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仁寿人说不完的故事

如前所述，四川从最早的西北羌氐人下山，由今都江堰、郫县到成都鼎立蜀国，经历了蚕虫、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时代，被秦国所灭，最终融入了华夏民族的大历史之中。

在秦、两汉、魏晋、隋、唐、五代、两宋近1600年的发展中，即使遭遇了如公孙述、刘焉、李雄、谯纵、王建、孟知祥等的短暂割据和战争，但比之中原的王朝更替和战乱，其时局还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四川由于偏僻和地理上的原因，在宋代以前，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争，经济发展快速，人口增长迅猛，被誉为“天府之国”，

是全国粮食供给地。然而，到了宋末元初之际，一场巨大的战争浩劫却在四川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社会动荡，人口急剧下降。据一史料记载，宋末的四川人口由1300万减至60万，除流亡他乡外，几乎全部被屠戮。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引爆了元末农民大起义—北支由韩山童、刘福通领导，南支由彭莹玉、徐寿辉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通称红巾军大起义。结果，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趁入川筹粮的机会，一举攻克重庆、成都，消灭了全川的元军势力，并自立“大夏”政权，实际上是独立成国，称帝于巴蜀。

由于四川人口在这一战乱时期大幅度减少，明玉珍除征战带来十五万官兵及家属外，还招募了较多的湖广人（随州、麻城、孝感人为主）入川，以开垦大量荒置的土地。在明玉珍的治理下，大夏政权采取了宽税赋、轻瑶役，大力发展农耕，并开科取士，使四川的经济、文化、人口恢复上升。故有方孝儒“夏主幸政，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的客观评价。因此，湖广填四川，实事上是从明玉珍率兵入蜀开始的。

对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国内的史学界、人口学界已形成两大见解或流派，一派认为湖广填四川应该从元末明初即明玉珍入川开始，因为较早的填川民众，绝大多数是湖广行省人。而另一派学者认为，湖广填四川应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明末清初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其实，前者属于广义上的，后者属于狭义上的。笔者赞同广义上的见解，因为两次移民运动，都是填川，只把明末清初的移民看作“湖广填四川”，从社会发展学和动态历史学的意义上讲，是不合历史实际的。由是观之，湖广填四川，实际上包含了两次较大的移民运动，即“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只是后者比前者的移民更多，时间延续更长，社会反响更大而已。

元末的“湖广填四川”

笔者对仁寿县诸多姓氏的老者进行了采访，他们居然异口同声，说其祖先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民间更是流传着这样两句口头语：“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这些历史记忆和传说，为什么总是指向同一个地点—麻城孝感乡？这里面究竟隐含了多少历史秘密？其原因还得从明玉珍入蜀建立“大夏政权”说起。

原来，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在安徽颍州爆发了头裹红巾的农民大起义，其势头非常迅猛，队伍越来越壮大。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组建了诸多起义队伍，均以红巾军为号，其目标都是反抗和推翻腐朽统治的元朝政权（有起于丰沛的芝麻李、彭大、赵均用，起于浙东的方国珍，起于泰州的张士诚等）。在这些起义队伍中，更有一支农民军异军突起，它就是由蕲州罗田县人徐寿辉率领的红巾军。徐寿辉利用“白莲教”聚众起义，三个月后被拥立为帝，国号“天完”。第二年，徐寿辉在“摧富益贫”的口号下发动群众，招兵买马，先后攻占了今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等大片地区，至众百万，实际上已成为红巾军在南方的一支主力部队，与北边的韩山童、刘福通遥相呼应。这时，在湖北隋县的玉沙村，以务农为业的明玉珍为保卫家乡，“因信义为乡党所服”，便招募了乡人千余名，于青山结寨自保，被推为“屯长”。在隋州东南边的徐寿辉知道后，派人招纳明玉珍说：“来则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

