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FIP的会标挂到长城上了 我国在1980年加入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FIP），7年之后的1987年4月1日至3日，在北京举办了IFIP的第一次学术交流会议。这个会议是IFIP的第五技术委员会TC5组织的，会议期间还开了TC5的工作会议。这次学术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上图是那次会议的会标。我们的创意是：上面是会议名称的缩写，下面是IFIP的会标。中间曲曲折折的分界线有双重意义：它既像电气脉冲，又像机器齿条，象征着TC5（计算机在技术中应用技术委员会）是把电子信息和机器生产这两方面密切结合起来的技术委员会。 等国外代表到场看到这个会标时，他们却以外国人的目光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们说：“啊，IFIP的会标挂到长城上了！”是的，这正是IFIP第一次来中国开学术会议的重大意义。 13年后的2000年8月在北京召开IFIP世界计算机大会（WCC2000）时，IFIP主席Bollerslev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时，专门回顾了那个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学术交流会议，他请在场的当年会议的两位组织者Rolstadås教授和孙强南教授站起来，进行表彰。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代背景和物质条件下，要在我国办成一个令国内外都能十分满意的国际学术会议确非易事。 邀请TC5到中国来开会 鉴于IFIP的众多学术交流活动都是在其下属的技术委员会这一层举办的，为此中国代表郭平欣*在1983年首先介绍我到第五技术委员会（TC5）去担任中国代表，成为第一个参加IFIP技术委员会的中国人。 （*郭平欣，时任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顾问，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科技委员会主任。） 在我去参加TC5时，它的专业内容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生产管理（CAPM）、计算机集成制造（CIM）、计算机图形学、先进的过程控制技术等，这些都是当时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 在我当了TC5委员以后，就能经常收到IFIP和TC5的资料，了解它们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还能更多地了解国际上在TC5领域内的前沿课题现状和发展方向。我很快发现，在这个国际学术组织里有巨大的资源可资利用。那时，中国科技人员很少有机会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也很少有外国科技专家来中国交流，于是我产生了把高水平的国际会议搬到中国来开的想法。我想这样做可以让我国的科技人员不出国门就能在真正的国际会议环境中得到提高和结交外国同行，同时还可让众多的外国专家了解和帮助中国。在得到郭平欣先生的全力支持后，我在1985年6月到巴黎第二次参加TC5工作会议时，就提出了邀请TC5在1987年到北京开工作会议并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会的提案，马上得到各国代表的积极响应。
国家科委的批件 民航局给外国代表折扣的复函 此后TC5主席Rolstadås开始和我频繁地通信商讨，他还委托先后来华的匈牙利委员Nemes和西德委员Encarnaçao和我当面讨论，终于拟定了一个比较符合国情的方案。会议定名为“在制造、工程和管理中应用计算机辅助技术国际研讨会”（英文缩写为SICATMEM ’87），内容都是我国当时的重点技术。Rolstadås和我商定，由我们两人分头邀请国外和国内的论文。
TC5主席Rolstadås和孙强南 积极开展会议的筹备工作 1986年3月5日，我正式给中国电子学会孙俊人理事长写了报告，经中国电子学会上报中国科协，最后由国家科委于7月25日发文批复，同意由中国电子学会的计算机工程与应用学会承办会议。我是这个学会的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学会要我来负责做这件事。
会议论文集 会议秩序册 在计算机工程与应用学会的学会委员会里，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应用计算机较多的各个部委中的信息部门负责人和骨干。学会的廖幼鸣主任委员等领导人对此会十分支持，学会办公室胡昆山主任等工作人员也十分努力。为这个国际会议专门组织起来的会议领导组、组织组和专家审稿组，都能很好地动员各界力量来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1986年4月12日，学会由我出面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商讨中方论文的选题、撰写、审稿和专业参观等筹备工作。参加者有：电子部华北计算所（15所）、机械部机床所和自动化所、兵器部机关、北航、清华、以及中国电子学会的有关人员。 会议邀请清华王尔乾、华北计算所方家骐、北航唐荣锡、机械部自动化所李百煌、机械部机床所张世莹、兵器部贝中明以及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孙强南等7人为国内论文审稿人，规定每篇文章必须经3人审阅通过。 会议的领导组由中国电子学会孙俊人理事长任主席，成员来自电子部、机械部、兵器部、航空部、船舶总公司以及大学和科协等有关单位。
