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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卷·2022·总第九期 （网纸同步） 
金秋卷
五 爷 ——我的爷爷系列故事之十 （散文）   爷爷家的房子在1945年春天毁于兵燹，借西院五爷家宅地盖三间草房栖身。 五爷家弟俩和母亲三口人。五爷的母亲，我称呼老大奶；五爷的哥哥，我叫他三爷。 当年有约在先：三爷找下媳妇，爷爷留下房子走人。所幸三爷到四十多岁仍光棍一条（三爷曾经捡到一个逃荒女人，没过几天跑了）。 三爷改口说，待老五找好媳妇履约。 又所幸五爷一直孑然一身。 家乡人淳朴，言而有信。爷爷家在此一住就是二十年。 我儿时，逢暑假都要被送回老家。 爷爷家是东屋，五爷家是西屋，两房相隔不到10 米，两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平时吃饭都是端碗在院子里或站或蹲，边吃边说话。 五爷的妈妈，是一个凶巴巴的老太婆，平时鲜有笑脸，我很不喜欢她。五爷的哥哥三爷，平时沉默寡言，我也不怎么喜欢他。 我唯独喜欢五爷。 五爷名叫王泽昌，他中等个头，清瘦黝黑的脸庞棱角分明，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流露出精明和狡黠。在我的记忆中，五爷基本都是光着脊背，他下身穿一条黑色粗布短裤，裤腰是一节白布，扎一条牛皮带，脚蹬破旧布鞋。五爷嗜烟，平时手不离旱烟袋，吃饭或劳作时，就别在腰间皮带上。 五爷解放前卖壮丁，在国民党部队三进三出，最后被解放军俘虏释放回乡。五爷老兵油子一个，在部队练就一副好嘴皮子，平时说话诙谐幽默，是村里的名嘴。 五爷善用歇后语（坎子）。他知道很多，例如有关屎壳郎的歇后语，他一口气能说十几个：屎壳郎爬到门鼻上——冒充小洋锁呢；屎壳郎跟着飞机走——瓮声瓮气；屎壳郎打喷嚏——满嘴喷屎；屎壳郎钻进夜壶里——黑天墨地；屎壳郎爬到鞭梢上——只知道腾云驾雾，不知道死在眼前…… 还有许多涉及性的黄色歇后语（臊坎子），粗俗下流，我不便在此列举。 老家规矩，爷爷和孙子，还有同辈之间可以相互骂笑说流戏话。五爷善于骂笑，我热衷于此，亦步亦趋。我记得小学五年级暑假回去的第二天早上，大家蹲在院子里吃饭，五爷吃煮红薯干稀饭，嘴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我恶作剧说，五爷，你吃饭的声音跟我拉屎一样。五爷微微一笑，放下饭碗拿出烟袋锅点着，抽一口吐出烟雾，突然对我说：“你吃饭打你屁眼里吃。”我立刻回应：“打你屁眼里吃！” 大家笑成一团，我方知掉坑。 我在五爷的熏陶下，虽然年龄不大，但在骂笑和说流戏话方面小有所成。我的初高中时期正值“文革”，很多时间都是下乡劳动，捡石头修铁路，备战备荒挖地道，或者开会（忆苦会批判会讲用会等）中度过。我和同学在一起耍嘴皮子，油嘴滑舌，占尽口舌之利。现在一介老匹夫，可嘴上功夫仍然了的。如此辉煌，得益于当年五爷的启蒙教诲。 五爷还有许多旁门左道的歪论。 乡下人在田间劳作小憩时脱下鞋子坐上面。五爷看见就会制止，正告说：“刚脱下的热鞋子捂屁股上，会得痔疮。你把鞋子晾一会儿再坐。” 云祥二叔肚子痛，五爷说：“枪药，也就是子弹去头，里面的火药冲水喝治痛。” 云祥捧腹痛苦说：“现在上哪儿找子弹呀！” “你拿鞭炮火药代替。” 现在看来，五爷这些歪论既无知又可笑。可在当时，村上的人居然相信。 五爷家境贫穷，哥俩十几岁就开始卖壮丁。1947春天，五爷在洛阳国军当兵，听说部队要去东北，萌生逃跑念头。没过几天，司务长出营买菜，五爷殷勤相随挑担。司务长让他采买，自己跑去赌博。五爷拿买菜钱买一套旧衣服，换下军装放挑担里，托人转交给司务长，自己一路讨饭跑回家。