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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4月，张国焘寻到机会，毅然离开了延安，至此脱离了中共。 他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机密，就连妻子都丝毫不知情，他心里的感受，也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懂；他的下场，自然也是凄凉的。  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在张国焘的左膀右臂李特和黄超死后，张国焘内心的煎熬则越来越浓，他也深知过去的那些错误，脑海里也形成了一个个“疑问”，总觉得也有一种无形的危险正在包围着他。 最终，他也作出了决定：与其坐着等，不如溜之大吉。  就这样，在1938年4月4日，张国焘趁着代表边区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共同祭拜黄帝陵选择离开延安，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当时的张国焘最初前往了武汉东站，在周总理等人的劝说下，他给毛主席和张闻天等人的电报中还写道：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那会，毛主席等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去了一封电报，大意是说应该团结一致，拯救危亡。 可以看出，延安方面还是非常希望张国焘能够回来的。  张国焘也和周总理、博古等人在饭店见过面，周总理当即提出了三条道路让张国焘来选择，让他“悬崖勒马”，并且让他考虑两天再答复。 那会谁也没想到，周总理等人前脚刚走，张国焘就将军统头子戴笠找了过来，表达了他的意向。 张国焘的心慌，也能从他妻子杨子烈的动态中略知一二。  到了5月16日，中组部打来了电话，让杨子烈赶紧过来一趟，那会的杨子烈还是一头雾水，不明白组织上火急火燎叫她有何目的。 到了现场，陈云同志将杨子烈叫到了一个小房间当中低声询问道：“你知道吗？最近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 对于这样的询问，杨子烈显然是摸不着头脑的，陈云也干脆如实道来：“张国焘走了。” 陈云还将张国焘写下的一封信交给了杨子烈，那会杨子烈其实不愿意走，可她肚子里怀了张国焘的孩子，已经有6个月了，她也不得不考虑一下。 第二天上午，杨子烈就去见了毛主席等人，那会张闻天和刘少奇都在旁边，杨子烈看着大家，也在最初表示：希望能够去汉口，将张国焘给找回来。  毛主席听到这句话，还伸出了大拇指说道：“你若是能够将张国焘给找回来，那么你就是共产党的大功臣了。” 在做好了准备工作之后，杨子烈挺着大肚子连续爬了好几个山坡才找到毛主席，她要获得毛主席的批准。 此时的毛主席也猜到了杨子烈的具体想法，于是就写了一张条子：让子烈同志回家吧。 甚至，毛主席对于杨子烈还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说：“你是好的，一切都是因为他的不好，你去了汉口之后，将来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的，你无论任何时候都能够再回到党里来。” 党如此善待杨子烈，可杨子烈还是选择追随张国焘而去了。 另一边，张国焘在投靠了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同样对他有着很大的“期望”，甚至还专门派出陈立夫和他谈话，询问他具体想要做什么工作。 张国焘则表示，希望国民党能让他出面创办一种定期发表的民办刊物，“唤醒”青年人，做这件事就是缺乏资金，也希望国民政府能够接洽，并且高度保密，否则就得失败。 蒋介石对于这件事显然是另有打算的，他也并没有同意张国焘的想法。 那会，对于国民党来说，张国焘还是有“价值”的。 特别是那些特务组织，他们觉得张国焘口中应该有关于中共的情报和线索，陈立夫和陈果夫都希望让张国焘到他们那边工作，包括远处的胡宗南也希望让张国焘过去，当时的张国焘可谓“红的发紫”。 蒋介石依旧没有答应这些人的请求，而是先留了下来。 张国焘还去了桂林一趟，在《建设》杂志上看到了共产国际开除他党籍的决定，那会的他也非常丧气，认为这种消息是对他的戏弄和讥讽，于是在桂林的游玩也并不开心，干脆去了重庆。  一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才真的对他的“未来”有了定义，安排他去戴笠的身边去工作，担任过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在后来回忆： “戴笠曾经对张国焘有着极大的期望，还认为张国焘只要肯卖力，对于中共是极为不利的，张国焘只要提出什么，戴笠都会想办法去满足，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戴笠每次请客的时候，还都会专门带上张国焘，用极为高傲的口吻向大家介绍。” 不过，张国焘的那些小把戏在当时都没对延安造成什么影响，戴笠也渐渐对他失望了。 1942年，重庆国民党在南岸秘密逮捕了一位地下党员，张国焘就过去做“游说”工作，他刚刚自我介绍，对方就倍感震惊，他想用自己的身份压榨对方，让对方把知道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  可这位地下党员用很坚决的口吻告诉张国焘：“我不会这么做，死又有什么可怕的？” 他的态度，也让张国焘瞬间感觉脸上无光，他留下了一句“我也为你好，你再考虑考虑。” 说完那句话之后，张国焘就赶紧灰溜溜地离开了审问室，那位坚贞不屈的地下党员，也最终成为了烈士。 在军统工作期间，张国焘几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蒋介石是个多疑的人，对待叛徒，他的态度是利用和提防，他还在一封批示上告诉戴笠：能叛变他们的人，最后也能叛变我们。 戴笠也随之制定出了八字原则：尊而不敬，用而又防。 那种看上去的“关系好”，也只是戴笠做做样子，谁会真的去信任一个叛徒呢？ 甚至在军统的内部还有个“督查室防奸股”，这个组织就是用来专门监视叛徒的活动，张国焘也是在监视范围内的。 渐渐对张国焘失望后的戴笠也觉得没法向蒋介石交代，就这样，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悲惨凄凉的晚年生活得不到国民党重用的张国焘，面对的未来自然也是更加迷茫。 