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斯大林模式与托洛茨基模式两者的政治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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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政治斗争在今天，已然随着逝去的苏联残片而永远得埋葬在历史的尘土中。然而，撅开这片尘土中的个人恩怨也好，政权争夺也罢，我们可以发现深埋在这片尘土下的一份珍贵政治遗产。这是一份同出自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分线斗争，是两种模式在政治路线上的各自利弊权衡。以下，让我们擦去尘土的朦胧，探讨一番斯大林模式与托洛茨基模式之间各自的利弊。

§ Stalin's poli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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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模式其实是“一国建成论”的某种威权主义版本。虽然斯大林的确依靠超工业化完成了苏联的军工迭代（不过令人唏嘘的是，利用剪刀差来完成超工业化本身却是托洛茨基的主张），加之其领导下的发达军工体系和军事垂直系统，以及国家主义的凝结，在当时的历史视域内几乎是以不可能的视角完成了对纳粹德国的军事反击和政治解构。

     但是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政权的“苏联中心论”也充分暴露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即在苏联国内容易形成日渐壮大的官僚机器，在共产国际上则容易形成对他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威权压迫，导致国际共运被迫处于低谷，遏制了世界黄金历史的发展期。不过，介于当时的二战实际情况，纳粹德国对苏联施加的压力的确很大，所以“苏联中心论”在战略意义上是有价值的，但仅仅是战略意义上，而不该僭越到对他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政治控制。

     并且，在斯大林模式的权力集中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机器官僚化也构成了一种否定性镜像产物——即社会主义的政治通道本身为控制资本系统所对民众权力进行的集中却在政治通道的十字路口处形成了灰色地带，社会位面上权力的熵增以及国家机器内权力的僭越屡屡产生，形成一整套社会上层建筑的官僚威权系统。斯大林曾经借党争威权所塑造的政治权位也在此之中被逐级架空，最终在战后重组的政治局势内形成了官僚联合资本的僭越可能。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政局重组中，赫鲁晓夫的登台及其对于斯大林的全面否定、在政治上对苏联党性的挑衅篡改、在经济上施行的修正主义改革也都无疑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 Trotsky's poli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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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欲图借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苏俄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条件的不断革命论，笔者认为其实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是有失偏颇的，尽管这个理论似乎在今天更新了它的历史否定性价值。在当时，一战方歇，二战正在各种国际政治重组以及经济危机的惯性冲击中埋下危险的种子。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消耗已经在前革命时代被反动势力摧折得疲惫不堪的革命有生力量，且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仅仅是战略意义上的中心）的情况下，去贸然推进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不加紧对苏联本身的工业化建设和战争防御工事，其实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小资狂热体现，最终很可能不但无法推进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还会导致苏联被纳粹德国的钢铁洪流撕碎，致使国际共运当时唯一的战略中心也彻底陨灭，从此陷入更加长期的国际共运低谷。

     并且，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依靠先进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来为苏俄提供物质条件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时西欧先进国家军工系统的“工业魅力”和对其军工系统的暴力拆解转移欲望或许冲昏了他的头脑，导致他忽视了西欧资本主义帝国对无产阶级更强效的军事威压和经济控制，从而导致西欧国家在短期内（一战到二战的过渡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可操作性很低，即使是在苏俄武装力量的加持下（并且苏俄的新生武装力量在帝国主义面前本就十分渺小）。

     但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其实在一个长期的并且一定程度上进步的历史视角上而言，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例如他从否定性的维度上尖锐得刺中了“苏联中心论”的弊端，预言了苏联内部的官僚机器日益壮大以至最终形成权力机关对自己的政治否定和经济否定。以及托洛茨基的前革命记忆对于现代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帝国艰难后革命时代的一种历史惯性，或许都值得我们深思。正如斯大林模式的威权中心论和超工业记忆所带给世界无产阶级以及后冷战时代的历史惯性，也都值得我们深思那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