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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新疆作家 / 艾贝保·热合曼 《曲阜忆事》

 九州作家 2022-09-01 发布于山东

作者简介

      艾贝保·热合曼,男,维吾尔族,生于1958年8月15日,1982年2月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本科,文学学士。先后担任教师、校长、县委统战部干部、乡党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乡长、县政协秘书长、县政府副县长、乌鲁木齐市劳动局副局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等职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乌鲁木齐市作协副主席。组诗《在春天的怀抱里》获山东省大学生诗歌奖,诗歌《把草原和牧民放在心上》获自治区三十年少数民族文学奖,组诗《新疆大写意》获2006年“雪莲杯·天涯诗歌奖”,散文《爱,就在字里行间》获2007年《乌鲁木齐晚报》征文一等奖,散文《我是孔子的弟子》荣获新疆日报(汉文版)2010年度好新闻一等奖,散文《“老热”是父亲的一个爱称》荣获当代华文亲情散文征文一等奖,中篇小说《儿子娃娃》荣获乌鲁木齐市首届红山文艺奖,散文集《镶嵌九颗珍珠的传奇地方》荣获第十九届北方十五省(市)区文艺图书奖一等奖,首届北方文艺图书奖一等奖。著有散文集《家园或一个春天的童话》《拌面传奇》《味蕾的旅行》《九颗珍珠》《一张纸拴了人一辈子》和小说集《瓜棚记事》等。

曲阜忆事

艾贝保·热合曼(维吾尔族)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成就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理想,一张来自于孔子故里的入学通知书,平生第一次让我千里迢迢出远门,与曲阜结下不解之缘,从此改变我的命运。

记得通知书是父亲从村上带回来的。因为填报志愿根本没有山东学校,看到“曲阜师范学院”这个落款,我既高兴又纳闷。喜之终于金榜题名,破天荒成了村上第一个大学生;不解的是通知书缘何来自曲阜,而不是北京。说实话,除去新疆和西北几所大学,我所看好的是中央民族学院。都说这里是培养民族干部的摇篮,再说当时还真在志愿填报栏里看到“干部培训班”这样的字眼,于是满怀期望就填报了。然而我最终于民族学院擦肩而过,倒是事隔25年之后,儿子实现了我的初衷,一举考取中央民族大学不说,还顺利通过其研究生答辩,成为该校的一名硕士。而我之所以被曲阜师范学院录取,据说学校和新疆有委培师资协议,从新疆教师短缺实际考虑,一次委培30名大学生,其中我们中文系就有10名。

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内陆一所大学,我们全家其乐融融,街坊邻居也感到脸上有光,登门祝贺。然而说来说去,就是搞不明白曲阜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就不厌其烦,找出地理老师借给我的中国地图册,一遍又一遍手指着“曲阜”那个小圆点,告诉他们:“看,就在这里!”“唉呀,原来是芝麻大一点地方啊!”实际上大都没有看出个究竟,习惯上感叹而已。直到有人突然提醒说,就是“批林批孔”那个孔子,孔老二的老家时,人们才如梦方醒,拍着脑门说:“真主啊,原来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然后看看我,又摇摇头,意思是去那么远的地方,能行么?

在此之前,我对曲阜的认识和乡亲们一样,除去“孔子”这个模糊概念,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从地图册上判断,曲阜应该是一个县,而学校就在附近。这一点从入学通知书上也能体现,通知书上说,坐火车要在兖州站下车,再转乘班车达到。其中这个“兖”字就让我傻眼了,根本不认识。最后查了字典,才知道念YAN,兖州即古代九州之一,位居鲁西南,被誉为“九省通衢,齐鲁咽喉”,京沪铁路由此经过。后来我们无论坐69次列车到北京,还是乘54次列车到徐州,最终都要中转再走京沪线,到了兖州下车,意味着离学校就已经很近了。

