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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安事变毛泽东的力挽狂澜——“除蒋”变“释蒋” 1936年12月17日凌晨5时，毛泽东致电西安刘鼎转张学良，希望派出飞机接正在肤施等候的周恩来，或者卡车也行。但未见回复。然而到了中午，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一、周恩来喜迎飞机 17日清晨，周恩来一行按照预定计划骑马上西安。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绕过肤施城，到达肤施城南七里的杜甫川时已近中午。也就是说，骑马走了近半天，还没有远离肤施城，可见道路之难行。正当他们沿着公路向甘泉行进时，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 周恩来一把勒住马的僵绳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又来接我们了，赶快折头返回肤施。”【郝建生：《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等到周恩来一行急速返回肤施，张学良派出的飞机已降落在肤施东郊的机场上。如果张学良的飞机晚几小时派出，如果周恩来没有听到飞机声，如果周恩来真的骑马上西安，且不说沿途的艰难风险，就是能够平安到达，黄花菜恐怕也已经凉了。但历史没有如果，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是毛泽东。 周恩来出发前必然与毛泽东有过联系，也必然没有得到飞机可能来接的消息，否则岂会贸然上路。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周恩来出发后的几个小时内，必定与张学良进行过紧急磋商以做最后的努力。既然张学良在最后关头同意派出飞机是历史事实，那么毛泽东究竟给了张学良什么承诺？ 二、毛泽东当机立断 一份电报揭开了其中的秘密。 12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电报内容较长，其中的关键是以下几句：“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1936年12月—1937年02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33页 】 该电报的关键之关键，其实就是一句话，即公开宣告：“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决定以“释蒋”的公开主张，取代事变以来一直公开坚持的“除蒋”主张。这一改变应该是毛泽东审时度势的当机立断。 前文说过，保安手中根本“无蒋”，无论是主张“除蒋”还是主张“释蒋”，其实都只能由西安决定。保安坚决主张“除蒋”，最大的效果不仅是迅速稳住了西安，更是迅速重获张学良的信任，使得张学良终于相信保安的支持是真心实意，并没有配合莫斯科欺骗西安。 既然如此，张学良又为何迟迟不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其实个中道理并不复杂：张学良公开声称其事变是“兵谏”，是被蒋介石所逼，也是为蒋介石好，更是“忠臣”的不得已而为之，因此也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要保护蒋介石的安全。既然已经如此定调，张学良如果邀请始终公开坚持要“审蒋”“除蒋”的保安到西安进行调解磋商以决定蒋介石的命运，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打耳光。因此，张学良17日最后提出的要求，十有八九就是要求保安立即放弃“除蒋”主张，迅速而且公开声明“释蒋”，向全世界表明中共中央的“释蒋”立场，既能帮助张学良自圆其说，也为张学良邀请周恩来到西安扫清最后的障碍。 对保安而言，“除蒋”主张已经卓有成效，进一步支持和满足张学良的“释蒋”主张，显然就是对张学良本人有力有效的支持，就更能得到其信任，不仅能让周恩来迅速抵达西安，也更能让周恩来掌握处理事变的主动权。也因此，保安在18日就迅速兑现了对西安的承诺。换句话说，当毛泽东的承诺一出口，张学良立刻就派出了飞机。 三、罗纳德大开眼界 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路易·罗纳德虽然经常执行肤施与西安之间的秘密飞行任务，但并不知道搭载乘客的身份。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传说中神秘的红军，就是接周恩来到西安。 1936年12月17日，他与刘鼎一起秘密飞往肤施，飞机上还载着1500磅子弹。在肤施降落后，罗纳德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寒意，因为没有见到通常等着的汽车。刘鼎要他开着飞机的引擎，随时准备起飞。一会儿，出现了一些年轻的红军战士，刘鼎与他们交谈起来。罗纳德惊奇地看着这些传说中的红军，发现都是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带队的看起来也只有十七、八岁。如果不是亲眼目睹，谁也不会相信他们都是些身经百战的战士。