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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标，原名俞善明，1950年因工作出色进入中南海工作，先后担任过治安员和会议警卫等职务，后来有幸去周总理身边学习、工作长达6年，那一段日子是他最难忘的时光。 下面的故事，大部分来自于他担任周总理警卫员期间，对周总理的回忆，其中吐露了许多总理一些不为人知的日常，惹人泪目。 一、初到紫光阁俞标在中南海工作的6年时间里，有一半的时间是担任会议警卫，他对紫光阁有非常深刻的情感。 紫光阁是中南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周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所，由于当时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都未修建，所以它也是国家重大会议召开的地方。  图|紫光阁 因此紫光阁的使用频率以及使用面，都比后来完工的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高出很多。解放初期，紫光阁同中南海其他房舍一样年久失修，为此1951年间曾经进行过一次大修。 大修工程由当时的中南建筑公司承担，他们邀集了京都有名的古建筑专家和技师，集思广益、精诚合作。经过大约半年的紧张施工，紫光阁原来的金碧辉煌、富贵之气都再次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这次修缮保持了建筑原有古色古香的民族风格。 例如紫光阁正门上方，仍挂着“紫光阁”金字直匾，这是中南海唯一的一块直匾，令此阁与众不同，极有特色，引人注目。 紫光阁的修缮工作进行过程中，周总理和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多次来到施工现场亲临视察领导。 有一回，陈毅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对阁殿东西廊壁上，原来镶嵌着的一百来块石碑，逐块进行了仔细推敲，然后命俞标详细记下哪几块应予保留，说这是有很高文史价值的，其他碑文则可予以涂抹。俞标深知这一指示的分量，便认真照办了。 当时政务院的小礼堂经常举行会议或者演出活动，紫光阁是演出前和演出间隙，首长休息的地方。 每周五，周总理只要没什么其他活动安排，他都要找政务院会议厅主持政务会议，简称例会。每次例会，俞标都是以警卫员的身份在外面站岗，所以他才能够对每天会议的参加人数，以及总理的日常有所了解。 二、周总理鼓励俞标“挡车”1950年12月1日，为了提高保密性，保证领导人的生命安全，中南海开始使用全新的出入证，也就意味持有旧出入证的人员，不再允许进入中南海。 俞标是这个新规定的执行者，一天，他在蜈蚣桥检查站执勤。下午4点半左右，下一班警卫即将前来换岗，突然，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从远处快速驶来，到达俞标所在的执勤点。 俞标按照惯例向司机敬了个礼，并将车子拦下来，例行检查，他让司机摇开车窗，把出入证交给自己检查一下，令他惊奇的是，司机使用的出入证刚刚过期作废。 这一疑点，顿时引起了俞标的高度警惕，他决定对车内的乘客作进一步检查，他对司机说：“请您和您的乘客下车接受审查。” 这一情况被站在桥西头交通哨岗的老交警发现了，他迅即跑步过桥对俞标小声说道：“快让放他们过去，里面不是别人，是周总理和他的秘书，他们有要事处理。” 俞标将信将疑，连忙弯腰朝车内望了望，透过淡黄色的防弹玻璃定睛一看，果然发现车内坐着的，竟然真的是周总理和他的行政秘书何谦同志。俞标抱歉地朝周总理鞠了一躬，将手一横，示意其他警卫赶紧给轿车放行。 显然，这一“挡车”过程，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事故”。 根据警卫员管理的相关规定，警卫处的执勤人员或者哨兵，都必须对中央领导的专车牌照和特征牢记在心，任何时候都必须迅速放行。对领导来说，随意“挡车”会给领导带来安全风险，同时也会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 俞标刚才犯下的“挡车”事故，至少耽误了到处奔波的周总理5分钟时间，属于一次严重的违纪行为。事后，俞标立即向警卫处负责人和中南海治安所，就事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作了深刻反省。  图|俞标（前排左一）与其他人的合影 交班后，俞标回到宿舍，无心去食堂吃饭，他心事重重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反思自己的过错。他念叨着：“我怎么就这么没用了，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在进入中南海执勤的第一天就出错，挡住的还是周总理的车。”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错是自己犯的，俞标只能勇于承认错误，听候上面的批评与处分了。他开始分析自己这次犯错的原因：平常业务不精，学习也不认真；再就是思想麻痹、大意，忘记了平时进出都走西门和北门的周总理，竟然有一天会从东门走蜈蚣桥，所以才造成了处理的不当…… 第二天傍晚，治安科陈群海科长，果然找俞标谈话了。经过昨晚的反思，他已经做好了接受处分下达的思想准备。可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陈科长竟然是带着笑容接待他的，还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微笑着说：“小俞，你干得不错，周总理说，要表扬你，你坚持警卫原则，应该给予表扬。” 俞标一脸惊讶听着陈科长讲话，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陈科长补充道：“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有一次召开中央人民委员会，伟大的列宁同志走到会场门口时，才发现自己竟然忘记带开会的凭证了，他也被哨兵拦了下来，进不了会场。