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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越抗美战场归来的军旅作家

 Yunxunxiao 2022-09-02 发表于湖南

我出生在湖南省洞口县高沙一个农民家庭,我们兄弟姐妹9人,“苦”是兄弟姐妹的“专利”。

儿时做着一个梦,想当一名神圣的新闻记者,可我家里穷,没钱供我上学,仅读了6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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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洞口高沙镇

再加上我父亲在旧社会当过保长,是专政对象,像我这样一个背景,想当新闻记者确实是痴人说梦。但我硬是凭着“三分靠天赋,七分靠打拚”的小学生文化终于圆了记者梦,并且还成为作家。

“天赋、勤奋、坚强、缘分”八个字成就了我。

“天赋”,我确实有过人的感悟;

“勤奋”,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始终向目标奋斗;

“坚强”,为了这个目标、百折不挠、矢志不移;

“缘分”,此生一路走来,频有“贵人”、“伯乐”相助,没有这个缘分,你再聪明能干,勤奋苦斗、不折不挠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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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洞口高沙晒米花

我7岁学拉二胡,9岁登台伴奏,14岁辍学后被推荐到县文艺干校学艺,后被下放回家,就到高沙图书馆借阅图书。由于博览群书,为“圆梦”打了底。

在当兵前的几年里,我详细阅读了近百部古今中外名著,期间,在地方报刊上登了几条“豆腐块”新闻,再加上我拉得一手好二胡,使我这个有历史问题的青年被“伯乐”相中,没搞政审、没穿军装,破格“挤”进了部队。

这个伯乐就是总后汽车24团三营副教导员张先春,他冒着风险将我带到部队,热情地对我这个“特殊人才”做了一番推介:拿着我在报上发表的那几条“豆腐块”给部队首长轮番传阅。

张先春还刻意为我安排了一场文艺晚会,我用二胡拉着“湖南花鼓戏”,边拉边唱,使出浑身解数表现了一番,获得好评。

为接受我这个“坏分子子弟”入伍,部队专门召开了团党委会议研究。在会上争论很大,时年任政治处主任的崔祥平(后升任政委,已逝)说:“是我同意谢宏祥同志来部队的,你们不同意他入伍,想打发路费让他回家,我坚决不同意,我就不相信这个'坏分子子弟’能在部队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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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青年谢宏祥

政委李先绍坚定地说:“部队需要人才,我同意谢宏祥留在部队。”一锤定音,我终于穿上了军装,部队派人到洞口补办了入伍政审手续。

我破格当兵入伍,高兴异常,没有丝毫的想去“翻天”,只想着好好干、好好学习,以优异成绩回报首长对我的信任。

茫茫记者路,究竟怎么走?我首先选择刻苦学习铸功底。因我那几个“豆腐块块”,部队派我上越南前线参加援越抗美战地采访。

驻地条件差,是先头工兵部队在深山老林里扫空一块平地支起的营房(房间),为防空,不仅没有电灯,连煤油灯、马灯都只能在防空警报解除后才能点上。

因为我的目标明确,出国前买了一盏马灯,还有蜡烛、手电筒、电池和新闻采访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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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日子里,晚上除响起防空警报熄灯外,我的房间灯光总是亮到深夜;学习上不是一目十行,囫囵吞枣,而是细读慢品,领会意境,晚上记录下来的好词、好段落平时反复消化记牢,我的学习方法后来被林彪元帅的女儿林豆豆在《空军报》当总编时验证。

她在一次新闻写作报告中说:“搞新闻工作要做到'脚勤、手勤、脑勤’,要多记词汇和警句、警段,这样,在写作时,词汇就像炒沙豆一样一个一个蹦出来。”

