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按语：2022年8月1日，是游子报（原名《721矿游子》）创刊十周年的日子。十年来，游子报秉承“留下精彩，献给历史”的办刊宗旨，刊登了多部重量级文章。为了纪念创刊十周年，从即日起，本微信公众号将连载这些重量级文章。第一部推出的是王红国先生撰写的报告文学《你不知道的721矿》。这篇报告文学是游子报里程碑式的作品，共有七章8篇，此为第五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读起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便使人想起了孩提时代那美好的时光。在每个人的心中，恐怕孩提时代是人生中最无拘无束、快乐无比的一段回忆了。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以前，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很低，也谈不上有什么像样的文体活动来丰富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可能还好一些，在农村可就不行啦，除了种田种地上山砍柴，还能干啥呢？了不起就是下河摸鱼，上山采点野果子，和小伙伴玩点简单的游戏。 721矿地处偏远的山区，所在的乐安县和崇仁县，是当年红色苏区的北大门，贫穷落后，地处偏远，民风淳朴。当年的赣南山歌也是这么唱的，“江西是个好地方”，“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721人由于国家的特殊照顾，虽说吃不上多好的饭，但还能勉勉强强过得去。单位上为了缓解职工紧张的工作压力，经常放电影来作为文化娱乐活动。那时放电影可不是在什么电影院里面，完完全全就是在露天。找一块稍微空旷点的地方，把电影银幕挂在两棵树上或者墙上或者木头电线杆上，就可以放了。住得近的就可以拿条板凳，住得远的干脆就站着看，有的甚至还站在银幕的反面看。 我刚上小学时，老608队那里也经常放电影。在山南粮站和家委会米粉厂之间有一座小铁桥架在河上。过了河往前走过一片三百来米长的稻田，是巴泉和山南工地通往水冶厂的公路。这条公路穿过罗陂、莲塘，直通一厂，一天到晚各种运矿石的车辆来回穿梭十分繁忙。过了公路也就是老608队的那片生活区了。无非就是一些平房，墙壁也只是一些木板或者是竹篱笆糊上泥的墙。608队全称叫二机部华东608指挥部，后来改称为二机部华东地质勘探局，608队的各个分队，后来也都成立了大队，261大队就是其中的一个。 608队生活区的空地上有一口小池塘，由于看电影的人多，还曾发生过人掉进池塘的事情。看完电影回来，人们都要经过那座小铁桥，小铁桥由钢管焊成，桥面上铺了一些木板，由于年代久了有些木板都已经霉烂成了一个洞。加上小铁桥宽度还不足两米，那时候又没有电灯路灯，路上一片黑漆漆的，只有个把人会拿着手电筒。小铁桥上经常会发生人被挤下桥掉进河里的事情。听说这座小铁桥原来还是座木板桥呢！ 1977年以后，山南分矿放电影就摆在食堂。由于食堂太小，后来又移到了外面的露天空地。两根粗大的木桩架立在那条小水沟边用来挂银幕。银幕最初是那种挺小的正方形白布，后来先进了，换成长方形的宽银幕。这个小广场足够容纳几千人看电影，有些人还跑到银幕的反面隔着一条水沟看，银幕上的人是反的，字也是反的，当然声音不会反。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看电影的热情。 我上小学以后，山南放电影的次数逐渐增多，每星期至少有一场。两台电影机架在广场中间，旁边摆着几个大的绿木箱子，里面放着一卷卷的铁盒装的电影胶片。那个年代，作为一名电影放映员还是很吃香的，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放映之前往往都会放一些幻灯片，有字有图画，无非都是宣传一些抓革命促生产，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学习雷锋好榜样之类的宣传标语。 后来，广场上的那条水沟用水泥板盖掉了，在上面盖起了3层的工会大楼。放电影的银幕就挂在了工会大楼的墙上。工会大楼一楼，阅览室边上的那间房间，是专门用来放电影设备的。如果哪天有电影，就会在门口挂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几月几号上映什么电影。一般都是在当天上午挂出来，这样大家就知道今天晚上要放电影了，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个生活区。 吃过晚饭，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把家里的小凳子，长条凳搬到工会广场上占个位置。山南人习惯把工会广场叫球场，因为边上就是打篮球的灯光球场。那时的凳子也简单，一般都是随便钉起来的小木凳，小长条凳和靠背小竹椅。