”明玉珍审时度势，引众归附了“天完”政权，任统兵征虏大元帅，驻守沔阳（今湖北仙桃市）。公元1357年，因沔阳一带遭水涝，人民生活濒于绝境，加之大量的红巾军也需要粮食救济，徐寿辉便派明玉珍带兵万余去川、陕购粮（美国的罗威廉教授认为：“明玉珍表面上是被天完朝廷派往占领四川，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天完朝廷为了缓解天完政权统治中心湖北在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赶走他的军队。明玉珍最后建立了自己的大夏国，在他死后又于1371年被朱元璋的明朝征服。明玉珍沿长江带到西部的部队，大多来自麻城，还有少量来自鄂东北的其他邻县”），恰逢重庆的元军与地方武装发生冲突，明玉珍趁此机会，很快就攻克了重庆，不久，便向川西成都进军。此时的川西数十城，已被打着“青巾军”旗号的李喜喜占领，明玉珍趁此机会，很快就攻克了重庆，不久，便向川西成都进军。此时的川西数十城，已被打着“青巾军”旗号的李囍占领。明玉珍除要剿灭元朝的军队外，还得肃清带有流寇性质的青巾军。在兵强将勇的强大阵势下，青巾军和元朝的残余势力被全部荡平，明玉珍会兵三峡，讨伐杀害徐寿辉的叛将陈友谅，又出兵汉中夺取了陕右一带。明玉珍完全控制了整个巴蜀以后，因他所效力的红巾军“天完”政权已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便决定留在四川，并于1363年正月初一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大夏，改元天统，定都于重庆，成了西南的又一个独立王国。

明玉珍称帝后，除采取“严明军纪，不扰民害民”“轻税薄赋”“发展农耕”等一系列的重视民生的措施外，还采取了兴文办学、恢复科举、招贤纳才的各项政策，使四川一时出现了“太平之治”，即“幸获扶养，颇得苏息”。更为重要的是，明玉珍精明地看到四川地大物博，却因战乱而人烟稀少，必须解决缺乏劳动力的问题。于是，他通过各种方式，大量地招募荆楚之民入川，一方面因部队家属的联络，使亲邻朋友来川，另方面因大力宣传四川的好处，包括大夏政权的宽民政策，使荆楚以外的乡民也纷纷慕名而来，这就形成了一次不小的移民运动。这次移民潮被记载于诸多族谱及家谱之中，如仁寿光绪年间的《李氏族谱》记载：“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陈友谅）之乱，乡人明玉珍居成都（实为重庆），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仁寿焉。”

明玉珍率领楚军入主巴蜀，应该说是首开“湖广填四川”之先河（在元代初期，曾经发生过淮西民众以军屯形式有组织地迁入成都平原、襄汉流民为争夺盐利自发地来到资中、安岳、大足、仁寿、荣昌等县的事情，但未形成真正的移民运动），逐渐形成了荆楚人口超越四川土著人口的局面。据史料记载，元代中后期四川人口数量大致在70—80万人之间，到明初大夏集团灭亡时，人口大约为75万人，这多出来的几十万人，就是明玉珍所带来的将士及家属和招来的外省移民。这些移民中，大多数是明玉珍的乡梓之人，即以隋州、黄州、麻城、孝感之民为主体。

明初的湖广填四川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更大规模的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的武装军事移民。朱元璋本是安徽凤阳的一名放牛娃，因家境太贫而入皇觉寺当了和尚，25岁时投奔了红巾军领袖郭子兴。郭子兴病逝后，虽然小明王韩林儿任命其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副元帅，但其军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朱元璋手里。后来，朱元璋大败陈友谅，消灭了张士诚以及割据浙东多年的方国珍，使南方基本得到统一，便于1368年初在南京称帝，建大明，号洪武。并立马举兵北伐，攻克了元朝的首都北京，其残余势力全部逃往塞外去了。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派汤和、傅友德两路大军直扑四川，消灭了明玉珍建立的大夏政权，（小明王明昇投降后，被流放到了很远的高丽），全国被大明王朝基本统一。

