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国无产阶级的1951年：通过民众政治运动进行工厂革命

文献来源：Ivan Franceschini(EDT) & Christian Sorace(EDT).(2022).Proletarian China: A Century of Chinese Labour. Verso & Made in China Journal.

作者介绍：Jake Werner：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全球中国博士后研究员。

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生产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雄心勃勃的改革。党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从1951年发起的民主改革运动开始，该运动旨在针对腐败或滥用权力的经理和劳工老板），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而这些工人成为了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革命的支点。乍看之下，这似乎很符合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一个先锋党夺取国家政权，引导工人觉醒阶级意识，战胜资本主义。然而，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结构体系与党“让工人成为工厂和社会的主人”的承诺相去甚远。相反，运动的动员将党的高级干部确立为工厂的权力中心。并将国家计划强加给这些干部和他们监督的人。新的制度否定了前一时期的自由市场和暴力剥削，将工人阶级纳入了一种更深的，平均主义的剥削形式。

通过群众政治运动进行工厂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政治运动是一种兼具政治、文化和技术的社会形式，它使工厂得以进行民主化改革，同时强化了劳动纪律。这种社会形式推动了劳动过程的快速重组，使得生产率和产出显著提升，即便在上海这样的老工业中心也是如此——与先前投资不足的地区相比，其并没有从大量新的资本承诺中受益。 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在接管后的最初几个月，党的重点在于建立行政机构、解决潜在政治威胁，恢复经济增长，而经济关系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尽管工人与老板经理的矛盾被暂时搁置，但新的制度很快建立起来，让工人在工作场所有一定的发言权。党在私营企业设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在国有企业设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在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中都设立了职工代表会议和工会，还将劳动力组织成大约十人的小组。这些组织将成为党重塑工作场所关系和工人意识的基础，以及日常政治学习的基本单位——党通过开展日常政治学习活动将群众运动带到组织的最低层。 关键的工厂运动始于1951年的民主改革运动。民改运动的目的不是要消灭敌人，而是要挽回那些在旧社会影响下犯了“错误”的工人阶级成员。受害者和加害者被组织引导着走向和解。对于那些对此不满的人，他们解释说，加害者也是受旧统治阶级影响的被剥削的劳动者。民主改革的对象（包括老板和因工作方式、地区身份或团伙身份而与其他工人“疏远”的普通工人）被指示在其他工人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寻求原谅。他们被告知，他们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他们所处的反动制度造成的，但他们也必须承担一些责任，这使他们有机会获得其他工人的尊重。该运动的第二个目的使得新的权力机构（之前它们往往只是工厂组织结构图上的几个字而已）得以运作。工厂党委被巩固为工厂的统一领导机构，而老板制度将被选举产生的生产小组负责人所取代。 民主改革之后，又针对贪污腐败，在国有工厂开展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厂开展五反运动。这些运动旨在铲除自接管以来在工厂干部中出现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并阻止私人资本家用“糖衣炮弹”腐蚀干部的行为。运动的重点在于厂长、党委书记等领导以及会计等行政人员，但其范围也扩展到工人中的小偷小摸。 在这些早期运动中，党的最终目标不是消灭其“敌人”，而是消灭产生这些社会群体的条件。党对待民众的方式也不仅仅是利用感情的控制，而是试图让民众去符合他们在党的理论中所理解的概念，让民众实现他们的历史使命。正如一本小册子所解释的那样：“工人阶级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性，但在旧社会和旧企业的压迫性统治下受到了各种损害和限制。”党的领导层认为他们不是在强迫人们服从，而是在积极地把被旧社会扭曲的主体性改造为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所需要的主体性。他们认为，工人中存在着被压制的潜力，可以通过参与群众运动释放出来。