夏天看电影最舒服。夜晚空气凉爽，满天星辰。人们坐在小板凳上，一手轻摇着棕榈树叶做的蒲扇，一边欣赏影片。人群外围有冰棒厂的师傅在卖冰棒，有时是木头箱子里面用棉絮盖好，有时是大的手提保温桶。馋嘴的小孩赖着大人买上一根。剥开白色的包装纸，嘬一口拿出来，又嘬一口拿出来。吃完的冰棒棍也有用处，揣在口袋里积攒起来可以和小朋友们“过家家”。冬天也不怕冷，穿上厚厚的棉衣，头戴雷锋式的棉帽，不停地跺着两脚。有的人也会带一个手提式小火炉，里面烧上木炭，两手抱着取暖。看完电影回来，鼻子冻得通红，嘴里哈着热气，两脚都长了冻疮。下雨天照看不误，打把伞，穿上雨衣，透过众多雨伞间的空隙盯着银幕，津津有味地看着。 那时放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一些爱国呀、战争啊之类的影片。像《甲午风云》《鸡毛信》《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南征北战》《地道战》《万水千山》《地雷战》《江姐》等等，以及一些纪录片，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爱情片。因为那个年代谈情说爱之类的还属于文艺禁区。比如《小花》《戴手铐的旅客》《冰山上的来客》《归心似箭》这些电影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但是在文艺界也曾有过不同的声音，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特别是电影《芙蓉镇》《庐山恋》，分别由刘晓庆和张瑜主演，由于里面有一些男欢女爱和露胳膊露大腿的泳装镜头，一度还引起过争论。彩色故事片《黑炮事件》《人到中年》受到了文艺界和人民群众的热烈好评。此外还有《小街》《吉鸿昌》《暴风骤雨》《大浪淘沙》《满意不满意》《街上流行红裙子》《马路天使》《甜蜜的事业》《咱们的牛百岁》《邮缘》等等一大批反映新中国工业农业城市乡村各个方面的优秀影片。 随着电影的热映，电影里那些演员的名字也开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电影演员那时髦的打扮，精湛的表演，都成为那个时代人们追求的方向。新华书店里印有电影明星的小照片成为人们的抢手货。金鸡奖、百花奖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与电影有关的杂志《大众电影》也深受群众的喜爱。一些“向资产阶级生活靠拢”的青年男女也学着电影演员的服装和发型来打扮自己，喇叭裤、翻毛鸡头（发型）、蛤蟆镜成为一种叛逆的象征。 那时候放露天电影，由于受电影胶片拷贝数的限制，有时候需要赶场。也就是各个分矿放映点之间按顺序轮流放映。同一部电影一个晚上要在几个放映点放映，电影胶片就需要“跑片”。比如说一部电影有15卷胶片，古城先放5个胶片，由汽车飞速拉到莲塘放，莲塘放了几个又赶紧拉到山南放。有时候为了等胶片，需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但人们丝毫不感觉倦怠，在露天广场上聊着天拉着家常，耐心地等着。电影放完，人们往往还会沉浸在电影的故事情节中，之后的几天大家也都会在谈论这部电影。特别是影片中的插曲，更是广为流传。
1981年，我上四年级了。上学也从老学校搬到了山南新学校。山南新学校原来只有一栋很长的青砖两层教学楼。后来不够用了，又在操场边盖了一栋红砖的教学楼。还在学校后面用大型推土机推掉了半个山坡作为大操场。大操场和教学楼有大约五六米的落差，形成一个缓坡。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一到下课就经常在缓坡上玩“滑溜溜”的游戏，甚至也会从青砖教学楼的二楼水泥楼梯隔栏上滑下来，可好玩啦。 我在四年级2班。我和班上的张沛忠、鲁先标、张孝东、吕素晨、吕志红几位同学算是学习比较好的。经常是课上作业做完之后，就跑到外面操场玩，而那些学习差的同学，还在教室里抓耳挠腮，有的连到放学了都还没做完，还会挨老师的打。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名字叫陈冬秀，她女儿陈莉后来和我初中同在8班尖子班，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崇仁师范，以后就去教书了。数学老师叫张梅珍，上海人。因为左眼皮上有块很大的疤，所以人们都叫她“疤拉眼”，班上的差生可没少挨她的打。不过，两位老师对我都很好，因为我学习好嘛，又是班长。那个副班长胡文芳同学的学习就差得一塌糊涂，只是因为她个子高当时都已经19岁了，又比老师高一大个头。 四年级那年，我被评为矿里的“优秀少先队员”，和其他学校的优秀少先队员一起，到古城新建的电影院看电影。古城电影院在当时算是非常豪华的了。我记得当时看的电影是《红牡丹》，里面一首蒋大为演唱的插曲叫《牡丹之歌》，蒋大为也从此开始红遍大江南北。 1982年，我已经五年级了。有一次参加江西省的作文竞赛，我的作文获得了江西省二等奖。学校除了奖励我10本本子和20支中华牌有橡皮头的铅笔外，还让我去古城学校看电影，那部电影叫《十天》，是讲三个少年地下交通员如何通过国民党部队封锁区把情报送到解放区的。有这样的免费看电影的经历也算是我小学的一大荣耀了。 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一部电影，就是《少林寺》。