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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大”那期，我们说到，陈独秀与马林还未曾谋面，就已经对马林产生了反感，这也注定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不愉快的。 一、不愉快的谈话会面一开始，陈独秀就直截了当地对马林的工作方式提出批评，指出马林这样做是藐视中国共产党。而马林则解释说：
陈独秀从创建共产党时起，就一心想独立干革命，现在马林要中共听命于共产国际，这当然是他不能接受的。  他对马林说：
话不投机半句多。陈独秀与马林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事后，陈独秀将李达、张国焘和上海的一些党员召集到一起，对大家说：
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为了缓和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去向陈独秀做解释。陈独秀听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说：
此后，陈独秀数次拒绝了马林希望和他见面的要求，开始筹谋独立进行工作的计划。 二、被马林营救陈独秀的拒绝使马林的处境非常尴尬。马林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他所盼望的中共一把手，竟是这样一个难以对付的人。今后的工作如何开展? 马林不禁犯起了愁。于是，他只好寻求张国焘的支持。马林对张国焘怀有好感，是因为他刚到上海时，因不注意工作方式与李达、李汉俊产生不和，是张国焘从中调解，才使他们的关系得到缓和。现在，他又听说张国焘曾与陈独秀发生争执，主张听从莫斯科的领导。这样，他就找到了张国焘。  张国焘后来对马林与他的这场谈话，有如下回忆：
正当马林不知该如何与陈独秀进行沟通之时，一个突发事件帮了他的忙。 陈独秀回上海的消息，经过报纸的报道，引起了两种人的注意。一种人是他的老友，得知他回到上海，便纷纷前来看望，因此他的住所——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经常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另一种人便是租界巡捕房的密探，老渔阳里2号异常的动静，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和关注。 于是，陈独秀回上海还不到一个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10月4日下午2时许，陈独秀正在楼上睡午觉，楼下则摆开了牌局，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与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鏖战正酣。忽然，外面响起了拍门声。包惠僧急忙站起身前去开门。门刚一打开，就进来两个人，声言要找陈独秀。 高君曼答：陈独秀不在家。但那两个人并不走，而是说：“我们是来买《新青年》的。”包惠僧想尽快将他们打发走，便说：“这里不卖。你们要买，大自鸣钟下有卖的。”不料，那两人却跨进门来，指着堆在地上的《新青年》杂志，说：“这儿不是有吗?” 这时，陈独秀正好穿着拖鞋慢腾腾地走下楼来。他一看家里来了不相识的人，知道情形不对，就转身向后门走去。但看到后门口已有人把守，只好又折回到前厅。 这时，那两个“买书”人也露出了真实面目，是法租界的警探!他们与随后赶来的几个警探将陈独秀等人驱赶到一个小房间里，命令他们不准交谈，接着开始翻箱倒柜。不一会儿，警探们带着搜出的《新青年》杂志和一些书籍，将陈独秀、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押进停在门外的两部汽车。 对于陈独秀来说，被捕坐牢已经没有什么稀奇。在此之前，他已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
他嘱咐大家报个假名，不要说出共产党的实情，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争取其他人先行释放。在法租界巡捕房，陈独秀报了个假名，叫王坦甫。  但陈独秀没有想到，巡捕房又在他家周围布下暗探，很快就将前去拜访的邵力子、褚辅成抓捕。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这一下暴露了陈独秀的身份。陈独秀知道，想蒙混过关是不可能了。 陈独秀被捕后，法国巡捕房得知，陈独秀数年前曾任北京大学的哲学教员，并在袁世凯当政时因传播颠覆社会秩序和政府的学说而被捕过。 被逮捕次日，他在法租界会审公堂出庭受审，就对他违反2月份公审公堂要求他停售《新青年》杂志的禁令，以及关于违反中国临时刑律第221条，散播无政府主义宣传品等指控作答。他随后被保释，以便给其辩护律师时间来准备辩护词。陈于10月19日和26日再次出庭，会审公堂宣判处他以100元罚款，并颁令将从他住宅里搜查出来的印刷品焚毁。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都为营救陈独秀多方联系。孙中山在得知此事后，也给法租界的领事发了电报，要求释放陈独秀。 马林是通过李达和张国焘的汇报，才得知陈独秀被捕之事的。富有经验的马林当即行动起来，为营救陈独秀工作四处奔走。他靠着自己在上海的一些熟人，最后找了一个名叫巴和的法国律师，请他为陈独秀等人打官司。他还花了很多钱，拉了很多关系，最后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关键人物。 在马林等人的多方努力下，10月26日，会审公堂宣判陈独秀交100元罚款，将所有查抄到的书籍一并销毁。至此，陈独秀被捕一案全部了结。  陈独秀被释放后，得知马林为营救他出了大力，便心生感动，对马林的态度也有了改变。 出狱的第二天，陈独秀首次以中共中央局书记的身份召集会议，态度积极地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的设想，包括制定工人运动计划，继续出版《共产党》，复刊《新青年》等等。会上还决定共产党人在原则上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共产国际给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不能维持生活的人。 会后，陈独秀等人与马林进行了晤谈。从此，陈独秀与马林经常见面，坦诚以见。在政策方面，陈独秀随时征询马林的意见，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马林则毫无保留地向中共中央提供自己的看法，以供参考。从后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共中央开始正式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经费。 如果不是马林后来压制陈独秀接受他的“斯内夫利特战略”，他与陈独秀的友好关系本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三、斯内夫利特战略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回国时，给马林带回了共产国际三大的有关文件。  马林从这些文件中看出，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就是要求在落后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合，共同建立反帝联合战线。 