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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相照的精诚大医

 出版与印刷 2022-08-31 发布于上海

希波克拉底在医德《誓词》中庄严承诺:“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无论置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是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今年8月31日是我国“肝胆医学之父”吴孟超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共同纪念吴老,缅怀吴老,从他70多年“治病救人”的实践和努力去“攻克癌症”的不懈追求之中,深深地感到,吴老也是在用“医者仁心”的大爱情怀,续写着希波克拉底的《誓词》……

肝胆相照的精诚大医

——纪念吴孟超院士诞辰100周年

吴孟超院士(方鸿辉摄)

尊重科学 勇闯禁区

尊重前人的学识,尊重科学的事实,是吴孟超在20世纪50年代勇闯肝胆禁区的基本素养。

为了弄清肝脏解剖理论,吴孟超首先跑图书馆,查阅了当时凡能见到的几乎所有带“肝”字的中外文书刊,虚心学习前人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末,他就和方之扬医生一起把一本荷兰专家编的《肝脏外科入门》翻译出版,作为进军肝胆医学的一场“热身赛”。

1958年5月出版的《肝脏外科入门》封面(吴孟超办公室提供)

研究肝脏该从哪里入手?当然得从基础理论上寻找突破口,从解剖学入手。在同济医学院求学时,只知道肝分左右两叶,且人云亦云。吴孟超非要亲眼看看,直接用手去触摸。于是,他带领“三人研究小组”研究肝脏的第一步就从制作肝脏管道的铸型标本入手,试图弄明白肝脏各类管道的分布与走向。从1958年起,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从容国团荣获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喜讯中获得灵感,用制作乒乓球材料的赛珞璐液灌注技术,制成了犹如珊瑚般美丽的肝脏管道的铸型标本。以后,他们不断改进工艺,先后制作了100多具中国人的肝脏铸型标本。

由“三人小组”制作的犹如珊瑚般美丽的肝脏管道的铸型标本(吴孟超办公室提供)

   吴孟超仔仔细细地观察与分析肝脏内各类管道的结构与形态(吴孟超办公室提供)

对照文献,吴孟超仔细研究眼前那些色彩斑斓的标本,对肝脏密如蜘蛛网般的四种管道的走向和分布规律一条条地观察与,达到了如指掌的境地,经分析、归纳、思考,他终于悟出了肝脏解剖学上的“五叶四段”的创新理论:将人体肝脏分成“左外、左内、右前、右后和尾状”五个叶,又将左外叶及右后叶各分两个段,共四个段。这一理论果然得到了1960年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专家们的认同。60多年的实践也已表明:“五叶四段”理论为我国乃至世界肝肝脏手术的成功提供了关键性的解剖标识,也相继被收入了多部理论专著和高校的医学教材之中。

吴老创新的肝脏“五叶四段”结构理论示意

这种实践和理论的探索,折射出了吴孟超与科学精神的“肝胆相照”

吴孟超在查看肝脏标本(方鸿辉摄)

眼里看病,心里想人

中国是乙肝和肝癌的高发地区,20世纪50年代由于无法手术治疗,许多患了肝癌的病人确诊时往往已处晚期,医生没有手术切除技术,患者只能等死。眼看着一个个肝癌患者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去世,吴孟超心如刀绞。了解掌握了肝脏解剖学理论后,吴孟超逐步掌握了肝脏手术的“密码”:按“五叶四段”理论,对肝脏作分叶切除,只要存留足够正常代谢量的肝脏组织,理论上不会出现过多的并发症;在60年代初,规则性手术切除是肝癌获得根治的唯一希望。

吴老带领 “三人小组”不断地探讨肝脏的解剖结构

1960年3月1日,由吴孟超主刀为一位中年女患者成功切除了肝癌,成了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第一例成功肝脏手术。

肝脏手术另一个“坎”就是控制手术中和手术后的出血过多或出血不止。根据国外经典的切肝法,是在低温麻醉下进行的,就是先将病人全身麻醉,再把病人浸泡在冰水中,待病人体温降至32℃以下,然后手术。这完全是从低温状态下血流缓慢的思路来操作的,虽属“经典”,不仅费时费力,看起来还挺惨,病人往往会有并发症。吴老觉得太不人道,该怎么办?“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肝脏解剖的第一手资料,为何不能在常温下作肝癌切除手术呢?”在人性化理念的驱动下,吴孟超从在水龙头下洗脸获得的灵感,想到了能否在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思路有了,首先在动物身上成功进行系列实验,实验表明此法行得通。理论完善后的1960年,他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大胆地运用于临床,果然旗开得胜。其独创性在于通过间歇性阻断进入肝脏的血供,不仅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而且可以在常温下施行肝脏手术,既简化了手术过程,又减少了创伤,这是一项很人性化的医学创新之举。这项新技术很快被医学界首肯并得到推广,使得有手术指征的肝癌患者广受恩惠。