《少林寺》是当时中国内陆拍摄的第一部武打电影。我上初二时，电影开始在矿里放映。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哥带着我上古城电影院，用8毛钱买了两张电影票。看完第一遍之后，总觉得不过瘾，又买票看了第二遍。3天之后电影在山南露天放映，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热情。从此，武打片开始在全国风靡起来。不过要我来看，现在拍的那些武打片简直就是些垃圾，里面的人会像苍蝇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又会像泥鳅一样在水里转来转去，故事情节也是胡说八道，装扮的服装像哪个朝代的也根本看不出来。 1984年，我上初二那年，有一天晚上，电影《武当》要在一厂放映。可我们那时候每天晚上都要上晚自习，怎么办呢？《武当》也是和《少林寺》一样好看的武打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先到教室里坐了一会儿，看看外面天已经黑了，估计电影就快要开始了。而我所在的莲塘学校到一厂之间还有大约四里来路，时间不等人，我就和另两位同学偷偷溜出学校，跑到了一厂去看电影，晚自习自然也就不上了。 电影确实很好看，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上自习课，班主任崔要武（别名崔险峰）把昨晚逃课去看电影的我，余辉和另两人（名字记不得了）拉到教室门口站好，还要我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我们一边自己打自己一边哭。崔要武还亲自动手赏了每人两耳光，我脸上火辣辣地疼。崔要武人高马大，还长着一副刮过的络腮胡，看上去就凶神恶煞般吓人，我们都很怕他。打完之后让我们背起书包回家不要上课了。我们走到学校大门口，学校的门卫不开门，不准我们出去。崔要武在窗户上看见，又把我们叫回来，要我们每人都写一份检查，还要我们把家长叫来。后来检查是写了，不过家长就没有叫来。为了看一场电影，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崔要武老打人，不过他比起7班的孙波老师那还略逊一筹。那个孙波也有这爱好。话说回来，崔老师的课讲得还是很不错的，后来他调到了南昌，在江西矿冶技校教书。听说他现在在广东建筑技师职业技术学院当大学校长了，我向他表示敬意。 1986年起，我上高中了，从那个时候起学习非常紧张，也就没有时间去看电影了。遇到山南或者莲塘放电影，尽管很想去看，可一想到学习，只好放弃，带着万分的遗憾到学校去上晚自习。从高二起，我看电影的次数就相当少了。到高三时，黄乐程老师不怎么管事了，让地理老师万林森管，万老师管得很严，我们基本上就不再看电影了。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甘肃省上学。学校每星期都会在电影院放电影。4毛钱一张票，不过那时的电影我已经记不得什么了，都不怎么好看。只有一部台湾电影叫《妈妈再爱我一次》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还让我流下了不少眼泪。那时和同学一有空就往学校外面跑，到处玩，也没多大兴趣去看电影。 屈指算来，从1994年起至今的2015年，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看电影的次数不超过5场。那还是在1994年和1995年，我和现在的妻子谈恋爱时看的几场电影。一晃20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到电影院去看过电影，但儿时看电影的记忆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多么怀念在721矿生活的那些年，少年时期看过的电影画面仿佛就在眼前，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时间越久远，反而印象越清晰。在矿里生活过的人们我想都和我一样，对721矿有着深深的怀念和眷恋。然而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过去的事情已经永远成为了过去，我们只有把这份感伤的心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和妻子讲，和儿女讲，讲述我们那个年代不平凡的岁月。
王红国，男，1970年生，祖籍山西太原，出生于浙江金华，1972年迁入父亲工作所在地江西抚州生活。小学至中学就读于国营721矿子弟学校，1991年大学毕业分配至核工业部721矿任地质技术员。1993年外出打工，辗转于江西、广东和浙江等地，从事过工厂车间技术主管、工厂厂长、集团公司行政秘书、电视台技术部技术员、报社新闻记者、中国国际旅行社行政管理、三轮车夫、水果摊贩、个体超市店主、统计局聘任统计员等多项职业。爱好摄影、绘画、体育、文学。有少量文学作品公开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