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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前青少年时期在新华路393弄度过的时光，是1970年离开上海后挥之不去的“乡恋”情结。有时它似乎离我很遥远，漂浮不定，有时它近在眼前，清晰美好。
1948年10月，山东昌潍地委大院，父亲母亲怀抱双胞胎合影（右袁皓）。 父亲母亲出生安徽五河县，1939年投身抗战，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随华东野战军迁居上海，先后居住在吴淞区和新径区，1951年迁入法华路393弄6号。  “超级大家庭” 我家是393弄人口最多的大家庭。
1947年9月，双胞胎在辽宁省岫岩县照像馆拍摄（左袁皓，右袁曙）。 1946年1月，我和哥哥袁曙出生于“北撤”行军途中的山东莒县河阳镇。1949年至1953年，四个弟妹相继出生(袁英华，袁松华，袁晖，袁凤华）。奶奶和外公外婆分别于1951年和1961年来上海，算上阿姨，全家12人，整整“一个班”！在父母亲南下上海的战友中也不多见。
1953年春，393弄6号花园“全家福”（前排右1袁皓）。 父亲严肃而有慈，敬畏而生孝。他性格深沉含蓄，不易言表。工作繁重，不问家务，鲜有和孩子讲过去的事情。有时回家板着面孔，猜想是今天上班太累或工作遇到麻烦。有时回家表情轻松，与孩子们互动说话，偶露笑脸，今天工作一定顺心。 晚饭后在6号二楼写字桌台灯前阅读文件报纸是他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孩子们关注他的神情，尽量不去打扰他的工作。他没有时间帮助孩子学习，对孩子的关爱大都封闭在内心深处。很少夸奖孩子有多棒，内心却为我们的成长骄傲。 他难得和孩子们说话，有时也会严厉责怪孩子的错误，内心却不愿使我们难过。谁的学习进步了，谁当中队长、班干部了，谁得到老师表扬了，谁入团了，孩子的点滴进步，他会喜悦于色，记在心里。他对孩子的情绪变化观察入微，空闲的时候，也会主动询问学校的那些事。孩子们的工作遇到麻烦，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发烧生病，他便锁起眉头在屋里来回踱步。对孩子的疼爱，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母亲是家庭“总管”，呵护子女，舐犊情深。既要每天上班，又需安排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要孝敬照顾奶奶，外公和外婆，下要过问6个孩子上学。勤俭持家、料理家务、缝衣补裤、量体裁剪、样样在行，井井有条。她开朗健谈，善良和蔼，高兴的时候会哼哼唱歌。六个孩子，谁身体不舒服，谁胃口不好，谁该添新衣，谁不开心，谁在外闯祸，谁受老师表扬，事无巨细，了如指掌。 大家庭的“大锅粥” 五十年代末后的三年，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家庭人口多孩子多，计划定量不够吃。我家来自淮北农村，从老到小喜好稀饭。两只特大号钢精锅，一只专门烧水洗澡，另一只专门煮稀饭。晚饭常喝粥，青菜、胡萝卜、黄豆，加上少许米，满满一大锅“大杂烩”，小心翼翼端上桌子。兄弟姐妹如“饿虎扑羊”，呼噜呼噜，一会儿锅底朝天，父亲母亲总是捞稀的。
七十年代初，父亲在6号家中办公。 “大家庭”良好的家教，家规和家风是一种精神，一种灵魂。艰难的抗日战争铸就了父母亲追求理想，不屈不挠，勇于牺牲，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精神。建国后他们满腔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艰苦朴素，善于学习，严以律己，兢兢业业，不计得失的道德品格，身传言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父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他们的人格风范如同生物基因，耳濡目染，铭刻在孩子的骨子里，融入孩子的血液里。