禁区被打破以后,吴孟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再接再厉,于1961年又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手术后生化代谢的规律”,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思路与新策略。

1963年5月,吴孟超和同事们又成功地为一名患者实施了中肝叶肿瘤切除术,突破了国际上“中肝叶”手术的禁区。 

中肝叶示意(吴孟超办公室提供)

我们知道,中肝叶区是整个肝脏管道纵横交错的“枢纽”地带,被国际肝脏外科界公认为“禁区中的禁区”,是无人能突破的。这个“禁区”却被吴老跨越了。当年吴老团队能成功施行中肝叶手术,标志着中国肝脏外科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了。

做了中肝叶肿瘤切除后的陆小芳(中)术后不久又开始劳动了(吴孟超办公室提供)

对于长在中肝叶的肿瘤切除,在当年国际医学界还处于“谈虎色变”的境地。“说我胆子大敢闯禁区,其实在手术上我一向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的。”吴孟超之所以敢做肝中叶肿瘤切除术,说到底是因为有过硬的解剖理论与临床实践垫底,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将裘法祖老师的教诲装在心里,做一名好医生就要努力将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去”,而不顾个人的荣辱与得失。

此话怎么理解?患者生了肝癌,就如同在人生道路上遭遇一条大河,阻挡了生命进程的脚步,这个时候,唯有仁心仁术的医生伸出援救之手,将背起病人勇敢地蹚水过河,医生必须忍受被湍急河水冲走的危险,咬咬牙关,硬是将病人背过河去。病人上了岸,眼前又是一片坦途。可见,身为医者,确实是治病求人的“圣者”。佛教相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尽管吴老不是佛教徒,但他心里和口中总念叨着:“医术虽有高低,医德最最要紧”。这种朴素表述所蕴含的深奥哲理,就是那样明晰地解析了何谓“有良心好医生”的善心与美德。

吴孟超与助手头相抵、心相联、手相助地合作

又摘下一个大瘤子(吴孟超办公室提供)

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源于吴孟超“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职业自觉。在吴孟超看来,“医本人学,医本仁术,医学更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医生之于病人乃子女视于父母,其首要不在于手术做得如何流光溢彩,名响四方,而在于如何向病人奉献天使般的温情。”

在吴孟超的心里:一名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人”。始终把病人看作是大写的“人”,才能不把医院开成“药铺”,才能不把病人当作“摇钱树”。凡是由他亲自操刀的手术,每次缝合结扎都坚持用手、用线。他常会不厌其烦地对年轻医生说:“我们要多用脑用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材,'咔嚓’一声1000多元就花掉了,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书费用啊!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可分文不要。”多么人性化的换位思考,多么有同理心,多么富有人文关怀的情操!语言朴实,心底光亮。好医生的“良心”明明白白!

在吴孟超的医学和管理“辞典”里还明明白白地录下了:病人生病已经是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所有,有的还负债累累。我们当医生的,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家着想,替病家算账。

吴老做内窥镜手术的神态很写意:“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人”(吴孟超办公室提供)

正因为吴老对治疗对医院管理都如此精打细算,在他领导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切除一个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也赢得了国内外病人的极大关注和良好的声誉。笔者曾亲眼看见手术康复出院时的病人,竟守候在“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主刀大夫吴老进入办公室的走廊上等候着向吴老感谢和道别的感人镜头,大老远看见吴老风尘仆仆走来,竟然双膝下跪磕头感恩,在他们眼里,吴老就是大恩大德的 “神仙”下凡。这时,吴老总是急忙将他扶起来,并反复关照要“不用谢,这是我们医生的责任。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保养,注重营养,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一名有良心的好医生,真的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圣者”。人们总爱说,吴老的右手食指弯成勾状是因为常年握手术刀所致,我却认为,这是他一直在用大力气从阎王手中硬生生将肝癌患者一个个“勾出鬼门关”所致,您能接受我的解释吗? 