那年冬天，我爷爷被国府抽壮丁，五爷顶替，再作冯妇。 五爷顶替爷爷是有偿服务（此乃卖壮丁），为此爷爷家出六十大洋（市价七十，邻居打折）。爷爷说，当年村里恶霸王金亭在镇上当官，为师管区送壮丁。他把五爷就近分配，留在镇平县城国军部队。 我喜欢舞枪弄棒，喜欢听打仗故事。枪，自然没有，棍棒倒是不缺，乡下竹棍树枝多得是，但是没人教授，瞎比画而已。打仗故事也有人讲，是走乡串户的说书人。 “两人在马上大战二十余回合，XX佯装败退，那厮拍马上前挺枪刺去，XX暗中瞅得仔细，回身一刀，将那厮斩于马下。此乃拖刀计也。”说书人的故事听起来过瘾，但是缺乏时代感。 我知道五爷当过兵，就经常缠他讲给我听。 五爷不太愿意说他从军经历，我就像是挤牙膏般，只要暑假回家，就要问他。我所知道五爷当国军的经历，就是几年间累积下来的。 五爷说，他是重机枪手。当年在国军部队里，重机枪手是个重要职务，也是个危险职务。战场上，重机枪射手是对方炮弹和狙击手重点照顾对象。五爷第一次从军，部队驻扎在湖北枣阳和老河口一带。他从辎重兵、弹药手干起，做到副射手时抗战胜利，他离队跑回家；不久卖壮丁到洛阳服役，还是副射手。因为有这些经历，第三次从军，去就担任重机枪射手。 五爷说，一挺金陵兵工厂制造的重机枪，得一个班八九个人伺候。有正副射手，两个弹药手（各自携带一箱子弹，还有备用枪管和水箱），另有三个人，负责抬机枪，或分解开扛着，最后还有一名班长。平时行军或全副武装出操，五爷什么也不拿，跟在抬机枪人身后（讲到这时五爷很自豪）。 五爷说，他三次参加的都是正规国军，部队吃饭睡觉出操都要吹号。最后一次所在部队机枪连长官除连长外，还有督导员。督导员姓刘，中尉军衔。每天早上出操后和晚上睡觉前，刘督导员都要讲话，讲三民主义，讲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谁不好好听讲，轻则打耳光不叫吃饭，重则打军棍关禁闭。
五爷说，自古以来，当兵吃粮拿饷卖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端人家碗受人家管，他在部队算是个好兵（好兵还逃跑两次被俘虏一次，国军战斗力之低下，可见于此）。 五爷讲得这么些都不重要，我最希望听他是怎么打仗的。 五爷跟日本人打仗的经历乏善可陈。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五爷的部队就没有打过像样的仗。有过几次小仗，都是日本人进攻，国军防御，打不过就跑（逃跑是国军强项，外战跟日本人打从南京跑到重庆，内战跟共产党打从大陆跑到台湾。最后跟民进党斗，从执政党位置，跑到在野党地位）。 爷爷告诉我，你五爷跟解放军打过一仗，被逮着放回来。什么时候让他给你好好讲讲。 五爷不愿意讲这段经历。 一直到我十二岁那年，我才知道事情经过。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阴雨天，不用上地。五爷难得赋闲，去找我爷爷说话。他跷腿坐在椅子上，抽着旱烟，讲起他跟解放军打仗经历。 当年解放军攻下镇平县城，又主动放弃。1948年春天，解放军杀回马枪，再次攻打镇平。五爷的机枪连在城西布防，重机枪架在一家商铺的屋脊上。那天下午，五爷正在院子里吃美国豆罐头时，听见刘督导员在房顶急切喊他。五爷赶忙爬梯上房，刘督导员手指前面命令：“看见没有，赶快射击。”五爷看见城外房脊上有几个解放军在打枪，就跪在房坡上瞄准开火……
五爷讲到这里时我紧张得不行，吃惊地问：“你打我们解放军了！” 五爷吧嗒吧嗒地抽烟，吐出一口烟雾，咳嗽一声才说：“我没看见打着没有，反正是我一梭子弹打过去，那边房子上不再有人，也不听枪响。” “你咋会打解放军呢！”我几乎是带着哭腔问。 我爷爷笑说：“你别急，听你五爷说完嘛。” 五爷把烟袋锅在鞋底磕磕，伸进烟荷包慢悠悠地装烟，又点燃吸两口，磨怔好一会儿，吊足我胃口（你越急着听他越是摆谱）才说：“刘督导员很高兴，他站起身大声说，泽昌兄弟，打得好啊，我要为你请功！其他弟兄也都围在他身边朝那边观看。就在这个时候，一梭子弹从另一边打过来，我身边人扑扑通通倒下一片，有两个顺房坡骨碌下地。原来人家解放军早就看见重机枪阵地，故意露出破绽，隐蔽在另外地方朝我们开火。”