无论是分配在哪里，无论环境多差，都应当忠于职守, 励志勤奋，积极上进。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从事什么职业，必须率先士卒，谦虚谨慎。必须平等待人,正直诚实,绝不可趾高气扬。这是几十年来父母亲传承后辈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命运曾将大家庭的孩子们撒落在祖国的天南地北，我们有过曲折坎坷，也曾彷徨迷茫，家国情怀始终是我们坚守的信念。兄弟姐妹中，有文革中大学毕业分配去外省的，有文革期间响应号召远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有下放农场的，有在外地当兵入伍的。 我们各自不同艰苦环境的意志磨练中，是所在单位爱岗敬业的好工人，好战士，好员工，好干部。退休前事业有成，他们是上海航天系统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和技术干部管理处长；中国工商银行省级高级管理者；华东电管系统高级经济师，电力调度中心总经理，国网华东分部副总工程师；上海某单位军工产品技术资料档案的专职管理员；上海新闻传媒领域颇有声誉的记者，上海艺术学院的“大管家”；上海司法系统东方公证处的英文翻译，优秀公证员。 有些人说，我们这些“大家庭”出来的孩子,普普通通，“不像干部子女”。如今，我们都已是花甲之年，我们没有虚度一生，没有辜负父亲母亲的关怀和期望。 双胞胎哥俩好 从出生一直到1965年高中毕业，十八年来，我和哥哥几乎没有一天分开过，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一床睡觉、一起上学、一桌做功课、一同玩耍。除个头，性格，大学专业和工作经历不同，相貌和思维方式，爱好和情趣,几乎一模一样。
1949年11月，小哥俩在上海吴淞区（骑马者袁曙）。 哥俩喜欢看体育比赛。常去新华路“天源化工厂”观看篮球赛，在长宁区体育场“傻乎乎”坐上二个小时观看中学生运动会，兴致勃勃走6里路去徐家汇的风雨体育场观看篮球比赛。喜欢放学后在马路边小书摊租小书，还喜欢收集文史小资料。上中学时经常从校图书馆借阅古今中外的中长篇小说，从来没有花钱去书店买过新书。 哥俩是“影迷”。沿着与新华路交口的定西路向北，穿过一条小巷子便是长宁电影院，每张票5分钱。上高中后活动范围扩大，若长宁影院未排新片，就往远处跑。徐家汇的“衡山”，南京东路的“大光明”，南京西路的“平安”和“新华”，淮海西路的“国泰”和“儿童剧院”，静安区的“东湖”....想看不怕路远。做完功课，老师“家访”不批评，我俩理直气壮。
1965年7月，新华路393弄6号附近，左袁皓。 随着年龄和知识同步增长，心智渐渐成熟。父亲母亲要求我俩为家庭尽义务、担责任，为弟妹做出好样子。 1959年，国家“三年困难”初始，我俩小学毕业。在6号花园的西侧墙边，用红砖和泥巴盖简易鸡窝，养鸡下蛋；在花园里整理出两垄地，撒上菜籽，定期浇水，培育小青菜，种胡萝卜和莴笋；向阿姨学习晚间封煤炉，清晨生煤炉；一次我“逞能”主动帮助阿姨切茄子，老茄子皮厚，下刀时打滑，不慎切到左手中指，割开肌肉，血流如注。不去医院，简单上药包扎，至今留下全身唯一的伤疤。 哥俩经常去番禺路和新华路交口的红庄公寓路边的粮店买米。我个头高力气大些，负责背米。哥哥拎山芋、绿豆和赤豆。一袋大米，无需换人，一气背到家。6号一楼厨房北头有两个长方形洗衣缸，将被单床衣物放水浸泡，涂满肥皂，洗小衣物用搓衣板，洗大被单需要爬进水缸踩踏。清水过三遍后，齐心协力，各抓一头，反向使劲绞，无论是否洗净，阿姨总是眉开眼笑。 我俩学会腌咸菜，新鲜“雪里红”，摊开晒两天，大缸洗净后整齐地码放在大缸里，逐层码齐，逐层撒些粗盐，逐层踩踏压实，码到水缸顶后，压上几块大石块，1至2个月后缸面出水，可取出洗净食用。 冬季菜场排队蛮辛苦的，清晨4点到445弄堂口的小菜场，“石块排队”（搬块石块与摊位的桌腿捆绑连接一起），然后回家睡会。五点半再赶回菜场，石头仍在算有效，被人挪走自认“倒霉”。有时没有买到新鲜素菜，我们便收捡被遗弃的胡萝卜头和菜叶边皮，回家洗净煮稀饭。 父母肯定我们的劳动态度，初中起每月每人发5角零用钱，高中阶段每人每月1元。