四川归附于大明王朝后，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所部就地驻守，并建立了诸多守卫千户所（简称卫所），这些卫所除重庆、成都之外，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东南、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交错地区。卫所亦兵亦农，官兵家属守田执业、屯田耕种，这便是明朝卫所制的显著特点：以屯养军。而卫所军士的主要来源，是通过从征、归附、谪发、垛集四种途径。从征的将士不少来自湖广，尤其是麻城，如荣昌《张氏族谱》说：“先世系江西太和县鹅江大邱人也。元末伏三公与大兄伏一、伏二，徙居麻城孝感乡。明初，伏三公随大将军汤和平夏，留镇重庆，遂家于荣昌县境。”据其他诸多族谱记载，这类征战四川的军将，确有不少的楚籍乡人（有些属过籍）。这些从征西蜀的湖广籍士卒，绝大部分落业于当地，繁衍生息，或戍守或垦殖，不再回到原籍而成了四川人。

同时，明初除设立卫所实行“军屯”之外，还对地荒人稀的州县进行了合并，如新繁县并入成都县、双流县并入华阳县、金堂县并入新都县、资阳县并入简阳县，什邡县并入绵竹县、井研县并入仁寿县等等，州县合并后，只解决了地方行政问题，人口稀少依然是四川重大的问题之一。于是，朱元璋根据他在湘楚之地的移民经验，下令“移窄乡以实宽乡”。起初是宣传动员，希望湖广之民主动迁徙实川，但收效不大，便颁布了“分丁之令”和“抽丁补戍令”（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之令），这就开始实行“强制性移民”措施。如明景泰六年（1455年）之《魏氏宗谱》载：“惟素有名报官，不得不徒……此年四月，路邑催逼，遂各泛舟南渡。”四川云阳《程氏家乘》云：“洪武定天下，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之令，以充运粮之丁。

”四川长寿县晏子山《李氏族谱》序云：“有明洪武年间，查天下户口，惟麻城最繁，故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以为填实（即填实四川）”。这类的记录在诸多族谱中比比皆是，其记载大都是“奉旨填实”“诏令入川”、“奉诏迁徙” “奉旨入川”之类，还有“所至皆挂号”“路邑催逼”“奉户帖来居”“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下诏抽迁”之类的记录，甚至还有被捆绑入川的详细记载（资阳民国年间的《陈氏宗谱》云：“明太祖起兵时，曾在麻城受人民反对，既而太祖登位，欲将麻城的人民概行杀戮，诸臣恳免不从。刘伯温再三谏阻，始以流罪入川。并且入川的人，尽以绳索系来。”当然，有些记录不完全真实，或者在真实上有不同程度的夸张，抑或与民初另一种“流徙入川”的类型相混淆了。但总的说来，他们客观地记载了明初洪武年间政府强制移民填川的历史真实。事实上，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除明玉珍在川建立大夏政权的移民外，更大规模的移民还是朱元璋发起的“移窄乡以实宽乡”的运动。据《明太祖实录》说：“成都六卫，西蜀重镇，其军士宜以十之六屯田，余皆守城。惟汉州地广民稀，宜发二卫军士往彼屯种自食。

”这说明，当时四川的“军屯”已成普遍之势，而这些军队，大都来自荆楚之地。又据《明史・食货志》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因此，大批的外籍乡民被移至四川屯田耕种，这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湖广麻城地区归附较早，是明代经营多年的地盘，同时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加之元末时期明玉珍在此地招募了大量的楚民入川，其思想上的认识远比其它地方深刻得多，容易接受入川的政策、诏令，故麻城及周边地区，最先成为被朱元璋强制迁徙的对象，成为向四川输入人口的重要基地和中转站。据一些学者研究证实，首批移出的麻城孝感之民，被安置在四川的“荣富二邑”即荣昌、富顺一带。之后，陆陆续续的湖广人、山西人、山东人、安徽人、江苏人等先后被移民至四川的其他州县，这些后期移民一般都是自发性的（民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为分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两类，民籍移民中，又有两种情况，即强制移民和自愿移民）。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五年（1372年），“户部奏四川民总八万四千余户”，洪武十四年（1381年），达到214900户，1464515口，这十年间四川的人口增长速度是惊人的，除生育的人口外，绝大多数是迁移入川的。