学习方法对路,提高很快,由于平时的积累,2015年8月23日开始撰写援越抗美《秘密部队》纪实文学,洋洋30多万字,我仅花了87天时间挥就初稿。

越南雨季长、温度高,时时遭到飞蚂蟥、毒蛇的侵扰和美机空中轰炸,条件差,环境恶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完成我的学习计划。好在我又结识了越南宣光省黎文清翻译,成为莫逆之交,他带领我实地采访了炮兵、铁道兵、工程兵、空军、海军几场惨烈的战斗经历,丰富了《秘密部队》一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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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8日,当北京的剧作家远方董事长看到这部书时,仅花一个月的时间,就改编成46集电视连续剧故事大纲。

经过战争的洗礼,磨砺了我的坚强意志,锤炼了我的写作功底,在越南5年中,我在国内发表的文章还没迈过300篇,当然,在同行中,我是最优秀的。同行和我的老乡战友中,三年后有的入党提干。

部队有条规定,先入党,后提干,但部队多次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会上,一致评论谢宏祥工作不错,但一提到“坏分子子弟”的历史问题,大家的发言嘎然而止。

此时,我悲观到了极点,在异国他乡的深山丛林里,拉起二胡,那悲切切的琴声传入首长的耳鼓,他们走到我的身旁,看到我湿润的眼睛,他们也在一旁抹眼泪。因为现实很残酷,这年的冬天,不能入党,我将退伍,解甲归田。

1969年10月,总后勤部将汽车24团调往石家庄。此时,石家庄涌现了关成富这个全国重大典型,81名记者(通讯员)云集石家庄解放旅社,我千方百计挤进了写作班子,81名记者撰写了32个版本(其中有我单独的版本),都认为自己的写的好,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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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时任《解放军报》总编的来到石家庄统稿,三天后,总编将《唤起工农千百万——记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关成富同志》的长篇通讯展现在81位记者的眼前,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

事后总编单独将我叫到他的房间,我的那篇文章摆在他的桌案上,他没有评价我的文章,而是问了我的基本情况。男子有泪不轻弹,说完自己的遭遇,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我不能消沉,要抗争,要奋斗。此时,总编已经想办法将我留在了部队。不久,《报日人民》刊发了我撰写的《要笨鸟先飞,不要走捷径》的重头文章,《解放军报》马真划编辑编发了我写的两篇头版头条,《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也刊发了我的文章。

期间,我又参加和主笔撰写了《老三篇照亮前进路》孔令忠这个重大典型。此时,新闻界都说“总后杀出了一匹黑马”。我的文章惊动了二0二部队(军级,是我汽车24团的上级单位)刘伯荣、姚有志两位新闻干事,他俩向丁政委做了汇报。

1970年6月的一天,丁政委来到石家庄,仅他一句“保长算个屌,部队要留住人才”的话,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为新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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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党,提了干,也圆了记者梦,可以说,功满业成。但我并不止步,并向更远大的目标冲刺。1972年7月,我探亲刚回到洞口,还来不及去绥宁看望爱人,部队来了电报,要求速回部队待命。

原来部队奉命参加第二次援越抗美。第一阶段的援越抗美,我以故事的形式整理成纪实文学,书名为《秘密部队》,在整理中发现还有许多缺陷;现在,又可以第二次踏上越南国土,比较兴奋,这样可以弥补不足。

因此,在采访中,我着重核实地名,探讨越南的风土人情和越南剩女的悲凄生活。如果不是参加第二次援越抗美,《秘密部队》不会写得丰满详实和生动感人。

1973年7月部队“班师回朝”后,我又有幸向业界专家学习。《报日人民》高级记者卢继传、尹品端;《解放军报》的马真划、赵鹏飞、王宗仁等记者都是我的老师;特别在北京聆听了撰写“人民的好医生”刘月华、“水车不倒只管推的杨水才”、“刘英俊”、“王杰”等先进典型作者介绍的写作过程和经验,对我后来的写作有特别大的帮助。其中有两件事值得我一生受用并和同仁分享。

1974年8月的一天,军报记者王宗仁带着我慕名去山西大同322医院门诊部采访,医生们介绍了门诊部主任一些生动的事迹,但没有挖出有价值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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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宗仁摇着头抬腿拉着我离开时,一位医生说了一句:“我们的门诊部主任每天一根扁担挑着箩筐……”,王宗仁听后立刻又坐了下来,仔细询问是什么扁担,是竹的还是木的,两头有没有钉着扎。问清楚后兴奋地离开了。

在路上,王宗仁对我说:“小谢,有戏!这个稿子可以在新华社发通稿。”我百思不解,开始你摇头证明没戏,一根扁担引起你的兴趣,扁担和发通稿又有什么联系呢?

