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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下限”和“上限”

 欢欢乐乐505 2022-08-30 发布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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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幸福很简单,长大了简单很幸福。

史前社会人们以狩猎为生,由于没有保存的条件,那时候打来的猎物必须要马上吃掉,否则只能任其腐烂,所以那时人的欲望和物质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

那时,解决温饱问题,不被野兽吃掉,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就是首要目标。

随着进入农耕文明,种植、养殖技术不断进步,剩余财富不断增加,才有了交换、分配和交易,当然恩怨情仇也就随之而来。

从此,追求生存还是追求快乐,成了一个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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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并不复杂。

比如“吃”,一个人能吃多少?撑死了最多一两公斤。扶着墙进餐厅吃一顿顶级自助餐,扶着墙出来的时候,感受到的未必是满足,反而是负担、痛苦和自责。很多人还没有富贵,却有了“富贵病”,口腹之欲已成了“甜蜜的烦恼”。

“喝”也一样,5块钱的二锅头喝多了会吐,50年的年份茅台也一样,喝多了可能半路就喂给了绿化带。酩酊大醉还不如小酌一杯,花看半开时,“微醺才是对酒最基本的尊重”。

再说“行”,它的本质是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不同的只是形式。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辆自行车,骑着去邻近的乡镇开开眼界。后来,不但有了自行车,还开上了私家车。但私家车和私家车的差别,远远大于自行车之间的差别。有一次一个朋友开了一辆豪车来吃饭,席间心神不定、坐立不宁,原来是担心车在停车场被别人剐蹭。一桌人开玩笑说,这就叫“为物所累”,而我们“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自己的破车停一周都不带看一眼的。

普通物品价格后面加一个零的,叫做“名牌”。后面加两个零的,叫做“奢侈品”。奢侈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侍候的,把钱花在“看得见的地方”,收割别人艳羡的目光,得到他人的赞美和肯定,享受别人不能享受的享受,就要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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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逍遥游》中写道: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

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世界的底层逻辑,仍是“没有饥饿感就没有满足感”。

幸福都是比较出来的。

每顿饭都山珍海味,每天都花天酒地,每次体检都有很多“箭头向上”的人,说到吃饭可能无感甚至反胃了。

当你忘我地投入工作,不觉间饥肠辘辘,母亲做了可口的家常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其乐融融,这种真实的人间烟火,是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的人无法体会的。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里写到一个无比温暖的场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生活中微小而具体的幸福,才是妥妥的快乐和惬意,才是实实在在的满足。

从物质生活层面上来看,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往往是这个欲望还没有满足,新的欲望又冒了出来,陷入欲望的陷阱而无法自拔。

小时候想有一辆自行车,后来实现了,又买了摩托车、私家车,但这远远没有结束。有人还买了顶级车、游艇、专机,一个欧洲富豪甚至还买了私人列车,每次出行都是特快。一个俄罗斯富豪还拥有过自己的超级潜艇,相当于一个小型联合舰队,一旦遇到危机,可以潜到水下3000米。没钱认命,有钱任性。富豪们那种”炫耀性消费“能否满足不得而知,但因为树大招风,据说都有几次遭暗杀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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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

钟摆理论像一张大网,将芸芸众生都网入其中。解决不了解决生存问题是痛苦的,解决后就变得无聊,人的一生就在这两极之间摆动。

即便解决了物质问题,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

这个话说起来有些空洞,把它放在当前疫情封控的语境下,或许更容易理解。

疫情反复无常,很多人被隔离,因条件所限,在那个被称为集中隔离点的地方,大家只能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是人和人物质生活差距最小的地方,但也是精神生活差距最大的地方。

疫情期间,大家不能正常上班,不能外出购物,不能和狐朋狗友推杯换盏,不能像往日那样红尘滚滚,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看电视就是刷手机,逼仄的空间,单调的生活,颓废的状态,把很多人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维克多·弗兰克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中说,当外界环境变得恶劣的时候,我们至少还有一种自由:选择如何面对它的自由。别小瞧了这种自由,也许它正会带来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控制感。

但这种自由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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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几天后,有的人吵着要上班,有的人哭着喊着要跳楼,有的人自言自语中产生幻觉。突然冒出来这么多时间,腾出来这么多空白,很多人都变得失魂落魄、不知所措。

此时,只能靠精神生活来自我救赎,让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相互投影,互相滋养,在自己的桃花源里自给自足。

如果你对《道德经》感兴趣,就这么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够你琢磨十天半个月的。

如果你对哲学感兴趣,你可以思考下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

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那就更好办了,几部历史纪录片,便可以让你置身百千年前的历史现场,自由穿梭在历史和现实的镜头中。

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下,精神世界就是一个人的“保险杠”,它可以支撑现实生活的琐碎和疲惫,把自己挽救于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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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李敖有过两次坐牢的经历。

第一次坐牢的时候,他会每天“散步”,牢房实在太小,就走对角线,每天两个小时。其余时间,他就思考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后来可以看书了,他读完了两套百科全书,重读了一遍《二十五史》。

在狱中,他还“卧游天下”,潜心研究城市文化,对伦敦、巴黎、纽约的政治、社会、经济、艺术了如指掌。

谈到坐牢的感受时,他引用了甘地的一句话:“朋友们不需要惦记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面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

多少人的隔离生活,和李敖的单调却丰富的牢狱生活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如果杜甫生在当今时代,他的落魄和尴尬,充其量不过一个低保户,但在饥寒交迫中,他却向往星辰大海、诗和远方,创作了众多传世诗篇。

我更想谈谈张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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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初,他是最成功的实业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他晚年却自号“啬庵”、“啬翁”,生活极其俭朴,他把别人给他祝寿的礼金都用来创办养老院等慈善机构,为了筹集这些机构的运行经费,他曾十多次登报卖字,直至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平时使用的信封,都是把旧的信封翻过来再用,穿的都是很多年缝补的旧衣服。他去世时,陪葬品不过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今天我们提到张謇先生,都充满敬意。主要原因,不是他创造并享受了多少财富,而是留下的那种坚韧、担当、博爱的精神,让人高山仰止、无比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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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内心强大?当一个人的精神足够丰盈时,就无需用物质来证明自己。当一个人的精神得到升华时,从头到脚会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光芒。当一个人眼中只有物质,只有眼前的蝇营狗苟,无异于一具行走的皮囊。

物质生活决定了人生的下限,精神生活标示着人生的上限。

对于人生,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就是“通透”。其实,想通了,看透了,人生的下限很低,上限很高,选择什么样的高度,就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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