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歌曲《祖国不会忘记我》中的歌词。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歌词有什么感想，但笔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一个隐秘而伟大的群体：红色特工。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游走在隐蔽战线上。除了少数情报线上的上级，敌人不知道他们，甚至战友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他们要承受的，不仅是随时会被敌人发现的风险。同时，还要默默承受战友和外界的不理解。甚至，连身边的至亲都会有种种猜疑。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样一段尘封往事。在这段往事里，有亲情和爱情，但更多的是一份家国大义。 一：女儿的追问建国后，在河南新乡最繁华的新华街上，一家名叫“前进体育用品社”的大商店开张了。 但当地老百姓，却怎么都看这家商店不顺眼。至于原因，实在是开这商店的一家子，怎么看都不像是正经人家。
商店老板名叫祁文山，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此前，他被当地警方抓捕，和国民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接受改造。虽然因为“认罪态度好”被放了出来，但出来后他依旧“恶习不改”，整天和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妥妥一副资本家的做派。 商店的老板娘，看着也不像是个省油的灯，整天约着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在屋里打麻将。而且，那个年代的家庭妇女，有几个会像她那样成天嘴里叼着烟，一副阔太太的模样。 这让生活在这条街上的老百姓，对这一家人充满了“敌意”和“关注”。但凡发现这家人情况不对，他们就会跑到公安机关汇报，让公安机关好好查查这家人。 对此，商店老板祁文山和妻子，似乎都已经习以为常，依旧我行我素。而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可就苦了他们的那几个孩子。 因为“恨屋及乌”，祁文山家的几个孩子，在外总是受到同龄人的嘲笑。在外面，不仅没有小伙伴愿意和他们一起玩，甚至还会被其他孩子骂。 多年后，祁文山的小女儿祁葆珠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 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让填写家庭成分，但那时候祈葆珠还不懂什么叫成分。正当她不知该怎么填的时候，一位老师经过，大声道：“祁葆珠的爸爸是奸商。” 那一刻，小小年纪的祁葆珠内心充满了不解。虽然她并不知道“奸商”代表什么，但从老师的声音和语气中，她能听出来这并不是一个好词。 所以回到家后，祁葆珠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祁文山，她追问父亲：什么是“奸商”？
虽然对于他人的误解，祁文山已经习以为常。但听到小女儿的遭遇，他却不由心伤。他默默将小女儿抱在怀中，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道：“爸爸是商人，但爸爸不是坏人。” “我不是坏人”，这就是祁文山给小女儿的答案。 只是那时候的小女儿祁葆珠，并不知道父亲这句话的深意。作为“奸商 ”的女儿，她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同学们的不理解。好在，她毕竟是个懂事的孩子，慢慢地老师和同学们都发现：她和她父亲不一样。于是，也就渐渐接受了她。 岁月匆匆，祁葆珠也长大了。让她没想到的是，1968年发生的一件事，让一切真相大白。当时，公安部下令：112号的身份可以解密了。祁文山的真实身份，一下子被公开了。直到这时，祈葆珠才明白了，父亲那句“爸爸不是坏人”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隐秘和伟大。 二：他到底是谁？1917年4月，祁文山出生在天津市。虽然是城里人，但是在那个烽火年代，普通城里人的生活同样水深火热，这让小小年纪的祁文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祁文山15岁那年，父母双双去世，只留下无依无靠的他。 无奈之下，为了活下去，祁文山只能背井离乡，辗转来到河南焦作，投奔了当铁路工人的三哥。好在三哥对祁文山很好，不仅负担他的衣食住行，还把他送到焦作扶轮学校读书。 因为自小饱尝生活的艰辛，所以祁文山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是珍惜，在学业上十分刻苦。而这也引起了两位老师的关注，他们分别名叫李导民和杨洗压。这两位表面上的身份是老师，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我党地下党员。 他们考察过祁文山的表现后，觉得这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于是在杨洗压老师的介绍下，祁文山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此后，祁文山在学校里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参加我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在“ 一二·九”运动游行中，他更是站在队伍的最前方，面对敌人的枪口，面不改色，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无畏。 