第二天上午,王宗仁将一篇题为“扁担医院”的小通讯递给了我,见到标题我拍案叫绝。接着王宗仁说:“标题是文章的眼睛,写新闻和写其他文章,首先要制作好标题”。

一个星期后果然新华社发了通稿。这条扁担让我受益匪浅,“担”出了我许多好标题。20年后,我被新闻界誉为“标题大王”。

第二件事:《解放军报》记者(编辑)赵鹏飞是写通讯的专家,有一天我揣着援越抗美陈永林等战斗英雄的材料,拜访了赵鹏飞,原来他卧病在床多日了,可50开外的他仍然在病榻上坚持写文章。从此,我将赵鹏飞作为我的楷模。

时下,我已是70高龄的古稀老人,经常有人劝我:你有吃有穿有钱花,这么大年纪穷折腾干啥?吃好玩好休息好,享受天伦之乐。我是以赵鹏飞记者为榜样,扬起写作的风帆,后来慢慢地养成了习惯,而且写作成了瘾,写作成了我第一大乐趣,不写不舒服,现在的工作量较以前在岗时高出二、三倍。

去年我完成了《秘密部队》、《南征北战》两部50多万字的书稿,最近又在整理《智取绥宁》5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专辑,还在赶写《姑娘四月八》电影框架。

以上两件事起因在部队,但它鼓舞了我一生的写作方略和信心。

部队移防北京后,汽车24团在新疆罗布泊参加两弹试验、山西侯马三线建设、1975年驻马店抗洪救灾、1976年唐山抗震救灾的任务。

这些重大事件,虽然当时不能宣传,但我还是抽空写成了纪实文学。特别是在河南驻马店抗洪救灾时撰写的《父子孽缘记》,我等待了40年,这样一个今古传奇为什么没人写,没有发表?“父子孽缘记”故事令人惊奇。

说的是父亲在上游救灾,突然从河面上游漂来了一位漂亮姑娘,父亲救起后将姑娘强暴,又将姑娘抛入河中;却被下游救灾的儿子救起,两人在汝河岸边私定终身。

儿子将姑娘领回家,姑娘见到在灶屋里吃饭的父亲,姑娘赶忙跳出屋外,拉着救他的儿子往外跑,经姑娘苦口婆心动员儿子,两人向公安局检举报案,我亲眼目睹这个父亲被枪毙的现场,采访了姑娘和儿子的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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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是军事题材不好披露,我总认为这个传奇故事会登录在传奇刊物上,我等了40年,没见人报道,去年我才将原稿修改,收入我的报告文学专辑中。

《智取绥宁》报告文学专辑凝结了我50年的心血,揭秘了不少中华大地50年来的绝密大事,现在发表与读者见面,应该是件新鲜事。这是我实践“林豆豆”学术报告中“脚勤、手勤、脑勤”六字诀的成果。

1974年,我开始了小说、散文的写作,由于只有小学文化的底子,用脑过度,神经和精神上出现了问题,我是汽车兵,出门就坐车,不利在部队养病,因此,我在1978年申请转业,回到绥宁大山区,安排在边远的枫木团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后选举当了社主任。开始了用勤快的双脚治愈我精神上的疾病。

三年中,深入全乡村寨,每个旮旯角落,有时一天地爬两座大山。除在办公室处理公务外,每天要跑30里的山路。又用我多年新闻敏锐的思维,制定了农民发家致富的举措,结果全公社有6个村在全县率先富裕起来,1980年枫木团乡13项指标在全县名列榜首,1981年该乡以先进单位出席湖南省劳模大会,并在会上做了典型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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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新闻记者用理论指导实践成功的典范。干的三件事值得点赞:

