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中国历史上对君权的限制

歷史上的君權的限制

文 / 吴晗

近四十年來，坊間流行的教科書和其他書籍，普遍的有一種誤解，以為在民國成立以前，幾千年來的政體全是君主專制的，甚至全是苛暴的，獨裁的，黑暗的，這話顯然有錯誤。在革命前後持這論調以攻擊君主政體，固然是一個合宜的策略，但在現在，君主政體早已成為歷史陳跡的現在，我們不應厚誣古人，應該平心靜氣地還原其本 來的面目。

過去兩千年的政體，以君主(皇帝)為領袖，用現代話說是君主政體，固然不錯，說全是君主專制卻不盡然。至少除開最後明清兩代 的六百年，以前的君主在常態上並不全是專制。苛暴的，獨裁的，黑暗的時代，歷史上雖不盡無，但都可說是變態的，非正常的現象。就政體來說，除開少數非常態的君主個人的行為，大體上說，一千四百年的君主政體，君權是有限制的，能受限制的君主被人民所愛戴。反之，他必然會被傾覆，破家亡國，人民也陪着遭殃。

就個人所了解的歷史上的政體，至少有五點可以說明過去的君權的限制，第一是議的制度，第二是封駁制度，第三是守法的傳統，第四是臺諫制度，第五是敬天法祖的信仰。

國有大業，取決於群議，是幾千年來一貫的制度。春秋時子產為 鄭國執政，辦了好多事，老百姓不了解，大家在鄉校裏紛紛議論，有人勸子產毀鄉校，子產說，不必，讓他們在那裏議論吧，他們的批評 可以作我施政的參考。秦漢以來，議成為政府解決大事的主要方法， 在國有大事的時候，君主並不先有成見，卻把這事交給廷議，廷議的 人員包括政府的高級當局如丞相、御史大夫及公卿、列侯、二千石以 至下級官如議郎、博士以及賢良、文學。誰都可以發表意見，這意見 即使是恰好和政府當局相反，可以反覆辯論不厭其詳，即使所說的話 是攻擊政府當局。辯論終了時理由最充分的得了全體或大多數的贊 成(甚至包括反對者)，成為決議，政府照例採用作為施政的方針。例如漢武帝以來的監鐵榷酤政策，政府當局如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 等官都主張繼續專賣，民間都紛紛反對，昭帝時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 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監鐵榷酤均輸官，無與 天下爭利。於是政府當局以桑弘羊為主和賢良文學互相詰難，詞辯雲 湧，當局幾為賢良文學所屈，於是詔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宣帝時桓 寬推衍其議為《鹽鐵論》十六篇。又如漢元帝時珠崖郡數反，元帝和當局已議定，發大軍征討，待詔賈捐之上疏獨以為當罷郡，不必發軍。奏上後，帝以問丞相、御史大夫，丞相以為當罷，御史大夫以為 當擊，帝卒用捐之議，罷珠崖郡。又如宋代每有大事，必令兩制侍從 諸臣集議，明代之內閣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六科諸臣集議，清代之王大 臣會議，雖然與議的人選和資格的限制，各朝不盡相同，但君主不以 私見或成見獨斷國家大政，卻是歷朝一貫相承的。

封駁制度概括地說，可以分作兩部分。漢武帝以前，丞相專決國事，權力極大，在丞相職權以內所應作的事，雖君主也不能任意干 涉。武帝以後，丞相名存職廢，光武帝委政尚書，政歸臺閣，魏以中 書典機密，六朝則侍中掌禁令，逐漸衍變為隋唐的三省 — 中書、 門下、尚書 — 制度。三省的職權是中書取旨，門下封駁，尚書施 行。中書省有中書舍人掌起草命令，中書省在得到君主同意或命令 後，就讓舍人起草，臺人在接到同頭(命令大意)以後，認為不合法 的便可以繳還詞頭，不給起草。在這局面下，君主就得改換主意。如 堅持不改，也還可以第二次第三次發下，但舍人仍可第二次第三次退 回，除非君主罷免他的職務，否則，還是拒絕起草。著例如宋仁宗 時，富弼為中書舍人封還劉從願妻封遂國夫人詞頭。門下省有給事中 專掌封駁，凡百司奏鈔，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 制敕宣行，大事覆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其有不使者，塗竄 而奏還，謂之塗歸。著例是唐李藩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制尾批卻 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得云批敕耶。這制度規定君 主所發命令，得經過兩次審查。第一次是中書省專主起草的中書舍 人，他認為不合的可以拒絕起草。舍人把命令草成後，必須經過門下 省的審讀，審讀通過，由給事中簽名副署，才行下到尚書省施行。如 被封駁，則此事便當作為罷論。這是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審查。如 兩省官都能稱職，堅定地執行他們的職權，便可防止君主的過失和政 治上的不合法行為。