到了1948年底，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披荆斩棘，蒋介石就开始布置各类人员撤到台湾省的事情。 张国焘肯定也得考虑后路，他是叛徒，留在大陆的后果他自己都得掂量掂量。 那会的戴笠已经死了，毛人凤则安排了张国焘的工作，他对张国焘说：“你倒不如就留在大陆，这样我们在共产党就有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样的话比跟我们走作用大多了。” 张国焘一听这话其实也就很快明白过来：自己是被彻底抛弃了。  那么多艘大船和飞机，却连一个张国焘都容不下。 面对张国焘的心灰意冷，毛人凤也嫌麻烦干脆直接摊牌了：这是蒋介石的决定。 人家不要他去，结果他自己带着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孩子前去了，最初在台北南阳街一个招待所里住着，等待着国民党来安排工作。 招待所里待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却发现没有任何人前来询问自己，他担心国民党要找他麻烦，干脆搬家去了香港。 对于此时的张国焘来说，自己能做的也就动动笔杆子了，因此他就靠着写评论和专稿来赚点生活费，和那些自称为“第三势力”的人混在一起。 政治对于张国焘来说其实都没什么重要性了，他要做的是活着，毕竟还有家庭需要养。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张国焘就在找机会，他很快发现国际黄金因为战争的影响价格暴涨，他写写东西其实还好，沾上了金融这种事就一窍不通了，干脆把自己多年积攒下的5000美金全部投入到金市当中，摇身一变成为了生意人。 盲目投机的代价，张国焘也很快体会到了：朝鲜战争快速结束，金价从此一落千丈，张国焘血本无归。 现在整个张家都穷得揭不开锅了，他知道国民党那边已经彻底抛弃他了，于是还转念想起了“回大陆”这条路。 他在1953年通过出版界的关系找到了新华社驻港分社的金尧如，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中共对此依旧宽容，刘少奇在短短两三周之内就给他回了信，让他写一封报告给中央，检讨过去路线错误和背叛错误，提出改过自新来表达决心。 张国焘对此还是不满足，他思来想去，最终也放弃了这个机会。  1958年，活不下去的张国焘又动了回大陆的念头，他又托人找中央说明让自己做点事情，并且希望要一些生活补助。 毛主席亲自审阅了简报，并批示道：劝张国焘隔断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考虑给予个人生活补助。 明明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可张国焘还是割舍不了对美元的依恋，至此，他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张国焘的“价值”，对于美国来说还是有的，因为当年朝鲜战场上美国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败得如此惨烈，之后他们就开始重新审视起了新中国。 美国亚洲研究中心在后来也找到了张国焘，希望他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并许以丰厚的报酬。 这样的采访大概持续了20次，美国亚洲中心也渐渐感觉到张国焘什么都说完了，又将他给抛弃了。 至此，无论哪个方向张国焘都考虑过，最终哪边都抛弃了他。 张国焘再度失去了生活来源，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有一所大学想让他去写回忆录，每个月给他2000港元的报酬，张国焘一看有点钱能够度日了，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他用了4年的时间写下了一本名为《我的回忆》的书，此书的内容还于1965年开始在香港《明报周刊》上连载。 在香港待了20多年的张国焘，也步入了晚年生活。 那会，好在他的3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了，大儿子和三儿子都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也算有着还不错的工作。 于是，张国焘思索了一下，最终决定去多伦多和大儿子生活在一起。 可张国焘的后半生就跟“中邪”了一样，他只要去哪，就能穷到哪。 多伦多政府有个规定：只要是65岁的老人就可以免费享受养老福利。 张国焘一看有个不花钱的地方，就赶紧搬到了养老院里，政府给他了养老金能够生活，可到了1973年，张国焘在这里突然中风了，养老院也还是给他治疗了，保住了性命，却让他变成了残疾人。 杨子烈那会也是残疾，两个残疾人就在养老院里相依为命，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又过上了苦日子。 此时的张国焘还突然想起来，几十年前曾对蒋经国有恩，于是就托人找蒋经国要点钱花花。 蒋经国大手一挥，施舍了他一万美金，又让张国焘“活了下去”。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主席与世长辞，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 《伦敦日报》的记者专程去采访了张国焘，此时的张国焘万分感慨地说了10个字：“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到了1977年12月，张国焘的右手和右脚又出现了中风的现象，一举一动都十分缓慢，那会的养老院里更是出现了“老人多、护士少”的局面，张国焘平时按铃，也不会有医护人员很快前来。 这段时间，多伦多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气温下降得很厉害，张国焘的病床十分狭窄，有的时候毛毯掉到地上他也无法捡起，最终被活活冻死在养老院当中，最终，家人也将他安葬在多伦多公墓。 参考张国焘脱党后杨子烈被善待 傅国涌; 共产党员 张国焘的反共生涯 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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