但祁文山这样突出的表现，让他成为优秀学生代表的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为了抓住他，专门派了特务，准备到学校将他逮捕。好在杨洗压老师提前得到情报，及时通知祁文山转移。 由于时间太紧，祁文山接到通知后，都没有来得及当面和三哥告别，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他留给三哥的，只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哥，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我要为民族的解放去战斗。”
由于走得匆忙，祁文山身无分文，而且到郑州下车后，他人生地不熟，也没办法联系到组织。无奈之下，他只能每天到街上找一些零活，一边做工填饱肚子，一边打听组织的下落。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祁文山走在街上，无意间碰到了老师李导民。一看到祁文山，李导民就忍不住地说道：“党正在到处找你啊！” 原来，党始终没有忘记祁文山，一直在试图找到他。一句话，说得祁文山激动落泪。之后，在李导民的帮助下，祁文山来到了洛阳，找到了中共豫西特委。 由于当时陇海铁路还没有建立党组织，考虑到祁文山读过书，又有革命斗争的经验，于是组织就安排他当了一名铁路工人。在此期间，祁文山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表现，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并被批准入党。这一年是1936年，祁文山年仅19岁。 此后，在党的指示下，祁文山筹建了洛阳陇海铁路地下党组织，同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工人运动，使得革命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他，也成长为了陇海洛阳铁路地下党总支分支书记。 但就在一切有条不紊地推进的时候，暗流却在涌动。 1938年底，当时虽然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反动派却始终没有放弃针对我党，开始酝酿第一次“反共高潮”。 为了保护这些进步青年工人和党员，组织决定将这些人转移到延安。于是，在1939年年初，祁文山又辗转来到了延安。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所有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祁文山也不例外。到了延安后，祁文山积极参与到各种活动中，期间，还被组织安排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不过有一点是很奇怪的，那就是当时延安经常组织运动或者爱国话剧演出，期间会拍摄照片或者录像。但是这些录像中，从来不见祁文山的身影。甚至，祁文山曾参演过一部话剧，别的参演者都留了影，唯独他什么影像资料都没有留下。 那么，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组织上对祁文山早有考虑，鉴于他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组织上在将来还要派他去白区工作。不让他留下任何影像资料，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 而现实的发展也正是如此。1941年底，祁文山被组织派到苏联学习军事情报收集和爆破技术。学习结束回国后，祁文山就被派往敌占区哈尔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这项特殊任务就是：
由于这项任务关系重大，组织上规定，祁文山只能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单线联系，不能和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不仅如此，在此期间，祁文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个人的身份。 就这样，祁文山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红色特工生涯。 祁文山抵达敌占区后，日本始终没有北进，所以他的爆破任务也自然停止了。于是，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又先后辗转天津、北京、郑州等地，一边从事日伪军事情报收集工作，一边寻找着党的关系。