当时对我来说,有两大难题:一个是蚊帐,一个是车票。通知书中除了让我们自带行李和粮布票外,还特意提醒自备蚊帐。蚊帐对我是一个陌生概念,问谁谁说没见过,而且商店也没有卖的,即使有或许也买不起。后来村上一个部队转业的安徽老乡,听说此事就一口答应他来解决。原来他在内陆当兵时,部队上发了蚊帐,拿到我家一看,依旧完好无损。这才知道蚊帐就是防备蚊子叮咬用的,于是猜想内陆不但蚊子多,咬人也肯定厉害。到了学校果真发现蚊子非同一般,隔着蚊帐照样叮咬,晚上睡觉好好的,早上爬起来,胳膊脸上都是包。难怪有同学开玩笑说:“曲阜一大怪,蚊子炒盘菜”,足见蚊子有多少。只是别人的蚊帐一律白色,而我的蚊帐是军绿,倒也显得别具一格,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也是当兵出身呢。

和蚊帐相比,车票更让父母操碎了心。虽说学生买半票,只有区区38元钱,但对70年代末的农村来说,依旧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况我家5个孩子,要吃要穿还要上学,一年下来手里根本剩不下几个钱。找人借,家家如此,心有余力不足,身上翻遍了,委实掏不出一张10圆大票子,穷得叮当响。父亲就装上入学通知书,领着我进城来到县大院,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打听,最后来到找到一个小二楼,好像是民政局办公室,掏出入学通知书,说明事由,干事请示局领导,局领导看了乡村开具的家庭困难证明,批了几个字,我就得到特殊照顾,解决了38元车票问题。

如此一来,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启程了,父亲于是兴高采烈带我又来到火车站,买了车票,吃了一碗抓饭,继而找了一个鞋匠摊,给我的一双皮靴钉了鞋掌,这才心满意足搭车回家。

说起来我的儿女有所不信,不远千里去山东上大学,我除了一个麻袋装着被褥,就是一个小小的破烂红木箱。这还是头一天晚上睡在姑妈家,看着我可怜,姑妈忍痛割爱给的。外穿一件黑色条绒棉衣,里面是红色绒衣,如今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简直连一套换洗的衣服都没有。特别是那双黑皮靴,在新疆气候条件下很适合,到了山东几近春暖花开,一片雪花都看不见,加之又钉了一圈鞋掌,走路咔嚓咔嚓响,弄得“回头率”很高。我就不好意思,受了束缚般开始蹑手蹑脚,坚持了几天实在难受,就偷偷去了曲阜县城,买了一双便宜球鞋,算是解脱。

曲阜师范学院在兖州以东,距离曲阜县城不足一公里路程,站在校园就能看见曲阜酒厂高耸的烟囱。校园四周都是砖砌的围墙,一次和班里几个同学饭后散步,绕围墙走了整整一圈,小道坑坑洼洼,走路高一脚,低一脚,不但浑身出了不少汗,也让四处乱窜的农家狗吓得不轻。周边几乎全是庄稼地,除去小麦,还有玉米、高粱、谷子和红薯等。靠近县城的路边,种了不少蔬菜,就见西红柿个很大,颜色红黄兼有,还有红心萝卜,叶子长,味道脆,洗吧洗吧拿到城里去卖,一个个用刀从上面切成条状,尤其讨大姑娘、小媳妇的喜爱,一边走路聊天,一边咯噔咯噔嚼着萝卜。我一直没有习惯吃萝卜,倒是对烤地瓜有了好感,特别是到了冬天,虽不见下雪,天却出奇的冷,看到炉膛红红的烤地瓜炉子,由不得凑上去烤烤手,顺便买一个热乎乎的地瓜,手捂热了,肚子也填饱了。过了30年再去曲阜,所到之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道路,建筑和人气,尽显曲阜这个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风尚。唯一一成不变的,就是烤地瓜和红心萝卜,我就想,这或许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尤其在吃的方面,万变不离其宗,虽说住着高档了,穿着洋气了,肠胃还是还是适应这些小摊小吃,老味道,忘不了。

