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我的几次改名问题。我幼年学名黄 彰定，字淑仪。1926年参加革命时改名黄慕兰，所以地下党的老同志都叫我慕兰。但在委托陈志皋父子营救被捕同志及拜俞太史公为师时，用的是黄淑仪的名字。在1932年，我又改名为黄定慧，此后就一直使用这一名字。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因我听母亲说，父亲在弥留之际仍很挂念我。对佛学颇有研究的父亲曾说过：“定儿（指我）生有夙慧，但夙孽亦重，最好她能皈依佛门，托佛的保佑使她福慧双修。我之所以不教她学写诗词，是因为自古有才华的女子都命薄，你（指我母亲）还是让她皈依佛门，祝福她福慧双修吧！” 事有凑巧，那天我和陈志皋、李南香一起，去虎跑寺（又名定慧寺）喝茶，商量如何营救陈高佣的事。谈说之间，我就把母亲写来的家书给他们看，信中提及父亲在临终前望我皈依佛门的遗嘱。 他们说：“今天在定慧寺喝茶，你不如就改名叫定慧好了！”那时我为纪念去世父亲，也曾利用在杭州暂时避风的难得闲暇，去西湖周围的古寺名刹参观游览，觉得那些有修养的高僧一心向佛、普度众生的德行，同我们现在献身革命事业、甘为千千万万受苦的人们求解放而奋斗牺牲的精神，多少有点相通之处；同时，改取一个佛教色彩浓厚的名字，对掩护我所从事的营救活动也颇有好处。经过一番考虑，我就欣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从此改名为黄定慧。 所以，除了我自己的家人和陈志泉家里的人知道我本名黄彰定字淑仪以外，1932年以后认识我的人都只知我叫黄定慧；而大革命时期直到30年代初的地下党老同志们则都只叫我黄慕兰，这些老同志现仍健在的虽然已经很少了，但他们在撰写回忆录或怀念宛希俨、贺昌两位烈士的文章中，提到我时依旧用黄慕兰的名字。1993年，毛毛在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才公开点明了，党的地下工作者黄慕兰就是黄定慧。 我在杭州避居了将近一年光景，人们都不知道我的真实 身份，只知我是俞太史公的学生，还以为我是有钱人家的小姐，纯粹是优哉游哉地在那里游山玩水的。 的确，杭州西湖一年四季的风光景色，我倒是趁此难得的机会都一一欣赏过了；春天，在白堤、苏堤上浏览那一株杨柳一株桃的旖旎春光：夏天，清晨和蒋雪英两个人划着俞家自备的小游船，泛舟 于荷花丛中，喜闻被露水滋润过的荷花清香；秋天，到满觉陇去赏桂花，吃栗子；冬天，爬上孤山去采摘梅花。 西湖四时的美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平时跟俞老师学诗词，跟申石伽师兄学画。特别还记得俞老师教我读的第一篇长诗，是吴梅村 写的《陈圆圆曲》，其中有两句是：“痛惜六军俱镐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想及自古红颜多薄命，而自己的第一个爱侣宛希俨不幸早已牺牲；第二位丈夫是中共中央委员，去了苏区已半年多了，说好派人来接我的，也一直没来。我父亲去世， 两个孩子天南地北不知下落，眼泪不知流了多少，人日益憔悴，是思亲之痛，亦身世之痛。人们只知我为思亲而流泪，不知我内心还隐藏着伤离悼逝之情啊。 表面上我隐居俞楼，似乎沉醉于吟诗作画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之中，实际上，凭借陈家簪缨门第和俞太史公一门风雅，不仅客观上起了保护作用，同时又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与上层正义人士的结交，对营救工作自然是有利的。 我在杭州暂避期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人曾到陈家去搜査过，被他的弟弟陈寅谷很巧妙地应付了过去。因为陈家的人事先已闻风有所准备，所以在陈志皋的书房里他们根本找不到任何马列主义的“违禁”书刊；翻译们又跟曹炳生的关系很好，知道曹炳生与陈志皋是同学至交，在询问中也都帮陈志皋说话，因此除了陈高佣和他的学生程仲文在发行部被捕之外，没有再株连他人。世界与中国社虽然被迫停办，刊物遭到査封，但陈志皋和孙晓村他们几个人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中断过。 被捕的陈高佣是暨南大学的教授。陈志泉和孙晓村、李 南香都是震旦大学的同学，他们在震旦还有个彼此友谊很好的同学叫李辛阳，留学法国刚回来不久，在著名的郑毓秀大律师的事务所当帮办律师。 