对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本书得出以下总结：

一、移民的总原因是四川人口严重减少，地广人稀。其中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宋末”元初的四十八年战乱，导致四川人口大量消亡；二是元朝近九十年的残酷统治，尤其是种族歧视和滥杀无辜，四川人口增长几乎为零；三是“元末明初”大规模的战争，导致人口急剧下降，偌大的巴蜀地区，经屠戮之后，仅仅遗存三四十万人口，且多为老弱病残，可见其荒凉之极。

二、移民由两个时段组成，一是元末的明玉珍率部入蜀建立大夏政权，并招募大批外籍乡民来川。二是明初朱元璋发布诏令：徙宽乡之民于狭乡，并实施了强制移民和自愿移民政策，其移民时间长达五十余年之久。

三、移民的原籍以麻黄及周边地区为主，因为明玉珍是麻城附近的隋州人，是近邻老乡，而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又对麻城地区的乡民做为最先的强制移徙对象。因此，麻城及孝感乡已成为四川移民耳熟能详的祖籍记忆，至今口口相传。同时，山东、山西、陕甘、广东、江南地区、塞北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移民入川。

四、移民的数量两次相加达一百多万人口，其中大夏政权时期约三、四十万，明初洪武年间百万左右。

五、移民的安置为“军屯”“民屯”和散户安置三种形式。军屯主要分布于成都、崇州、广汉、重庆等城市，民屯分布于稍偏远的地方，而散户安置主要是人烟更为稀少的川东、川南地区。

湖广填四川的民间传说

在四川各地，几乎普遍都把上厕所叫作“解手”，而且已成为祖祖辈辈的习惯。对此“方言俚语”的诞生，究其根源却来自湖广填四川的一种传说。在一些族谱中明确记载，明代洪武年间，其祖先及乡人是被绳索反绑，由官兵押送入川的。在途中，移民们如果要大小便，只得请押送人解开手上的绳索。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解手”作为大小便的代名词了。甚至有些老人还说，手腕处的纹路和褶皱，就是绳索捆绑留下的痕迹，一直遗传到后人。

连四川人走路也喜欢把手反扣在背后，也是当初祖先们被反绑入川传下来的习惯。这些传说是否真实，今天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但可证明一点，今天的川人之祖先，的确绝大多数是湖广填四川而来的。而值得澄清的是，“解手”一词的诞生，并非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张献忠剿四川”后，清政府下令强行捆绑移民入川而产生的“解手”方言。事实上，考证湖广填四川移民史事，只有明代前期才发生过强制移民现象，因此，即使有“解手”一说，也应该是洪武年间移民活动中产生的。或许由于“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移民都被称作“湖广填四川”，民间传说容易张冠李戴，产生混淆，这是难免的。

另外，在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中，各迁徙的家庭也有自己的传说，譬如“砸锅李”“分锅牛”“劈锅孙”“铜佛吕”、“铁佛吕”“瓦片张杨”“香炉赵马”等等。这些充满凄凉心酸的故事，不仅记载于各姓氏的族谱中，而且口传心授地保留至今。它们以民间传诵的方式，映证了这次迁徙是明朝强制推行的。而另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更能说明官府当时采取的强行政策：在山西洪洞县一个叫大槐树的地方，官府宣称凡是不愿迁徙的乡民都到大槐树下集合，结果，当乡民们来到此处，官府却突然宣布全部迁走，并用绳索捆绑，拉成一条长长的迁徙队伍远走他乡。这种以欺骗的方式强行移民的典型事例，把当时那种悲凉的氛围推向了高潮，以至于后来人们谈及此事，心里仍然布满阴云，充满余悸。

来源：仁寿县档案馆 图文编辑：微观仁寿