小县城,大郊区,在曲阜体现的比较充分,向北去最大的城市是泰安,向东则是泗水,期间都是村落和田野。从春到秋,人们都在地里忙乎,几乎没有闲着。学校以南,有条南河,到了冬天河床干涸,四周长满树木和杂草,细细的沙粒金黄一片。我们时常经过村庄去南河散心,说是散心,其实就是买些糖果和饼干之类的,打打牙祭,当然大抵都是带薪上学的几个同学掏腰包。往西走,有学校的农场,看上去就是一个生产大队。有一年摘棉花,在农场住了些日子。房子很简陋,地却不少,棉花长得半腰高,杆子很粗,叶子很大,棉桃自然也不少。站在棉花地里,浑身被扎的痒痒,一天下来,腰酸腿痛,浑身无力。因为吃的是清真餐,我们几个人就自己动手做饭,一天不小心,削土豆皮刀割破了手指,流血不止,赶紧到农场医务室包扎,直到今天,右手无名指还留有疤痕。

我们也帮助附近村队割过小麦,我记得家乡当年10月份种冬小麦,到了来年7月10左右夏收,而那些靠近山区的地方,到了8月份才割麦子。新疆的镰刀,把子短,刀刃长,像个大大的弯月,一镰刀下去,就是齐刷刷一大片。而曲阜这里的镰刀恰好相反,把子长,刀刃短,半个月牙一样。仔细一想,新疆地广人稀,广种薄收,麦子一种就是好大一片,镰刀小了不行。内陆人多地少,一家摊不了几分地,讲究精耕细作,就像女人绣花似的,块块田地侍弄的跟棋盘一样,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用小镰刀收割更适合一些。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是农谚,更是真理。不过这个肥不是化肥,是指有机肥,来源于动物和植物,不但促进庄稼成长,对保护土壤也很有利。于是经常看到拉着粪车的农民,进进出出于校园,把厕所清理的干干净净不说,也让土地产生了更大的效益。

当时曲阜校园离马路还有一段距离,大理石砌成的门柱子,上面是舒同先生题写的校名,古朴,拙雅,行家一看都说大手笔。进了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高大的白色综合办公楼,也是学院最高建筑。门前是挺拔的松树,郁郁葱葱,树冠若伞。当时学校建筑不算多,分办公、教学、住宿和后勤几个片区,除去办公大楼,新盖了一栋学生宿舍楼,和我们的旧宿舍斜对着,后面是单身教工宿舍小二楼。我们住的是旧宿舍楼,也是小二层,东边住男生,西边住女生,中间隔一个运动场。我们的宿舍楼紧挨着学校食堂,大的是汉餐,小的是清真餐。清真食堂窗户对着马路,打上饭菜去旁边的小饭厅就餐。我们少数民族学生额外有两块钱生活补助,实行饭菜票制,早饭一般糊糊,馒头和咸菜,中午米饭炒菜,晚饭馒头稀饭。到了星期天就变成两顿饭,要么包子,要么饺子,包子个大,好饭量吃三个到头,馅子用的是白菜和红薯粉条,刚开始不习惯,时间长了就适应了。饺子定量卖,大师傅用灶捋从锅里将饺子捞出来,一五一十数着盛到饭盆,一点都不马虎。

我们在老家早晨吃“乌玛什”,也就是面糊糊,不过稠而内涵丰富,有肉也有土豆之类的配料。而对清汤寡水的稀糊糊,一点都不接受。看着别人一盆一盆吸溜吸溜,有滋有味喝着稀糊糊,我就觉得好生奇怪。没想到几十年以后,我却钟情于稀糊糊,隔三岔五必喝无疑,不然就感到浑身不舒服。还有就是大葱蘸酱,一日三餐,从不离口。山东出大葱,一根根长若臂膀,味道很辛辣,蘸酱就馒头或者煎饼,成了一大地方特色。说到煎饼,我还真觉得其制作过程是一门艺术,

先用勺子将面糊倒入平底锅中,然后倾斜锅子规律旋转,使面糊通过推子均匀摊开。待煎饼成型凝固,再小心翼翼从边缘铲起,使煎饼和煎锅分离。当煎饼表面白色面糊变熟消失,呈现出浅黄颜色,用筷子或铲子将煎饼翻面,继而来回折叠为宽条状,成为一道美食。去年和妻子登泰山,再一次遇上摊煎饼的,我就指给妻子看,她说很像新疆做粉块子的,于是站在旁边留影作为纪念。前些日子,一个师妹偶然看到我的博客,发纸条回忆一起在学校清真餐就餐的情景,并问及几个新疆籍学生的情况,我一一作答。当她告诉我,她现在和同学曹建明一起共事时,我就感到无巧不成书,不但问了他的家境和工作,还对曹建明的身体状况如何,表达了我的关怀。毕竟都上了年岁,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一再叮嘱这位师妹,不忘捎去我对老同学的真情问候。

