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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师傅剃头 杨师傅，姓杨名华邦，现八十又九，除腰有点佝偻，两腿行动有点力不可支外，身体还算健康，尤为耳聪目明，思维正常，是我们三千多人口的村庄上唯一从业剃头的人。 杨师傅15岁那年开春，只身投奔在沪的姑母和叔父，并拜师学剃头，满师后便在师傅店里帮工，21岁那年的夏季为照顾年老体弱的祖母而离沪回乡。一晃68年过去，杨师傅对剃头手艺不离不弃，始终如一地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特殊客户，他还徒步上门服务，深得本村及周边王曰、范仑、苏雅、柳堡等村民的交口称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私合营后的皮匠店、剃头店、铁匠铺等“小五匠”都归属于大队（即现在的村委会前身），称之为“服务组”。当时，我们庄上有两个剃头的，一个是健在的杨师傅，还有一位是已过世二十多年的夏师傅。当时的剃头店，在原洗澡堂进门的一侧厢房里，两张木制靠椅相距端立，靠椅当面的墙上挂着两面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玻璃镜，紧靠镜框下端是一块长约5尺、宽1尺的木质搁板，上面摆放着两位剃头师傅的手推剪、刮胡刀、掸发帚等用具，搁板的外侧钉着几根铁钉，可挂干湿不同的毛巾，搁板两端的铁钉上则系着一块两面都油光锃亮的荡刀帆布条，搁板下的墙角处放着几只装热水的竹壳茶瓶。我有记忆的第一次剃头就是在这里，当时的我约摸6、7岁。快过年了，父亲带我一同先剃头，后洗澡。父亲在靠椅上放上一张小爬爬，要我坐上去，便于杨师傅操作。可我非常不配合，一边哭喊着，一边扭动着，尽管父亲在一旁稳着我，对我又哄又吓，可杨师傅手中的剪刀还是不得不剪剪停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剃头渐渐不排斥了，反而常常在手推剪的“咔嚓咔嚓”的响声中进入梦乡，唯一不舒服的就是怎么也掸不干净的碎头发黏在脖子上或戗在衣领里。随着改革开放，“服务组”解散了，杨师傅先后在庄上的中心街北侧租用过几家“闲房”做剃头店。再后来，大队的旧澡堂拆迁了，杨师傅将正租用着的剃头店买了下来，又几经修缮，便成了眼前居家连同店面的“理发铺”。
杨师傅也曾带过几个徒弟，只是出师后从业或长或短而出于多种原因改行了，唯一让他老人家欣慰的是他的孙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目前在上海将剃头手艺做得风生水起。我曾经是杨师傅的常客，不仅仅是他收费低廉，服务态度好，更是因为他的刮胡子和掏耳朵技高一筹。杨师傅剃头一般先用推剪与掏剪、描剪一一干剪，再用温水将头发洗湿，然后用刮刀刮颈项和脸面。整个过程，逸逸当当，不疾不徐，犹如一场唯美的民俗表演。因此，他剃一个头的用时往往是其他理发师的五六倍。我的胡须坚硬而稠密，尽管每日早晨自个儿都用电动剃须刀细心修理，但每次去剃头时，杨师傅都得先涂一些硫磺肥皂，再用大拇指和中指一而再、再而三地轻轻摩擦，然后用热毛巾来敷软胡茬。待颈项和面部都刮好了，再慢慢刮胡茬，且一边刮，一边用手指又摸又捏，哪怕手指触摸到一丁点儿胡茬，他都要刮到摸不到才罢手。此过程正常都需一刻钟或二十分钟。有时我困顿了，竟在他的靠椅上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窃以为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也不知从何时起，自己竟有了掏耳朵的习惯，但自己动手总不及杨师傅的手艺。首先是他裸视眼光好，掏耳朵的技术娴熟，还能通过掏耳朵诊断客户的耳疾。其次，他自制的一套掏耳朵工具小巧玲珑，功能独特，有大小长短不一的铰刀，有弯度不同的耳耙，有尖而圆滑的拨针，还有用老鹅屁股上的绒毛做的粗细有别的掸子。有一次，我照常前来剃头、刮胡子、掏耳朵，待我起身掏钱付费时，杨师傅一把抓住我的手，嘴上连连说不收我的钱。对杨师傅的一反常态，我很是纳闷，怎么说都不可能让他老人家为我无偿服务。这时，一旁的杨奶奶插话了：“我儿子又一次说了，你来剃头不收你的钱，因为你是他和他儿子、儿媳的老师呢！”杨奶奶的一语道破，让我很是感动，我便就此与两位老人聊起他儿子和孙子当年读书的往事，乘其不备，我丢下十元纸币后，匆匆离去。从此，我便“不敢”再前来剃头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像杨师傅这样的剃头店已给人恍如隔世的感觉，但不变的是他们传统的手艺不娇柔、不造作和质朴的经营温情而便民。这些零星散落在乡村一隅的老店，与世无争，依靠自身微弱的力量谋求生存，说不定哪天就悄然无声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最终成为人们心中一种抹不去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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