正式宴会主桌（左起）：吉川弘之、吴甘美、Rolstadås、周培源、Kochan、Karlmark。 会议组织组由孙强南担任主席，成员来自多个部门。 中国计算机发展公司、三迅公司、北方CAD公司、北方工业公司、华北计算所、华东计算所、机械部自动化所、机械部机床所、北京信息工程学院、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中国科协会议中心等单位以及上级学会，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中国科协安排了有承办国际会议丰富经验的下属单位---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主任是吴甘美）协同办会。 IFIP有个“支持发展中国家委员会”，我也从那里申请到了国外给予的经费支持。 国内国外分头组织论文 在IFIP的TC5中，各国派来担任委员的代表几乎都是在TC5有关领域内处于国际研究前沿的知名专家学者。Rolstadås教授组织的国外论文都能针对我国需要，邀请TC5的有关专家来作专题报告。例如，我国刚把CIMS列为 “
TC5意大利代表Tomlyanovich做学术报告
招待会上郭平欣先生与TC5主席Rolstadis举杯祝贺，后边是国乐乐队。
会议的正式宴会上郭平欣先生致辞 在国内论文方面，我们也尽量介绍一些国内有代表性的重点科技成果。遴选出水平较高的课题来组织文章。 TC5有个国际知名杂志《Computers in Industry》，主编Karlmark女士承诺以该杂志两期合刊的形式出版会议论文集，免费提供给我们会议，她还特地把那期杂志的封面用中国国旗的红黄两色装帧。这样，我们既省了钱，还能在全世界扩大影响。
论文集的目录 会议取得很大成功 中国科协对会议非常重视。开幕式有中国科协副主席林兰英出席，正式宴会有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培源出席。 会议有2天半学术交流会和半天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还专为国外代表组织了4天的会后活动。会议活动几乎涵盖了国际会议中常有的各个环节。从会议程序、会场布置、会徽设计、招待会、正式宴会，到会议期间的“夫人活动”，乃至会后的专业参观、市内观光、外地旅游等，应有尽有，并且还专门加入了中国元素。晚上有观看京剧、市内购物活动，招待会有国乐演奏，夫人们能去参观幼儿园，等等。对我们来说，这应该是一次很好的组织国际会议的演练。
会议的会场选在友谊宾馆里建于1956年的北京科学会堂，那里的建筑和设施都已十分老旧，但在当年那里已属于北京最好的学术交流会场了。尽管那里的设施远不能与西方相比，但我们尽量用做好会务服务工作来弥补。幸好那时的外国代表们对中国的新奇感掩盖了我们硬件设施上的种种不足，他们一个个兴致正浓，没有人对我们的物质条件多加挑剔。 在会议筹备时，TC5主席对我说，欧洲的TC5委员们觉得机票太贵，我就专门请电子部发文，从中国民航总局争取到了给外国代表7折优惠。
那次学术交流会议也尽量按国际惯例提供良好的交流环境：每个报告后有15分钟充分的讨论时间；在茶歇时间备有友谊宾馆可口的咖啡、红茶饮料和西式茶点，让中外代表能在整洁宽敞的环境里轻松愉快地聊天交友；还安排中外代表共进午餐，增加接触机会。这在当年国内开的会议上是罕见的。 在学术交流会议结束后召开的半天TC5的工作会议上，各国委员们对在中国开会的好感溢于言表。
参观清华大学，唐泽圣教授在做介绍。
参观北京航空学院，唐荣锡教授在做介绍。
参观机械部自动化研究所，章以钧高工在做介绍，右起：所长李百煌、总工严筱钧。
我们在会后专门为外国代表组织的2天专业参观和2天市内观光，内容丰富。最后还可以任意参加5天国内旅游。 专业参观分“电子”和“机械”两条路线供选择。除了大家都去访问清华大学外，机械专业访问了机械部自动化所、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机床所；电子专业访问了华北计算所、电子部六所、北京计算机三厂、首钢、航空部研究所。这些单位的领导都很珍视同外国专家交流的机会，做了妥帖的安排。 市内参观的两天里，有十三陵和八达岭一日游，这应是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游客向往之地。 国内旅游去了西安、桂林等地。看到参加者在旅游后回到北京时的兴奋神色，可以知道大家是很满意的。 妥善解决外事问题 那时我国同南非、以色列、韩国等国家还没有外交关系。在筹备这个会议时，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TC5的南非代表要来开会。就在上一年1986年，在丹麦开TC5会议时，这位南非代表就因为他们政府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而遭到丹麦外交部的拒签。因此，能不能让南非代表来华参会，就成了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考验。