运动的过程 运动的第一阶段在各个工厂的党委内部闭门进行，通过召开一系列密集的会议来在党员之中统一思想。党委成员开展自我批评，如果被认为不充分还要开展不止一次。各种各样的违规行为得以发现，从嫖娼到私拿公产，再到为庆祝工厂第一台镗床的生产而举办宴会——但区别对待老板和工人，给后者提供劣等的食品。党的领导层被告知要把自己的自我批评作为其他党员的榜样，按照纲领中规定的路线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深刻而彻底的批判。这些自我批评往往会引起非党员工厂领导的不安，他们也急忙开始进行自我批评。 第二个阶段，已经团结一致的党的机关开始将运动带到工厂里的党外群众中去。第一步是收集投诉和指控，并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收集这些信息的一个关键目的是确保更加广泛的工厂大会能够“活跃”地表达他们的不满，这表明表演性要素在运动中至关重要。一些愿意积极参与运动的非党员（积极分子）被党吸收来提供信息，并在较大的集会中提供作用。 准备工作完成后，工厂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高层领导人再次进行自我批评，旨在确定基调，为所有观察者提供示范。与党内会议一样，在自我批评会议结束后，还会召开小组会议，对领导人的表现进行批评。同时，这些会议也给了工人代表和小组领导人一个机会，他们有机会提出对自己贪污腐败、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自我批评，然后将其提交给车间的工人。一家工厂的代表指出，他最初以为这场运动只针对领导层，但他现在知道，未能在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划清界限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代表大会结束时公布了那些涉嫌贪污腐败的人的名单，这份名单在筹备阶段就已经确定。这样一来，运动就直接转向了基层。流言已经在工人中传开，那些目睹过早期运动的人越来越不安，担心自己也会成为目标，许多人开始吵着要机会坦白罪行，寻求宽恕。 上海的三反期间，市级的管理人员认为这一阶段总体上进展顺利，但少数工厂的领导层在“压制民主”——这些地方的党员人数不多，或被吓得沉默。在这种情况下，更高级别的区委或行业委员会可能会介入，团结工厂工人反对专横的管理人员。例如，沪东区委组织了两家不同工厂的工人，与厂长当面对质，举报工厂党员所发现的腐败现象。这次冲突鼓舞了一些工人，并提高了党委在工厂内的地位。一名工人随后拥抱了一名党员，承认自己错怪了党员，因为他的合理建议先前没有得到落实。 随着三反进入工厂基层，群众现在被号召交代自身问题。人们发现，无论是在1949年之前还是之后，工人偷窃材料的情况都非常普遍。在上钢一厂，509名工人中有476人承认自己曾经偷过工厂的东西。偷钱虽然没有那么普遍，但也并不罕见。上钢一厂有69名工人涉嫌贪污。职工代表大会结束后，工人们很快就站出来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只有少数人完全拒绝合作，主要是那些牵涉到到与专业职员有关的大型腐败案件的人。随着这些小案件的进展，群众被告诫要与过去一刀两断，并参与揪出工厂内的大型案件主犯。通过这种方式，工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赦免，可以放心加入党对运动的真正目标的斗争。随着运动重点从工人转移到管理人员，运动进入了高潮。 在最后的这一阶段，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孤立无援的，巨大的社会压力施加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承认罪行。这种压力通过工厂组织的“打虎队”发挥了杠杆作用，打虎队被要求为审讯做精心准备，从工厂里的其他人那里收集指控和罪证，以便对付任何不合作的目标。为了减轻目标的恐惧，他们要不断重申运动的政策——那些认罪和合作的人将得到宽大处理，甚至不受惩罚。认罪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本身，还在于打虎队可以以此来孤立其他拒绝认罪的人。 然而，打虎队陷入了各种弊端和错误之中。尽管党中央始终坚持必须放弃任何形式的身体暴力，但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打虎队诉诸于实际的殴打。即使没有身体暴力，运动所施加的巨大社会压力也可能导致虚假或不合理的招供。如果开展运动的人不立即核实他们所获得的信息，针对目标的案件可能会以失败告终。运动的目标有时会难以承受这种压力。到1952年2月底，上海的运动中有11人自杀，另有19人试图自杀。 也有一些打虎队成员在审讯目标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有一个小组面对一个喋喋不休的嫌疑人，从来没有得出任何可以确定的结论。最后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态度，禁止他如此“啰嗦”。于是嫌疑人闭上嘴巴，完全不说话了。由于没有准备好独立的证据，该小组陷入了困境。最终，他们屈服了：“好吧，你为什么不再啰嗦一点呢？” 在上海，这场运动以在全市各地举行的五次群众大会达到高潮，大会上公布了一些精选的重大案件。每次会议上，约有十几名被告人被安排到一千多名听众面前，并被鼓励坦白罪行、检举同伙。群众大会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处理具体的个人来明确体现党的政策——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人被称为“活的典型事例”。那些认罪的人被释放而不受惩罚，而反抗的人则被逮捕。这些人的生动例子是为了吓唬那些被安排在听众中的顽固分子。会议一结束，这些人被就会被带回工厂，并接受审讯——如果有必要的话，会被审问到深夜。一个人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我害怕得哭了。我保证我会将所有的问题交代清楚。”在参加了其中一次群众大会后，上海国棉十五厂的厂长被要求写下他的认罪书，但他的手抖得很厉害，连字都写不出来。 群众大会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克服（工厂）领导中的官僚主义和不情愿。一些工厂因为运动力度不够而受到批评，因为他们担心针对管理层会使公司失去方向，而为运动举行这么多会议会降低产量。这种思想被打成“右派”，领导层被认为是拖群众后腿。在国棉五厂，由于缺乏党的领导，党外群众只能自发行动。在职工代表会议上，他们对厂长提出了意见，并自行规定了厂长做自我批评的最后期限。他们张贴了自己针对行政人员无定向的指控。一群“积极分子”闯入一名嫌疑人家中，寻找他的不义之财。回到工厂后，他们在工会门口展示了一件大衣和其他物品作为证据。

