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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恒昌摄 在前面“征派”部分，已经记述了明政府漕粮运费的征收数量和征收办法，但随着漕政腐败，漕粮沿途费用越来越多，粮户负担越来越重。明政府以及各州县，常常在加耗以外，以各种名目加收耗米。这种情况统称为“耗外加耗”。 成化十一年（1475），户部以“贴补”运军沿途盘剥雇车费用为由，规定“暂加耗米七升”[1]。这项临时增加的“贴补”在原有费用之外，因此属于“耗外加耗”。成化十三年（1477）有所谓“鼠耗米”的加征，理由是漕粮运到北京、通州才算完成，沿途被老鼠损耗的部分，粮户必须先行拿出来，以作为损耗的一种补偿。按户部的规定，每正粮1石“正兑”加“鼠耗米”7升，“改兑”加4升，海运的漕粮每石加6升。1石漕粮，准备被老鼠“消费”的就有7升、4升、6升，什么样的老鼠能有这样大的胃口呢！ 弘治七年（1494），户部临时加征耗米5升，其理由是在遇到米价低廉时，供运军沿途以耗米换银会有亏损，所以要加征耗米“以恤其苦”[2]。运军“苦”，那么，为运军提供粮食的农民“苦”与不“苦”呢！况且，运军的“苦”从何而来！对于沿途各级官吏、管理闸坝的吏役千方百计盘剥运军，使其陷入窘困境地，明政府没有理会，当然，明政府也没有能力整肃吏治，从根本上解决运军的困境，而只能搜刮农民。次年，“依照水瓢画葫芦”，兑军漕粮“请如上年（每石）加耗米五升”。这一次连起码的理由也没有提出。弘治十二年（1499），漕运总督以运军“军士实困苦”为由，请准下年“兑、改粮米每石暂加耗三升，以苏军困”。十四年（1501），又加派一项“免晒米”，理由是每年“夏秋多雨”，京仓“不得收受”，准将兑运京仓米58万石改于通仓上纳，“每石除正耗外加免晒米四升”。其后，又加派一项“变易米”，理由是“正兑”漕粮有“两尖米”，即在收粮时有两次斛面要冒尖收受，因此通常加耗一斗，而“改兑”漕粮没有“尖米”，只加耗五升，因此准许改兑漕粮除正耗外，“例加”变易米二升折银，称“二升易米银”，作为运军沿途盘剥使费。弘治十八年（1505），又有“折席银”的加派。正德七年（1512），临时加征一项“蒸润米”[3]。理由是漕粮含水量过大，晾晒后会有所损耗，于是每石要加征5升。其后，又由于“有司因缘为奸”，取消了这项加耗。正德十六年（1521），湖广、江西、浙江及南直隶府州加派一项“脚价米”，每石加耗一斗，缴纳本色、折银均可。 嘉靖二十六年（1547），江南地区加收一项“过坝旱脚银”，“每石量加（银）一分，以为过坝旱脚并帮修什物之用”。到了万历二年（1574），这项过坝旱脚银由漕司衙门每年“查明造册送部查考”[4]，请读者注意：前面几项临时性的派征，到此却变成了明政府固定的收入项目。万历中期，浙江省嘉兴、湖州等府又有所谓“截贴”或“截费”项目的加征。理由是由于“春雨连绵”，“粮米浥烂”，因此在漕粮中“每正耗米百石外，再加四石免其晒干，又加四石免其晒扬，另加尖米一石八斗，合共征九石八斗，是为私贴”。这项加征显然又是“耗外加耗”，每百石正额漕粮就要加征9.8石，已接近十分之一。因属运军“私勒浮加之米”，故名为“截贴”或“截费”。这项私自征收的费用，直到崇祯末期仍在折银征收。 明中叶以后，明政府对有漕省份加紧搜刮，漕粮运费的加派一而再、再而三，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某地新立一个名目，其他州县争相仿效普遍加征的局面。这种状况，活生生地勾画出了封建社会残酷剥削的真实状况，也为“竭泽而渔”、“敲骨吸髓”这一类词语作出了鲜活地注释。
任恒昌摄 根据暨南大学鲍彦邦教授的研究，除了上述名目的加征之外，散见于明代文献的运费加耗项目列表如下： 明代加耗名目一览表[5]
以上共5项42种，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重复加征。如供沿途盘剥车船的过江米、脚价米、船钱米等，还有助役补贴的贴夫米、贴役米、加贴米等；二是自相矛盾。如防耗防湿的筛扬米、免筛扬米、湿润米、蒸湿米、润耗米等；三是巧立名目。如两尖米、鼠耗米、蒸湿米、截贴（截银）等。各级官府想方设法，上下其手，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以各种名目对农民进行搜刮，粮户的实际负担自然比官方公布的数字多很多了。 在漕粮征收过程中，各地还以“额规常例”的名目向农民摊派钱粮。所谓“常例”，就是派遣到州县的公差公开索要的钱粮。这笔费用没有一定标准，通常情况是以州县的大小、漕粮正额的数量，来确定“常例”的多少。多者五六十两，少者二三十两。稍不遂意，公差即“炰烋（bāoxīɑo，张狂的样子）横肆，怒呵詈（Lì，骂）辱”。差役下派到州县，关心的只是自己索要的“常例”能不能如愿，至于漕粮能否收齐，则全然不问[6]。州县官吏为讨好上司，同时也为了中饱私囊，趁机对农民敲诈勒索。 官府敲诈粮户的手段有很多种，例如在征收漕粮的过程中，道府官吏随意指定州县交纳的本色与折色的比例，“有本色而责其折色（交银）”，粮户“只得半价求售”；或“有银而（交）本色”，粮户又被迫举债买粮。无形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据《崇祯壬午疏钞·除清漕弊疏》记载，山东州县掌印官纵容吏役在收粮时“擅用私斗勒余米，派使费”，沂州各县“每漕米一石多收五六斗不等”，甚至“多收至一二石不等”。如此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常常导致贫弱粮户倾家荡产。 对于粮户的实际支出情况，根据《明宣宗实录》、《漕运通志》、《明史》、《明经世文编》等文献所提供的资料绘出下表，实际费用按漕粮正额1石计算。 明代东南各地漕粮运费的实际负担表[7]