劳动所得，光荣自豪。  高中时期的奇特经历 1963年-1965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恢复阶段。哥俩升学番禺中学高一（2）班，上高中意味着目标是考大学，当时考不取大学“待分配”，上海俗称“社会青年”。高一开学不久，好奇的个性驱使，我报名参加学校的业余伞塔跳伞活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64至1965年6月，还在中学读书的袁皓成为上海市跳伞运动俱乐部的一名成员。 市跳伞运动俱乐部地处凯旋路和天山路交口附近,从我家西行约半个小时行程。60米高的伞塔是当时大上海最高的建筑，可与“国际饭店”比肩。每周二次放学留在教室里，学习跳伞理论知识，数周后每逢周日，跳伞队去俱乐部室外训练，模拟降落伞架操作，学习操作降落伞运动方向。其中，每次高台跳沙池训练特别重要，平视前方，双手上举，夹紧双腿，腰身弯曲。必须平掌落地，以减轻脚跟平均“压强”。反复跳坑，增强腿部骨骼和肌肉，抗击来自于地面几倍于体重的冲撞力，防止受伤。 伏虎圈、航空梯练习，提高人体在空中的平衡能力，各项训练测试合格后方可实习伞塔跳伞。高我两届业余跳伞辅导员高三毕业后入伍参军后，由我接任校辅导员，负责发展、教学和培训本校新队员。三年内，个人先后完成百余次伞塔跳伞，同时带出20多位同校同班的学生参加跳伞队运动。英华妹的几个同班同学，至今还记得我这个“老师”。
1965年春，和同班跳伞队员合影，左2袁皓。 伞塔顶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伸出四根约20米长的巨大钢臂，下吊着四个各带有几十个小挂钩的圆形钢圈。通过地面卷扬机牵引钢圈上下运动。钢圈落地，四组人员进入现场，分别将伞衣和伞绳连接处的几十个圆形铁圈，挂上钢圈下的小铁钩，降落伞便在钢圈下伸展拉开呈圆形。四位同学身着安全带，将左右肩上的两个安全带与已经张开的降落伞扣件连接。卷扬机启动，钢缆将钢圈和降落伞吊升至塔顶部，跳伞者自己拉下绳索，四顶降落伞便脱离钢圈，徐徐降落。降落区域铺满厚厚的黄沙，绝对安全。空中高度约50米，6秒—7秒着陆。 1964年10月1日是难忘的一天，我代表跳伞俱乐部参加人民广场“纪念国庆15周年盛大游行”活动。天未亮，哥哥叫醒我，早饭母亲奖励“增加一只鸡蛋”。我们乘坐俱乐部的大彩车7点钟赶到人民广场，停靠在西藏路和南京东路附近，航空旋转梯已经牢固地安置在大彩车上。大约9点多，大游行开始，彩车紧跟在上海体操队的彩车后面，从西藏路向东缓缓驶入广场。我和另一位中学生系牢安全带，在旋转梯的上下端，协调身体动作，轮换蹬腿，不间断地连续做360度的人随梯的旋转运动。 欢快激扬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乐曲声中，万众瞩目下，接受主席台检阅。历时约10分钟，彩车行进到西面黄陂路后撤出游行队伍。好像还有使不完的劲，激动和自豪的心情许久才得以平静。不久各电影院放映“上海建国15周年新闻记录片”，其中展现跳伞俱乐部的彩车和我的身影，短短几秒钟，希望班主任也能看到这段镜头。 飞机跳伞是最奇特的经历。1965年，市体委计划“五一”劳动节在宝山机场举行飞机跳伞表演。除专业运动员定点跳伞表演外，组织部分中学生参加。经过政审和体检，全校仅我一人被幸运选中。3月中旬，我和来自各中学的十几位学生集中在宝山机场，进行为期10天的理论学习和严格的技术训练。 初学者必须“强制开伞”。跳伞者出机舱的一刹那，固定连接在机舱一根绳索立即强制打开伞包，并脱离降落伞。经3或4秒半的半自由落体后，降落伞逐步开伞。专业运动员的“手动开伞”，没有绳索牵引开包，跃出机舱后自己控制开伞时间，高度至少2000米以上。无论哪种方式，最严格最重要的训练是“折叠降落伞”。 降落伞由跳伞者亲手折叠。伞绳和伞衣铺在地上两头拉直10多米，叠伞者两人。跳伞者是“主手”在伞绳末端整理伞绳。配合者是副手，在伞衣顶头，与主手相对，配合整理伞衣。 叠伞工具有不同规格的钩子，锥子等，倘若打包后发现缺少一件小工具，必须开包彻底检查，重新来过。将几十根伞绳和巨大的伞衣塞进肩背包大小的伞包里，一般需要半个多小时，最后主手和副手在登记簿上签名，以示负责。