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科长 两条道路特科前期有四个科。一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二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三科行动科，也叫红队，科长由顾顺章兼任；四科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 四个科长，两个一直跟着共产党，坚持到了革命胜利。陈赓成为开国大将，李强长期担任外贸部部长。另两个后来投了国民党。顾顺章几乎没有底线地出卖共产党干部与组织机密，最后还是让国民党杀了头。洪扬生在长征初期的一场战斗中受伤被俘，自首当了国民党特务。解放后他对自己的处境困窘颇有怨言，但是，大节有亏是抹不掉的。上世纪80年代，在李强关照下，他被安排到上海文史馆，专职回忆书写当年的历史。 李强到了晚年，念旧之情渐浓，1983年在上海看望了顾顺章的遗孀张永琴和女儿顾利群，此后每到新年都给顾利群寄贺卡，台头写的是“利群侄女”。 第一个反间谍关系鲍君甫鲍君甫为特科工作后，贡献很大，在提供警报、营救同志、惩办叛徒上做了许多事。 他同情共产党，帮助共产党，但他毕竟不是共产党，有些旧派人物习气。特科指派两个同志帮助他工作，安娥做秘书，连德生做保镖，实际都是联络员。鲍君甫心目中没有同志的概念，他把连德生当作仆人看待，摆架子，随意指使，给连德生气受。连德生为了工作，克制自己，私下对特科同志说：为了党的工作，就是再大的气我也要忍受，如果闹翻了，我怎样向党交代？ 鲍君甫后来的工作态度也有变化，接受任务不很痛快，患得患失，有时态度傲慢。营救关向应时，陈赓就嘱咐刘鼎，不要把关向应的真实姓名与身份告诉鲍君甫，以免他知道后胆怯，打退堂鼓。 顾顺章叛变后，陈赓立即派陈养山找鲍君甫商量应变，鲍君甫自信有后台，国民党不会把他怎么样。鲍君甫后来被捕，他只说自己的事情顾顺章都知道，此外什么也不说。特科派人给鲍君甫家里送钱，接济生活。不久，鲍君甫由张道藩保释出狱，当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解放后在镇反中，鲍君甫因为当过国民党反省院副院长被捕。陈赓和陈养山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证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贡献。 1956年3月，陈赓、陈养山派人将鲍君甫接到北京，老朋友终于在分别25年后重逢。鲍君甫在北京还见到了当年的秘书安娥。鲍君甫返回南京后，与安娥多次通信。此时鲍君甫经济拮据，安娥与丈夫田汉的家境宽裕，安娥尽力给鲍君甫提供了一些帮助。不料安娥这年12月突发脑溢血中风，失语并半身不遂，一直未能康复，两人联系就此中断。 1968年底，鲍君甫一度关进秦城监狱。文革中有些人进秦城，并不是因为迫害，而是一种变相保护。像鲍君甫这样担任过南京反省院副院长的人，当时在外面社会上，境遇反而会很糟。 李强与陈养山多次到秦城与鲍君甫见面，并给周恩来写了报告。周恩来打电话嘱咐：要优待鲍君甫。周恩来对老朋友总是牵挂在心，情深义重。 周恩来与张冲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李克农及时报警，徐恩曾企图把中共领导人一网打尽的幻梦破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见到徐恩曾的上司陈立夫，对他说：顾顺章叛变后，你们派军警来抓我，与我离开的时间只差5分钟。陈立夫只能尴尬一笑。 四十年代在重庆，徐恩曾碰到李克农，指着自己的头发说：你看，你们都把我的头发给整白了。 国民党想抓周恩来没能抓到，又出了一个损招，给周恩来的政治生涯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主谋者是党务调查科的二把手、总干事张冲，他在1932年初想了个馊主意，在上海多家报纸连续登了一个“伍豪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广为人知的一个化名。这个启事纯粹是造谣，因为周恩来此时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但是，社会上和党内许多人不知底细。为了消除恶劣影响，特科想办法委托一个法国律师刊登启事澄清，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四十多年后，文革期间，有人翻出旧事，给周恩来抹黑。周恩来深知此种行径在当时的杀伤力，不能释怀，在病重进手术室前，担心出不了手术室，郑重在此事的说明上签上名字，以给历史留证。 那个出馊主意的张冲，后来在国共合作中转变得对共产党十分友好，与周恩来成为好朋友。1941年，37岁的张冲因病去世，周恩来深为哀悼，在《新华日报》发文《悼张淮南先生》，参加追悼会并致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解放后，周恩来对生活遇到困难的张冲之子及家庭多有关照。 张冲女儿在父亲病逝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游击队领导人邱清华结为夫妻。邱清华有一个堂兄，名叫邱清泉，是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国共的关系就是这么剪不断，理还乱。 陈云开的铺子顾顺章叛变后，中央调陈云、康生、潘汉年来领导特科。陈云到任后办的一件大事，是开了十多家铺子。秘密情报工作需要各种铺子掩护，顾顺章时期的许多铺子都暴露不能再用了。陈云派人新开的铺子散布在上海许多街道，做生意掩护接头，并承担打铺保、筹措经费等秘密工作。 特科这时缺少人手，博古（秦邦宪）推荐自己的弟弟秦邦礼加入特科。陈云给了秦邦礼2根金条，让他开铺子。秦邦礼开了家米店，赚钱后又开了家具店、烟纸店等六家小店。后来又在汕头开了一家“上海中法药房汕头分店”，作为交通线的重要一站。秦邦礼的店越开越大，后来到香港成立了联和行，进而发展为联合进出口公司。1948年，联和公司更名为华润公司，逐渐发展成巨无霸企业。两根金条至此，已翻了不知多少倍。不知底细的人想不到，一个充当买办的公司，竟有如此隐秘悠久的红色基因。 潘汉年与除奸对象陈云、康生到特科一年左右相继调离，潘汉年开始主持特科工作。他在1933年4月组织过一次除奸行动，对象是叛变投敌并出卖同志的原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均鹤。