我这才如释重负，自作聪明说：“这是我军的拖刀计，知道吧！” 爷爷说：“你别打岔，听你五爷继续讲嘛。” 爷爷把自己烟锅装满递给五爷：“你抽我一锅，是老大从南阳拿来的烤烟。” 五爷接过烟袋，爷爷吹着火折子点燃，五爷狠吸一口，咂巴嘴说：“好烟！我刚才说到哪里了？” 我连忙说：“你说到解放军打你们。” 爷爷也说：“你该往下说刘督导员是咋死的，还有你咋受伤。” 原来爷爷早就知道这段往事。 “啊，是啊。我听对方的枪声是轻机枪，调转枪口就要朝打枪方向还击。我咋会又听见哗啦啦的流水声呢，我瞄一眼水箱，没有漏水呀？我再一看刘督导员，他趴在屋脊上，头上有个窟窿，哗哗地往外冒血呢！我顿时吓得浑身软瘫，顺房坡出溜到放梯子的地方。有弟兄们在下面接着，问我：泽昌你脚咋了？我才发现鞋子里灌满鲜血，是左脚受伤。” 五爷说到这里时表情痛苦，还脱鞋子让我看他脚面上的伤疤。我却忍不住笑起来，连声追问：“督导员死了没有？你不是说重机枪班有八九个人呢，其他人呢？” “督导员头上这么大个窟窿，你说，他能活得成吗？”五爷手指作OK状，指圈在自己额头上比画着反问。 他接着又说：“其他弟兄一死两伤，这个死的没有中枪，是吓得滚下房坡摔死；受伤的两人，一个伤到腰上，另一个是班长，他肩膀中枪，滚下房坡掉地上，爬起来还能捂着肩膀头找军医。” “呵呵，阎王叫你三更走，绝不留到五更。该死的，跑不了啊！”爷爷笑着插话。 我笑得更厉害了，追问：“后来呢？” “后来嘛……”五爷吧嗒吧嗒吸烟，估计又要拿乔吊我胃口。 我爷爷替五爷把结尾讲完：“解放军打下县城，你五爷被人家逮住，最后放他回家。他掏钱雇人给家里捎信。我跟你三爷，还有你九爷，去把他接回来。” 我自作聪明问：“解放军优待俘虏，给你发两块大洋吧？” 五爷懊丧说：“哪有恁多钱呢！发的钱买几个蒸馍，剩下的钱都给报信人，让他来家里喊人接我。我找个树棍当拐，出城门在西三里河边等候。” 五爷又说：“解放军听我是重机枪手，技术人员，就动员我参加。后来看我确有脚伤，就给我个证明，让我养好伤参加解放军。”
五爷成了伤兵和俘虏，还不忘炫耀自己机枪手的重要性，呵呵！ 我突然有个问题：“五爷，你脚上的伤好以后，咋不去当解放军呢？” 五爷白我一眼说：“打仗那事儿是闹着玩的？是要死人的！我出城后在西三里河路边等你爷他们来接我时，河边地里在埋死人，都是国军部队的人。” “有刘督导员没有？” “谁还顾着看他。” “解放军有牺牲的没有？”我追问不休。 “人家解放军才不跟国军埋在一起呢，人家都有棺材。国军死人呢，是城里的商号出钱雇人掩埋。挖一个大坑，铺一张秫秸箔，扔进一堆死人，上面再盖一张秫秸箔，封土掩埋。” 五爷说完，抽几口烟后又说：“打起仗来，人就不是个东西。听说刘督导员还是大学毕业呢，他家里也是好家，有房子有地。看看，死了连口棺材也没有。” “唉！要不人常说，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呢！”爷爷叹气说。 我撇嘴不屑说：“蒋匪帮走狗，死了活该！” 五爷看我一眼，不再说话。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磕，起身插入后腰皮带上，走到门口朝外面看看，头也不回说：“雨下得小了，我上地里看看。” 五爷走后爷爷才说：“你不该说死了活该这句话，五爷不愿意听。他不是也差一点被打死吗。” 爷爷说完又说：“抗美援朝，乡里来人动员他参军， 你五爷他死活不去。” 我刚才说到五爷家里贫穷。 