2008年5月12日,突如其来的汶川特大地震牵动了所有人的心,也牵动了吴孟超院士的心。5月15日,上海吴孟超医学科学基金会立即为灾区捐赠价值500多万元的急救药品。心系灾区的吴孟超还在第一时间组建了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医疗队,日夜兼程赴重灾区救助伤病员。自己虽无法亲赴第一线,却时时牵挂着当地百姓,对医疗队遇到的疑难重症病人他都带领留院的专家们,亲自组织远程视频会诊……

2008年5月15日中午12点,吴孟超代表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向地震灾区捐赠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

2005年冬天,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上级派人对他进行考核,确定第二天上午与他谈话。机关考虑到这是件大事,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吴孟超得知后,坚持手术不能推迟。考核组的同志感到不解:这是个什么病人,怎么这么重要?下午谈话时,禁不住问了一句:“吴老,上午在给谁做手术啊?”吴老说:“一位河南农民,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了钱才来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很重的负担。实在抱歉,这是早就定下的日程,让你们等我了。”考核组的同志听了都肃然起敬,这种感动是从心底迸出来的。1米60个子的吴孟超是这么伟岸,需仰视才见。确实是一位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比天还大,把老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这样的好医生不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谁获? 

年逾九旬后,只要没有重大的会诊或出差,吴老几乎每个工作日都会步履轻盈、满脸微笑地走入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开刀房(他老人家一直习惯地这么称呼“手术室”)。他曾自嘲:“这可能是我的手术依赖症吧?”年过九旬后,吴老仍每年主刀完成不下200台的高难度肝癌切除手术,连年富力强的医生都自叹弗如。从吴孟超身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医疗界的良心和光明。这些不都折射出了吴孟超与病人的“肝胆相照”

90高龄的吴孟超依然精力充沛,手术不停(方鸿辉摄)

探索与传承  追求无止境   

科学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临床医学家对疾病的认识和解决,也往往经过由临床到理论研究,再回到临床实践这样的循环,由此使认识逐步深入,医疗水准逐渐提高。吴孟超率领的科研团队一步步解决了肝脏解剖、手术止血、术后并发症、中肝叶切除等难题后,1975年又成功切除了世界上迄今仍属最大的18千克的肝海绵状血管瘤。

吴孟超乐呵呵地与切除了18千克肝海绵状血管瘤的农民陆根海合影(吴孟超办公室提供)

1982年,吴孟超还接诊了一位浙江渔民的仅4个月大患肝母细胞瘤的女婴。说实在的,婴幼儿的肝脏切除术难度实在太大,一般的医院根本不敢接,但吴孟超还是决定收下这名小病人。作了精心安排后,经过5个小时的精细手术,吴孟超从婴儿身上切下了重达600克(比婴儿的脑袋还大)的肿瘤。第二天,美联社刊发了通栏报道:中国成功实施了第一例婴儿巨大肿瘤的切除手术。当年的这名婴儿,18年后已是一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兴许是上苍的安排,她护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大恩人所在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工作,当年的这台手术也保持着世界上年龄最小患者的肝脏手术纪录。聊及当年的手术,吴老记忆犹新:“我这个人做手术确实胆子比较大,虽然有难度,只要自己有把握,我总抱着尽可能为病人着想,好接受的尽量接受。不过,事先我都要自己亲自检查清楚。婴幼儿的肝脏手术确实跟成人的难度不一样,手术做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肿瘤长得很大,得看它肝脏的体积有多大,当然成人也要这样估算和计算。那么,婴幼儿肝脏手术的难度在哪儿呢?毕竟人比较小,耐受性差,风险也就较大,手术必须做得很精细,做得很快捷。就这样。”高尚的医德将如此高难度的手术化为“就这样”的自如。

每周二上午门诊后吴老总会亲自为患者做 B超(方鸿辉摄)

永不满足,勇攀高峰,是吴孟超执著的事业追求,也是他常年所率领的“四勇”团队的文化核心。吴老有战略家的眼光,更有勇士不知疲倦、永往直前的毅力和精神。在鲜花与掌声中,吴孟超的学术步伐迈得无比坚实。周围的人们评论吴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建平台,四勇情怀,五叶四段,六字三会……所谓的“三建平台”是指他为患者去除顽疾和为学生施展才华而搭建的三大平台。继1978年在长海医院申请单独成立了列入正式编制的肝胆外科,实现了吴孟超人生事业上的第一次飞跃后,l993年5月肝胆外科又获准成立了长海医院内的“院中院”,共200张床位的独立肝胆外科医院和全军肝胆研究中心。

1996年8月,总后又批准独立建立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实现了他人生事业上的第二次飞跃。1999年医院又加以扩展,床位猛增至700张,使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成为第二军医大学的第三附属医院。由此,吴孟超实现了人生事业上的第三次大飞跃。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王红阳院士说:“吴老的高贵品质、渊博学问、大家风范和可贵精神,是一本厚重的书,一生也读不完。吴老总是那样登高望远,在培养人才上总是看得那么远、那么准,大家有口皆碑的是他在关键时候作出的三次重要抉择。”