运动形式的转化效果

正如这些例子所说明的那样，运动的形式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的表演。相反，它为那些处于工厂权力结构底层的人开辟了新的参与机会——从担任工人代表、自愿成为积极分子，到加入到要求厂长进行更严格的自我批评的人群中。20世纪50年代初的运动暴露了工人对工厂领导、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劳工老板广泛积累的不满和怨气。通过释放这些不满，党给工厂领导人提出了一个直接明了的选择：要么与群众合作，试图将基层的参与引向建设性的方向，要么冒着承受无定向的愤怒的风险。因此，这种运动形式将工作人员和管理层（包括党、工会和青年团领导人）挤压在下面动员的工人和上面地方、党中央之间。在使工人参与制度化和合法化的过程中，党中央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来约束那些可能不太服从中央指导的下级干部。 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初的运动巩固了工厂党委作为工厂权力中心的地位。他们将目标对准了党委在工厂中的主要对手——劳工老板、帮派网络、专业职员和工厂管理层——即使没有将其摧毁，也会将其打倒。他们还开创了收集行动情报的新模式。为了准备这次运动，党委会进行系统的调查，包括梳理工厂记录和与众多工人和工作人员交谈，并由此收集了工厂里的工作行为和个人关系的详细信息。作为（在这场运动的背景下）与管理层对立的第三方，党委可以利用自下而上的对管理层的不满，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信誉，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对工人的了解。这使党掌握了在过去管理层总是难以掌握的职能细节。 通过把党委确立为这场运动中被围困的目标能够求助的唯一力量，最终是这场运动本身为工厂的新权力结构注入了活力。产生这种权力结构的过程往往是非常直接和个人的。正如一份关于三反的报告所言： “大多数高水平的技术人员，一开始时都是傲慢自大，看不起党委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可以摇醒他们，把他们脸上那种自以为是的表情抹掉……引导他们低下头，温顺地寻求党委的帮助，进行自我批评。此后，他们就会认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是党制造的。在1949年之前，这种敌对关系一直是上海工厂事实上的一个特点，但它们与许多其他分歧交叉重叠，并被意识形态、恐惧和镇压所转移。1951-52年的运动将工人和管理层的分歧具体化为特权的冲突，压制了相互竞争的敌意表达，并鼓励工人们通过新授权的无产阶级身份和集体利益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个过程的目的是转化——把工人洗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成员，以适应他们的历史使命，并通过在斗争中领导群众来加强最近成立的工厂党委。这种斗争的形式，又要使得党和群众有机地统一起来。工厂党委的领导站在群众面前，承认自己的缺点并承诺进行改革。那些犯过错误的工人得到了宽恕，并被欢迎加入党组织。然后，党和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老板和腐败的管理人员。 然而，党和群众的团结在性质上是模糊的。党委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对立立场不是结构性的，而是情境性的。党委和工人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的上级也同样是过渡性的。即使在运动期间，这种不完美的同盟也明显体现在由党委来主导职工代表大会的方式上——职工代表大会名义上是工人主权机构。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这种紧张关系将会加剧。 然而，早期的运动也建立了一个持久的身份和权威结构，将不满从党的统治中引开，让个别管理人员和工人中的顽固分子承受民众愤怒的冲击。在工厂新形成的权力结构中，党委是独立的第三方。它位于工人与管理层的直接紧张关系之外，有时站在一方，有时站在另一方。党委代表了一个外部的权威——不是一个专制的党，而是某些更为基本的东西。它的作用是执行五年计划中所表达的非个人的强迫。随着1951-52运动的结束，允许满足计划配额的泰勒制其合理化的进程有了新的方向，并越来越多地采用运动的形式来收紧劳动纪律、提高劳动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