第一. 召开了一个“五类分子”的大会。现在的年轻人不知“五类分子”是何物?告诉你们是:地、富、反、坏、右,是共产党的专政对象。

1979年,革命干部、贫下中农是不敢接近“五类分子”的,还是专政打击的对象,但我领会中央精神,“五类分子”的帽子迟早会摘帽,所以召开了“五类分子”专门会议,动员他们放弃对党的抵制态度,积极投身于经济发展的事业上来。会后我将一些有能力、表现突出的“五类分子”子弟安排在公社的脱产岗位,个个干得很出色,成为放心岗位。

第二、公开与县委唱反调。三中全会后,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央舆论连篇累牍地发表“解放思想没到底,放宽政策没到边”的文章,我理解为“将刘少奇平反昭雪到了底、包产到户到了边”的想法,并写信向中央陈情:“要求立即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举措。”公社电影放映员蔡中湘看了我的信后吓了个半死。

不久,中央办公厅给我回信:“你要求为刘少奇平反和包产到户的两件大事说到点子上,中央正在研究。”当时我县唐家坊乡发生了包产到户事件,县委研究要我这个有新闻敏感的记者出任唐家坊公社党委书记去压制包产到户风。安排县委谢长江副书记找我谈话,我说:“我是主张包产到户的,我怎么去压制?”

为落实县委精神,枫木团公社召开了“压风会”,党委书记陈显淼拍着桌子坚定地说:“枫木团要想包产到户,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事后成了笑谈)他说完后,我立即抢过话筒,也坚定地说:“请陈书记不要误导群众,包产到户才是农民的出路,才是让农民吃上饱饭的好路子,从今年开始,枫木团公社全面推行包产到户,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事后,县委书记找我谈话,并说要处分我。我便将中央办公厅给我的回信给他看,他低语说了一句:“看来这个政策要变了。”

此后,县里放弃了“压风”行动。这样,我成为县委书记最得意的干部。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新闻敏感性,我怎么能给中央写信,又怎敢与县里唱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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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变废为宝富乡亲。1979年3月的一天,县委书记李乍裉的桌案上放着一封信,拆开一看,是谢宏祥写来的情况反映。他默念着:

“经踏山调查:枫木团公社的枯立木,雪压树和杉尾子约15万立方米,其中白岩、印坪大队两村达5万立方米,如其浪费在山上,不如将他开发出来,变废为宝,一来致富山民,二来支援了国家建设。”

接着,李乍裉书记召开了枫木团枯立木、雪压树、杉竹尾子下山的现场会,组织有能力的林业专家向省、国家林业部门请求放宽废材枯立木指标,国家林业部派出考察组率省、市林业局领导来绥宁实地考察,终于为废材松绑,改革开放的春风,让这些废木经加工运往全国各地。

枫木团公社在全县率先致富,废木支援了国家建设。当时,全县30个公社,唯独只有我这个记者大胆地提出来,它与新闻有什么联系呢?因为我吃透了两头,吃透中央政策要放宽的精神,吃透下头这些废材废木迫切要求出山。当一名出色的记者,如果不看书、不看报、不领会上头精神,想写出好文章是不可能的。

我在枫木团工作三年中,曾有两次要调动,都被该乡10个大队书记到县里请愿仍留在枫木团公社;1981年9月县委任命我出任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0个大队书记又强留我在公社干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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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当过广播局副局长兼电台台长,县委宣传部的宣传新闻组组长。此时,我患的精神分裂症奇迹般得到恢复(还留有后遗症),我要重操旧业向写作的高层次发展,但必须要补上“工业”这一课,因此我主动请缨,去全县最差的、干部不愿干的企业局当局长。

经过调查,全县的二氧化硅矿分布广、储量大、品位高,我决心以开发硅矿为突破口,振兴绥宁企业,又写了一篇“联合办厂开发硅矿”的稿件,被全国40多家媒体发表了,有近百家公司、工厂来电来函要求联营办厂的意向。