机场为每人配备一名上海市飞机跳伞队专业运动员，作为副手监督配合折伞全过程。 3月20日上午，阳光明媚。在机场桶形风向旗的召唤下，18位同学分二个架次（每架次9人）实习跳伞。深绿色“安二型”双翼飞机的巨大轰鸣声中，我们既兴奋又忐忑不安地踏着铁梯进入机舱，9人面对面坐成两排，教练员“虎视眈眈”的不停的扫视每个跳伞者。 理论学习时说清楚了，“进入飞行途中发现精神异常或者身体不适合的，立即出列！”飞机不久爬升，教练员带领大声齐唱歌曲，以驱赶胆怯。他再次警示：出舱后一定要“睁大眼睛”，头脑清醒，连续默念4次“一个上海市，二个上海市......”,若念到“第4个”后感觉未开伞，立即手动打开胸前的备用伞！ 800米高空，飞机调整好飞行状态，机舱口上方的小红灯变为绿色，反复传出提示音。教练推开舱门，强大的气流瞬间冲入机舱，地毯瞬间漂浮起来。此刻感觉心脏“蹦蹦”跳动，说不害怕，那是胡扯！ 我们按体重“先重后轻”的顺序排好两行队形，我是第二排的头一个。年少无畏，慌乱和犹豫会后悔一辈子。只有一个念头“冲出去”！咬紧牙关，紧闭双眼，夹紧双腿，奋力迈出舱门。还未数“上海市……”，背部明显触觉到扣死在机舱钢索上的引伞绳，拉开伞包所发生的奇妙感觉，身体“一顿”，伞包弹开了。抬头看见张开的降落伞，似头顶巨大的白色云朵，调整好屁股下的安全带，像稳坐在“荡秋千”的踏板上。 飞机已不见踪影，同学们在空中欢叫呼喊。不知不觉中，地面的河流、公路、房屋、行人和大树，逐渐变大，迎面扑上来。因手臂力量不足，操作不力，降落在机场对面的部队军营，战士们赶过来围成一圈“保驾”安全落地，帮助我收伞入包，派车送我回到机场，此时才感觉“嗓子哑了”。 同学们的第一次大都不顺利，机场内外，“四面开花”。连续四天跳伞，下午叠伞，次日上午跳伞。后两次情绪稍稳定多了，均安全降落在机场内，虽离铺设的巨大十字型标记差距200多米远。四次顺利完成800米强制跳伞，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三级运动员证书。遗憾的是，四月份接到市体委通知，取消了中学生参与“五一”的航空表演。
1965年3月，袁皓获国家体委颁发的“飞机跳伞三级运动员”证书。 亲历飞机跳伞运动，是青少年时期极其宝贵的奇特经历，终生难忘。 1964年夏，响应伟大领袖“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的号召，我和部分高中同学志愿参加“上海市军民横渡黄浦江活动”。从黄浦江西岸的船泊码头下水，向对岸浦东方向游动，顺流北漂，人与水流方向形成合力斜线，游至黄浦江东岸登陆，直线距离约2000米。途中同学相互鼓励，四周围着许多救生船上的工作人员为学生娃鼓掌加油，我坚持以蛙泳抬头的姿势游完全程。 笨鸟奋飞 哥哥性格沉稳，打小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明显比我强。初中时他的作文 “ 一场篮球比赛 ” 获得学校一等奖，还被挑选参加长宁区中学生数学竞赛。高中各科学习成绩优良，语外政和数理化的季度测验，期中期末考，不是5分就是4分，稳定在全班前几名。高二入团，高三下学期“荣升”班级团支部书记。 我差多了。迟一年入团，各门功课大约排在20名上下。自我要求低，有时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满足于不缺课、不捣乱、不与老师顶嘴、不和同学吵架，按时完成作业。
袁皓的高一学年“学习手册”各科成绩表。
袁皓在番禺中学高一时的班主任评语。 班主任周老师在我的高一（下）学期《学生手册》中评价：“工作有一定的能力，可是没有充分发挥，平时在某些地方对自己要求不很严格，看到不好的现象，未能及时指出，会原谅自己。特别在政治上，没有主动靠拢团组织，今后应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向争取做三好学生的方向发展。”（原件原文） 交通大学分部（一年级新生部）位于法华镇路中段，新华路上常见成群结队来自各地的新生，其中不少是农村考出来的。有男同学赤脚穿布鞋、拖鞋，他们脸庞散发着青春朝气，喜悦快乐，大声交谈。哥俩羡慕，对未来充满憧憬。 高二下学期，哥哥的“唠叨”和“监督”发挥作用。想读大学，跳伞和学习必须做到“两手都要硬”，取决于决心和毅力。我的学习态度和成绩开始出现积极变化，高二被评为“五好学生”（中学唯一的一次），高三上学期加入共青团。1965年元旦后，我完全变了个样，减少看电影，不再借阅长篇小说。每天早晨起床后背俄语单词。上课全神贯注，仔细记好笔记，不懂就鼓起勇气找老师，不耻下问求同学。