1、马林与孙中山的长谈 共产国际的这一新方针，使马林深受鼓舞。他决定利用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在中国实践这一方针。而实践这一方针的前提，就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愿意同中共合作。当时，孙中山在上海设有国民党总部，马林便主动找到总部的负责人张继进行沟通。 不知是马林丰富的革命经历吸引了张继，还是马林的善于辞令说服了张继，总之，张继热情地邀请马林前往广西桂林，与正在那里准备北伐的孙中山进行会晤。对于马林来说，这个邀请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12月10日，马林化名为“西蒙博士”，在张太雷陪同下，乘坐怡和公司的轮船离开上海。经过长达13天的艰难行程，马林终于抵达设在广西桂林的北伐大本营，见到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 接下来的9天里，孙中山几乎天天和马林会面，从华盛顿会议到俄国革命的实质、宣传革命的意义，以及工人阶级对解放斗争的作用等等，只要一个人对某个问题感兴趣，另一个人必然作出回应并热情地发表见解。 谈到兴浓处，孙中山还向马林讲述了他的革命经历和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两人越谈越投机，马林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也越来越感兴趣。  他表示希望孙中山与俄国建立联盟，而孙中山却担心这样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影响到统一中国的北伐大业。马林告诉孙中山“即使不联俄，您的党所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必然导致列强的干涉。但您本人又不能削弱这种宣传，否则您就要完全落人受军阀控制的境地，而后者只能使您走向第二次南京妥协的道路，一度共事的将领反叛而去的事件会迭次发生。” 经过马林的劝说，孙中山表示愿意派一个最好的同志到俄国去进行联系。这使马林深受鼓舞，他感到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应当把孙中山国民党看成一个盟友。 马林怀着美好的心情离开桂林，来到了当时孙中山南方政府的所在地广州。在广州，通过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人士，马林十分惊异地发现，这些人对俄国革命都持赞同态度，对苏维埃俄国和红军组织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马林在广州逗留期间，正遇香港海员为争取提高工资而举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大罢工。他高兴地看到，国民党人与罢工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且指导着罢工的全过程。马林由此认为，国民党已经与工人运动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使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成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对得到的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马林形成了自己对国民党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工人四部分人组成的政党，而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该党信奉的是反对外来统治，主张民主，让国民的人格受到尊重、过上幸福生活为内容的三民主义。而国民党的纲领，为不同派别的人加入国民党提供了可能性。 基于对国民党的上述认识马林决定在中国使用“斯内夫利特战略”。 2、什么是斯内夫利特战略？ “斯内夫利特战略”，源自于马林早年在荷兰的殖民地——爪哇的工作经历。 1913年，马林受荷兰共产党派遣，前往爪哇从事革命工作。1914年5月，在马林的指导下，爪哇建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从1916年开始，马林在爪哇尝试组织不同政治派别的联盟。当时爪哇有一个群众组织，叫伊斯兰教联盟，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一体的性质，其斗争的对象是剥削和压迫爪哇人的欧洲资本家和爪哇的反动政府，马林指导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与其实现了合作。  这是一种“党内合作”形式：即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的成员可以加入伊斯兰教联盟，但不放弃自己原来的党员身份；伊斯兰教联盟成员也可以在保留自己盟籍的情况下，加入东印度民主同盟。合作实现后，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所进行的革命宣传活动得到了伊斯兰教联盟强烈的支持，社会民主同盟也有了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取得了对工会的领导权，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的领导权。 马林将孙中山的国民党与伊斯兰教联盟做了比较，认为两者性质相同，他又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与爪哇、印度和土耳其做了一番对比，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比这些国家还落后。于是，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只有加入国民党，才能有效地改造国民党，并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开展工作，这样才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回到上海后，马林即将自己中国版的“斯内夫利特战略”向陈独秀和盘端出，并要求陈独秀尽快召开会议，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三、国共合作形式的谈论1922年4月4日，中共中央局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与马林在杭州西湖就共产党是否与国民党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马林的本意是通过国共合作将中国共产党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论如何难以接受。 陈独秀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国民党虽然号称有30万党员，但已毫无生气，更无严密的组织纪律。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要独立进行工人运动，不能与国民党搞什么合作。张国焘和李达也表示不同意马林的提议。 尽管马林做了最大努力，但未能说服中央局的几位领导人。这使马林大为失望。