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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寺:被称为“无上国宝”的一座千年古寺

 GCCLJP 2022-08-31 发布于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旅读视界 ,作者王竹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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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晚期,藩镇割据,巨大的中国版图四分五裂,陆陆续续诞生出若干小国,这一分裂时期史称五代十国。契丹人统一塞北,建立了辽帝国,夺取燕云十六州,其中就包括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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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柏杨《中国人史纲》)

虽然占据了北方的统治权,但由于文化水平远低于汉人,帝国的建设依然以汉人文化为主线,南北分治,北部政府由契丹人管理,治理故疆;南面完全由汉人治理,这其中就包括中国故土燕云十六州。

此时为公元940年代,距离【984年蓟县独乐寺】的建造仅40余年,距离唐的灭亡仅77年。因此,独乐寺几乎完整的保留了建筑范式上的唐代遗风,被梁思成先生称为中国古建的“无上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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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

独乐寺的【山门】和【观音阁】,建于公元984年,

是距今1037年的木结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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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

所谓【山门】,就是寺院正面的楼门,

是从正面进入寺院的必经之门。

古时候寺院常因避世隐修的目的修建在山里,

因此留下了“山门”这个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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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面对距今1000年的古老建筑,

只“古朴”二字是最直观的感受。

已斑驳的彩漆下裸露出木梁的原色,

层层叠叠的斗拱如巨壁托起宽阔的飞檐,

相较年代更晚的同规模建筑,气势更为恢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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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门屋顶正脊两端的鸱吻虽已残破,却是辽代原件,

作为古人对建筑防火的一种祈愿,

龙头鱼尾,这一形制正是区别于唐,从宋开始流行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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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山门,

左右立着两尊辽代泥塑的金刚力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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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带飘逸,形象写实,

身上的饰品和肌肉线条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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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头望向山门穹顶,

便可观看到屋顶木结构的全部细节,

为“砌上明造”,

是难得的感受木结构榫卯屋顶细节的一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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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将目光聚焦在最重要的建筑——观音阁。

跨过山门的门槛,观音阁立刻完整的呈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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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立于高台之上,

一株古柏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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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两层飞檐飘逸的铺陈开,

出檐距离几乎超过柱子的高度,

气度极其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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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栋建筑的色调呈现出低饱和度的古旧,

曾经的鲜亮的朱红、碧绿、靛青,被岁月打磨,

与古朴的原木色融合出无法言喻的古拙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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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足圆成”与“观音之阁”两块牌匾古韵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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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高台,在屋檐下仰视,

层层叠叠的斗拱结构复杂精巧,

与宋代《营造法式》中的范式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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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拱,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灵魂要件,

集中体现古典中式建筑的营造法式之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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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与拱环环相扣,

不用任何钉子和粘合剂固定,

形成紧密连结的整体,

起到承接屋顶重量和延伸出美观飞檐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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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下为柱,上为顶,

与欧式古典建筑的柱头柱式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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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是,不管是欧洲的柱式还是中国的斗拱,都具有厘定建筑物等级的阶级意味;不同的是,欧洲柱式完整的雕刻在石头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中国的斗拱由若干标准化的零件组装而成,更具灵活性和实用性(标准化组装大大提升了盖房的效率)。

这是两种不同的建筑设计初原,而建筑,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港湾,也因此体现了不同地理环境下诞生的文化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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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观音阁,细长的挑空

引领视线自下而上仰视这尊高16米的【辽代观音巨塑】,

因为观音头顶另有10个小头,

故此称为【十一面观音像】。

观音像与观音阁同为辽代遗留,

兼具唐代佛像的尊严感、平静感和宋代佛像的写实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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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经历了岁月的打磨,依然能看到佛像衣着上复杂而华丽的纹饰,

仔细观察,纹饰中不但有典型的祥云、凤凰的宗教和皇家元素,

更充满自然界写实风格的奇花异草,表现风格极具自然主义的澎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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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两边的胁侍菩萨也皆是唐代风格塑像,

身姿婀娜,优雅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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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大殿结构,

会发现虽然外部看观音阁只有两层,

但内部实际有三层结构,

而最顶层的阁楼正好是观音目光所及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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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巨塑观音,

是全长45米的【元代壁画】,

总面积达143平方米,

以罗汉和尊者为主线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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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

主线人物周围配有丰富的世俗题材故事和人物形象,

包括平民的劳作场面、出身达官显贵的供养人形象,

生动再现了当时代人物的衣着和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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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以铁线描(线条外形为铁丝状,粗细均匀)为主,