罗纳德发现他们浑身泥泞，肮脏不堪，仿佛经过长途跋涉。罗纳德其实并没有看错。如前所述，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从保安到肤施确实在恶劣的气候中进行了2天的艰苦行军。 据刘鼎回忆：“我受张学良的委派，乘坐他的波音专机，飞抵肤施机场降落等候了一个多小时，尚不见中共代表团来，美籍飞行员说发动机老开着，飞回的汽油就不够了，所以他只好停开了一个发动机。” “这个时候，周恩来和同行的人员骑着马从南山转过来到达机场，我顾不上冻僵的身体很快地将飞机运来的弹药卸下来交给红军。”【《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第182-183页】 罗纳德说，六、七个看上去有身份的人与刘鼎在一起，他们都留着黑色的长须。这应该是个很有意义的历史细节：当时保安的许多干部，尤其陪周恩来的同行者，都与周恩来一样，“留着黑色的长须”。当时究竟是没有剃须刀还是为了掩护周恩来？更可能的显然是后者。 当时刘鼎还给他们每人看了张学良的照片，这应该是周恩来事先的安排，以免在会面时因不认识而失礼。 由于围观飞机的人越来越多，罗纳德开始有些不安，因为看热闹的人群开始涌近飞机，罗纳德说他掏出了枪以防不测。但刘鼎低声说了几句中国话，效果立现，人群不再拥挤，令罗纳德惊奇不已。“你究竟和他们说了些什么？”罗纳德随后问刘鼎。“我告诉他们最好回家去。”刘鼎笑着回答。【路易·罗纳德：《我为中国飞行》，纽约双日公司1942年版，第67页】 罗纳德说飞机下午返回西安，机舱里坐满了人。飞机遇强气流剧烈颠簸，机舱内的人一手拿着空罐，一手挽着胡须开始剧烈呕吐。 就这样，罗纳德说自己在西安与肤施之间不停地往返。去时飞机装满着枪支、弹药、食品和其他各种物资，返时坐满留着胡须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警卫员。 罗纳德的回忆发表时间最早，也最为详细，展示的基本是一幅历史的全景图而不是特写。但是，为了掩护当时囚禁中的张学良，罗纳德的回忆可能故意回避了西安与保安之间的大量互动情况，毕竟，他有飞行日记，特别还是重要互动的见证人。在张学良去世前，尤其在蒋介石去世前，历史当事人在大陆发表有关西安事变的回忆录，基本都有相同的特点。对此，张学良当然应该心知肚明，也应该感激不尽。 四、飞机“鼻子”躺两人 据当年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巡视员的王英回忆：“周副主席让其他首长和机要人员和电台先上，由于飞机坐不下二十多人，其余的人只好留下改乘汽车。”【王英：《护送周副主席赴西安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页】王英的回忆表明，当时保安是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从空中和陆地两条交通线同时进军西安的。 据当年跟随周恩来乘飞机赴西安的机要员童小鹏回忆：乘这架飞机来接代表团的刘鼎，一下飞机就以张学良的秘书身份到城里给县长打了招呼，县长还陪刘鼎到机场欢送，周恩来表示感谢，并同美籍驾驶员握手致谢。接着就问驾驶员这架飞机能坐几个人。驾驶员说除了他们两个驾驶员和刘鼎外，还能坐七个人，一共可以搭乘十个人。周恩来一盘算，根据工作的需要，只去七人不行，问驾驶员是否可以多坐两人？驾驶员说，从载重来说是可以的，但是都坐在机舱内就不能保持平衡，他说有个办法，机头的行李舱是空的，可以躺两个人，这样飞机就平衡了。我们只得同意。谁躺在行李舱里呢？正踌躇间，警卫人员龙飞虎和杨家保自告奋勇地要去行李舱内。周恩来同意，驾驶员就把飞机“鼻子”的盖子揭开，龙飞虎和杨家保就钻进去躺下来，驾驶员又把盖子盖好。周恩来指定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童小鹏、邱南章、陈有才随他登机。“飞机起飞时，已是下午4时了，天正下着雪。”“我们抵达西安东郊机场，已是黄昏了。”【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新的也更为复杂的较量开始了。刚松了口气的毛泽东在保安又焦急地等待着周恩来即将送达的信息，张学良究竟是什么态度？ （二）张学良为何强制周恩来合影 （图1）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起进餐  （图2）十七路军杨虎城 （图3）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会见端纳 （图4）西安事变时的周恩来 （图5）1937年4月初周恩来回延安 图1是一张极为珍贵罕见的历史照片（图1），是张学良与身穿杨虎城所部军装（图2）的周恩来的合影。尤其，还是张学良强制周恩来的合影。 摄影者选择双方共同进餐的时机摄影，显然是深思熟虑之举。 1，张学良有备而来 照片中的张学良神情自在旁若无人，摄影者就在其右上角举起相机之际，张学良依然视而不见顺其自然，可见其早已知道这次摄影，而且还特地选择了与周恩来一起进餐的最佳之时，使得周恩来既不能拒绝也无法回避。 2，周恩来猝不及防 当时周恩来显然是蒙在鼓里，事先毫不知情，否则他绝不会在自己从事秘密工作的现场留下证据，尤其是还身穿杨虎城所部的军服。由于猝不及防，更由于摄影者所站的位置，使得正在进餐的周恩来既不能阻止也无法避开，就不得不在相机的快门按下之际，尽其可能地扭开了脸，虽然未留下正面形象，但还是留下了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而且也许是周恩来一生中正在进行秘密活动时唯一的一张现场照片。 