经过中国科协和国家外事部门联系后，最后决定采取一个灵活的办法，允许南非代表以TC5委员的身分来华，并安排好由TC5主席所在国挪威的中国大使馆受理签证。这一结果使TC5主席十分满意，也让各国代表对中国的开放政策增加信心。但是南非代表在申请签证后却没有来，TC5主席对此十分不满。在这件事上中国得了分。 在会议上还有5个韩国人来参加，那时我国同韩国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们是直接经由中国科协的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办理手续的。 “在发展中国家召开IFIP会议很好的典范” 这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有18个国家的81名代表参加。外国代表来自17个国家，有26人，其中有IFIP最高奖“银环奖”的获得者7人，可见国外代表水平之高。会议论文有19篇，中国10篇，外国9篇。我国代表在会议上作报告者，也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 会后发了意见征集表，外国代表有12人给出反馈意见，认为“很好”的有8人，“好”的有3人，“好”与“一般”间的有1人，写的意见都是赞美之词。曾同我面谈筹备工作的Encarnaçao教授写道：“讨论得好，参加人之间交谈得好，组织得非常好。西方的杂志和会议需要更多的中国技术稿件。”随后他就邀请清华大学唐泽圣教授为一本国际图形学杂志编一个介绍中国研究成果的专辑，还由他出资邀请清华一人去他那里工作一年；他同浙江大学也建立了联系。日本吉川弘之教授的意见是：“安排得太好了，多谢！我个人对中国研究人员的良好研究内容和不断进步印象很深。你们有没有举行中日联合会议的计划？”后来他就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 据当时了解，至少有8位外国代表利用来华机会，在会前或会后应邀到我国的大学和研究所讲学或访问。 IFIP高度评价在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在那年9月出版的第三季度《会员通讯》上从头版起用3个版面详细报道了这次会议。在报道的一开始就说：“这个会议可以作为在发展中国家召开IFIP会议很好的典范，它既可以提高某个技术领域里的技术水平，又可以为当地信息处理专业人员请来一些专家”。报道中还刊出了这次会议的会徽，大段地摘登了郭平欣和孙强南合写的介绍中国计算机技术和应用的报告。
会后孙俊人理事长给TC5主席Rolstadås写信，欢迎TC5和下属的各个WG来中国召开会议。 创造很多个第一次 《Computers in Industry》杂志主编Karlmark女士在会后专门写了一篇详细报道会议整个过程的文章，刊登在会后的那一期杂志上。文章中附的照片多达26张，包括了会议、参观、游览、招待会的演出、领导人的宴请等各个环节。她在叙述了会议的多个“第一次”后，结尾语是：“还有一个第一次，那就是，我本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访问！”她对自己的第一次来到中国，兴奋不已。 1987年的这个会议，对国内和国外的很多人来说有各自的“第一次”。我国的一些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抓住参与这次会议的机会，开始与国外对口专家结识，建立起合作关系，推动本人和所在单位走向国内领先地位。 通过这次会议，我在TC5里有了不少了解中国的朋友，后来TC5又选我当了两届副主席。会后我还第一次推荐几位中国专家参加TC5下属的各个专业工作组（WG），使IFIP的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后来，我在《浙江大学报》网络版上看到一篇2008年庆祝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建院三十周年的文章，文中转引了 1992年，由于我的工作成绩，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授予我OSA奖（杰出功绩奖），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次”。 IFIP高度评价在中国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在1987年9月第3季度，《会员通讯》上从头版起，在三个版面上详细报道了这次会议，还刊出了会徽，大段摘登了郭平欣和孙强南合写的中国计算机技术和应用概况的报告，和孙强南的论文集序言。
2022年8月21日
孙强南先生 孙强南，1931年12月28日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省宁波。先后就读上海市震旦大学初中部、江苏省立上海市中学理科，1953年，自交通大学电讯系有线电专业毕业，分配到738厂筹备组。参加过我国首部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试制，参加和主持过103机等六种主流计算机研制、生产，主持设计由738厂与北京大学联合设计的150电子计算机，当时属超大型、超高速集成电路计算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计算机六十年》文章选读： |
|
|
来自： 昵称38706389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