经过筛选,选择了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从英国伦敦皇家银行融资150万美元,湘潭钢铁厂、湖南铁合金厂联营兴办了三家铁合金厂和20多家硅矿加工厂,终于将企业局这匹“死马”变成“活马”。硬是把企业局搞得红红火火,个人两次立功。

时间到了1992年,此时我当过农民,当过兵,干过文工团团长、新闻干事,转业回地方在农村磨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广播局副局长、电台台长、新闻组长和企业局局长。经过多年的部队及社会历练,懂得各行业的“术语”,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读懂了“社会大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课程,现在已到了新闻专业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当时,时兴官场文凭热,县委书记屈家海为我的前途不少操心,动员我上大学捞文凭方便提拔。但我压根儿不想奔官场,我要用多年拼出来的本领和丰富经验为党做贡献,除完成我文明办主任和宣传部副部长的本职工作外,利用晚上、中午、双休日发动老婆、三个孩子积极写稿和复写稿件,宣传县委、县政府的重大举措和全县各行各业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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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在中央、省市等媒体发表稿件425篇,其中报日人民4篇、新华社5篇、湖南日报43篇,10余篇稿件获奖,一篇获中央级一等奖,被新闻界誉为“多产记者”、“新闻杀手”和“标题大王”等称号。

1995年,绥宁县获得中央“双拥模范县三连冠”,县委副书记汤定中在西安参加了表彰会,会上接受了要写一篇2.5万字的绥宁县拥军爱民的报告文学,汤定中急成热锅上的蚂蚁,担心完不成任务。

我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帮助解决5000元的打印和辛苦费,保证一个月完成任务。结果,我和隆振彪两人仅用20多天时间,写出三万字的《山与水的和弦》报告文学,汤定中副书记看后,喜不自禁,不久,《山与水的和弦》被国家民政部评为一等奖。

2001年,我被“切”了一刀,凡是年满55岁的领导一律退居二线。当人家为丢官产生不满上访时,我却高兴得跳起来,因为我从高负荷的工作中释放了出来,感到从未有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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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捋清了写作思路,融入到全国自由撰稿人的行业,很快就被“中央中共党校理论前沿大型丛书”聘为编委和温州市组稿发行负责人,同时,发给我全国千名记者采访证。

从此,我下农村、走机关、进工厂,白天采访,晚上伏案写作,如2001年,《理论前沿》杂志大型丛书出版了《中国世纪梦》一书中,我发表了38篇报告文学,这样,名声大振,我不仅写绥宁、写湖南,甚至采访写向全国各地。为省内外党政要员、知名人士、企业家撰写论文、纪实文学百余篇50多万字。

如《血染的项目书》(湖南)、《人生三级跳》(陕西)、《父子孽缘记》(河南)、《美丽的马兰蘑菇云》(新疆罗布泊)等文章堪称精品力作,今世奇文。

这些年,我为了三件不平事,写了5部书。

第一件事:二十一世纪初期,反腐呼声与日俱增,当时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干部坐车去吃饭,里面全是贪贿犯,拉到刑场去枪毙,没有一个冤枉的。”

我觉得写诗的人太绝对化了,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我也是共产党员,这样抹黑共产党,心里不舒服。2001年6月19日,绥宁县发生千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瞬间124名山民被洪水吞噬,其中有7户人家绝代,落下20多名孤儿被好心的共产党人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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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宁县吃老祖宗砍木头发财,底子好,县财政50多年无赤字,过去,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灾害,绥宁县每次都伸出援手捐款捐物给予大力支援。当自己灾难临头,没看到“八方支援”的影子。

地处海拔1500米大山近千村民的黄泥井村,灾情严重,挨冻受饿,苦不堪言,村、支两委,共产党员上山寻觅食物分给村民们救命,党员骨干上山拾柴为村民烘衣烤被。七天后,县委副书记李小坚组织的突击队赶到黄泥井,村民们才食到人间烟火。