1964年高二（下）学期，袁皓获学校“五好学生”表扬。 放学回到家，首先抓紧完成当天的作业，然后做各科复习题。5月下旬的春夏之交，天气潮湿闷热，晚饭后哥俩带着小板凳，抱着书包，到393弄堂口的路灯下看书背资料，没有11点前睡觉。我将古诗和文言文词组、俄文词组语法、政治课理论常识和数学基本概念，计算公式分类抄写在卡片上，方便携带。上学放学途中，晚饭前后，哪怕课间的10分钟都不浪费。晚间肚皮饿了，买块“烘山芋”，5分钱一斤，可管几个小时。那时的新华路上晚间往来的车辆和行人少，比较安静，路灯下背书效率高。 我的文科好于理科，知识面较广，接受能力也还行，背书功夫及写作能力不比别人差。高考临近，没有任何选择，下狠心拼一把，坚定“抱佛脚”。学校号召应届毕业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和哥是团员，毫不犹豫向学校写下决心书，考不上大学“不在上海吃闲饭，志愿去”。 坦荡面对未来，反而进一步激起更大的学习动力。临考前的晚饭后，我和哥哥把书包弃之一边，早早休息。二楼地板上铺就一张席子，我俩翻来覆去未入眠。半夜，母亲给我俩每人服用半粒“安眠药”。 高考地址设在在长宁区天山中学，步行约半小时可达。文科考试科目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外语、数学（参考分），时间二天。二楼的考场，教室窗户全开，热气涌入，天花板下的二个吊扇摇头晃脑，“呼呼”不停。半天坐下来上衣湿透，板凳面上一片水迹，似孩子“赖尿”。 记得语文试卷最后的作文题目“给越南南方人民的一封信”。数学试卷不难，全部做完。离开天山中学的回家途中，哥哥关心地问我，题目做完了？我自信地回答，做完了而且“检查了一半”。终于熬到了头，体重减轻8斤，如释重负！ 1965年6月下旬的一天，学校通知毕业班同学到校，将“决心书”退还给我们，不敢多问却心中暗喜！全班同学在教室集中，班主任手握着一叠录取通知书，满面笑容地走进教室，逐一报名字。全班51人，16人考取重点大学，20余人录取一般大学和大专，录取人数超过其他三个班的总和。 接过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心花怒放，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哥哥如愿以偿，考上哈工大电机系（文革后哈军工并入），我被复旦经济系录取。双胞胎同时“金榜提名”，学校黑板报张贴大红喜报，令同学们惊讶一片。
1967年冬，袁皓在复旦大学校门口留影。 弟妹们说，”谁能想到从小调皮捣蛋的双胞胎同时都考上重点大学”，当天全家“庆祝”，中饭开荤吃红烧大排，阿姨竟然把大排煎焦了！弟妹们受到鼓舞，父母可高兴了。他们将录取通知书带到单位分享，同事们纷纷祝贺。
1972年春，人民公园袁曙、袁皓（右）合影。 暑期瞬间流逝。哥哥的报到时间终于临近，父亲和我送哥哥到杨树浦码头。临上船了，父亲叮嘱了三句话，“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多来信”。语气平静，充满信任。我望着逐渐远去的大海轮，朝夕相处十八年的双胞胎就此分别，你去千里之外的东北，我留上海，相隔遥远，依依不舍，莫名的伤感泛上心头。祝哥哥一路平安，天天开心！ 2022年9月于合肥 岁月留痕
上海，1967年春，全家合影（后排中立者袁皓）。
2000年父亲八十岁寿辰，坐者母亲。
2000年5月，袁曙袁皓（左）在合肥。
2004年7月，袁皓在英国牛津大学。
2019年夏，退休后袁皓在贵州黄果树景区旅游。 袁皓文章推荐阅读 新华路时光 音乐欣赏频道 九月，一首最美的歌送给你 点击视频右下图标可全屏收看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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