五爷家的贫穷是与生俱来，始终如一。 奶奶说，五爷的爹死得早，是老娘把他哥俩拉扯大。当年四邻诸家大都会织绸、做玉器，倒腾小生意，不种地却吃喝无忧。北院喜林二叔家最好，他爹会做织绸布机用的梭子，用料少收益大；其次是我家，爷爷的老爹在石佛寺绸行做过相公（学徒），精于丝绸制作和营销，悉数传给我爷爷；南院胡子大爷王进财，倒腾生丝贩卖玉石；最不济的东院三爷王洪谨，阴历逢单晁陂街集，逢双石佛寺集，奔波两地，靠卖大料面、老鼠药的地摊小生意，也能顾住温饱。 五爷弟兄俩什么手艺都不会，唯有卖壮丁。 五爷哥俩卖壮丁的钱，陆续买进几亩薄田。解放后土改，五爷家被定为下中农，分得西岗上几亩薄地。爷爷说，五爷拿解放军给他的证明去理论，要求换地。土改工作队长接手里看一眼，鄙夷说：俘虏释放证，有啥用？五爷说：你们长官说让我养好伤回去当解放军。队长把证明摔到五爷脸上说：你不是没有去嘛！你如果去，你就是我军；你家就是革命军属。南坡菜园好地，地主家瓦房，随你挑拣，甚至你看上他们家里的闺女，也可以娶回去当媳妇。可是…… 队长突然话锋一转，厉声说：你当蒋匪军那会儿，打过我们解放军吧？ 俘虏证明掉地，五爷弯腰去捡，听工作队长最后说的话，五爷腰就没有再直起来。他低头弯腰发誓赌咒说，就打过一仗，还是朝天开枪。 最后结局是，队长不再追究五爷跟解放军打仗；换地之事，五爷不敢再提。 当时我哪里顾及五爷的痛苦，还说：“五爷，你那张证明呢，让我看看。” 五爷一脸懊丧：“我想也没用，塞灶火墙缝里，你老大奶拿它引火烧了。” 解放后头几年，四邻大都过得很好，五爷家仍然贫穷。 不几年后开始互助组，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土地和耕牛农具都成为集体所有，五爷家终于和大伙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 只是大家都穷，五爷家更穷。 人民公社时，生产队里有好职务，可惜与五爷无缘——队长会计保管三个职务都不错，但是五爷当过国民党兵，又不认字，绝对不会让他干。其他好工种他也干不了。例如织绸师傅，机房工作不晒太阳不淋雨，一年365 天，每天记15个工分。织出一匹绸，还有几元钱分红。可惜五爷弟俩自小就没有学过；牛把式，每天16工分（壮劳力10分喂牛补贴6分），还有犁地捡回家的红薯头，偷拿牛料、麦秸等好处。牛把式工作五爷弟俩更是不会。他家除了猫，就没有养过四条腿的东西。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可不敢交给他弟俩。 五爷和三爷就是下死力干活的壮劳力，一天记10个工分。遇有农忙，他妈妈也拐着小脚下地干活，翻红薯秧，摘绿豆，一天也挣4个工分。五爷家是余粮户，余粮户仅是个荣誉称号，价值小得可怜。例如夏季分麦人均80斤，我爷爷家是缺粮户，每人分得70斤；五爷家每人分得90斤。秋季分红薯，也只是人均比我爷爷多出二三百斤鲜薯。五爷弟俩能吃，多分的那点粮食还不够塞牙缝儿。 五爷家住的两间破瓦房，据说比他年岁还大。我不记得破旧到什么程度，只是记得屋内陆平低于院子，白天太阳从屋顶破洞钻进屋子，把没有窗户的里屋照得亮堂堂。与此相比，我爷爷家草房里屋漆黑一团，白天可以捉迷藏。 我极少见五爷弟俩穿过褂子（也难怪，我大都是暑假在家）。 五爷的妈妈，也是一身补丁衣服。我奶奶说：你老大奶有一身新衣服，每年立夏和立冬那两天，拿出来晾晒。那是她的老衣，死了才穿呢！ 老大奶过日子极为节俭，家里的粮食，甚至红薯干都要放瓦缸里加盖保存，搞得老鼠都不在她家住。她养的猫，成天去我家，逮我家里的老鼠。我奶奶笑话说：头年秋天你老大奶逮回来这只猫，她给我说，拿红薯干嚼碎喂猫，小猫吃得可欢了。 给猫吃生红薯干，猫还吃得很欢——现在的宠物猫听了肯定不信，即便是院子里那些流浪猫，也嗤之以鼻。 可这都是真的。 五爷老弟俩一辈子打光棍。