七天中,黄泥井几百村民天天盼望空中直升机为他们空降食品,却没有盼到。在外援极少的情况下,县委书记何铁成与时任市委书记蒋建国(现任中宣部副部长)组成人墙,手拉手冲向对岸救灾民。

何铁成挺起坚实的脊梁,率领全县干部、党员挑起抗灾、救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重担,在抗洪救灾的日子里,何铁成两次遇险差点丧命;清晨干衣服出,深夜全身湿透而归;救灾中,全县涌现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在抗洪救灾的日子里,灾民们一致称赞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灾民的挑夫。”

为了反驳那位“诗人”的绝对化,我吃尽千辛万苦,排除万难撰写了《惊天大博斗》一书,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才是人民群众唯一的依靠。这是第一件不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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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芷江受降掩盖了战争现场内幕。

芷江保卫战又称雪峰山会战,1945年4月,侵华日酋冈村宁次调兵十万,发动了雪峰山会战,日军分三路猛攻雪峰山,企图夺取芷江中国空军基地,威胁国民政府陪都重庆。

何应钦、王耀武率兵二十万在400里的雪峰山设防,拒敌于雪峰山之外,主战场是在雪峰山腹地——我的家乡洞口、绥宁、武冈、隆回、新宁、邵阳、新化(当时属邵阳)展开的,邵阳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邵阳军民英勇拒敌的辉煌壮举无人知,而芷江名扬天下。

为了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2006年4月,现任邵阳市公路局局长刘柏生率领我和龙标松三个人,暗暗进行调查,写出了30万字的《血战雪峰》报告文学。被文化人浦本胜关注,决定改编成《魂断雪峰山》电视连续剧,在洞口成立了剧组。

又因报告文学缺乏细节,由我修改具有故事情节、文学文艺性较强的作品。2013年7月,我撰写的《谍战樱花》长篇谍战小说出版发行,为了揭示战争现场内幕,我三上天津、两下深圳联系拍摄电视连续剧未果。

2016年6月,北京远方热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丛振谦对《谍战樱花》经过两年多的审查,改编成40集《谍血雪峰山》电视连续剧脚本,定于今年4月开机拍摄,届时,雪峰山会战的战争现场会大白天下,邵阳人民抗击日寇的辉煌壮举将永载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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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2016年,我紧锣密鼓地撰写了《秘密部队》、《南征北战》两部书。

两书都是纪实的,在51年前的1965年,毛泽东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32万中华儿女开赴越南前线参加援越抗美战争;由于特殊原因,对援越抗美不公开、不宣传、不表彰并进行严格保密,这对我32援越抗美官兵是何等的不公平。其后,才对援越抗美战争逐步解密。2015年7月,应老部队首长的邀请,决定撰写《秘密部队》——援越援老抗美纪实文学。

我从箱底翻出40多年前在越南战场的采访手记进行整理修改,花了87天时间写出了近30万字的《秘密部队》初稿。为了充实素材和内容,2016年5月9日,在洞口召开全国援越抗美老兵代表参加的《秘密部队》研讨会,老兵们捧着《秘密部队》初稿,个个激动地失声痛哭。

会后,进行补充修改,洋洋38万字、图文并茂的《秘密部队》纪实文学已进了邵阳彩色印刷厂,不久与援越老兵和读者见面。更值得庆贺的是:远方(丛振谦)董事长已将《秘密部队》改编成46集电视连续剧。去年我还撰写《南征北战》纪实文学,是我原所在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汽车24团的光辉战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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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届70,有近4000篇新闻稿成为铅字,著书7部。人老了,从有形无形的战场归来了,不少人都劝我放下枪、停下笔,该休息休息安享天伦之乐。但我停不下来。我还准备向影视剧这个陌生的领域进军,目前,正在撰写《姑娘四月八》、《将军之死》两个电影框架。战士永远不能退休,我要像《解放军报》赵鹏飞那样——“生命不息,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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