從唐到明這制度始終為政府及君主所尊重，在這個時期內君權不但有限制，而且其限制的形式，也似乎不能為現代法西斯國家所接受。法有兩種，一種是成文法，即歷朝所制定的法典，一種是不成文法，即習慣法，普通政治上的相沿傳統屬之。兩者都可以綱紀政事， 維持國本，凡是賢明的君主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愛憎，個人的感情 來破法壞法。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須先經法的制裁，然後利用君主 的特赦權或特權來補救。著例如漢文帝的幸臣鄧通，在帝旁有怠慢之 禮，丞相申屠嘉因言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檄召通到丞相 府，不來且斬。通求救於帝，帝令詣嘉，免冠頓首徒跣謝。嘉謂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預 料丞相已把他困辱夠了，才遣使向丞相說情，說這是我的弄臣，請你 特赦他。鄧通回去見皇帝，哭着說丞相幾殺臣。又如宋太祖時有群臣 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宰相趙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 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 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 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口，久久不去，太祖卒從之。又如明太 祖時定制，凡私茶出境，與關隘不譏者並論死，駙馬都尉歐陽倫(倫 妻安慶公主為馬皇后所生)以販私茶依法賜死。類此的傳統的守法精 神，因歷代君主的個性和教養不同，或由於自覺，或由於被動，都認 為守法是作君主的應有的德性，君主如不守法則政治即失常軌，臣下 無所準繩。亡國之禍，蹺足可待。

為了使君主不做錯事，能夠守法，歷朝又有臺諫制度。一是御史臺，主要的職務是糾察官邪，肅正綱紀，但在有的時代，御史亦得言 事。諫是諫官，有諫議大夫左右拾遺，補闕及司諫正言等官，分屬中 書門下兩省(元廢門下，諫職併入中書，明廢中書，以諫職歸給事中 兼領)。臺諫以直陳主失，盡言直諫為職業，批龍鱗，捋虎鬚，如沉 默不言，便為失職。史記唐太宗愛子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 史柳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 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正畋獵，豈可獨坐萬紀乎?又 如魏徵事太宗，直言無所避。若諫取已受聘女，諫作層觀望昭陵，諫 怠於受諫，諫作飛仙宮，太宗無不曲意聽從，肇成貞觀之治。宋代言 官氣焰最盛，大至國家政事，小至君主私事無不過問。包拯論事仁宗 前，說得高興，唾沫四飛，仁宗回宮告訴妃嬪說，被包拯唾了一面。言官以進言糾箴為盡職，人君以受言改過為美德。這制度對於君主政 體的貢獻可說很大。

兩漢以來，政治上又形成了敬天法祖的信條，敬天是適應自然界 的規律，在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學觀點上，敬天的所以育人治國。法祖 是法祖宗成憲，大抵開國君主的施為，因時制宜，着重在安全秩序保 持和平生活。後世君主，如不能有新的發展，便應該保守祖宗成業， 不使失墜;這 — 信條，在積極方面說，固然是近千年來我民族頹弱 落後的主因，但在消極方面說，過去的臺諫官卻利用以勸告非常態 的君主，使其安分，使其不作意外的過舉。因為在理論上君主是最高 的主宰，只能抬出祖宗，抬出比人君更高的天來教訓他，才能措議，說得動聽。此類的例子不可勝舉，例如某地鬧水災或旱災，言官便 說據五行水是什麼，火是什麼，其災之所以成是因為女謁太盛，或土 木太侈，或奸臣害政，君主應該積極採取相對的辦法斥去女謁，罷營土木，驅誅奸臣，發賑救民。消極的應該避殿減膳停樂素服，下詔引 咎求直言以應天變。好在大大小小的災異，每年各地總有一些，言官 總不愁無材料利用，來批評君主和政府，再不然便引用祖宗成憲或教 訓，某事非祖宗時所曾行，某事則曾行於祖宗時，要求君主之改正或 奉行。君主的意志在這信條下，多多少少為天與祖宗所束縛，不敢作 逆天或破壞祖宗成憲的事。兩千年來只有一個王安石，他敢說“天變 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除他以外，誰都不敢說這話。

就上文所說，國有大事，君主無適無莫，虛心取決於群議。其命令有中書舍人審核於前，有給事中封駁於後，如不經門下副署，便 不能行下尚書省。其所施為必須合於法度，如有違失，又有臺諫官 以近臣之地位，從中救正，或諫止於事前，或追論於事後，人為之機 構以外，又有敬天法祖之觀念，天與祖宗同時為君權之約束器。在這 樣的君主政體下，說是專制固然不盡然，說是獨裁，尤其不對，說是 黑暗或苛暴，以政治史上偶然的畸形狀態，加上於全部歷史，尤其不 應該。就個人所了解，六百年以前的君權是有限制的，至少在君主不 肯受限制的時候，還有忠於這個君主的人敢提出指責，提出批評。近 六百年來，時代愈進步，限制君權的辦法逐漸被取消，馴至以桀紂之 行，文以禹湯文武之言，誥訓典謨，連篇累牘，“朕即國家”和西史暴君同符。歷史的覆轍，是值得讀史的人深切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