     说到学生生活,我不能不提到张哲瑞同学。他也来自新疆,而且和我住一个宿舍,因为单身且带薪,改善伙食的机会就相对比较多。平时也就罢了,如果到了寒假,因为时间短,我就回不了家。这个时候,张哲瑞就招呼我到校门口,先买煤油,再买鸡蛋、挂面和西红柿。然后回到宿舍,点炉子,煮挂面,汤汤水水,有鸡蛋,有面条,吃饱肚子不想家,浑身舒畅谢老张啊。

宿舍、教室和食堂,这是一个铁三角,周而复始要循环往来,特别是教室,那是我们四年寒窗留下最多记忆的地方。中文系教室是一排平房,呈灰色,和同样是灰色的中文、政教系楼房正对着。中间几棵高大的梧桐树,遮天蔽日,一片绿荫。教室后面就是梨树和果树,春暖花开之际,万花盛开,香气扑鼻。隔着树林,就能看见化学系和外语系大楼,风一吹,能听到朗朗诵读英语单词的声音。在通往打水和篮球场的路上,需经过两排梧桐树走廊,下面是宽阔的沥青路,上面是树枝交汇的绿色“拱顶”,有时夏天学校开大会,索性把会场移至这里,树叶婆娑,身上清凉,效果特别好。

春天学校玉兰花开,冰清玉洁,成了许多女生拍照留念的绝佳去处。还有金黄一片的迎春花,人见人爱。到了夏天,一棵棵核桃树,结满了大大小小的核桃,一不留神,从头顶掉下来一两个绿色核桃,乒乓球一样滴溜溜滚向远处。随后宿舍后面的石榴花也开了,火红火红的,像一个个红灯笼,挂在树上。最轰动的是知了的叫声,仿佛一夜之间全部苏醒,一起亮开嗓子,叽叽咋咋叫声一片,吵得人连午觉都睡不成。图书馆前面,还有一片珍贵的小竹林,挺直,修长,一如南国美女,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我经过此地,都不由自主稍事停留,不知怎么就联想到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也想肆意酣畅,大发诗兴,可惜天生愚笨,缺少灵感,最终也就傻乎乎站站而已,从未成过就一首竹林诗。

回想起中文系课堂上课的日子,自然忘不了一个个教师熟悉的身影。实际上我接触的第一个老师,还是在正式上课之前。他就是教文艺理论的杨老师,那是一堂讲座,时间是在新生报到期间,或许是在检验我们几个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能力,学校安排我们参加,并要求做好笔记。也就在此时,一本名曰《破与立》的校刊,送到了我们手里,刊名题字是毛体,遒劲有力,赫然醒目。一问才知道,这是发表理论成果的园地,作者大都是学校的名师和教授。后来或许感觉时代痕迹太明显,刊物易名《齐鲁学刊》,不但刊载包括王阁森教授、张明院长、刘乃昌先生的学术大作,就是像韩浩德这样的学生评论,也上了校刊,轰动全班。

第一次坐在大学课堂,亲耳聆听杨老师学术报告,我全神贯注,孜孜以求,生怕遗漏每一个关键性词语。眼睛盯着黑板,耳朵听着老师讲座,手则不停地记录,一堂课下来,几乎身上都要出汗了。课间休息,杨老师来到我的面前,先是问我思路能否跟上趟,接着又看了我做的笔记,随后一笑说:“没问题!”,不但打消了学校的顾虑,也让我坚定了学习的信心。

杨老师是南方人,消瘦的身体,浓密的头发,脖子上围一条围巾,怎么看怎么像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在他那里我们懂得,文艺理论如何阐明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创作过程,如何诠释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而包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的外国名字,也是平生第一次听说。杨老师语速快,板书也快,如龙飞凤舞,行云流水,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