不久，他就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寻求支持去了。 在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  当时，列宁已经身患重病，无法出席会议，但他不顾病痛的折磨，专门接见了中国代表团的三位成员，他们是共产党代表张国焘、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在短暂的接见过程中，列宁向他们询问了国共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 远东代表大会结束后，张国焘回到上海，将会议的情况向陈独秀作了汇报，尤其是特别详细地汇报了列宁对国共合作的期待。 对于远东代表大会提出的“国民革命”这个名词，陈独秀并不感到新鲜，因为这个名词孙中山就曾提出过，但孙中山没有作过明确解释。现在共产国际又提到这个名词，并且要求中共和国民党一起来搞，这样，陈独秀就不能不首先弄清楚这个名词的真正含义了。 经过对会议文件的研究和张国焘等人的解说，陈独秀明白了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是“反帝反封建”。也就是说，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这个革命阶段，资产阶级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是同盟者，因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现实的任务，就是联合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至此，陈独秀才豁然开朗。 四、中共二大召开前后1922年2月初，在上海中共中央的驻地，陈独秀等人接待了又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年轻人。这个人看上去不过二十岁左右，但举止谈吐却显得颇为老练。此人便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谢尔盖·达林。这次，他是受青年共产国际的派遣，前来出席即将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4月初，正当达林准备去广州筹备青年团代表大会时，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速到北京接受指示。他领受到一项特殊使命：
为了使达林师出有名，他被授予苏俄正式全权代表。 回到上海，达林向陈独秀讲述了自己新领受的任务，希望陈独秀指派共产党员参加他与孙中山的会谈，并建议，为了避免孙中山的怀疑，同他去广州的共产党员可以“翻译”的身份出现。陈独秀经过与中央局成员商量，决定派张太雷和瞿秋白陪同达林先期前往出发。  在广州，达林会见了孙中山，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通过谈话，达林坚信，莫斯科与孙中山建立联盟的想法是正确的，他决心说服陈独秀等人，接受莫斯科确定的联合孙中山国民党的政策。 4月下旬，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达广州。达林把与孙中山会见的情况告诉了陈独秀，建议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陈独秀根据达林的建议，召集了一个有20多人参加的会议。因为面临着必须确定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代表大会必须遵循的路线，因而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态度成为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这样的讨论会开了好几天，党内意见很不统一，有不表态的，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 陈独秀一开始动摇不定，但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他认识到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其他同志也在附有很多保留意见的情况下，最终同意与国民党合作。 然而，令陈独秀困惑的是，究竟是采取马林提出的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还是采取达林提出的以整个党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抑或是采取大多数共产党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即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的方式? 陈独秀终于明白了莫斯科的良苦用心，决定选择与国民党合作的道路。但他不愿接受马林和达林提出的寄人篱下的“党内合作”方式，而是选择与国民党平等合作方式，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党外合作”。 希望很小，但并不是绝无希望。既然共产党已经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陈独秀决心把这个决定变成现实。当时孙中山刚刚经历过陈炯明叛变之痛，国民党正处于严重的分裂变化之中，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要有诚意，与国民党建立合作还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决定先统一党内的认识。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和远东代表大会精神，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延续了中共一大的提法，宣布党的目的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确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等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和实施计划：
看来，陈独秀的设想是，以国共两党为核心，团结其他政治派别和团体组成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从此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1921年10月时，陈独秀还主张独立干革命，反对莫斯科插手中共事务，9个月后，他已经毫无保留地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这期间他是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斗争和认识转折啊!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是陈独秀唯一正确的选择。 然而，问题在于，谁又能保证共产国际的指挥永远正确呢? 一场新的牢狱之灾又在等待着陈独秀……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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