新中国成立前五爷弟俩穷得娶不起媳妇，解放后依然如此。公社食堂解散的第三年，商洛那边过来一个叫张翠花的讨饭女子，经人说合跟了三爷。张翠花跟老大奶婆媳间不睦，经常吵架，被五爷痛扁几次。张翠花最后一次挨打，不辞而别。以后弟兄俩年岁渐老，也就死了说媳妇的心。 我对张翠花的印象模糊，只记得她在大坑边推碾压红薯干，村里的娃儿们在一边起哄唱道：张翠花儿张大姐儿，又钉盘子又钉碗儿。张翠花回骂，一腔陕西口音，惹得大家争相效仿，场面热闹非凡。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张翠花即使有错，也该是三爷打她，五爷打嫂子这事儿，不合情理。我甚至产生阴谋论，怀疑我爷爷参与其事。这个怀疑不是我写这篇文章时才有，早在15年前，我在郑州三叔家就跟他探讨过这个问题。三叔解释说，当时粮食紧张，三个人的口粮四个人吃，你三爷为了满足张翠花就自己少吃。你老大奶心痛儿子吃不饱，嫌张翠花吃得多，婆媳矛盾源于此。张翠花恶口不善，与婆婆对骂还先动手。你五爷打她，事出有因。我不同意说，打跑张翠花，最大的受益者是我爷爷。张翠花一旦坐稳位置，再生个娃儿，我爷爷你们就得卷铺盖走人。三叔说不过我，只好笑说：如果你爷爷在世，你把这话说给他听，肯定赏你一个脖儿拐。
哎呀，说得多了，虽然我爷爷已经入去世四十多年，不会跑出来打我，但是我将来见到他，那个脖儿拐肯定是跑不了的。 我还是书归正传吧。 我曾经疑问，有三爷，有五爷，四爷呢？奶奶给我解释，五爷本家弟兄们一共十人，他们共有一个爷爷。在世的尚有弟兄五人，除了五爷弟俩，还有七爷，九爷和最小的十爷。十爷家一群娃儿，曾经过继给五爷一个养老。老大奶既吝啬又不慈祥，舍不得给那娃儿好吃喝，还不时打骂。那娃儿死活都不愿意留下，过继之事不了了之。 1966年“文革”开始，一切都乱套了！城里的造反派分成两派武斗，石佛寺公社下面村里的回乡知青联系城里造反派，跟着站队。 敌对阵营扬言要来“砸烂XXX”，如此严重敌情让村民团结起来，在几个回乡知青策划下，大队管辖下的四个自然村成立“战斗队”。 城里武斗，学校停课，我被送回老家。小叔告诉我，他学校也停课，学校成为“战斗队”队部。战斗队需要有军事知识的人，五爷成为不二人选（大队支书当过解放军，可惜是走资派）。五爷身价陡涨，成为“战斗队”的教官。他不用下地干活，队里记全日工分。 回老家的第二天，我吃过早饭就往村东学校里跑。 五爷果然在那里。他站在教室土讲台上，正在给大家讲通过辨别枪声，判断子弹距自己的距离，决定是该继续前进，还是卧倒隐蔽。五爷一反往常，他上身斜披一件绿军衣，里面是一件灰色褂子（也许是肮脏的白颜色旧褂），扎在绿军裤里，显得很精干。我还看见五爷脚穿一双全新的解放鞋，居然还有袜子！ 他看见我，很严肃地说：“撅出去，大人们说正经事儿呢！” 我耍赖不走：“啥正经事儿，我听听坏啥了。” 五爷板着脸，冷冷地说：“联防会议，军事机密。” 我被人赶出教室。 所幸教室窗户没有玻璃，我站在院子里，离老远也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有人提出，这几天军情紧急，榆树庄大队下面几个村子，晚上就有人巡逻，设置暗哨。咱们也搞吧。 五爷首肯说：咱大队四个村的几条大路，今黑儿喝罢汤就设置绊马索。 有人问，啥是绊马索？ 五爷解释说，绊马索是在路上扯一条草绳，挂铜铃，夜间有人经过，先绊他个狗吃屎，铜铃一响，咱们就知道有情况。 又有人说，去哪里找铜铃？ 五爷胸有成竹地说：去队里牛屋，把牛铃铛解下来。 那人又问，庄上人不知道撞上咋办？ 五爷回答，要你们暗哨做啥？还有，半夜三更谁还在外面乱跑，做贼呀？ 不论众人提出什么问题，五爷都应对有方。他说话的时候，一手掐腰，另一只手大幅度地挥舞助讲，还不时拉一拉披在肩的军衣。五爷说话声音洪亮，两眼闪光，那种杀伐决断的气势，就像是电影里八路军的游击队长在布置战斗任务。