魏绍馨老师教我们现代文学史,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间跨度大,涉及到的人物也多,特别是那些影响和带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代表性作家和诗人,更是倾注了魏老师许多的汗水和心血。包括鲁迅的文化旗手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其深远影响如何估量;郭沫若的《女神》到底发挥了怎样的历史作用;茅盾从文学大师到文学掌舵人,靠的是个人魅力,还是非凡的功勋,凡此种种,没有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废寝忘食的精神追求,难以创造辉煌的业绩。魏老师不但最终成为著名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而且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鲁迅早期思想研究》等专著,史料翔是,论据充分,观点新颖,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扛鼎之作,反响巨大。

刘乃昌老师1959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班,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尤其是宋代文学研究,造诣很深,名声很高,被誉为学科大腕,业界顶级。当时刘乃昌老师就是教我们古典文学,白皙的面孔,斯文的语气,头戴一顶帽子,眼带一副镜子,走路四平八稳,说话不紧不慢。他讲辛弃疾或者苏轼,根本不用看讲稿,一切烂熟于心,而且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时代背景交代清楚不说,人物内心活动更是一点都不放过。仿佛是在剥一根葱,一层一层,去除粗枝大叶,深入内心精髓,透彻,深刻,不愧为一代名师。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我比较发憷的两门课。一个生僻字太多,光注解就一长串,而且动辄还有通假字,字认不过来不说,还容易混淆。特别是王力老先生的《古代汉语》,共分一二三四册,不要说学了,看着就是一种负担。现代汉语除了搞懂拼音,声调,还要分清前鼻音和后鼻音。不过这都不要紧,关键是划分句子成分,把本来说得好好的句子,硬是拆分、破裂为“主、谓、宾、定、补、状”六部分,分析、判断,到底哪里有问题。一会儿主语省略,谓语前置,一会儿主动语态,一会儿被动语态,绕来绕去把人绕糊涂了。

外国文学课很有意思,一是讲了作家,就要讲作品,一讲作品就相当于看了一部外国电影,不用买票,还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包括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海明威和泰戈尔等作家,都是在外国文学课上了解并喜欢上的。二是授课老师有特点,记得那个南方老师多次重申,说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好。而说起俄语,总是带着长长的尾音,特别是讲到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恰达”两个字拖得很长,声调也很高,唱歌一样,而“耶夫”两个字,不但连得很紧,声调也一下子下来了,让人一直忘不了。

张明院长是唯一一个坐着讲课并抽烟的老师。他给我们教哲学,花白的头发,浓浓的胶东腔,一边讲,一边辅之于手势。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到底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很抽象,也很难懂,就像鸡在先,还是蛋在先,一时得不出完整的答案。但我总觉得张明院长了不起,不仅因为哲学深奥,他又思维敏捷,善于思辨,而且能够把教学、研究和担任领导工作有机结合,委实不易。张明老师进了教室,先把香烟放在讲桌上,还有一个茶杯,讲一会课,抽一根烟,讲一会课,再喝一杯茶,程序很严谨,也很有规律。如今我的女儿上了北大研究生,所学专业就是哲学,我就给她常讲张明院长,意思是好好学习,才会有出息,将来就像张明院长一样,成为多面手,还要有所建树。

每到星期天,校园门口都有附近老乡做买卖,我们这些穷学生,看热闹的时候多,买东西的几率小。山东出花生,曲阜也不少,我就迷上了那种香中带咸,剥了壳的炒花生,多了买不起,一次买上2毛钱的,装在衣兜里,走几步,嘴里撂一粒,嚼起来香香的,咸咸的。或许当时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直到现在我还喜欢吃花生,只是不再有当年的味道,有点遗憾。因为学校距离太近,一到晚上,就能闻到曲阜酒厂的酒渣味。浓浓的味道弥漫于空气中,四处飘散,让人产生一种乡愁,难以排遣。于是就几个同学结伴来到曲阜县城,或逛逛街、下个馆子,或者干脆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来一次消遣。