由于祁文山这条线的特殊性和隐秘性，他始终没有找到党组织。但即便如此，他依旧咬着牙坚持，单独秘密执行并完成了党此前交代的各项任务。 直到1945年，祁文山找到了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负责人郭子青，他才终于再一次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确认他身份的电报发给中央后，中央的回电里有这么一句：你找党，党也一直在找你。 原来，党从来不曾忘记他！ 此时，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妄图抢夺胜利的果实，有蓄意挑起内战的苗头。 所以，祁文山又有了新的任务：到河南新乡新设立的冀鲁豫军事情报站，担任负责人兼地下党书记，收集敌人的军事运输、军事调度等情报。 当时这个情报站就设在祁文山的家里。为了让祁文山能够更好地潜伏，组织上还专门派了王建淑来到情报站，和祁文山一起组建了革命家庭。这对年轻人也在朝夕相处中有了真感情，成了一对真正的夫妻。 此后，祁文山和情报站的其他同志，就负责收集情报，而王建淑就负责协助并掩护他们，同时担负起情报传递的任务。 为了更好地收集情报，祁文山经常需要和各类国民党官员打交道。而作为妻子的王建淑，自然也免不了和各类官太太接触，为了不惹人注意，王建淑硬是在此期间学会了打麻将和抽烟。要知道王建淑可是出生贫苦农家，打麻将、抽烟这些事她此前从未接触，但为了革命事业，她硬是学会了。 就这样，祁文山成了当地人眼中和国民党反动派眉来眼去的“资本家”，而王建淑则成了无所事事的“阔太太”。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祁文山和王建淑就是靠着这样的“人设”，将各种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回了我军。 就这样，直到新乡即将迎来解放。那时候，祁文山和妻子王建淑，都以为他们能够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身份了，但此时，组织又安排了新的任务：保护地下情报站的安全。
祁文山思来想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混到一起”。于是，在国民党军官安排家属逃离的时候，祁文山也“托关系”，将妻子王建淑和小女儿祁葆珠送进了逃难的“国民党军官太太团”。 而这，也确实起到了作用，直到解放，祁文山的军事情报站依旧没有暴露，那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也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他，也因此被冀鲁豫军区授予了“二等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 三：为何建国后没有第一时间公开身份？新中国成立后，原本组织上已经安排祁文山到天津公安局任职。 但就在祁文山准备带领家人赴任之际，河南省委突然给祁文山安排了新任务：继续“潜伏”，代号“112”。 相信说到这里，很多读者都会有一个疑问：新中国不都成立了吗，为什么还要“潜伏”？ 要知道，虽然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败退至中国台湾，但他们却在大陆留下了很多敌特，随时准备给新中国制造破坏。而且那些关在狱中的国民党战犯、特务，也很有可能闹事。 在这种情况下，让祁文山以他们“自己人”的身份潜伏其中，无疑可以防患于未然。而这，也正是本文开头所述，祁文山被我军逮捕，和国民党战犯、特务关在一起的原因。 事实证明，组织上这样的安排确实有先见之明。祁文山在此期间，还真就被那些国民党战犯、特务当成了自己人。 有一次，一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且都商定好了具体行动计划。而这，自然也就被他们的“自己人”祁文山知晓了。得知情况后，祁文山第一时间将情况秘密汇报了上去，直接将这起反革命暴动扼杀在了萌芽阶段。 等关押的国民党战犯、特务的问题处理得差不多了，祁文山自然也就不需要继续待在狱中了。不过，外界的任务显然还要继续。所以，不久后，祁文山就因为“认罪态度好”被“放了出来”。
考虑到当时外界情况还不稳定，随时会有敌特搞破坏。于是，组织上便出资，让祁文山开了那间名为“前进体育用品社”的大商店。 明面上，这就是祁文山这个“资本家”的新产业，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却是公安机关的隐蔽侦察点，是建国前党的地下情报站的延续。 这些，祁文山和妻子王建淑自然都心里清楚。但当地人却并不知情，他们只以为祁文山夫妇依旧恶习不改，所以一家人遭受了很多误解。 尾声：好在，这一切都在1968年迎来了真相。公安部亲自下令解密了祁文山的身份，结束了他长达27年的红色特工生涯。 而在解密后，考虑到祁文山这些年来得罪了那么多敌特和国民党战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公安部还专门下令，让河南警方将他保护起来。外界想要见他，必须在有关部门批准后由战士陪同才能见，以防他被敌特报复。
此后，祁文山先后担任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执委等职，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兢兢业业。 正如《祖国不会忘记我》这首歌中所写，祖国从来不曾忘记祁文山做出的贡献，和他的功绩。1992年，祁文山被公安部授予“一级金盾”金质奖章，党和国家不曾忘记他！这一年，他已经70多岁了。 1997年6月26日，祁文山逝世，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近30年的潜伏，别的特工在建国后基本都已经公开身份，而他的身份却到1968年才公开。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漫长的、不被理解的岁月里，祁文山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我们能知道的是，晚年的他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谨以此文，纪念祁文山和那些曾战斗在隐蔽战线，我们或知道或不知道的先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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