上表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明代东南地区漕粮的运费负担是十分苛重的。宣德年间（1426—1435）每石正粮的运费负担在2至3石，嘉靖、万历（1522—1620）以后增加4至5石以上。若以每石平均运费3至4石推算，每年漕粮正额400万石，仅运费一项，东南地区就要付出1200万至1600万石。体现了明代对东南农民的掠夺，具有最集中、最苛重的特点。二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各级官府的搜刮。《明经世文编》所载的正统年间户部报告中说，在洪武朝（1368—1398），夏秋两税只收正粮。从宣德年间（1426—1435）起，漕粮由运军运往北京，根据距离远近，每石正粮加征耗米二三斗。到了现在，每石正粮的耗米已经增加到了六七斗。在征收时，官吏、粮里又索要费用，每石最多加至三四斗，而且都是“淋尖”[8]收受。这样，正粮一石粮户通常要交二石二三斗[9]。再就是豪强大户贿赂官吏，极力逃避漕粮运费负担，而将这一份负担转嫁到一般粮户身上。“耗外加耗”的出现，充分展示了明代漕政的黑暗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掠夺性质。
任恒昌摄 [1] 《明宪宗实录·卷145》成化十一年九月辛未：“军士运粮，近例每石有耗米七升，以备盘剥雇值之用”。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3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 《明孝宗实录·卷95》，弘治七年十二月甲子：“令兑运、改兑皆加耗五升”。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3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3] 《明武宗实录·卷95》，正德七年十二月辛亥：“近例兑军米每石别加五升，以备蒸润耗损”。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3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4] 王在晋《通漕类编·卷三》。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3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5]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3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6] 《崇祯壬午书钞·王永吉：清除弊政疏》：“一到州县，止知计算饭银，逼索差钱，漕米完欠，全然不问。前差甫去，后差复来”。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5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7]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3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8] 所谓“淋尖”，即指“一尖”。明清两代所使用“斛”截面呈梯形，底宽上窄。吏胥收粮时为了多收，往往用米将斛体埋起来，称为“尖”。文中“一尖一平”即指一斛冒尖，一斛平面。 [9] 《明英宗实录·卷154》正统十二年五月丙午：“洪武时夏秋二税但输正耗，后因（宣德年间）兑军运至京师，乃量地远近每石耗米（运费）增二三斗，今增至六七斗之上。其收纳也，官吏、粮里又索费用，米多者至三四斗，且俱淋尖收之。计纳正税（漕粮）一石，通用二石二三斗”。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3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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