2006年,吴孟超联合了汤钊猷、顾健人、闻玉梅、郑树森、杨胜利、王红阳等六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开展肝癌研究”的报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同年吴孟超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0年1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国家肝癌科学中心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2011年10月12日举行国家肝癌科学中心项目开工仪式,选址在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新院区,吴孟超搭建了第三大平台,也实现了人生事业上的第四次大飞跃。 

自20世纪70年代起,吴孟超相继提出了肝癌外科治疗的一系列策略:对巨大肝癌的“二期切除”;对肝硬化肝癌的局部根治性切除;对肝癌复发的再手术……而由他率先成功开展的小儿肝脏外科研究与临床实践,让中国肝胆外科的声誉更令世界瞩目。为了让更多患了肝脏肿瘤的病人能获救,吴孟超还接受全国各地大量进修医生,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开创的一系列基础理论与高超的临床技艺,并掷地有声地表示:“为了诊治更多的肝癌病人,我吴孟超的所有技术属于人类,我吴孟超没有专利!

手术前还得细读病人的病史(2011,方鸿辉摄)

20世纪90年代,吴孟超率领的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先成功地开展了高难度的腹腔镜下肝癌和肝海绵状血管瘤的切除术、肝破裂修补术和肝动脉结扎术,并且在肝癌早期诊断(寻找超小肝癌)、肝癌病理特征、肝癌标记物、肝癌的免疫和基因治疗、生物细胞信号传递、肝脏移植等方面的临床技术与基础研究上也相继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基础理论与临床技术的系列创新,直接让患者延长了生命,改善了生存质量,使肝癌术后五年生存率由70年代末的16%上升到80年代的38.2%和90年代的48.6%,21世纪初已达到53.2%,其中存活年份最长的患者竟达46年。截止2012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肝癌手术成功率已达到98.5%。

吴孟超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更是一位战略型医学家。他善于利用国外先进的科研和教学资源,首创构建科研国际合作平台和人才培养的“哑铃模式”,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军队培育并引进了不少优秀人才。吴孟超敏锐地认识到,欲从根本上提高肝癌的防治水平,必须依赖基础研究的进步,提出“要把基础研究放在比临床治疗更重要地位”的战略思想,并在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内在20世纪90年代已组建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中日合作消化道内镜临床研究中心、中美合作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中心、沪港合作基因病毒治疗中心等四个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基础研究基地,开展了肝癌信号转导研究、肝癌的病毒及基因治疗,发现肝癌细胞的重要生物学特性,用生物治疗抗肿瘤,并首创多项肝癌疫苗技术,旨在早日把“肝癌大国”的帽子甩进太平洋。这些都折射出吴孟超与学术追求的“肝胆相照”

孜孜矻矻造就人才梯队

肝癌是全球致死率高居第三的恶性肿瘤,也是我国常见的恶性疾患。全球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肝癌,我国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每年有高达40万的肝癌新发病例,占全球肝癌病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一名有时代责任感的医生,吴孟超深感任重道远。而医学科学的突飞猛进,也向吴孟超提出了必须组建学术梯队的大课题。为了学术研究的持续健康发展,吴孟超始终视造就人才梯队为其不间断的也是最核心的工作之一。无论科研、临床和行政事务多忙,他都亲自带教学生。自1978年恢复硕士生全国招考以来,他带教的硕士生已达100多名,博士生67名,博士后30名。他尤其注重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学生中涌现出“中国青年科学家” “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金星”和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上海市卫生系统最高奖——“银蛇奖”等荣誉获得者,他们中已有几十位成为知名教授。而由吴孟超学术梯队为国内外培养的肝胆外科中高级专业人才已达几千名,其中80%以上已成为各家医院肝胆外科的学科或学术带头人。如今,由吴孟超领导的肝胆外科研究队伍,已发展成“四代同堂”、老中青俱全、硕士以上学历占90%的技术密集形团队,展现了国内外同类学科少有的技术和科研阵容。他的人才培养实践以及所构建的一系列崭新的育人机制,得到了教育部、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大力推广。