3，摄影的目的 照片的取景角度是专门为了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两人合影。张学良为什么要冒险留下与周恩来的合影？如果按照秘密会面的原则，张学良绝不会让自己与周恩来的秘密会面留下任何痕迹，更别说现场照片。因此，张学良一反常态特意安排这次异乎寻常的摄影，必定有其原因： 其一，也许说明张学良决心行动的时间已经临近，可能失密的时空也已经非常有限，否则张学良绝不会犯秘密行动中可能授人以柄的最低级错误。 其二，也许行动前的张学良内心因不明苏联的确切态度依然不够踏实，而毛泽东发的有关电报又处处小心，不留与张学良合作的痕迹，周恩来更是不会留下任何证据。为了以防万一，张学良特地冒险留下了与周恩来秘密会面的合影，以证明自己与共产党确实进行了非常亲密的合作。 4，张学良的发型与衬衣 照片中张学良的发型，甚至军服下露出的衬衣袖口，与张学良在事变后的12月14日见端纳时的发型与袖口都一模一样（图3），表明两张照片的摄影时间非常接近。 5，周恩来的发型与长须 照片中的周恩来留着平头与长须。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照片也是平头发型，只是不见留了多年的长须。（图4）此点正好非常合理地解释了周恩来在事变后到达张学良公馆前，非得去红军在西安的秘密据点剃去“美髯”，而张学良见到改变了面貌后的周恩来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极大惊讶的原因。 其一，12月17日晚，周恩来到西安后先在七贤庄地下联络处会见博古，又赶到西京招待所与西安地下党的负责人见面，在晚上8时半即将会见张学良时，才临时提出了刮胡子的要求。对此，刘鼎在“谈西安事变”一文中是这样回忆的：“到了公馆门口，一些人已经进去，总理提出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事先没有作这方面的准备，当总理提出后，我觉得涂作潮处比较合适。”【刘鼎：《谈西安事变》，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周恩来非常谨慎，不提刮胡子而只是“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外号“木匠”、擅长无线电通讯技术的涂作潮当时就住在张公馆旁，他在其回忆中也提到了自己与周恩来见面时关于胡子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同志突然摸着自己的胡子，语气非常欢快对我说：'喂！木匠，你看我的胡子这样长了，你有刮脸刀吗？’我说：'有。只是不太快了。’他说：'不要紧。’周恩来同志刮完脸后，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地立刻同刘鼎走了。”【涂作潮：《'木匠’的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通信兵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其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对张学良见到周恩来时的表情进行了描述：“张学良惊讶地盯住周恩来，'美髯公，你的长胡须怎么不见了？’周恩来笑着抹了抹下巴处答道：'刚刚给剃掉了。’'那么长的美髯，剃掉真是太可惜了。’” 【郝建生：《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其三，通常以为周恩来剃去长须是为了工作方便，但1937年4月初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延安，穿着飞行服戴着飞行帽，于延安机场与前来迎接的毛泽东等人在飞机旁的合影时又已经是长须飘飘（图5）。当时他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谈判，在西安、南京等地往返奔波，与各种各样高官显贵、达人名流打交道，根本就没有感到一脸的“美髯”有何不妥。 其四，周恩来在会见张学良前，时间再紧也坚持剃须必定另有原因。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在公开身份前必须改变面貌，以确保张学良的随从相信周恩来是初到张公馆。当然，张学良不由自主的惊奇反应是周恩来事先无法料到的。由此可见，张学良的脱口而出，真实地泄露了两人不久前才见过面的事实。 6，这张照片的来源 能够如此接近地拍摄张学良与周恩来同桌就餐的照片，只能是张学良的贴身心腹孙铭九。更重要的是，了解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关系，而且还在以后捐出了不少照片也是孙铭九。1986年2月，为了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孙铭九向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捐献了历史照片。该张独一无二的照片 ，应该就在其中。 至此可以基本认定，这张照片应该摄于事变发生前不久，目的也许是张学良为了给自己即将发动的事变预留保险。 西安事变毕竟震惊世界，而且更直接关系到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生死存亡。