看得我佩服至极，完全忘记他曾经是国军的逃兵败兵伤兵，还当过解放军的俘虏兵。 最后有人说，咱村东头栓娃家的狗很硌意球，生人熟人它都咬。咱们设置暗哨，它在一旁胡鸡巴乱叫，这不是给人家报信吗？ 五爷微微一笑，举巴掌朝下一砍。看大家一脸懵逼状，这才神秘兮兮地说：都没吃过狗肉吧？很香，还大补。 “战斗队”众成员马上心领神会，一片赞同声。 不过也有不同声音：吃人家狗娃儿，合适吗？ 五爷不屑一顾地说：咋不合适？俗话说，偷鸡摸狗。当年我在部队，规矩是不能偷老百姓的鸡鸭鹅，但可以打狗。 呵呵，不可以偷鸡，但可以摸狗。听五爷这句话我才想起他当过国民党兵。 随后就开始讨论如何诱捕栓娃家的狗，怎样宰杀剥皮，用谁家锅烹煮，甚至谁从家里拿花椒拿盐这些细节都顾及。 “联防会议”，开成狗肉会。 回去我跟爷爷说起。爷爷说，打仗的地方，你可不要去。我说起五爷一身行头，爷爷说，起初你五爷不肯出山，人家造反派给他一套绿军装和军帽，他才同意。 我说，我看见五爷还穿解放鞋和袜子呢！ 爷爷羡慕说“是啊，前个儿他还给我掏一根纸烟。这下你五爷可跩了！” 晚上五爷回家吃饭，端起红薯干稀饭还没有喝两口，就有一群人来找他。五爷把煤油灯拿出来，拿出家里的凳子，又向我爷爷借几个，大家坐在院里说话。 他们说到了“哈巴狗”，提及火药和铁砂，还说找烂铁锅砸碎用。 我在一边旁听，忍不住问，啥是“哈巴狗”。 这次五爷没有责怪我，很大方地对其中一个人说：“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 那人从脚下拿出一个破包袱单，抖搂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家伙，像是一个没有木柄的锄头。 五爷说：“这玩意儿类似小型迫击炮，像是蹲着的哈巴狗。装上火药和铁子，能打出去十来丈，撒开有簸箩大小。” 有人提问：“才十来丈？会不会不等点着人家就上来了？” 五爷微微一笑，不慌不忙说：“不指靠它打仗。俗话说，新兵怕炮老兵怕号，只要它一响，对方立刻跑人。” “老兵咋会怕号呢？”我不解地问。 “老兵怕冲锋，打仗时号一吹，就得往上冲。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啊！”五爷白我一眼说。 “要是吹吃饭号，吹睡觉号呢，老兵们巴不得吧！”我挑刺说。 “你给我撅一边去！”五爷说不过我，气恼说（教会徒弟气死师傅）。 爷爷赶紧把我拉进屋：“你五爷人家忙大事儿呢，你在那里瞎掺和啥哩。” 过后很久我才知道，哈巴狗是一种铳，民间喜庆时鸣响助兴。 几天过去，这天刚吃过早饭，就有人带着一个坏消息来找三爷。三爷立刻找我爷爷说，老五被人家逮住了，关在石佛寺街东边马洼村。 马洼村是我二姑尚未过门的婆家，我二姑夫马洪亮焦作矿院毕业，分配在贵州六枝矿区做机电技术员，经人介绍与我二姑对象，已到谈婚论嫁阶段。二姑夫老爸马遂汉爷爷首访我家时，五爷见过他。五爷被囚后央求看守传信，马爷爷即找人来家报信。 我爷爷立刻赶去县城尼龙袜厂，叫上我二姑一起到马洼，经马爷爷斡旋放人。 过后才知道，城里同一个“革命组织”，联系石佛寺下面各村弟兄，策划一个“革命行动”。不料队伍里出了叛徒，让对方有所准备。谁知对方也有叛徒，五爷这边组织得知后，立即取消行动，却忘记通知五爷这支队伍。当晚五爷这帮人就成为一厢情愿的送人头傻蛋。开始挺顺利，对方一触即溃，不想这是人家的拖刀计。更要命的是自家哈巴狗没响，人家的哈巴狗响了。五爷一方的人听见炮响即作鸟兽散，五爷被绊马索绊倒，做了俘虏。胜利者可没有当年解放军客气，他们扒下五爷的军衣军帽鞋袜，瓜分一空，又把他胖揍一顿，绑起来扔给马洼村的己方人看管。五爷被剥得一丝不挂，肚里的情报也被榨取干净，马洼村的人还得管他吃喝，正愁没处甩锅呢。马爷爷领我爷爷去要人，正好做顺水人情（附送五爷的旱烟袋）。