胡均鹤的妻子赵尚芸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的胞妹。他的叛变，使得英雄妹妹的名声也跟着受累。 潘汉年组织的那次除奸行动没有成功，胡均鹤跑掉了。9年后，在上海从事抗日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接到中央指示，准备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等人一起转移到苏北根据地，路途要经过敌占区。潘汉年就找到愿与我合作的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要他提供帮助，保证沿途安全。李士群把任务交给了手下的一个处长，这个处长就是胡均鹤。他叛变共产党后又叛变了国民党，此时在汪伪特工总部担任二处处长。胡均鹤领了任务，一路上尽心尽力，把潘汉年一行安全护送到了根据地的边界。 此时彼时，敌友变幻，隐蔽斗争之复杂可见一斑。 佐尔格的联络员潘汉年在特科期间，还与佐尔格合作，营救过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联络员牛兰夫妇。佐尔格是苏军情报部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名义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的情报活动与中共情报系统有交集，但是互不交叉。 特科曾选派过一些中国同志为共产国际的情报系统工作。选派到佐尔格情报小组的是张文秋。张文秋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毛泽东的儿女亲家。她的长女刘思齐嫁给了毛岸英，次女邵华嫁给了毛岸青。毛岸英1949年曾调入中央社会部工作，岳母和女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了一段为中共情报系统工作的经历。 特科的日籍成员佐尔格情报小组有一个骨干成员尾崎秀实，他有一个中国老师王学文，王学文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中央特科。 王学文曾受邀到位于上海的日本间谍学校同文书院开设政治经济学讲座，听讲的学生中就有尾崎，还有日本青年学生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王学文发展为特科情报员。 中西功后来进入满铁调查部和侵华日军特务机构工作，西里龙夫担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特派记者。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以及在日本和中国的广泛人脉关系，在抗日战争期间搜集提供了德国突袭苏联、日军南进等许多重要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 特科的闲棋冷子1934年冬，对于特科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严峻冬季。上海党组织在年内连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数次严重破坏，特科损失极大，自身安全堪忧。 年末的一天，特科干部舒曰信向王学文讲了一个情况。他熟悉的一个女学生沈琬，向往革命，思想进步，学校推荐成绩优异的她参加浙江省政府的速记员考试，但是她对进入国民党衙门工作毫无兴趣。 王学文当即拍板，这是一个打入国民党政府机构的大好机会，要动员沈琬应考。沈琬听说这是党组织的指示，进国民党衙门当速记员就是参加革命工作，慨然应允，并一举考中。 特科当时的自身生存岌岌可危，主要威胁来自上海的国民党警特机构，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向远在杭州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安插一个速记员，无助于缓解眼前危难，远水难解近渴，这真是名符其实的一步闲棋，一个冷子。 在决定此事几个月后，形势进一步恶化，特科在上海难以继续立足，成员几乎全部撤离上海，特科就此结束了八年的战斗历程。 在那种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中，没有长远的眼光，没有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心，是不可能布下这样的闲棋冷子的。 几年后，全面抗战爆发，沈琬按照党组织指示从杭州到了武汉，再到重庆，终于进入国民党中央机构，担任了国民党中常会的速记员。经常是蒋介石在会场讲话，沈琬就坐在相隔不远的速记员席上。 卧底的至高境界，莫过于此。 沈琬刚参加革命工作时，决定改个名字表示决心，取了个苏联女孩的名字安娜，只在革命同志之间使用，在国民党机构里她一直使用原名沈琬。1949年解放后，社会情况复杂，潜伏特务遍布，国民党里知道沈琬名字的人很多，为了保密与安全，按照组织要求，沈琬改名沈安娜，并以这个名字为更多的世人所熟悉。 特科的保密特科保密极为严格，不仅对外，在党内也不公开，特科在党内的代号是“新新公司”。只有极少数中央领导人才知道有特科这个机构。即使特科的干部，绝大多数也不知道自己所属的组织名叫特科。 沈安娜说，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受中央特科领导的，在解放后很多年，也不知道当时工作的特殊秘密组织是中央特科。直到1981年参加一次党史资料征集会议，才知道当年自己属中央特科领导。 陈养山是在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同志，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是单线联系，只知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的名称是“中央特科”，都是1936年到西安后才知道的。 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下保密的做法，是后人在和平环境中难以想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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