛苦的原因。”Nature 608 , S39-S41 (2022)，文中相关实验报告链接见DOI原文。DOI：https:///10.1038/d41586-022-02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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