因此，内心多少还存有疑虑的张学良事先不得不想方设法保留证据，以防不测。应该说，张学良这种准备必要退路，以求自保的措施也无可厚非，而且随后演绎的历史也已经充分证明张学良的顾虑绝非多余。尤其事变发生后，面对苏联政府的公开谴责，张学良迅速转变态度，及时把事变的性质由“革命”转化为“兵谏”，其实质就是及时从“叛臣”转化为“忠臣”，充分显示出张学良事先早已经有了必要的应急预案。只是中国共产党人甘冒巨大风险，硬顶强大压力，始终坚定不移、尽其可能地支持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显然完全出乎了张学良的意料。或许，此点正是张学良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依然心存理解和感激的原因。 这张难得的珍贵照片见证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合作与友谊，更见证了周恩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出色的领导人，而且为了挽救革命与民族危亡，还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亲自搏杀在秘密战线的最前沿。如此悲壮的事实，历史不该忘却。 （三）最后的“英雄泪” ——张学良送蒋真相 张学良当年有自己的专机，当时最新型的波音247型飞机，与专职的美国飞行员罗纳德。 1936年的圣诞节清晨，张学良突然命人用汽车以“可以折断脖子”的速度，把正在宿舍睡觉的罗纳德送到张公馆——张学良正在密室等他。罗纳德立刻明白有秘密的飞行任务，因为这样的命令，张学良总是在他的密室里下达的。不过这一次有点异乎寻常，因为张学良要求罗纳德在10分钟内做好飞行准备，至于飞往何处，张学良却一言不发。 罗纳德立即赶往机场，发现张学良的飞机由四排士兵作警戒。他们全部脸朝外，步枪上了刺刀，子弹也上了膛。这样少见的阵势令罗纳德很是吃惊，不知将要发生什么大事。 罗纳德刚坐进驾驶室，就有三辆汽车全速驶来。张学良从第一辆车下来，就一头钻进机舱，坐在罗纳德旁边的副驾驶座位，接着有一些人鱼贯进入机舱。 罗纳德突然听到身后有一个带着美国腔英语的女人的声音：“准备好了吗？”罗纳德转过身去，原来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正坐在机舱左手前排，边上还有她的德国侍卫和德国乘务员。 她的出现使罗纳德更想知道他们将去哪儿。“准备好了，夫人，随时可以起飞。”罗纳德回答。 “好，”宋美龄立刻说：“起飞，我们快走！” 罗纳德的回忆证明了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决定的突然性和机密性，以致飞行员不仅连飞行准备的时间也没有，而且也不知道飞行的目的地。 张学良命令罗纳德飞往洛阳。罗纳德说张学良看上去如释重负，因此有点现出昏昏欲睡的样子。很显然，他一晚没有睡觉。 罗纳德载着中国的一批大人物也多少有点紧张，他不时回头打量一下机舱。蒋夫人看着窗外，虽然略显疲惫，但脸上带着微笑。美国人端纳一个人咯咯地笑着，显得非常轻松。宋子文偶尔看一下文件，但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蒋介石则双目紧闭一直睡觉。 飞机到达洛阳时，张学良让罗纳德在空中盘旋一两圈，告诉地面飞机要降落了。 “西安难道没人通知洛阳我们要来？”罗纳德奇怪地问道。张学良说：“没有，西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离开，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 当飞机降落后，蒋夫人首先迈出舱门。当迎上前来的军官看见蒋夫人，便止步立正。她的双脚刚着地，他们立即敬礼，两名军官上前搀扶她。张学良跟着蒋夫人，刚刚在地面站稳，4名士兵就上前拿枪对准他。“我们杀了他？”其中一位士兵问。蒋夫人大声地说：“不许这样，你们走开。”蒋夫人上前与张学良相互挽着向前走去。 蒋介石被搀扶下飞机后坐进汽车。 第二天早上，蒋介石夫妇和端纳乘坐德国送给蒋介石的容克专机，由战斗机护航继续飞往南京。罗纳德驾驶的波音飞机随后，机上坐着张学良和宋子文。 正在这时，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遮天蔽地。跟随的护航机很快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 罗纳德认为天赐良机，他觉得张学良不应该去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他暗暗示意张学良，只要张学良下令，就可以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从而改变他自己后半辈子的命运。 然而罗纳德大失所望，张学良没有利用这一机会，仍然坚持继续飞往南京。罗纳德忍不住了，就对张学良说：“也许我们最好不要去南京。”“不管它，”少帅静静地说：“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波音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后，张学良刚下飞机，就马上被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罗纳德说，从张学良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当张学良走出机舱的一刹那，罗纳德知道分别的时刻到了，就忍不住说了声：“务请保重！”