兼用兰叶描(线条外形如兰叶,粗细不均,衣褶有飘动之势,创始人为唐代画家吴道子,因此也被后世称为“吴带当风”)勾勒填色,

人物造型准确,线条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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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到殿后,与观音像背对背是一座【明代倒坐观音像】,

一腿盘坐,另一腿垂下,呈半跏跌坐,

气定神闲,背靠五彩须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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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的面部和体态极尽写实,

抬起的手臂如蒙尘的肌肤,

垂在膝上的手指形态自然充满肉感,

半眯的双眸黑而有光,

复杂的披帛从腰间坠满双腿,

随坐姿自然的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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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的关公与韦陀塑像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很遗憾出于文物保护目的,观音阁二层三层关闭,我们无法近距离看到巨大观音像的面部细节和眼神。

但当我们了解了观音阁的结构,再回到山门,遥望观音阁,就会在三层开着的小木窗中找到黑暗中隐隐透出的观音慈悲的双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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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观音的目光,

向独乐寺南行300米,

便能找到一座重建于【辽代(1058年)的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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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明清两代的修葺,这座30米高的白塔将

八角形塔式,

砖造楼阁式(完全用砖依照木结构的形式在塔的外表做出每一层的出檐、梁、柱、墙体与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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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檐式(始于东汉或南北朝时期,盛于隋、唐,成熟于辽、金,它是由楼阁式的木塔向砖石结构发展时演变而来,第一层很高大,而第一层以上每层的层高却特别小,各层的塔檐紧密重叠)、

覆钵式(巨大的圆形塔肚,上竖一根长长的塔顶。塔顶上刻有许多的圆轮,又称喇嘛塔,是藏传佛教独特的建筑形式)

几种塔型结合在一起,

堪称中国古塔造型奇特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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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传》一书描述鸠摩罗什历经千难万险来到长安,即去当时长安的五级寺塔前凭吊从未谋面的东方高僧道安。当时凌厉的北风飒然而至,塔檐角上的铜铃叮叮咚咚的响起,罗什凝神谛听,随即面容悲哀的向众人说,佛塔的铃声是道安在说:胡僧啊,你来迟了。接着垂泪塔前,回应道:我终于来了,相见在今日。

蓟县白塔的塔身上刻有缘起偈,阐释世间万物因缘和合的真相,在一片静寂的塔院里,忽来的微风吹动塔铃,与夏蝉的鸣叫融为一体,我想起了上面的情节。

如果不是道安的召唤,鸠摩罗什也许不会来到长安,也不会成为中原佛学文化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传递者和缔造者,确是一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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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中国,却是一个被现代建筑包围的国家。甚至专业的建筑设计从业者,也很少会将目光聚焦在中国古建筑上。普通人对中国建筑的了解更可用茫然不知来形容。

在巨大的动荡与民族融合过程中,中国的建筑记忆几乎被完全抹去。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绝大部分宫殿庙宇、几乎都无法告诉我们中国古建曾经的真实面貌。

秦代的阿房宫、汉代的长乐宫、唐代的大明宫,仅仅存在于古老史书的记载和后世人的想象中;而古希腊的石柱、山墙,罗马帝国的穹顶,法兰克帝国的尖顶、飞扶拱,形制规整的古典主义建筑,张扬喷薄的巴洛克建筑,却依然延续着他们的生命。

这令我感到无比好奇,与这些生命力旺盛的建筑同时期出现的中国建筑范式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化符号?他们的发展经历了历代匠人的何种巧思?

带着这些问题,我慢慢发现,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建虽然屈指可数,却并不乏遗存,虽没有规模宏大的宫殿群和古城可供人们一观全貌,这些遗存蕴含的审美魅力已足够令人神往。

20世纪40年代,美国留学归来的中国建筑家梁思成先生第一次开始了现代中国古建发现之旅。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学者志士抱着复兴中华的理想,在强烈的时代冲击下试图寻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遗珍。

事实很明显,全盘否定自我是一种非理智的应激反应,而彻底失去自我将意味着精神上的灭种。今天,世界格局焕然一新,越来越多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终于开始意识和关注到梁思成先生在100年前关注的领域,一种文化自信正在我们周围慢慢复苏,对美的认识也从羡慕他人之美回归欣赏自身之美。这是另一个深邃广阔的世界,曾被我们遗忘在身后,而今发现只要一个转身的距离,就能用中国的语言和深植在血液中的中国文化基因去领略,教人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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