事后，列宁没有生气，也说这名战士做得很不错，要给予表扬。” 俞标听完，转忧为喜，感动得热泪盈眶，自从“事故”发生后，他就一直惴惴不安，沉重的心情压得他喘不过气，现在总算如释重负、烟消云散了。不仅如此，他还感觉自己身边有一股暖流在流淌。 周总理的表扬，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一次严厉的鞭策。俞标从中吸取了教训，从此虚心学习警务员法则，熟记毛主席、刘副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等人乘坐专车的车牌号、颜色和特征，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低级的错误了。 三、周总理处理政务的日常1952年，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乱象，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三反”针对党政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五反”针对的是工商从业者。 时任中央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受到运动的感召，主动将家里藏着的三公斤黄金主动上交给周总理，要求总理帮忙移交国库，被周总理婉言谢绝了。 不料几天后，傅作义每天从居住地“小红楼”通勤上班和开会都不再坐轿车，改乘三轮车了。 针对这一情况，周总理在政务院全体会议上，当面向傅作义诚恳指出：“请傅将军千万不要误解这次运动的真正意义。如果你出入坐三轮车，俞标他们该如何保证你的安全？乘轿车与反浪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傅将军请自重，不要再发生坐三轮车的事了！”  图|傅作义 傅作义虚心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是我做得太过了，我诚恳接受周总理的批评。” 建国初期，有关部门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草拟了一个新建政务大厦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把中南海以西到西单街以东都纳入了筹建范围。周总理将该方案在一次政务全体会议上进行审议，经过各方深入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这一方案不切实际，建议暂缓实施。 周总理在会议结束作总结时，反复强调“三年恢复，十年建设”的指导方针，并指出：“现在国家不富裕，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自然灾害频发，需要我们继续秉承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建设政务大厦的项目，目前是不可行的。” 这次政务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对到会的每个高级干部也是一次生动的实例教育。据说毛主席后来也说过：“这样的项目我们无权批，让人民去审批吧！” 因为国家生产力低下，国家大部分机构实行的是供给制。有一次，周总理在政务院会议厅吃工作餐。他将俞标叫到餐桌前，询问他：“小俞同志，我问你，每桌的伙食费开支大概是多少钱呢？” 俞标不负责管理餐饮，他立即跑去询问膳食科长，之后又跑回来向周总理汇报，说：“总理，我了解到了，每桌大概30万元（旧币）。” 周总理陷入沉思，说：“这么多钱吗？我提议将每桌的费用压缩到18万元。” 从此，政务会议人员的伙食标准一下子降低了40%。 1953年10月，政务院会议决定，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个政策从起草到正式颁布实施的全过程，都属于绝密级别的国家机密，可是不幸泄了密。香港报纸抢先刊登了一则《中共即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报道。 中南海对此事引起了高度重视，立即下令彻查泄密事件的根源。会议期间，只有两个执勤人员，一位是俞标，另一位是一名女招待员。有关领导连续多次找俞标谈话，每次都只问了一句话：“是否有意无意，向别人谈起过这件事？” 俞标坚决否认：“领导，我绝对没有泄密！” 俞标被暂时停职调查，几天后，他接到通知，他的嫌疑解除了。一位领导对他说：“好了，问题已经查清，是机要处所属的印刷厂一名工人泄露了机密，被国民党特务钻了空子窃取了情报。” 俞标总算放下心来，长舒了一口气，他从这件事亲身经历的事件上，深深体会到了党和国家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四、周总理：西花厅的修缮要注意节约 图|周总理夫妇 西花厅，因周总理夫妇在这里居住过26年闻名于世。 西花厅，原名西华厅，和中南海的东八所和西八所相互对称一样，与它对称分布的还有一个东华厅。 西花厅偏居于中南海西北角，是一座年久失修的独栋式老宅院，灰色条瓦，方砖铺地，斑驳陆离，阴暗潮湿。由此可见，它是一座既不利于休息，更不利于防范的嘈杂院落。 俞标第一次踏入西花厅，就是受到上级命令，负责想方设法减轻噪音对西花厅的干扰。西花厅西北两面分别是府佑街和文景街，日夜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是噪声的主要来源之一。 经过观察，俞标发现文景街某单位里面安装的高音喇叭，对周总理的工作和休息影响最大，他认为这个喇叭完全可以关小一点。于是，他拿着中央办公厅开具的介绍信，向该单位的领导简单说明了来意，对方感到比较愧疚，表示会立刻整改，最终他们改善了音响装置。 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俞标继续前往府佑街挨家挨户走访。