年逾九旬,吴孟超依然不知疲倦地将自己的德、识、才、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和同事,并积极创建条件,让学生脱颖而出。吴孟超培养每一位研究生要做到“六字三会”——会做、会写、会说。他首先关注的是教会他们如何做人,然后才是做事与做学问。凡是他的学生都明白,恩师一贯倡导的是:医乃仁术,行医是实践仁爱之道的修炼过程。因此,要当一名好医生,必须要有德行,有爱心,有人道,有济世的品格;凡从医者必须具备三种精神——无欲无求的献身精神,治病救人的服务精神,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好医生必须要有大爱情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精湛技艺,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凡是吴老的学生也都明白:恩师最讨厌的是缺乏仁爱之心,以牟利为目标的行医;治病先看病家的地位、财富,对权势者或富人用心、对报酬丰厚的事用心,而对贫者轻忽甚至粗心;医术不精,不通医典,用药不上心,甚至误用乱用或不假思索地为病人用贵重药品;开刀不细致,甚至频出事故;抬高自己,贬低同行;侥幸治好一位病人则飘飘然,到处吹嘘,若治不好,则把责任推诿旁人或同行,甚至背地里诋毁同事或同行。

“桃李满天下”的吴孟超2008年荣获了上海十大教育功臣称号,可谓实至名归!今天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所已被国内外学界公认为是中国肝胆外科人才起飞的“黄金高地”。

70多年来,吴孟超的肝胆学术团队已由最初的三人小组,发展成专科、研究中心、研究所、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他所组建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三级甲等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迄今仍是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起到了推动我国乃至国际肝胆医学发展的作用,并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诊治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

直至2018年,吴孟超依然肩挑临床、科研、教学和行政四副担子,每天时间安排很紧凑,每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雷打不动。那些年份,老人家还不时要去检查上海西北角嘉定安亭镇上在建新院的工地。平时只要没有非去不可的会诊或会议,他几乎天天都会站在手术台前。“我经常是早晨八点半进开刀房,小手术能做两三台,大手术就做一台,从手术台上下来总差不多一两点钟了。”吴孟超平静地向笔者解释。2011年9月19日,笔者亲眼目睹了吴老主刀为一位肝癌患者切除10×12厘米肿瘤的全过程。动作之利索,手术之干净,连切口缝合都亲自做完。九十高龄的吴老精神矍铄,这样的医学大家从事临床工作已十分罕见,而上台操主刀的恐怕绝无仅有,也该录入世界吉尼斯纪录了吧?

吴老将手术袍高高抛起,双手顺势进了袖笼,被称作“吴氏穿衣法”(方鸿辉摄)

1997年,吴孟超将自己多年来所获得的各类奖金、稿酬全部捐了出来,申请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目前基金已达数千万元),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奖”,对全国各地在外科领域尤其是在肝胆外科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给予奖励,对肝胆外科领域的创新课题给予奖励。迄今,该基金已奖励了近百位在肝胆外科领域作出创新性贡献的杰出专家。

这不也折射出医学教育家吴孟超与人才梯队的“肝胆相照”吗?

第四届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奖颁奖仪式后,吴孟超、裘法祖与获奖者合影(吴孟超办公室提供)

2012年2月,“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吴孟超的颁奖辞:

60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

2011年5月3日,国家科技部举行仪式,将第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苍穹中这颗闪亮的“吴孟超星”在永恒地运行着,昭示着每一位白衣“仁者”要始终与人类的健康事业肝胆相照,要努力做真正“有良心的好医生”!

多么慈祥的医学泰斗(方鸿辉摄)

吴孟超 肝胆医学家、医学教育家。1922年8月31日生于福建闽清。2021年5月22日逝于上海。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历任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外科主任、肝胆外科主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后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德医学协会副理事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医科委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总后勤部专家组副组长,《中华医学》(英文版)、《中华外科》等二十余种杂志的主编、副主编或编委。曾当选“十四大”代表,第七至第十一届上海市人大代表。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作为我国肝胆医学主要创始人,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五叶四段”的临床解剖学理论。发明了肝脏手术及止血的一系列新方法。在肝癌的早诊早治、晚期肝癌治疗、肝脏移植以及肝癌的免疫、生物、导向和基因治疗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创立了肝胆科医学的关键理论和技术体系。出版了《腹部外科手术学图谱》《肝脏外科学》等医学专著19部,发表论文1000余篇。先后获国家、军队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24项,1994年获全军科技重大贡献奖,1995年获光华科技基金特等奖,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称号。曾五次获全军医疗保健特殊贡献奖。2004年获国际肝胆协会杰出成就金奖。2006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0年获军队医学科技重大成果特别贡献奖。2011年获军队干部保健终身贡献奖。荣获“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2014年获第九届中国医师协会评选的中国医师奖。2019年1月14日遵命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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