我爷爷随即回家叫上几个人携带门板扁担，做一个简易担架，连夜把赤条条的五爷抬回。 那天晚上半夜时分，我被外面的嘈杂声吵醒，还听到老大奶哭声，欲出门看热闹，被爷爷堵回。第二天听奶奶说，是五爷回来。 以后的时间里五爷家门可罗雀，除了村医王忠堂每天过来，以前的那群猪队友们连一个影子也没有。 我老爸知道后，唯恐对方再来寻衅殃及邻居，特备礼品去马洼找马爷爷说合。马爷爷却说不怕，原来对方也是乌合之众，害怕这边报复，吓得东躲西藏呢。 谁也没有料到这场“革命行动”，出现狼见狗两下互怕的狗血结局。倒霉的是五爷，他撵狗反被狗娃儿咬，丢了一身行头，还被打得遍体鳞伤。 爷爷说，五爷都是皮外伤，没有伤及骨头。 五爷受伤后一直躲在屋里将息，我再次见到他，已是半月以后。那天上午我跟小叔去南坡放羊回来，看见五爷弯腰拎着烟袋，一手拄着一根木棍（是我遗弃的兵器，被爷爷送他作拐杖）走出家门。但见五爷满脸憔悴，头发和胡茬乱生，那双眼睛也全无往日光泽，左额头和颧部一大片淤血，颜色灰暗泛黄。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嗫嚅说：“五爷，你，好了？” 五爷没有理我，他站在院子里仰脸看天，又环顾四周，这才说：“你去屋里给我搬个椅子。” 我赶快跑家里搬一个小凳子出来。五爷说：“你傻蛋啊！这是小板凳，带靠背的叫椅子。” 爷爷正在堂屋络丝，听见我们说话，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拎起屁股底下的椅子出来。爷爷扶五爷坐下，又拿出烟袋，递给五爷说：“吸一锅，北山的兰花烟，可冲了。” 五爷手举烟袋摇摇说：“不吸，咳嗽。你吸吧，我闻烟味就中了。” 五爷说着就开始咳嗽，吐出带血丝的痰。 后来听奶奶说，五爷一直咯血，怕是内伤。后来去石佛寺公社卫生院做X光检查，诊断为肺结核。经打针吃药痊愈，但是身体大不如前。 1967 年冬，爷爷家新房盖好搬走，我和五爷见面机会就很少了。有时候回家十几天也不曾见面，偶尔从西院传来他说话或咳嗽声音，让我知道五爷的存在。再后来，我父母调回南阳，我上学工作，很少回老家。我陆续听说，五爷的妈妈；老大奶死了；再就是五爷的哥哥；三爷也死了。 改革开放后，土地分到户家，大家的生活普遍变好。有年麦罢我回老家，走到村南头时看见前面有位光着黝黑脊背的人，手拿烟袋背在身后，弯腰缓行。 我认出是五爷。五爷也听见我跟人说话，停下脚步等我走近说：“伟娃儿，你回来了。” “啊，五爷！”我赶紧给他掏烟。 “不吸了。”五爷谦让着，接过香烟燃着抽一口说：“你也吸烟？别吸太多，到你老的时候就知道吸烟不好。天稍微凉一点，就上不来气。” 我说：“我不吸，这不是回家嘛，带包烟见你们让一根。” 我回家说与小叔。小叔说，你五爷可怜，年老体衰多病，干不动了。今年他地里的麦子，还是我找人帮他收回来的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五爷在贫困中去世。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五爷，看似精明能干的人，为什么一生困苦贫穷？ 上天不公，让五爷生在穷苦人家，又逢乱世。有个当解放军，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却没有抓住，还影响到土改分地。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分地，他却因年老体弱多病没有力气干活，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纵观五爷一生，时乖运蹇，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贫困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难道五爷贫苦一生真的是上天不公，时运不济吗？ 