有两部电影感受最深,一部是印度的《大篷车》,一部是日本的《狐狸的故事》。前者音乐美,载歌载舞,尽显吉普赛人艰辛而乐观的生活状态;后者虽讲的是狐狸,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特别是当狐狸妈妈看到小狐崽已经长大,就毅然决然撵走,让其自谋生路,几乎每个人都暗自流下了眼泪。还有一次,我还破天荒来到曲阜剧团,近距离欣赏了一次县剧团的演出,虽说是古装剧,又是地方话,但因有了两边柱子上的字幕,我还是有滋有味从头看到尾。

我一直以为曲阜和学院互为烘托,相得益彰。一个因诞生一位举世敬仰的孔老夫子,名扬遐迩。一个因曲阜而命名的师范学院,传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遗风,传道、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美名留史册。尤其是“杏坛学院”的建立,让当今的曲阜师范大学,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孔子故里一所大学。

谁都知道,曲阜有“三孔”,即孔府、孔庙和孔林。孔府,旧称衍圣公府,仅次于北京故宫,号称“天下第一家”贵族府邸。孔府占地7.5万平方米,九进院落,楼房厅堂463间。三路布局,中路前为官衙,有三堂六厅,后为内宅,有前上房、前后堂楼,配楼、后五间等,最后为花园。东路为东学,有家庙、慕恩堂等。西路为西学,有红萼轩、忠恕堂、安怀堂、南北花厅等。

孔庙是纪念孔子的祠庙建筑,位居曲阜南门内,孔庙内的圣迹殿、十三碑亭及大成殿东西两庑,陈列着大量碑碣石刻,特别是这里保存的汉碑,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历代碑刻亦不乏珍品,其碑刻之多仅次西安碑林,所以它有我国第二碑林之称。而杏坛—当年孔子讲学的场所,就建在金碧辉煌的大成殿前,天圣二年(1024年)孔子45代孙孔道辅监修孔庙时,在正殿旧址“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于是,“杏坛”,成为教育圣地的代名词。

孔林相对较远,坐落于曲阜城北郊区,占地3000余亩,又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公元前479年孔子葬于此地后,2400多年来其后裔接冢而葬,至今林内坟冢已约10万余座。不少墓前建墓碑、墓表,有些建享殿、立石坊、置石仪。是我国现有规模最大、持续年代最长、保护最完整的一处宗族墓葬地。

孔林一周被红色围墙遮挡着,从围墙上面望过去,全是密密麻麻的树林,到了深秋时节,红一片、黄一片、绿一片,层林尽染,多姿多彩。我们不止一次来到孔林,首先拜谒孔子墓,站在“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的巨型墓碑前,或双目凝视,神情专注,感慨一代宗师不可磨灭的千秋功业;或闭上两眼,念念有词,许下一个心愿,存留一个梦想,都是围绕一个目标,期盼成就一番事业。除去孔子墓,还有子贡墓,相传孔子死后,众弟子守墓3年,相诀而去,独子贡在此又守3年。后人为纪念此事,建屋3间,立碑一座,题为“子贡庐墓处。”一个人秉性如何,不看怎么说,要看怎么做,就像子贡,不但注重尊师生前,而且更注重尊师死后。之所以后人也给子贡造墓,正是看中他的这种高尚品格。再则,就是孔尚任墓。孔尚任字聘之,号东塘,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他是《桃花扇》的作者,而这部作品又是传世佳作。作为汉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哪个不想成为一名作家或者诗人,而手中的笔怎样才能妙笔生花,或许了解了孔尚任的生平,体认他的思想和精神追求,多少有些启迪,有些推力,从而深入生活,感悟人生,写出不愧于时代的伟大篇章。

说真的,曲阜现在变化很大,一是母校不但由“曲阜师范学院”更名为“曲阜师范大学”,牌子大了,校园也扩张了,甚至还在美丽的海滨城市日照,建立了一所分校,由此印证事业蓬蓬勃勃,辉煌腾达;二是原先的曲阜县,与时俱进成了曲阜市,虽说只是一个“县”和“市”的不同,其内涵却是截然不同。一个注重县域经济发展,一个瞄着城市远景规划,不但引来了资金,同时也带来了人流和物流。我就看到,曲阜完全变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形成立体交叉式交通大动脉,一下缩短了和周边城市的距离。而且泰山、曲阜已经成为一条黄金旅游线路,朝去夕归,方便快捷。关键是所有古迹保护都很完好,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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