郑毓秀是上海第一位女律师，是有资格能进会审公堂出庭当辩护律师的。她在法国留学时，就有人以 她为主角写过一部小说《海外缤纷录》。当时，追求她的人很 多，因为她在律师界的地位很高，所以一般小案子是不肯接办的。 陈志皋他们几个商量后，就委托李辛阳，请郑毓秀出面为陈高佣进行辩护。而郑毓秀进会审公堂当律师的时候，陈老太爷曾帮过她的忙，所以她不但同意接办此案，而且不收酬劳，愿意义务为陈高佣一案辩护。仗着她在上海政法界的声势和影响，此案的辩护和审理就没花多少力气，陈高佣他们被关了几个月后，就无条件地被释放出来了。 虽是无罪释放，也还需要保人，那保人就是永业银行的副经理、陈志皋的堂兄陈振九。当时若由银行或大律师出保，只要一个保人，否则就要两个保人。 此案了结后，陈志皋、孙晓村、李辛阳等人来杭州游 玩，在烟霞洞前看到两块山石，其一形态很像一头大象，尤其是“鼻子”部分更像，有趣的是大石象内还有一块小石头，像是个小象。陈志皋就题之为“象象”，取意有三：一云其石像象；二云有一大一小两个象；三云当日他们步行到烟霞洞，食量大增，把庙里的饭菜一扫而空，自嘲虽是书生却食量像象。另一大石头则似虎又似狮，当时正是淞沪战争之后，抗日意气风发，高呼中华睡狮觉醒之时，因此题为“师狮”，是以狮为师之意。由李辛阳书写后，给了庙里的方丈一百块钱， 请人刻在石上，并刻明：陈志皋题，李辛阳书。 几十年过去 了，“师狮”已不复见；“象象”两字刻得很大很深，至今已成为杭州烟霞洞一个纪念性景观，也是当年陈志皋们从事营救活动友谊的见证。 我在西湖边的俞楼住了近一年时间，借俞家一门风雅掩 护了我的行踪。其间，又发展了另一个层面的社会关系。跟我一同寄居在俞楼的，还有一位和我同名的华侨小姐，叫李慕兰，她在西湖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读书。当时，正在追求她的胡伟克，是国民政府空军的航空学校教官。 胡每星期六都到俞楼来，约李慕兰出去玩。李拜我做义姐，所以有时也邀请我一起去游山玩水。胡伟克也是华侨，他俩结婚时，请我做证婚人，这就使我有机会跟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的师生们有所接触和联系。他俩在西湖饭店举行婚礼，笕桥航校有两百多个教官和学员前来参加，其中包括1937年“八一四”空战中一举击落日机多架的空军英雄高志航。 大家公推我向新人致贺词。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空军刚建立不久。我就在贺词中说：现在是国难当头。航校刚建立不久。将来敌人一旦侵犯我国的领空，我预祝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卫国杀敌的空中 勇士、民族英雄！在场的航校教官，因为胡伟克的关系都认识我，我的祝词刚说完，教员和学员们异口同声地大声说：“我们愿做为保卫祖国而战的空中勇土、民族英维！”同时纷纷向我敬酒。我适合时宜的得体谈吐，从容对饮的豪气，给航 校的师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机遇也使我在国民政府的空军中结交了不少社会关系。 我和陈志泉都是各自父母最钟爱的子女，又几乎同时失 去了父亲，不知不觉间似乎产生了某种同病相怜的情感。陈志皋对我一见倾心，但他不是一个轻浮的纨绔子弟。他听我说过，我的丈夫宛希俨在前几年牺牲了（跟贺昌结合的事没有告诉他），还有遗孤存在，又值双方都处丧父丁忧之期，他自然不好很快就向我表露求爱之意。我已公开拜他的父母为义父义母，年龄又比他大，所以公开来往结交，彼此均以姐弟称呼。使我俩的感情不断靠拢的是，陈志皋在我的影响下，充分利用他的律师身份和社会关系，为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出了大力。 我在杭州期间，虽然不能公开出面从事营救工作，却始 终遵照周恩来同志当初的指示，一直通过陈志皋的关系，在幕后参加策划各方面的营救活动。陈志皋有一个堂兄叫陈德新（字铭哉），当时是浙江省律师公会的会长，我们有不少被捕同志的案子委托他办理。他们弟兄俩同心同德为营教被捕的革 命者和爱国人士服务，后来还正式成立了保权律师事务所。我在杭州参与策划的营救工作，有很多就是通过这个律师事务所出面受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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