窃以为不是的，人的一生，时运如潮，有涨有落，不可能都处于倒霉状态。 首先，五爷智商不高。五爷不善于学习，他当国军那么多年，见过长官们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他却不懂牟利之道；当国军士兵搜刮百姓鱼肉人民，他不知敛财之路；最后赶上改革开放，他找不到致富之门。 大家也许会说，五爷心地善良，耻与邪恶私欲为伍。 好吧，我换一种说法。五爷在外厮混多年，仍目不识丁，连俘虏释放证都看不懂；会开重机枪，却不懂机械；家在丝绸玉雕之乡，不会织绸做玉器，唯有下死力干农活。更可笑的是，五爷在国军三进三出，当兵多年却不懂军事。外战抗日，没听说过他打死过日本人；内战跟解放军打，重机枪打不过轻机枪，还害得长官刘督导丧命，自己也负伤做俘虏。五爷甚至连国军最基本的逃跑战术也没有学会，前面说的“文革”间武斗，五爷，你看不行赶快跑呀，他却又一次当俘虏（连那群不懂军事知识的猪队友都不如）。 事实证明，五爷并不精明，他的聪明都在嘴上。应了他自己常说的那句歇后语：马山口的夜壶——光有个嘴。 2010年，寒食节后第五天，是二爹周年，我回去上坟。跟大家说起往事，谈到五爷。堂弟指着远处小土堆说：“我过去好像听咱爹说过，那边是五爷的坟。” 我拿一沓燃着的冥币跑去扔到土堆上说：“五爷，送你俩钱花。” 我们走出坟地时，在菜地拔萝卜的人问我：“你咋会往那边坟头烧纸钱呢” “是西院五爷呀！” 那人笑说：“这个坟头是XX他爹，XX死后没有埋在这里，这些年后人都不来上坟，坟头都快没有了。” “五爷的坟在哪里？” “他的坟地在去李营的路上，修建村村通，把那地儿占了。” 第二年寒食节，我又如法炮制，拿一沓冥纸冥币，几根油条和两个苹果，来到那个小坟堆，点燃冥纸合掌拜道：“邻居，按辈分我也该叫你爷哩。你去喊我五爷来，你俩享用。” 我欲离开时，一阵旋风刮来，卷起冥纸灰烬，盘旋空中。 我突然看到五爷就在旋风的灰烬中。几十年不见，他还是我儿时记忆里的样子，穿一条短裤，光着脊背，嘴里叼着旱烟。 他拔下嘴里的烟管，朝我咧嘴笑呢！ 旋风来得快走得疾，一切恢复原样。 我癔症过来，知道是幻觉。 冥纸余火燃着坟头上枯草，把供果包裹其中，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 呵，是五爷来了，他在享用供品呢！ 又是一阵风吹过来，我感到了寒意。我想起刚才五爷光着脊背的模样，深秋时节，五爷还没穿棉衣呢！ 想不到五爷在阴间还是贫穷！ 我朝堂弟叫道：“恒娃，你再拿些纸来！” 堂弟拿来一沓冥纸帮我燃着，我朝坟头说：“五爷，这笔钱你拿去买件棉衣。” 堂弟接话说：“大哥，下次来你给五爷买个老婆吧。从十二里河一路到咱家，公路边卖冥品的店里都有。你也别买贵的，十元钱一个的就可以了。” “嗯哼？”我不解其意。 “五爷一辈子没有女人，在那边肯定也没有。” 我哑然失笑，是啊，五爷在深秋季节仍光着脊梁，他哪有钱娶老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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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贺伟，笔名汪河，河南镇平人，蒙古族，职业医生。 喜欢读书，退休后痴迷文学创作，时有作品发表。 属于一介不入流之文学爱好者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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