事后，向北京市委提交了一份，关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对部分居民进行搬迁的提案。市委高度重视这份提案，立即着手改善了西花厅周边的环境。 周总理一生勤俭节约、心系人民。1954年，他的警卫员围着西花厅转了几圈，发现房子经过雨水多年的侵蚀，非常潮湿，急需维修，否则会有倒塌的风险。 为了保护周总理的安全，他的警卫员俞标提出对西花厅进行大翻修，可周总理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生产都需要钱，没必要将财政浪费在这样的小事上，他不同意维修，甚至连破了洞的地毯都不同意换掉。 周总理说：“俞标同志，没必要的，真没必要的，浪费钱。” 俞标和其他警卫员挨个劝说总理：“总理，房子太潮，而且又有虫蛀，虽然倒塌的风险不大，但对您的身体不好，您不是总说腰疼吗？我们猜就是长期住在这样的环境下造成的。” 周总理看着他们，沉思了好久，才笑着说道：“好吧，办公室里铺地毯，客人来了也好受一点，我的卧室不要铺。” 由于地面太过潮湿，办公室地面铺的地毯都长了虫子，周总理经常腿疼。何谦秘书看着十分心疼，跟邓大姐（邓颖超）商量后，又向周总理提议：“房子常年没修缮，我担心房梁倒下，造成财产损失。” 周总理抬头看着被虫子蛀空的房梁，点点头说：“你说得没错，正常维修是必须的，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吧，我有一点要求，就是要注意节约。” 何秘书说：“那我就选在您外出工作的时候，安排工人维修吧！”  图|周总理 1954年4月下旬，周总理带着陈毅和其他代表团成员，前往日内瓦参加会议。趁周总理出国访问之际，有关部门决定对西花厅进行简单修缮。 修缮工作由何谦负责，因为修房的工人每天都必须出入中南海，警卫处被派到西花厅配合何秘书负责安保工作，俞标就是负责人之一。修缮工人都是由俞标亲自到中南建筑公司，通过政审筛选过来的，工人每天上下班出入西花厅和政务院西门都是他负责接送。 为了在周总理回国前完成修缮，工人加班加点，只用了20多天就完成了任务。经过这一番检修，西花厅比以前要明亮、干燥、整洁多了。 根据日内瓦会议的统一安排，6月底会议暂休，期间周总理回到北京，当时修缮工作已经结束。他仔细打量了修缮后的房子，说：“为什么要将原来的窗帘换掉，换上新的窗帘呢？原来的，不是好好的嘛，还是可以用的嘛！这是谁提的主意？” 一旁的何谦回答：“是我擅作主张提的主意。” 俞标附和道：“不，是我们一起想的主意。” 周总理严肃地说：“我要求你们换回原来的窗帘，新的窗帘，你们自己处理。” 何谦只能按照周总理的意思，将原来的窗帘重新安了回去。 西花厅分为前后两院，前院前厅是周总理会客或接待外宾的地方，后院是办公和住宿的地方，两院由长廊相连，长廊中间有一个亭子。周总理的养女孙维世和侄女周秉德是西花厅的常客。 周总理为什么会选择住在一个嘈杂，同时又破旧不堪的院子里呢？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西花厅，顾名思义，是一个绿化面积非常大的院子。这里的花，品种多，环境优美，比中南海其他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花让西花厅显得没那么简陋了。周总理最喜爱的海棠花，在这里开得尤其好。每年5月，海棠花盛放的时节，周总理都会邀请外宾和好友，共赏海棠，留影纪念。 1954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邓大姐特地托人给总理送去了一朵海棠花，可见总理对海棠花的喜爱。 第二个原因是俞标以旁观者的身份总结的，他认为总理从来都是坚守“方便留给他人，麻烦留给自己”的原则，所以他负责中南海住房分配时，主动选择了环境较差的西花厅，体现了他先人后己的无私崇高品德。 五、周总理亲自下厨做“红烧狮子头” 图|周总理 1952年7月9日，是周总理的六伯父周嵩尧的生日。总理邀请在北京的亲属，包括侄儿、侄女在内共10多人，齐聚西花厅共同为老人家祝寿。 周总理夫妇带头向六伯父敬酒，祝他生日快乐，同时还要求侄儿、侄女多抽空陪一陪老人家，让他的晚年不再寂寞。 席间，周总理亲自下厨，做了一道自己的拿手好菜——红烧狮子头。由于周总理的手艺很好，做出来的狮子头特别好吃，孩子都抢着吃。六伯父周嵩尧吃完，从里面尝到了家乡的味道，思乡之情涌上心头。 周总理的侄孙是那场寿宴的参与者之一，几十年过去了，他依旧清晰记得当时的场景：“七爷爷（周总理）的'狮子头’做得太好吃了，直到现在我都还在怀念那个味道。” 实际上，周总理第一次亲手做“红烧狮子头”，还是在1941年11月下旬。当时，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在重庆的民主人士心里都堵得慌，为了让大家高兴起来，他提出用话剧来活跃气氛。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邀请重庆文艺界的朋友，去曾家岩周公馆吃饭，他说：“无论是谁，只要不是坏人，都欢迎来周公馆吃饭。” 消息传开后，无论是被邀请的，还是没有被邀请的，得知消息后，都赶到周公馆，将楼下的四间房和一个小天井挤得满满当当。开饭后，碗筷都不够了，但大家都无所谓，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十分和谐。 周恩来出来见了一下客人后，便回到厨房，亲自为大家做狮子头。因为是他亲手做的，菜刚上桌，大家几筷子就给夹完了。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组长的徐冰，回忆道：“周总理在重庆周公馆做的'红烧狮子头’，让人终身难忘。”  图|周总理 周总理一生无儿无女，为新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都是总理的子孙。 谨以此文向周总理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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