张学良闻声转身，头一回洒下了英雄泪： “谢谢，”他说着用双手紧紧握住罗纳德的手。“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张学良迈开几步，又转身回来，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握罗纳德的手。 罗纳德泪目送着张学良：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礼帽，昂首挺胸，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他穿过了挡在前面的一道人墙，那些人曾经是他的朋友，而现在已变成他的敌人了。 （四）不该知道的秘密——张学良的悲剧之根 张学良一生的悲剧其实并非源自西安事变，而是知道并参与了不该知道更不该参与的秘密，也是他至死也不敢透露的秘密，更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秘密。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张学良夹杂和参与了三国四方的博弈，了解了太多关于国、共、俄、日的秘密，尤其是知道了“喘息”政策的秘密，也就决定了其一生的悲剧。 张学良的悲剧，应该起自他卷入了《田中奏折》事件。学界也许完全没有注意，张学良其实是《田中奏折》最早的公布者。 所谓《田中奏折》，据说是1927年7月中旬，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呈送给日本天皇一份题为《对满蒙的积极政策》的文件，全面阐述了将在中国的扩张步骤和行动计划，即所谓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张学良公布该奏折的经过大致如下： 1935年4月，曾任东北军《东望》周刊主编的赵尺子应张学良之邀，赴武昌相晤。赵尺子问他：“田中奏折是您在华北发表的(用纪清漪女士的名)，它是怎样到达了您的手中？”张学良没有表态，只是极为简单地回答：“王家桢买来的。” 【赵尺子：《<田中奏折>与蔡智堪》，《传记文学》（台北），1965年10月号，第39页】当年王家桢是张作霖与张学良手下的情报主管。也就是说，中国最早曝光奏折的是张学良，只不过借用了纪清漪之名。 北大学生纪清漪是纪晓岚的后裔，得到张学良给的奏折后就在北京印成5千小册子，“于1929年7月份寄到全国各中小学和有关单位。这样一来，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田中奏折探隐集》，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确实，当时《田中奏折》是天大的秘密，吸引了各国间谍的蜂拥而至。 张学良完全知道，《田中奏折》是当时日俄秘密和约的产物，但他不知道该奏折也是“喘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脚踏进了“喘息”政策的巨大漩涡而从此难以自拔。 该奏折是张作霖的谍报人员窃自日本高层，由于涉及当时日俄秘密和约的谈判内容而高度敏感。张作霖已经为此而在皇姑屯遭日俄特工的联手暗算，张学良理应深藏不露以保自身以图安全。 然而当时血气方刚的张学良为了替父报仇，可以说是不计后果三箭齐发：一面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以打击日本；一面借中东铁路之名与苏俄大打出手，并学张作霖生前突袭北京苏俄大使馆，全面搜查苏俄在东北的使领馆，以图寻找相关证据；一面就故意透露全世界瞩目的日俄密约的有关内容，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重要方面同时打击日俄。 但是，张学良根本不知道蒋介石已经丧失“清白身”，依靠蒋介石对抗日俄也就是一厢情愿。吸取教训早有准备的苏俄不仅让张学良的突袭搜查一无所获，而且在军事冲突中重创东北军。但奏折的公布却把日俄推上了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且“俄国方面首先感到它的严重性。”【《<田中奏折>与蔡智堪》，第39页】以致在中东路的善后谈判中有所让步，以防把张学良逼得走投无路而孤注一掷，公布更多日俄密约的内容。 长时间在莫斯科谈判者，就是张学良1936年夏经潘汉年秘密送往莫斯科作为代表的莫德惠。不难理解，在长达经年的中东路谈判中，肯定涉及张学良必须对日俄密约的绝对保密。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张学良虽然对《田中奏折》避之唯恐不及，已经绝对闭口不提，但由此种下的后果却如影随形，追着岁月的脚步而逐渐显现，因为日俄和蒋介石都不会忘记。也就是说，张学良与“喘息”政策再也纠缠不清。就此而言，对张学良最为真诚的确实是中国共产党。 紧接着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与蒋介石不抵抗的真实原因，也许已经隐约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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